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群体的意见和信念可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类。一类是重要且稳固的信念，它们可以持续长达数世纪之久，构成了整个文明的基础。例如古代的封建主义、基督教和新教，现代的民族主义原则，当代的民主和社会主义观念；另一类是短暂而易变的意见，它们通常是那些极易随时代一起消失的一般学说的产物。例如影响文学艺术的各种理论，像创造了诸如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或神秘主义的理论。通常这类意见都是表面的，如时尚潮流般变化多端，如同湖面上的涟漪，不断的起伏波荡。
伟大的普世信念屈指可数。它们的兴衰成为历史上每一重要种族发展的转折点。文明的真正体系便是由它们构成的。
让某种观念暂时影响群体极其容易，但是，要想让这种观念的影响力变得持久却很难。然而，信念一旦得以确立，再想根除它同样十分困难，唯一的办法就是进行暴力革命。甚至当信念完全失去控制人类思想力量的时候，革命仍是唯一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任务是对已经遭到抛弃的信念做最后的清理，因为习惯势力总是阻止人们完全舍弃它们。实际上，一场革命的开始即意味着一种信念的终结。
当一种伟大的信念注定难逃一劫的时候很容易被辨认出来，即它的价值开始受到质疑。一切普世信念都是虚构的，它生存的唯一前提就是不受任何的考校查验。
然而，即使当一种信念受到严重冲击时，建立于其上的各种制度仍保有它们的力量，消失过程会很漫长。最后，当信念完全失去威力时，建立于其上的一切都将随之而毁灭。迄今为止，没有哪个民族可以在改变其信念的同时，不破坏其文化的所有构成要素。民族在持续这一转变过程时会一直处在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中，直到他接受了一种新的普世信念。
普世信念决定了各种思想的倾向，是文明不可缺少的支柱，是激发群体信仰并使其形成责任意识的基础。
各民族一直都清楚拥有普世信念的好处，他们直觉的意识到这种信念一旦消失就是他们衰败的开始。以罗马为例，罗马人征服世界的信念是以民族对罗马的狂热崇拜为基础的，一旦这种信念消失，罗马将注定毁灭。至于那些摧毁了罗马文明的野蛮人，只有当他们获得某种共同的信念，即达成某种团结并摆脱政治混乱的状态时，才能做到这一点。
各民族在坚持自己意见的时候总表现得十分偏狭，这不是没有缘故的。这种偏狭是对哲学批判的不容忍，是民族得以生存最必要的品质之一。正是为了寻找或坚持普世信念，才会有如此多的发明家和改革者在中世纪被送上火刑柱，即使免于殉道却还是会死于绝望之中。同样是为了坚持这些信念，地球上才会上演一幕幕可怖的动乱，才会有数百万人死于战场或将要死在那里。
确立普世信念的道路布满了荆棘，可是，一旦它明确的建立起来便会长期的具有一种所向无敌的力量。不论从哲学上看它是多么的漏洞百出，它总有办法让自己被最智慧的人接受。
在过去长达1500年的时间里，欧洲各民族不是一直认为像莫洛克神一样野蛮的宗教神话是不容置疑的吗？传说中的神为了报复违抗他旨意的一个生灵，而对他的后代施以可怕的刑罚，几千年里竟然从未有人意识到这个神话传说的极端荒诞性。就连伽利略（Galileo）、牛顿（Newton）、莱布尼兹（Leibnitz）这样卓越的天才，也从未质疑过这种说法的真实性。没有什么比普世信念的催眠作用更有代表性，同样没有什么可以更果断的表明人类智慧存在着令人汗颜的局限性。
一旦某种新的信条深入人心，它便成为制度、艺术和生活方式形成的力量源泉。在这种情况下，它对人们思想的控制是绝对的。实践者只想着如何将这种信念变为现实，立法者只考虑如何将其具体实施，哲学家、艺术家以及文人则一心钻研于如何将其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基本信念可以产生一些短暂、次要的观念，但是这些观念往往会带有基本信念赋予的特征。埃及文明、中世纪的欧洲文明以及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文明都是少数宗教信仰的产物，这些文明中即使最不起眼的构成要素都留有它们一眼即可辨认的特征。
因此，普世信念使每个时代的人们都生活在相似的传统、观念和习俗构成的环境中，这让他们表现出极为类似的特征，并难以摆脱这种环境的束缚。
人们的行为主要受他们的信念以及由信念形成的习俗支配。即使人们生活中最细微的行为也受这些信念和习俗控制，甚至最独立的精神也难以摆脱这种影响。在不知不觉中控制人们思想的暴政，是唯一真正的暴政，因为你无从反抗。台比留（Tiberius）、成吉思汗（GhengisKhan）、拿破仑表面看来是最令人敬畏的暴君，但是，深埋地下的摩西、佛祖、耶稣和穆罕默德对人类精神却实行着更为深远的专制统治。
想推翻暴君利用密谋的起义行动就可以，可是利用什么可以成功的颠覆一种坚定的信念呢？在与罗马天主教的激烈对抗中，最终被征服的是法国大革命，即使它借助了像宗教法庭一样无情的毁灭性手段、得到了群体的支持也于事无补。人类记忆深处唯一真正的暴君，往往是对已故者的怀念或无意识中的幻想。
从哲学上看十分荒谬的普世信念，总是会最终取得胜利。当然，如果它缺少这种无法解释的荒谬性也就无法取得成功。这种思考得出的唯一结论是，与所有宗教信仰相比，它不够高明。
