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巴金笔下的人物如觉新、瑞珏、梅芬、觉慧、鸣凤等，都铭刻着巴金思想中交织着强烈爱憎和同情的复杂因素，那么曹禺则是按照他的理解感受，把他们的性格刻画得更加单纯，发挥了他们性格中原有的美好的品质。好像他剔除了人物性格中的复杂成分，只从中提取他们性格中的精醇。在这样一个性格再创造中，显示着曹禺的现实主义发展特点。觉新是巴金着墨最多的人物，也是整个小说布局的主干形象。但小说中的觉新是一个混杂着复杂因素的人物。虽然他心中怀着爱憎，也明白夺走梅芬和瑞珏生命的是“全个礼教、全个传统、全个迷信”，但是，他却失掉了反抗能力，他只有一味地伤心痛哭，忍受着精神上的折磨和痛苦，的确具有一副“耶稣相”。他的“作揖主义”，他的逆来顺受，使他实际上扮演了一个封建礼教维护者的角色。巴金对他有所批判，但又显得同情和原宥过重。曹禺把觉新作为主要人物不是偶然的，他正是从觉新、瑞珏、梅芬的爱情悲剧中，找到了抒发爱情的诗意和悲剧的愤诉的力点。但是，作家改造了觉新性格的某些方面，主要是怀着深切的同情突出了他善良无辜的性格。他性格软弱，但并非使人难以原谅。他缺少反抗，但内心却充满对爱情和幸福的追求，并且剔除了那些令人气愤的逆来顺受的性格特征。曹禺是把他作为一个牺牲者加以刻画的。这样，就突出了觉新性格的悲剧性。特别是在妇女的悲剧性格塑造上，作家全力揭示了她们性格中的美好的方面。梅芬在小说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巴金主要描绘了她性格悒郁的特征。而曹禺虽然也刻画了梅芬的忧郁，但是他更侧重描写她爱情的深沉，刻画出她善良的同情心，特别是突出了她在爱情纠葛中对觉新的谅解和对瑞珏的抚爱。瑞珏，可以说是曹禺自己的创造，她可以列入曹禺剧作的典型画廊之中。这个优美的形象，使我们自然把她同愫方联系起来。她和愫方都是属于曹禺美学理想孕育的姐妹形象。如果说巴金突现的是瑞珏命运的惨痛，而曹禺则把她作为一个充满柔媚而真挚的爱情的诗意形象。不但写她遭际的惨痛，而且写她性格的优美。当我们最初接触这个刚刚离开家的少女时，她的举止端凝，性情温柔。她不但有着少女的羞惭，还流露出孩提的稚气。她那诗情的独白，的确像湖边小鸟的鸣声一样，凄迷婉转，把一颗纯洁而晶莹的心地袒露出来。如果说愫方的性格是哀静的，她的心犹如蒙着一层秋雾，使人猜不出她内心压抑着多少痛苦和愿望，而瑞珏的性格则是晶莹的，她的心就像春日那样明朗，即使怀着哀愁，也如潺潺流水那样畅快地流泻。她有一颗单纯而童稚的心灵。如果说愫方在爱情上是爱得执著傻气，那么，瑞珏就是爱得纯洁稚真。但她和愫方一样，在爱情上都是忘我而无私的。她一旦把自己的爱情献给“值得”自己爱的人，她就永远忠诚于爱情，“爱一个人是要为他平平坦坦铺路的，不是要成为他的累赘的”。这种平凡而美好的爱情品格，使她为着觉新的爱情痛苦而痛苦，为着梅芬的哀愁而哀愁，为着让他们摆脱痛苦，她宁肯牺牲自己。她甚至怀着愧赧的深情对梅芬说：“梅表妹，我看你要走了，（深厚地）我真恨不得把什么都给了你，只要你能快活一点，他——（恧然）他也能快活一点。”这种高洁的道德情操，就使得这个平凡的女子形象显得格外崇高了。曹禺愈是揭示这些青年男女的无辜和善良，揭示他们优美的品质，便愈是显示着他们的悲剧性。
