扣儿婆婆
扣儿婆婆近来的天气阴晴不定。
因为扣儿婆婆居住的村子正在收拾整理土地的事，扣儿婆婆就被拆迁闹腾成了最后的“钉子户”。因为成了最后的“钉子户”，扣儿婆婆就养成了老是在孤茕的旧宅里倒腾一些物什的新习惯。这样一来，扣儿婆婆再一次瞥见了那堆旧信。
旧信是一堆奇怪的信。
信是打印的，匿名，一年一封，除了第一封，每封信只有一个字。从一九五一年二月五日收到第一封信起，迄今，她已收到六十封了。
她一生中与三个带枪男人和一个不带枪男人有过情感纠葛，但这四个男人都死了，并且早在六十一年前就死了。
扣儿婆婆的爱情就是阴差阳错。
扣儿婆婆一直想自己的身体自己作主，可自己却从未作过主。面对第一个男人蛋，她想作主把身体交出去，可对方却避开了她的作主。面对第二个男人鱼儿，她想作主不准对方作自己的主，对方却偏偏作了她的主。后来当她下定决心要作对方的主时，对方却死了。当她想作主把自己交给第三个男人禾时，一场赌局的作主却把她交给了第四个男人安。当她正想着如何作主与安不离不弃厮守终生时，安已撒手人寰。而她已经作主永不见鱼儿时，鱼儿又厚着脸皮找上门来……扣儿婆婆爱情的阴差阳错，让她的爱情总在变天，一变再变。
旧信是一堆真正奇怪的信。
只信不名，谁呢？难道，这封信也是阴差阳错？
第一封信没有邮票和邮戳，其他信的邮戳地址飘忽不定，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她统计了一下，总共有七个地址。但这七个地址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少，六个、五个、四个……从五年前开始，信就只是从一个地址来了。原先年轻时，她想过去找寄信人，但面对东南西北没个准儿的那些由寥寥几个汉字构成的地址，她该上哪儿去找呢？当地址变成一个后，她又想去找，但她的腿已老得迈不出一个镇子的界石了。她突然明白了，不光暗处的寄信人躲着她，明处的时间也躲着她。
她其实也可以令后人去找的，但她没有，当然，后人也没有主动提出帮她去找。她没有令后人去找，是她认为这事儿太重要，后人没有主动提出去找，是后人认为这事儿不太重要。
事实上，她或者她的后人就是到了信件邮戳所显示的那个城市，也是无从寻起的。这个，扣儿婆婆晓得，扣儿婆婆的后人晓得。所以，扣儿婆婆所有的想，也只是想想而已。
除了“文革”期间邮路不顺溜外，扣儿婆婆每年都会在二月中下旬收到那封一个字的信。所有的信都有一个烙铁般的落款日期：二月五日。
偶尔，收到信的同时或前后，她还会收到与信同时同址寄出的一小笔汇款。
写信、汇款是一个人，一个认识她的人，这个人是哪个呢？
一个不认识她的人，可以晓得她叫扣儿，但不可以弄这么大的动静给她写信，这没道理。因此，她断定她认识寄信人。如果她不认识寄信人，寄信人为啥这么做呢？如果她认识寄信人，寄信人又是谁--他（她）为啥不现身为啥像猫头鹰一样躲在黑雾里呢？
透过粗糙的松木窗棂，她抬头看了看窗外摇曳着竹影的天。她没有看见那令她抬头的鸟声所在，鸟儿应该是栖身在只漏了一根枝丫在窗缘的院坝边那棵粗大的风水树--红豆树上。她没有看见鸟儿，却从看不远的空气中看见了雾，从微动的树叶间看见了风。这是成都平原惯常的天气：没有太阳，没有雨，风小小的，烟雾杂糅，也是小小的，天就这样阴濛濛着，不急也不躁。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她没有出门，她没有出门也知道，满山满坡的桃花正含苞待放。马上就跨进三月了，加之今年的天气大，后人说，山下的桃花瞅着瞅着就褪红了。
这几天是该来第六十一封信的日子，但这封信还没来。
最初，她怕来这封信，不知这封信会给自己带来什么，一棵有罂粟的树，还是一条长着人眼的蛇？后来，她是又怕又想。现在，她一方面有等信的温良、柔顺和妙曼，一方面又有等信的沮丧、暴戾和仇恨。现在，久等不至的第六十一封信就让她的心情变得像如今的气候和小说一样千奇百怪、如临魔城。
与往年一样，温习旧信已成为她农闲时节的日课。而这，与她的心情无关，治病，她需要温习；添病，也需要。她一生都处于病中，有病祛病，无病找病。但她如果因为生病而去了医院，大夫会认为自己受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戏弄。
