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使用的是实证的、历史化的方法，却强调“话语”的“虚”的一面。一方面我觉得像梁启超，特别是《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时期，他的论述来源复杂，互相矛盾，充满着情绪、本能的反应。他的观念表述有不确定的成分，因此在分析梁氏的思想时，应当注意他的修辞，结合文学的分析方法，或更能反映那种黏皮带骨的情况。另一方面我觉得人文研究的性质本身应当是赋形生动，常常是意在象外，因此运用理论应当能体现这种性质，使理解和诠释走向多元和开放，而不是说死。当然我对语言现象的重视及“话语”研究离不开西方70年代以来的学术转型的大环境，有时使我困惑的是，在怀特式的“后现代”历史学里，任何叙事的“真实”受到怀疑，由此也受到指责，是否我们斤斤考索“话语”的精致也意味着知识权力本身的“阳痿”？尤其在当下全球现代性高奏凯旋之时，连知识身份存在的前提也变得愈益脆弱。不过另一方面我又觉得“革命”话语的研究的确涉及中国现代意识的某种历史形成及其结构，在这方面坚持“历史化”，至少让我们知道“革命”的来龙去脉，应当也是有点实在的意思吧。
二、主流与边缘：“革命”话语与民国文化空间
在论述清末孙中山、梁启超等人的“革命”话语时，我指出他们的理论资源丰富多元，比起后来被整合的“革命”意识形态是更为复杂的。现在看来这个提法不那么确切，对于后来的“革命”意识形态有一种想当然的“整合”性。其实历史本身就够复杂，特别在20年代末，“革命”话语铺天盖地，不光有“左”、“右”不同面目，也有其他的声音，它们处于某种竞争状态之中。“右”的方面，“革命”意义在文化上具有本土化性质，不仅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如蒋介石高唱“知行合一”，从王阳明、曾国藩那里寻找理论资源。而此时“左”的方面是国际化的，像清末时期一样，“革命”话语仍然在翻译过程之中，主要是从苏俄或日本吸收、融合各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但和清末不一样的是，对“革命”的翻译不能作语源学的考索，其意义已经和一种思想系统即意识形态密不可分。
从20世纪初“革命”话语形成之后，国人对于这一口号的热情并无消减，且高潮迭起。辛亥革命成功，与二千年帝制告别，国人欣喜欲狂，以“大革命”称颂之，将之比拟“法国大革命”，然而不愿同“革命”告别。接着是孙中山“二次革命”和“北伐革命”贯穿了一二十年代，他的“革命尚未成功”的临终遗言，对于骚动不止的20世纪中国来说，却是一种预言。在这样集体的持续热情中，1930年胡适在《我们走哪条路？》的著名文章中说：“今日所谓‘革命’，真所谓‘天下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可算是一种不协的和音。但是几乎不为人知的是，孙中山号召“二次革命”之初，倒是《申报·自由谈》的某些“旧派”文人不表赞同，觉得民国既立，便应遵守“共和”宪政，如果继续“革命”，等于再开祸乱，国无宁日，这和他们反对袁世凯的态度是一致的，尽管其所代表的是商界的利益。的确“二次革命”之后，就没有人把辛亥革命叫做“大革命”了，某种意义上“革命”失去了它的神圣的光晕。
1927年“大革命失败”，这一习用语有两层含义。所谓“大革命”仍承认孙中山的“北伐”的合法性，所谓“失败”意谓国共分裂，蒋介石叛变，因此“失败”意味着“大革命”的终结。当然“革命”并未终结，此后迎来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新纪元。这一习用语是正典化的、后设的，而当时历史语境反映了“革命”的意识形态“新”“旧”之间的激战，只是“北伐”的“革命”话语如日中天，合法而正统，占据主流意识形态。另一面，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声称：“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由这一“农村包围城市”的经典定义开创了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舞台。后来官方报纸已称毛泽东为“土匪”并不断有“进剿”的报道。一批共产党人聚集在上海，不少是大革命的散兵游勇，为中国“革命”寻找“出路”，在理论方面的表现就是次年发生的围绕“革命文学”的争论。这场争论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进行，因此具有地下的性质。
