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记”与《受戒》《受活》
在中国文学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所表达的那一幸福自由﹑丰衣足食﹑环境优美的理想社会图景，深深镌刻在人们精神记忆的深处，并且成为人们回应社会变化﹑表达自己思想情怀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桃花源记”显然具有民间故事、传说的特点，构成了民间文化记忆的一部分，其主题与中国文学中的“出处”（出者，仕进也；处者，隐退也。）主题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文人士大夫在出处文学主题审美效应下，其人生价值取向有了一些差异，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以处为优——如屈原、贾谊、杜甫、韩愈。其社会责任感较浓，出仕受挫后首先想到自己的社会使命。二是以处寄狂——这类人大多个性较强且不像前种人老是寄希望于当道，而是怀疑或不抱希望。如庄子、阮籍、嵇康、激愤时的李白、辛弃疾。三是居处自乐——如陶渊明、谢灵运、欧阳修和苏轼。”①●陶渊明《桃花源记》正是他躬耕农田、居处自乐的理想生活境界，蕴含着对现实的不满和对自身价值、生活形态的肯定及社会理想的追求。这一主题原型在其后的许多文人作品中都有所体现，譬如上文提到的欧阳修、苏轼等。清代李汝珍《镜花缘》中的“君子国”与“桃花源”的内在联系也非常明显，康有为的《大同书》中也隐约看到两者的联系。在民间传说故事中，也呈现着类似的“主题”，像“烂柯山故事”中体现的安宁幸福、环境优美的境界也承载着普通劳动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这一理想的主题就是渴望安宁幸福的生活形态。这一民间主题原型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也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诗意的光辉，唤醒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也寄寓着人们对现实不完美的批判和抗争。废名和沈从文就以自己特有的表达方式传达出了“桃花源”主题原型在现代文学中的意义。任何社会理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与社会现实的深刻联系中孕育出来的，由于历史文化语境不同，它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和承载的批判内容也有所不同。因此，对这一民间主题原型的当代性阐释也只能在当代生活的具体文化语境中说明。在这里，我们将重点展开汪曾祺的《受戒》、阎连科的《受活》与“桃花源”主题原型之间内在联系的分析。
汪曾祺曾这样说：“小说当然要有思想。我认为思想是小说首要的东西，但必须是作者自己的思想，不是别人的思想。一个小说家对于生活要有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思索。自己的独特的感悟。对于生活的思索是非常主要的，要不断地思索，一次比一次更深入的思索。一个作家与常人的不同，就是对生活思索的更多一些，看得更深一些。”①●那么在《受戒》这篇小说中，汪曾祺思索和感悟的是什么呢？他在烟雨江南，轻柔水乡的高邮小镇上，在明海﹑小英子天真﹑纯朴的感情交流过程中，他感悟到了民间生活中涌动的生命快乐，那种快乐是在生活中的细微处丝丝缕缕的飘溢出来。明海在当和尚的路上，看到的一切都让他感受到生活的新鲜，庙里做和尚的人也没有清规戒律的束缚。他们既可以享受生活的乐趣，娶妻生子﹑打牌玩耍﹑唱酸曲找情人，又可以和正常人一样谈恋爱﹑杀猪吃肉，人和人之间都是按照世俗人生的生活方式彼此平等的交往﹑和善友好地相处。耐人寻味的是汪曾祺在篇末特意说明这篇写于1980年代初期（1980年8月12日）的小说是源于43年前的一个梦，既然是梦就是非现实的一个想象。一个评论家曾认为：“汪曾祺的爱情小说如《大淖记事》﹑《受戒》，都似乎交织着梦境和现实力量两条线索。梦境一般象征着情人的幽期密约﹑海誓山盟，而现实力量则代表着外来的粗暴干涉。这里就涉及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心理秘密。编制关于巫山云雨的梦境成了他们对于残酷的历史进程的一种特殊的心灵规避方式。”②●在我看来这个梦一方面象征着与情人的幽期密约﹑海誓山盟，另一方面也象征着“桃花源”式的社会理想，前者连接着知识分子特殊的个体隐秘想象，后者却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心理相联系，在民间传说﹑故事中，除了“桃花源记”之外，还有与此有着相似主题意旨的“烂柯山的传说”，这个传说在河南﹑辽宁﹑浙江﹑云南等地广为流传。依据刘守华主编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中的资料，在河南流传的“烂柯山的传说”是这样的：“山上长满了奇花异草，更稀罕的是还有许多的大树化石，那些树干和象牙雕刻的一样，到了这座山上，就像飘入仙境。桃树下有两个老汉在下棋。这两个老汉身穿道袍，白发银须，红光满面。王樵虽然穷，但他也喜欢下棋，就站在旁边也看了起来，看着看着，忽然几瓣花飘到他身上。