尽管曹禺改编的《家》是一部悲剧，但是它却充满着蓬勃的青春气息、爱情的迷人芬芳和乐观主义的情绪。这是《家》的现实主义的又一特点。有人说，看过《家》的演出“感到有些闷气”，“有时甚至是使人透不过气来的”。如果是导演把它处理成这样，那就是没有把握住《家》中温暖的诗情和乐观的情绪。如果是认为剧本就是这样，那么，这个批评就不够全面。曹禺笔下的悲剧人物，虽然经受着封建礼教的迫害，承受着爱情痛苦的重担，但是，他们却热爱着生活，充满着希望，跃动着青春的活力。觉新和瑞珏终于结合在一起了，他们毕竟都是善良而无辜的，生活也过得恩爱。像第二幕第一景中觉新和瑞珏围绕着海儿的情爱絮语，透露出他们对自己缔造的小生命充满了欣喜、亲热、温柔、诚挚的感情。特别是瑞珏那种“我一去就要亲他，亲了他就要抱他，抱醒了他，又不让我放下”的无尚欢欣，细腻地揭示了她对生活的热爱和憧憬。他们并没有壮丽的理想，但却有着一个普通的人起码的生活愿望。他们希望有一个“我们的家”，这个家“没有人，没有任何别的人”，他们向往一个有了儿孙的未来。即使在瑞珏临死的前夕，还显示着她对生活的乐观，对春天的向往。觉新说“现在是冬天了”，可是她却说：“不过冬天也有尽了的时候。”那杜鹃的啼声，唤起她对春天的梦想和追求。在觉慧身上更体现着这种乐观战斗的情绪。虽说《家》把重音放到恋爱婚姻的不幸上，但是它却把爱情悲剧放到青年一代的反抗奋斗的背景上。特别是觉慧和冯乐山的斗争，觉民和琴的爱情胜利和觉慧的出走，使全剧激扬着反抗斗争的青春朝气。“我们的敌人不是一个冯乐山，而是冯乐山所代表的制度。”“大哥，我走了，生活是要自己征服的，你应该乐观，你必须做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任何事情都没有太晚的时候，你要大胆，大胆，大胆哪！”这是觉慧的战斗声音，也是作家的呼喊。正如王正指出的：“曹禺对觉慧的行为的改动和加强，正是与他在改编这个剧本时的时代精神吻合的。从觉慧身上，使我们很容易想到那些抗日战争时期在蒋介石反动统治下的青年的态度、遭遇、愿望以及他们投奔解放道路的心情。”王正：《从巴金的〈家〉到曹禺的〈家〉》，《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
别林斯基说：“现实主义有两个基本条件：真实的外界的描写和内心世界的忠实的表达。”而《家》的现实主义，正是把这种“内心世界的忠实的表达”提高到一种诗化的境界。他把人物的爱情的痛苦不幸和美好向往都升华为诗的情致，熔铸为诗的语言。“五四”以来的剧作中，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位剧作家像曹禺这样，把人物的心灵的诗意和爱情的芬芳刻画得这样细腻迷人。
觉新和瑞珏新婚之夜的一场戏，犹如一支绝妙的诗的协奏曲。闹房的人散去了。窗外是皎洁的月光，莹白的梅花，波动的湖水。守望这窗前景色，觉新内心交织着对梅芬的痛苦思念和对一个不相识姑娘的仇视。而瑞珏此刻却面对着这陌生的地方陌生的人，是期待，是孤单，是恐惧，是慌乱，是说不出的复杂感觉，是难以言状的纷乱情怀。他们之间是这样地挨近，而心却远隔万水千山。但是，曹禺却通过那些诗的独白，使两颗心灵从猜疑，从犹豫，从陌生而逐渐接近起来。从两颗强有力的心灵中唱出的歌声，一个像幽咽的泉水暗暗地流着，是恨的血是爱的泪；一个像湖边小鸟醒来时的啼鸣，是凄迷低回的人生哀歌，是温婉动人的爱情颤音。这两颗心灵是那么隔膜陌生，却又是那么息息相通；是那么猜疑无情，但又是那么心心相印。这是因他们都遭际着共同的命运，又都有着美好而善良的品质。诗人从歌声中探视着他们心灵中的隐秘。多么难以言状的微妙的感情，多少次几经跌宕的心灵冲突，都为作家刻画出来。真实，心灵的真实，绝不是对现实的描摹和复制。一个真正描写现实的诗人，他不但敢于直面人生，而且自己要有一颗温暖的诗意心灵，还要有为理想鼓舞的情思，他才能发现诗的真实，揭示出人们心灵中的珠玑。我们还是听听瑞珏的歌声吧：
好静哪！
哭了多少天，可怜的妈，
把你的孩子送到
这么一个陌生的地方，
说这就是女儿的家。
这些人，女儿都不认识啊。
一脸的酒肉，
尽说些难入耳的话。
妈说那一个人好。
他就在眼前了，妈！
妈要女儿爱，顺从，
吃苦，受难。
永远为着他。
我知道，我也肯，
可我也要看，
值得不值得？
女儿不是
妈辛辛苦苦