1928年的上海，“革命”话语金鼓齐鸣，众声喧哗，尽管为“北伐”的主流意识形态所笼罩。胡适指斥军阀混战，“革命”为“武人”所垄断，因此成为“罪恶”之渊薮。他的话说对了一半，因为文坛上也充斥“革命”，那是“文人”们在舞文弄墨，不一定是在制造“罪恶”。如2月2日《中央日报》开辟“摩登”专栏，发表《摩登宣言》，以Modern（即“现代”）为旗号，声称“摩登精神者自由的怀疑的批判的精神”，一面鼓吹“欧洲现代语中以摩登一语之涵义最为伟大广泛而富于魔力”，一面又不无调侃地说“乃至国家与国家相杀，民族与民族相杀，政派为政派相杀，阶级与阶级相杀。所使用者又皆为摩登战术、摩登武器”。言下之意，这样的“摩登”也具“恶”“魔”的性格。当然这篇“宣言”是随大流，称颂国民党是“摩登革命精神之产物”，同时进之以箴言，说如果国民党“能以国民之痛痒为痛痒”，就称得上“摩登”，否则“腐化恶化，自速其亡”，那就是“不摩登”。这个专栏富于文学现代主义的色彩，连续登刊波德莱尔《恶之花》的译诗，颇具象征意义；撰稿者有田汉、徐悲鸿、沈从文、刘开蕖、潘天寿等，皆为沪上文艺界名流。
1928年初，即使在叶浅予主编的《上海漫画》创刊号上，也有一篇应时短文，不过也反映了“北伐”给一般市民带来乐观，虽然对于“革命”本身夹杂着漫画式的滑稽讽嘲。有趣的是次年在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杂志上长篇连载了张春帆的《紫兰女侠》，一种“革命+恋爱”小说，叙述清末一批江湖女侠如何帮助了孙中山反清“革命”，她们使用新式小手枪，装备是现代化的，但观念上十分传统，甚至拒绝采用西医。张春帆以《九尾龟》著称，是个“鸳鸯蝴蝶派”作家，《紫兰女侠》不免才子佳人的俗套，穿插三角恋爱，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但值得注意的是所谓“革命”却反映了对于晚清立宪政治理想的怀旧之情。这批江湖侠士坚持“非暴力主义”，最后功成身退，在江南某海边建设一个“模范港”，过乌托邦式的小团体生活，在20年代末的语境里表示了某种与国民党主流意识形态疏离的姿态。
从这几个例子可见20年代末“革命”话语是极其闹猛的，一切言论似乎都被“革命”所吞噬，但在文学表述中，“革命”被赋予特定的含义，犹如雕饰的躯壳，装有各色各样的欲望，在印刷资本主义的体制里，在租界的政治掩护下，以“革命”的名义开拓各自的文化空间，与当局的意识形态有重合也有距离。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出现了“革命文学”的论争，但这一“革命”话语具有激进高调、抽象晦涩的特点，的确与众不同。也在1928年初，由太阳社的钱杏邨、蒋光慈创办了《太阳月刊》，其《卷头语》开头云：“弟兄们！向太阳，向着光明走！……我们相信黑夜终有黎明的时候，正义也将终不屈服于恶魔手。……倘若我们是勇敢的，那我们也要如太阳一样，将我们的光辉照遍全宇宙！”当时茅盾用“方璧”的笔名立即在《文学旬刊》上发表《欢迎〈太阳〉》一文，赞颂道：“《太阳》是一些从革命高潮里爆出来的青年文艺者的集团，……他们努力要创造出表现社会生活的新文艺。”文章的最后一句其实是广告：“《太阳周报》，上海北四川路，奥迪安大戏院斜对面，春野书店出版，每册实价洋三角。”像其他报纸杂志一样，它是公开出版的，诉诸阅读消费市场。
用我们“大革命失败”的读法，对于像“黑夜”、“黎明”、“恶魔”之类的党派政治含义是最熟悉不过的，但是当时的读者是怎样理解的？国民党检查官是怎样理解的？茅盾的“革命高潮”指的是什么？“北伐”尚在进行之中，“恶魔”也可以指那些军阀及封建势力。如果国民党检查官也像我们那样理解，那《太阳月刊》早就遭到封杀，钱杏邨他们也难保性命。的确，整个“革命文学”的争论是理论语言，象征的、抽象的、暧昧的特征贯穿始终。把这一争论放到具体的历史脉络里，可发现许多未曾注意的问题，情况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与这种暧昧性相关，在国民党的专政与“言论自由”之间、在字面的意义与其暗码之间都存在空隙。
