二是时间的永恒性被置换。破坏了时间的连续性，抽空了时间的历史内涵，时间就变得轻盈了。但现代人似乎并没有完全摆脱对“永恒”的追慕，只不过这里的“永恒”不是靠漫长的等待和煎熬得来，而是在短暂的瞬间就获得。实际上，时间的永恒性已经被成功置换了。鲍曼区分了两种现代性，在现代社会中，现代性表现为不断进步勇往直前的宏大的计划，时间呈现为空间的模式，亦即按照过去、现在、未来的序列往前发展，人们默默地忍受和坚持，等待着将来某一个幸福时刻的降临。也有可能有人会迷失方向或者不能到达终点，但是这只能归咎于个人自身的知识和毅力，而那条由特定时－空结构起来的既定路线并没有错。这里的现代性被鲍曼称为“固态的”或者“沉重的”现代性。而在后现代社会中，时间不再受空间的支配，它已经逸出了空间僵硬的外壳，变得轻盈灵动了。时间也不再具有方向性，鲍曼说：“时间一旦被隐藏，它就不再是一个向量，不再是一个带有标志的箭头，不再是一个有方向的流程—时间不再结构空间。”①时间没有矢量性，就不可能导向某一个终点时刻，虚幻的永恒被每一个当下的瞬间代替了。由此，时间成就了它自身，它通过夸大瞬时的容量来展现其价值。鲍曼用“液态的”或者“轻盈的”现代性来指称这种后现代性。他在《流动的现代性》一书中说：“如果‘固态的’现代性把永恒持续设想为主要的目的和行动的原则，那么，‘液态的’现代性就没有让这一永恒持续发挥多少作用。‘短期’已经取代了‘长期’，并把瞬时理解为它的终极的理想。在将时间提升到无边无际的容器这一层次上时，液态的现代性却液化了持续性，并让持续性失去了价值，从而毁灭了它的意义。”②取消了时间的持续性，人们不再把希望寄托在时间的数量递增上，而是将每一个消费享乐的瞬时无限的放大，“瞬时……使得每一个片刻在容量上看似无边无际；而且，无限的容量就意味着，对于从某一片刻—无论它是多么的短暂，多么的“一闪即逝”—能获得些什么，这就没有限制没有止境了。”①正因为瞬时的容量被无限夸大，“瞬间即永恒”的奇迹终于被创造出来了，但是，这里的永恒与不朽已经不同于现代和前现代，由于拒绝了时间的持续性，所以永恒和不朽的观念也被置换成了一种瞬时的消费经历和体验。②
作为一种历史流传物，经典的形成和传播依赖于稳定而持久的历史意识，而历史意识的建立又建基于连续性的历史时间之上。伽达默尔认为：“古典型乃是对某种持续存在东西的意识，对某种不能被丧失并独立于一切时间条件的意义的意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称某物为‘古典型的’—即一种无时间性的当下存在，这种当下存在对于每一个当代都意味着同时性。”③这里的“古典型”指的就是经典。伽达默尔从阐释学的立场重新解释了经典的历史性存在，一方面，经典表现为对持续性的意识，这是经典存在的时间基础。而且，经典不局限于某一个特定时代，它能够独立于一切时间条件完成对自身意义价值的确证。所以，经典是“无时间性的”。另一方面，经典的这种“无时间性”并不表现为某种僵硬的永恒律令，而是与各个时空条件下的阐释者相互沟通，在每个具体的活生生的阐释行为中展开其效果历史：“古典型之所以是被保存的东西，正是因为它意指自身并解释自身，也就是以这种方式所说的东西，即它不是关于某个过去东西的陈述，不是某种单纯的、本身仍需要解释证明的东西，而是那种对某个现代这样说的东西，好像它是特别说给它的东西。……因此，古典型的东西确实是‘无时间性的’，不过这种无时间性乃是历史存在的一种方式。”④不难发现，伽达默尔是在经典存在的时间性中理解它的超时间性。经典的规范性和基本价值能够克服时间的距离影响甚至规约后世的各种观念意识，所以说经典是“无时间性”（或者说“超时间性”）的。但这种“无时间性”又在每一个当下存在，呈现为一种同时性。表面上看，伽达默尔的观点能够将不同的经典观从时间维度统一起来。“无时间性”是经典本质主义和精英主义所坚持的，“当下”和“同时性”又是后现代主义特别是解构主义所追求的，“无时间性的当下存在”不正好是两者握手言和的具体表述吗？实则不然。伽达默尔所说的“无时间性”和“同时性”是互为条件的，经典的规范性和特定价值要实现它的“无时间性”，必须等待各个特定时代特定阐释者的参与活动的展开。经典的“同时性”意味着：它以一种开放的姿态随时存在于阐释者的当前，而阐释者也主动投入到经典的时空中来，寻求深层次的交流对话。所以，这种“同时性”离不开时间的连续性（历史时间），离不开对永恒意义的不断追寻。这与后现代语境中的瞬间化片断化的“同时性”大异其趣。