养到大？
妈说过，
做女人惨，
要生儿育女，
受尽千辛万苦，
多少磨难
才到了老。
是啊，女儿懂，
女儿能甘心，
只要他真，真是好！
女儿会交给他
整个的人，
一点也不留下。
哦，这真像押着宝啊，
不知他是美，是丑，
是浇薄，是温厚；
也不管日后是苦，是甜，
是快乐，是辛酸，
就再也不许悔改，
就从今天，
这一晚！
这是瑞珏的诗，但却概括着多少代普通的少女们出嫁时的心意。在这歌声中，我们似乎听到封建制度下少女们对不合理婚姻的哀切的控诉，也看到她们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在这里，每一个诗句，每一个韵脚，都化为诗的音乐，汇成诗的旋律。它牵动着多少青年男女的心弦，它又凝结着多少深厚的爱情期望和悲哀。我们肯定这些动人的诗意独白，就是因为诗人从这些特定人物的心灵哀曲中提炼出有普遍意义的东西。把普通的人们的对爱情的美好愿望提炼为优美的诗。的确，“犹如诗中的玫瑰之于天然的玫瑰一样；在诗中的玫瑰里，没有构成天然玫瑰的那种粗糙的物性，只有它的柔和的红色和温香的气息而已”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页108。。在描写鸣凤的爱情悲剧中，诗人同样展开了她那优美的心灵世界。“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爱情理想，对人生的热烈的依恋，使她短暂的生命闪烁着青春美的光辉。当她决心要死去时，她向觉慧的告别的话，句句都是催人落泪的诗。
〔风声，四处的虫声，远远还有轻微的雷声还未滚近，又消逝了。湖滨上一个闪电，照亮了对岸的梅林，旋又暗下去，青蛙不住地叫。
鸣凤三少爷，（仰望地，哀慕地）我就想这样说一夜晚给您听呀！（啜泣）
觉慧（拍拍她的肩，怜爱地望着她，安慰着）不，不哭，不哭。
鸣凤（轻轻摇着头，睁着苦痛绝望的眼睛）我真，真觉得没活够呀，（忽然）您，您亲亲我吧！
觉慧（惊奇）鸣凤，你——？
鸣凤您不肯！（低头）
觉慧（忙解释）不是，我就是觉得你今天——
鸣凤（可怜地）三少爷，我不是坏孩子呀。
觉慧（迷惑地）不，当然不——
鸣凤（坦白地）这脸只有小时候母亲亲过，现在您挨过，再有——
觉慧再有？
鸣凤再有就是太阳晒过，月亮照过，风吹过了。
觉慧（感动地）我的好鸣凤！（抱着她）
鸣凤（第一次叫出口）觉慧！
觉慧！
鸣凤（激动地）我，我真爱你呀。
这是鸣凤用她全部的生命谱写的爱情之歌。在噙着血泪的生命的绝唱中，散发着爱情的迷人的芳香。她爱得纯洁，爱得真诚。这样的爱情，她荡涤着人们心灵的污浊，她也洗净人们灵魂的积垢，她给人以鼓舞，也给人以力量。我们并不认为鸣凤的爱情是共产主义的，但是，就其纯洁晶莹的情感来说，仍然是高尚的动人的。曹禺在《家》中的爱情描写，的确具有一种富于诗情的鼓舞力量。曹禺在他翻译的《柔蜜欧和幽丽叶》的《前言》中说：“我以为这个悲剧充满了乐观主义的情绪，并不使人悲伤。只是像四月的天，忽晴忽雨，像一个女孩子一会儿放声大笑，一会儿又倚着你的肩膀，低低地哭泣起来。”就《家》这个悲剧的乐观情绪来说，是很像《柔蜜欧和幽丽叶》的。它写出冬天中的春天的气息，也写出悲怆中的乐观的情绪。火一般的激情化为爱情的甜蜜，也涌现着战斗的朝气。谁要是把《家》演得透不过气来，谁就是毁灭了这个戏。《家》虽然不是曹禺解放前的最后一个剧作，但就其现实主义的发展来说，不管他写的是什么题材，他对生活的发展趋势是愈来愈充满信心，而这种乐观的情绪总是在作品中烙下深深的印记。
《家》的改编，表现了作家的卓越的艺术才华。他善于根据戏剧的特点对原著进行戏剧的加工。无论是对原著的情节、场面、人物等的删节、改动、补充都是为了重新结构成一个新的戏剧的有机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