在这场论战中真正挑头担纲的应当说是创造社，1928年1月成仿吾在《创造月刊》上发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明确批评“五四”新文学与新文化成绩甚微，主要是思想上方向不对头。因此呼唤一种整体性的意识、观念上的革命，即运用马克思主义对新文学或新文化运动作“批判”。他指出那些“文学方面的人物”“对于时代既没有十分的认识，对于思想也没有彻底的了解”，其文学上的成绩“只仅限于一种浅薄的启蒙”，而结果是新文化运动“几乎被文学运动遮盖得无影无踪”。创造社同太阳社一道对“语丝社”的鲁迅、“文学研究会”的茅盾等进行攻击，但理论攻势最凌厉的要算是成仿吾手下一批刚从日本回国的后起之秀李初梨、彭康等创办的《文化批判》杂志，发表了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一时间几乎所向披靡。到1930年初论战便告段落，各派迅速联合起来，组成了“左联”。文学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党派政治连在一起，在意识形态上影响深远，和40年代的延安整风、文学史的“正典”生成直至“文化大革命”都有关系，一根红线显而粗。
“左翼”研究汗牛充栋，尤其是80年代以来在资料整理和重新诠释方面都甚有创获。但是迄今对于这场论争的读解局限在现代文学史、在文学理论或批评的范围里。因此我觉得从纵横两方面都还值得探讨：从纵的方面来说，这场争论的思想史意义未得到充分估价。其“革命”话语的历史转型不言而喻。宏观地看，马克思主义早由李大钊等人在中国传播，但通过这次论战，由李初梨等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来自当时日本左派的版本，强调“辩证法”、“意识形态”、“历史的必然”、“阶级斗争”等概念，给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运用带来新的语言和思想特征，负有新的使命。其所标举的“批判”或“扬弃”姿态发展成一种历史批判的意识，某种意义上说，黑格尔式的“现代性”及其“宏伟叙事”到此时方落地生根。对于“意识形态”作用及精神力量的极端强调也构成了“不断革命”的思想范式，一直影响到六七十年代，所谓“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对于历史动力的主体探索似乎走到了尽头。
围绕这些关键词建构的理论，极其重视上层建筑与主观能动性，其实并不契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一点上似乎走在“西马”转向的前头。这样强调主观意识，却适合“大革命失败”之后的革命力量的需要，一方面为了对抗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左派必须精诚团结，抱成一团，必须实行阶级队伍的内部清理。另一方面这次论争再度激活“五四”激进思潮，其乌托邦思潮转化为实践性的整体改造中国的历史动力，而在重新划分知识分子“左”、“右”阵营的基础上，产生了“五四”的新含义，也奠定其后来文学史的不可动摇的“正典”地位。
这次“革命文学”与“左翼”思潮对于认识中国现代意识的形成和展开来说是个关键的课题，而局限于文学史的阅读，尽管已经给予高得不能再高的评价，却不足以揭示文学主体与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恐怕只有放到20世纪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的世界脉络里，才能解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凯旋。在这方面列文森的《革命与世界主义》一书仍不失时效，虽然其中对于共产党即“世界主义”而国民党即“民族主义”的两分法较为简单，但他的中国现代意识的全球视野则堪称典范。
从横的方面来说，“革命文学”的论争是发生在上海租界的一种处于边缘的“左翼”革命力量的内部整合运动，在与主流“革命”话语的暧昧交错中，其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有地下的暗码性质。这里对于“革命”话语的竞争状态的强调事实上揭示被长期压抑的历史记忆，涉及一些理论问题。印刷资本主义对民族“想象共同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在“第三世界”模仿西方的民族国家的形式时，各种社会阶层开拓自身的公共空间，对于二三十年代上海的社会机制和传媒而言，尤其如此。“革命文学”的论争之所以能进行，也正因为“革命”话语的竞争形态所产生的某些空隙所致。民国以有限政府作为其立国之基，即使蒋介石实行独裁，并未能彻底改变这一点。在这样的语境中来看“左翼”的“革命”话语转型，其间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错综复杂更值得探究。
三、“革命文学”论争与“意识形态”的话语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