在后现代社会中，消费主义和享乐观念的胜利摈弃了过去和未来，“现在”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但这也使得现代人陷入了一种无根的漂泊状态。毫无疑问，没有传统，时间就会显得轻飘，没有历史的厚重感；没有未来，时间就会混乱，失去明确的方向。于是，在后现代的现实语境下，人们遭遇着一种“时间关系的主观冲突化”①，这也就是时间自身的相互对立，现在与过去、现在与未来、现在与现在之间的对立。在这样的情势之下，诗人不再担负思考天人关系、沟通古今的重大使命，不再去直面永恒、扪扣历史的大门。诗人只是木然地表现当下，一个纯粹的没有历史厚度的“当下”。也即是说，“诗”不再去“思”。究其原因，正是时间的压迫感和失序状态造成的。在小说创作中，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作家通过“消解过去、现在、未来的秩序性，从而营造一种时间的迷宫”②，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叙事方式，写作成了创作主体意识心灵的当下呈现。由于只关注现在或瞬间的当下，创作便失去了历史的纵深感。叙事成了一次没有确定目的地的流亡，时间被片断化，所指也失去了依傍，只剩下语言能指的舞蹈，而经典的创造也成了一个永远被搁浅的空洞计划。不仅创造经典成了一种无法实现的奢望，就是阅读过去的经典也成了问题。在时间压缩、时序混乱、意义深度被削平的消费社会，人们不再愿意在培养审美习惯方面耗费时间。需要耗费心力和时间的文字作品被读图代替了，就算是还有文字性的作品被人关注，也不过是一些带有刺激或消遣性的形制短小的各色篇什，而原有的经典作品要么就是被无情篡改要么就是束之高阁。在后现代社会，经典可谓命途多舛，前景堪忧。
结语
人们的时间意识关涉到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时间意识的变化自然会引起一个时代的文化心理、历史意识和价值取向的变动，因而，人们对经典的态度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如果“经典性”的坚守可以概括前现代和现代人们对经典的态度的话，那么“去经典化”则是后现代社会中经典所面临的困境。“经典性”最后表现于经典的“超时间性”，这种“超时间性”又建立在时间的连续性和永恒价值的基础之上。“去经典化”即是为经典“祛魅”，是要抽掉经典大厦下面那块松动的石头—“经典性”，而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消解时间，打乱时间的秩序，破坏时间的连续性，让“永恒”和“不朽”成为一句过时的谎言。可以说，相对于其他“去经典化”的招数而言，消解时间不是扬汤止沸，而是釜底抽薪。然而吊诡的是，时间根本就不能被消解，因为人是在时间中存在的，消解了时间也就消解了人本身，而退场必然会导致时间的无意义。所以，人们可能消解的只是“旧”的时间体验方式，经过一番乔装打扮，时间又会在人们面前重新亮相。后现代破坏了时间的连续性，过去和未来被抛弃或遗忘，时间对永恒和不朽的价值许诺也被取消。但时时都在“现在”显现的“瞬刻”被填充了新的内涵，成为后现代人们的时间新宠。现代性时间中未来的终点时刻被移到了当下，前现代时间中“过去”的辉煌也被现时的“极度快感”所代替。尽管人们可以拒斥永恒消解崇高，但仍然不能摆脱生命的“有死性”以及有限和无限之间的尖锐对立，前现代和现代的问题依然存在。人们试图通过非经典反经典来卸掉“永恒”、“不朽”所带来的精神重荷，试图通过解构经典来瓦解“超时间性”，这只不过表现了人们对于实现这类宏图大愿的绝望，而这又反过来证明了经典对于生命时间的重要性。如此一来，后现代去经典化的时代风潮把人们带入了一个更为复杂深邃的时间迷局之中。最后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经典之火并不那么容易熄灭，如果经典真的是为了战胜遗忘而产生的一门“记忆的艺术”（布鲁姆），那么，“死去”的经典也会在有朝一日重新“活来”，参与到当下的文化生活当中去。
（原载《文学评论》2009年第4期，有删节。该文获江西省第十四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新世纪中国文化创新的时间逻辑
创新是任何文化形态存在发展的内在要求，毫无疑问，没有创新的文化，生命力就会枯竭。中国文化自发轫之初开始，就具备了自我创新的品格，而中国传统文化也正是在不断创新的过程中完成并继续着自身的赓续绵延。近代以来，中国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西方科技文明的强烈攻势之下，中国文化传统被中断了，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文化拿来”之后，传统文化已经离我们渐渐远去，文化身份的模糊使得我们面临文化形象阐释的焦虑和自我身份确证的困难。更让人不安的是，中国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的增强使得中国的文化形象被妖魔化，“中国威胁论”、“中国分裂论”等言论严重影响了世界文化生态的平衡健康发展。因此，如何让中国在政治经济崛起之后完成平稳安全的“软着陆”，让世界抛弃对中国的成见和盲视，就成为文化这一“软实力”的重要使命。