她靠病活着。
信就是她的病。
她翻了翻信，并从捆扎、码放得很精致的信山最底层抽出了第一封信。
这是第一封信：
扣儿：
我会一年给你写一封信，共写八十封，一封一个字。你读完八十封，也就读完了所有的真相和秘密。以下是第一封：
爱……
一九五一年二月五日
扣儿婆婆必须承认，把她套住的，正是“真相”和“秘密”四字。“真相和秘密”……什么“真相和秘密”？哪个的“真相和秘密”？如果说是别人的“真相和秘密”，那么，一个正常的寄信人是断不会把它精准无误地寄给我的，但既然寄给了我，就说明信中所言“真相和秘密”一定是属于自己的或至少是与自己有关的。但我有“真相和秘密”吗？我认为自己的一生清清白白，何来“真相和秘密”？但寄信人已用超乎寻常、创意非凡、无以复加的精力、时间和智慧说我有了，那我应该是有吧。
现在，她想质问的是，关于自己的“真相和秘密”，自己不晓得，反而别人晓得，这似乎有些悖谬和荒唐？虽说人世间的很多真相和秘密往往都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唯有当事人一人蒙在鼓里，但她还是觉得这只是哲学家和文学家玩的智力游戏。因此，她觉得，自己不管是不是这样的当事人，自己就算没有揭秘和知情的兴趣，也有把属于自己的“真相和秘密”的产权坚决收回的权益和义务。
为了这四个字，她一年一年像个笨拙而偏拗的猎人，守着一棵气若游丝的耋耄树身，等着一只白兔凌空飞来、惊鸿一瞥。
她开始在这个平常的、没有邮差的上午再次重复既往的工作，像猫抓刺脱不了爪爪、欲罢不能地把面前这堆旧信一封一封读下去。
这是第二封信：
扣儿：
你……
一九五二年二月五日。
这是第三封信：
扣儿：
但……
一九五三年二月五日。
把六十封信叠加起来连缀起来读就成了：
扣儿：
爱你，但不值得你爱。爱是自私的，我是不自私的，但我不是爱的反面。现在看来我错了，我毁了组织荣誉。该镇压的，是我。安或许冤枉，鱼儿后来说过安没……
二月五日。
原信没有标点，上述标点是扣儿婆婆加上的。为加这些标点，她试验过各种可能的组合，排除不可能后，才让标点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扣儿婆婆读不懂这些或这封奇怪而诡谲的信，或者说读到六十封时才开始似懂非懂。她知道，随着时间引线的吱吱燃烧，离“真相”与“秘密”爆开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搬家的催促也越来越急了。其实，扣儿婆婆的后人是想搬家的，从山上多灾地搬到山下集中地，从农房搬入高档共建社区，莽子才不想！镇上搞城乡一体工作的同志和村上那位说话像鹡鸰的“一村一大”都来找过她，说了搬家的诸多好处和不搬的诸多坏处，末了，说，总之，搬与不搬，扣儿婆婆您自己作主，政府尊重每一位农民自己的意愿。
要搬你们自己搬！就让我死在这里好了！
后人把扣儿婆婆逼急了，扣儿婆婆就把手杖拄得老宅嘭嘭如炮响。扣儿婆婆不怕炮响，一九五零年桃花开放前夕的炮响她听过，罂粟花盛开时节的炮响她也听过。新中国成立后这两宗最昂的炮响都听过了，还怕啥呢？但后人怕。后人一听到扣儿婆婆的炮响，自己就成哑炮了。
一九五零年，是龙洛频繁变天的一年，一会儿国民党，一会儿共产党，一会儿叛匪，天不停地变来变去。而如今“一村一大”扭着扣儿婆婆不放，与龙洛变地有关。倘若不是龙洛要变地，扣儿婆婆哪会惹上拆迁的闹心事、一遍一遍遭着“一村一大”带给她的罪受？
扣儿婆婆后来对我说，如果不是这一堆旧信，如果不是我带着《新中国平叛实录》选题从北京飞到成都对“龙洛惨案”进行实地考察走进她家院坝，以及几天后一位开着顶配宝马X6越野车的陌生人带着一把私信找上门来，她恐怕是很难再去整块回忆那六十多年前的血水、痛苦、仇怨与爱了。
她一回忆，就去了六十多年前。她一回忆，那三个带枪男人和一个不带枪男人就出现在了面前。她的过去，就是三个带枪男人和一个不带枪男人。她的一生，就是天与地，改天换地：变天与反变天，变地与反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