他抬头一看，原来是桃花谢了，落花满地。不一会儿，树上结满了红艳艳的鲜桃。王樵忍不住摘了一个桃子吃了起来。只觉得满嘴香甜，顿时感到心明眼亮，浑身舒服。不一会儿，桃子没了，树上的绿叶变黄了，纷纷飘落在地上。再一会儿，桃子又红了，树叶又绿了。”浙江﹑云南等地的传说虽然与此有所不同，但基本情节都是两位老人精心对弈，在幽然快乐中，笑对人生沧桑﹑社会变迁。“烂柯山”的故事以轻松的笔墨向人们勾勒出一幅诱人的世外桃源仙境。这种仙境一直是我国老百姓理想中的乐园，他们以故事特有的方式，在描绘仙境中人们悠然自得生活的同时，寄托了现实民众内在的精神渴求。因此“烂柯山”型故事，无论是传承的文化环境，还是它包含的文化品格，与我国百姓的民俗心理的审美追求一脉相承。①●汪曾祺《受戒》这个梦所呈现的“平等﹑自由﹑快乐”的主题原型显然与民间文化中所包含的这一文化心理密切相关，汪曾祺置身于1980年代初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在历史风雨沧桑中，越过专制的残暴﹑战争的腥风血雨﹑贫穷的无奈与痛感，又一次抵达了民族文化心理中那永远消失不掉的千年梦想，或者说把被历史现实所压抑的这一梦想呈现了出来，但汪曾祺小说《受戒》中这一“主题原型”的呈现方式有着很大的不同，最为重要的区别在于，汪曾祺《受戒》中增加了对日常世俗生活和情感的描写，这里的人不是远离尘世的“人”，而是有情有义﹑有欲望的活生生的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似以往民间传说﹑故事中那样“静默寡谈”，而是有着浓浓的关爱和自然纯朴的交往方式，人由“仙道之境”回到了“世俗生活”中。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依据西方文学的发展路向，曾经谈到了这种变化的过程和特点，他认为：“如果主人公在程度上超过其他人和其他人所处的环境，那么他便是传奇中的典型人物；他的行动虽然出类拔萃，但他仍被视为人类的一员。在传奇的主人公出没的天地中，一般的自然规律要暂时让点路；凡是对我们常人说来不可思议的超凡勇气和忍耐，对传奇中的英雄说来却十分自然；而是有魔力的武器﹑会说话的动物﹑可怕的妖魔和巫婆﹑具有神奇力量的法宝等等，既然传奇的章法已确定下来，他们的出现也就合情合理了。这时我们已从所谓的神话转移到了传说﹑民间故事﹑童话以及它们所属或由它们派生的其他文学形式。”②●“如果既不优于别人，又不超越自己所处的环境，这样的主人公便仅是我们中间的一人；我们感受到主人公身上共同的人性，并要求诗人对可能发生的情节所推行的原则，与我们自己经验中的情况保持一致，这便产生‘低模仿’类型的主人公，常见于多数喜剧和现实主义小说。”③●弗莱在这里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现象：在传说﹑民间故事﹑童话等艺术形式中的“主人公”具有常人所不具备的某些品质和能力，而世俗化的文学中的“主人公”却具有常人所不具备的某些品格和能力，而世俗化文学中的“主人公”与普通人的“人性”和“经验”是保持一致的，就这一点而言，也适合于说明汪曾祺的小说与中国民间传说﹑故事之间的差异。那么，汪曾祺的小说《受戒》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改变呢？首先这种改变是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新文学传统联系在一起的，新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就是“人的发现”，把人的个性﹑人的七情六欲﹑人的生活的权利看作是文学的核心内容，用于对抗和改变封建文学的贵族化﹑礼教化特点，与汪曾祺创作极为相近的废名，在五四时期小说中那种自然﹑纯朴﹑静谧的艺术世界，就呈现出人性的共同性特点，从《竹林的故事》中，我们就感受到了人之为“人”的美丽和浪漫，这种人性的美丽和浪漫到了沈从文那里则成为对抗都市文明压抑的灵魂追求。在汪曾祺的小说中，他用这种人性的美丽和浪漫对抗着什么呢？这正是汪曾祺《受戒》中“主题原型”的呈现形式发生变化的的诗意性，那种细微之处的生活的快乐是那样打动人心，透露出对生活的热爱。
当小说中写到小英子的妈妈时，这样写：
大娘精神得出奇。五十岁了，两个眼睛还是清亮亮的。不论什么时候，头都是梳得滑溜溜的，身上衣服都是格挣挣的。像老头子一样，她一天不闲着。煮猪食，喂猪，腌咸菜，——她腌的咸萝卜干非常好吃，舂粉子，磨小豆腐，编蓑衣，织芦篚。她还会剪花样子。这里嫁闺女，陪嫁妆，磁坛子、锡罐子，都要用梅红纸剪出吉祥花样，贴在上面，讨个吉利，也才好看：“丹凤朝阳”呀、“白头到老”呀、“子孙万代”呀、“福寿绵长”呀。
在写到小英子去接明海时这样写；
小英子这天穿了一件细白夏布上衣，下边是黑洋纱的裤子，赤脚穿了一双龙须草的细草鞋，头上一边插着一朵栀子花，一边插着一朵石榴花。她看见明子穿了新海青，里面露出短褂子的白领子，就说：“把你那外面的一件脱了，你不热呀！
小说中的这些细节描写都渗透着汪曾祺对被当时文学作品中所忽略的日常世俗人生情趣的深深眷恋，当汪曾祺以虚构的﹑浪漫的想象把这种诗意的境界带入人们的视野时，他不仅呈现出了人们潜在的心理向往，而且恢复了民间日常生活在新时期文学中的意义，他携带着民间文化的深厚历史积淀，感应着现实对文学的要求，拓展了新时期文学的创作境界。