从目前的总体文化情势来看，新世纪的中国文化面临更为复杂的处境和更为艰巨的任务。一方面，肇端于近代的中国现代性工程还远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哈贝马斯说西方的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遑论有着八亿农民的中国。与此同时，对现代性的各种批判（哲学、道德、审美等层面）却早已经开始了。另一方面，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之下，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图像文化等迅速占领了中国文化的高地，同时，西方后殖民主义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复苏，凡此种种，构成了新世纪中国多元混杂异彩纷呈的文化景观。如此一来，就文化情势的复杂性和和创新的紧迫性而言，新世纪中国绝不亚于150年前。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文化所要担当的任务已经被文明（科技、经济、政治）代替了，富国、强兵是当务之急，文化已经默然退场，只有少数“封建遗老”还担忧着传统文化的命运（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寓意即在兹）。西方现代文明的强势入侵，使得百年中国文化走不出“古今中西”的时空怪圈，全球化的时代大潮又使得中国同时遭遇来自西方与东方、传统与现代、自我与他者等诸多层面的文化冲击。因此，新世纪的中国文化创新不是简单的抛弃和拾掇动作所能够完成的，它要求我们对当下的文化现状与问题作多层次多向度的思量与审视，在考辨现代性的得失的同时，将目光投向有着几千年历史积淀的中国文化传统，认真清理和检视传统中的活性文化因子，并加以合理合度的现代阐释，使之渗透并参与到当下中国文化的创新和建设。而紧接着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姿态进入传统？又怎样去面对西方，应对当下？不难发现，这背后隐藏着一个时间观的问题，而时间观又关涉着人们的价值取向。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要么是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线性时间轴上作“夸父逐日”式的追赶，却忘记了自家的宝藏；要么是抱残守缺、死守阵地、自闭自封地追慕远祖先贤的辉煌；或者干脆放弃一切坚守，在当下瞬刻的消费快感中制造并享受着文化的虚假繁荣。由此，人们的时间观对于中国文化创新而言至为重要，如何有效地避开种种时间陷阱，既而在一种更为坚实的时间地平线上展开新世纪中国文化的深度创新，便成为一个无法绕过的关键问题。
一在“文－化”的绵延中理解“文化”
英国“文化主义”代表人物雷蒙·威廉斯指出，文化具有五个层面的意思：第一是心灵的普遍状态或者说习惯，密切相关于人类追求完美的理念。第二是整个社会中知识发展的普遍状态。第三是各种艺术的普遍状态。第四种是物质、知识与精神所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这是威廉斯最看重的，也是伯明翰文化主义传统的圭臬所在。第五种含义，文化一词已经逐渐演变为一个经常引发敌意，或者是令人困惑的字眼。①考察英国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学术谱系不难发现，该派对文化的理解和定位前后经历了一个比较大的转变，由马修·阿诺德和F·R·利维斯的文化精英主义到理查·霍加特的文化怀旧和平民意识，再到雷蒙·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文化基本上脱离了原来的精英主义路线，向大众化和通俗化的方向发展。威廉斯最后把文化定义为普通男男女女的日常经验，由此进入到日常生活的文本和实践，文化已经由心灵的、知识的、艺术的普遍状态降解为物质性和精神性混杂的生活方式，高雅和低俗之间的壁垒被拆除了，文化不再高迈深邃，它就在每一个饮食男女的饥餐困眠、休闲娱乐的当时当地显现出来。反观目前国内甚嚣尘上的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文化已经被成功“祛魅”了，它成了一个抽空了精神内涵只剩下欲望和物质外壳的能指，而其所指却不断膨胀，最后变得异常稀薄且无所不在，就像空气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