《桃花源记》所呈现出的“主题原型”以及这一原型的表达方式，在汪曾祺之后的张炜﹑贾平凹等作家的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到了阎连科的《受活》，这一主题原型所体现出的基本思想直接成为作者认识和批判当代社会的基本出发点。如果说在民间故事传说中，这一“人人平等﹑自由幸福生活”的主题原型与现实日常生活没有太大关系，是在具有“超世”色彩的仙道境界中表现出来，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是在浪漫的﹑虚构的﹑自足的﹑安宁的艺术世界中表现出来，那么，在新世纪阎连科的《受活》中，承载这一主题原型的艺术空间却充满了动荡﹑残酷的血腥气息，这个自足﹑安宁﹑祥和﹑自在的人生世界与现实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发生了深刻的联系，桃花源式的自由自在﹑安宁祥和﹑人人平等等的主题，不仅仅是理想的梦境，而且是阎连科思考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的思想资源。
在阎连科《受活》中的“受活”庄是山青水绿，花草遍地，受活庄的家家户户都一样，虽都是有瞎有聋的残疾户，可却扎扎实实地种地收割﹑忙秋忙夏，夏季里，家中的粮食吃不完，菜也吃不掉，日子过得殷实而富足，人和人之间相敬相爱，相互帮助，充满了一派纯朴﹑祥和的景象。世外的事和受活庄人们的日子遥遥相隔着，如相距了十万八千里。当世外的事没有影响到这块区域时，这里人们的生活是平静﹑安逸的，但是当茅枝婆意识到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变化，带领大家加入农业合作社——汇入到中国社会的整体行动中时，受活庄的自在状态在外部各种力量的挤压下崩溃了，人们便陷入了苦难的深渊，因此茅枝婆跪在乡亲们面前发誓说：“我不革命了，我茅枝只要还活着，我咋样让咱受活入了社，我就是死也要让受活还咋样退社。”在这里民间传说中所呈现的自在生存原则，成为判断外部各种力量的价值尺度——凡是没能够带来普通百姓生活向好的方面发展的政治力量都是应该质疑的。道理虽然简单，但却显示了民间生存理想对现实社会的强大批判力量。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受活》持有这样的认识和批判立场，在现实层面上也是如此，当《受活》中的人们在新的历史时期，被柳县长的“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宏伟蓝图”再一次带入外部世界时，他们的命运又一次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只不过前一次是在政治热情的激荡下向外运动，而这一次却是在金钱欲望的推动下向外发展，他们在柳县长的带领下，成立了两个绝术团，辗转于各地表演，挣了许多钱，但最后却被人掠夺一空，受尽摧残和侮辱，他（她）们带着肉体与精神的创伤回到了受活庄。民间自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这种冲突，所带来了艺术思考是复杂的，他不仅通过对于民间自在生活状态的肯定，否定了物欲控制下的人的残暴和自私，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写作对政治狂想及畸形经济控制下的现实发展进程提出了让人思考的许多问题：为什么受活庄的人总被外部力量所摧残？他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为什么总是扮演悲剧性的角色？是受活庄的人不能适应社会的进程还是社会的运行法则出了问题？当我们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时，阎连科小说中呈现出的民间精神就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受活》中的“受活庄”，从现实层面上讲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在中国当代一体化的社会体制中，不可能保持已有的状态不发生变化，但为什么阎连科要把民间传说故事中所呈现出的这一主题原型与当代中国社会联系起来呢？从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方面来讲，阎连科的内心是与民间文化精神相通的，他深深体会到民间故事传说中“桃花源”式的梦想是千百年来民间普通百姓的渴求，这个梦想中蕴含着他们对苦难人生的不满，《受活》中的“受活庄”就是那些被迫大迁移、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的百姓遭遇到的一个“仙境”，是他们百求难得的奇遇，也是他们生活渴求的“终点”，因此，他们住下来再也不愿离开。当阎连科的内心与这样的民间生存渴望融会在一起时，他所感悟到的就是当代社会的发展是否为普通百姓提供了理想的生活状态？如果没有，问题出在哪里？因此阎连科在把民间原型与当代社会发展联系在一起思考时，他有的是深深的焦虑，而不是像汪曾祺那样有着浪漫的喜悦，这种焦虑促使他去思考当代社会的发展与普通老百姓之间的关系，体现在民间传说故事中的普通百姓的心理渴求和生活想象必然成为他小说中重要的文化因素和思想元素，而且这些元素成为他展开当代生活叙述的重要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