宗教信仰提出的幸福理想只能实现于来世，这样就没有人可以提出质疑了。
受机遇摆布的玩偶
我们已经证明坚定的信念具有强大的力量，在这些信念深层特征的表面之上，还生长着一些不断生生灭灭的意见、观点和思想。它们有的寿命只有一天，即使是其中的长寿者生命周期也长不过一个时代。这种意见的变化常常受到种族因素的影响，所以有时只是表面现象。
在考察法国政治制度时我们指出，虽然从表面上看各政党极为不同，如保皇派、激进派、帝国主义者，但是深层次上他们有着绝对统一的理想，而且这个理想完全是由法国民族精神结构决定的。因此在其他民族中，我们也会发现在相同的名称下存在着完全对立的理想。
同一意见无论是重新为其命名，还是改变其用法都不会改变事物的本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们深受拉丁文化的熏陶，他们的视线始终没有离开罗马共和国。罗马的法律、权标、法袍都成为了他们采用的对象，但是由于他们处在具有强大历史意义影响的帝国统治之下，他们最终不会变为罗马人。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在这些纷繁变化的表面之下，挖掘出古老的信念延续下去的原因，找出在不断变化的意见中受普世信念与种族特征影响的因素。
如果我们不做哲学方面的检验，就会进入这样的误区：群体常常可以随意转变自己的政治或宗教信仰。因为历史为我们提供的经验似乎全都证明了这一观点，无论是政治的、宗教的还是文学的。为了证明以上观点，让我们用1790至1820这短短30年的法国历史作为例证，这正好是一代人生活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看到群体从最初的君主制支持者转变成激进的革命者，接着转而又支持帝国主义，最后再度支持君主制。在宗教方面，他们从天主教虔诚的教徒转变成无神论者，然后又变成自然神论者，最后又回归为最虔诚的天主教徒。
这些转变不仅仅发生在群体之中，还发生在他们的领袖身上。我们惊奇的发现，国民公会中某些权要、国王的死敌以及那些不信神灵也从不尊敬领袖的人，竟然心甘情愿的沦为了拿破仑谦卑的仆人，之后他们又在路易十八统治下，虔诚的手持蜡烛行走在宗教队伍之中。
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群体的意见又发生了多次变更。19世纪初期，“背信弃义的英国贵族”与拿破仑继承者统治下的法国结为盟友；曾两度受到法国入侵的俄国也成了法国的朋友，并在一边幸灾乐祸的看着法国倒退回过去的历史。
文学上、艺术上以及哲学上的观点变化的更加迅速。浪漫主义、自然主义以及神秘主义等理论轮番登场。今天还受人追捧的艺术家、作家，明天就被视如敝屣。
在我们分析了所有这些表面变化后，我们惊奇的发现所有与普世信念和种族情感相悖的观点都没有广阔的生存空间，它们会很快重新回归主流。
凡是与普世信念或种族情感无任何联系的观点都是易变的，是受机遇摆布的玩偶，或许应该这么说，会随周围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受暗示与传染影响形成的观点总是短暂的，它们短暂的出现与迅速消失的命运就像沙滩上受海风主宰的一座座沙丘。
目前，群体易变的意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当以往的信念逐渐失去力量时，它们便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形成短暂的意见。普世信念的衰弱为一批既无历史也无未来的偶然意见的产生扫清了道路；其次，群体力量与日俱增，能与之抗衡的力量越来越少。因此群体意见的易变性得以无拘无束的表现出来；第三，由于近来报业的发展，使得完全对立的观点开始源源不断地出现在群体面前。一个观点产生的暗示作用，很快会被另一对立观点的暗示作用抵消。因此没有一种观点能够得到普及，全部都转瞬即逝。甚至，一种观点还未被广泛接受就已消失不见。
在世界进程中，这些不同的原因造成了这种全新的现象，它是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当然，我想暗示的是政府引导舆论的无能。
过去，即不久之前，政府措施、少数作家和几家报纸的影响力就可以真实的反映公众舆论。而如今，不仅作家失去了所有影响力，报纸也成为了意见的传声筒。至于政治家，引导舆论对于他们而言比登天还难，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做舆论最忠实的追随者。他们害怕舆论，甚至到了恐惧的程度，因而他们常常变换行动路线。
于是，群体的意见对于政治发展的方向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可以促使国家结盟，如之前的法俄结盟就完全是一场大众运动的产物。目前，我们发现一种奇怪的征兆，教皇、国王和君主们特别乐意接受采访，因为他们将这种方式视作民众考察自己对某一问题看法的途径。过去说政治不可受情感影响，或许还算正确。可是今天，当政治越来越多的受到善变的、不受理性影响只受情感支配的群体冲动的影响时，我们还能这么说吗？
至于曾经引导舆论的新闻媒体，已经和政府一样在群体力量面前屈尊俯就。即使是这样，媒体依旧具有很强大的影响力，因为它们是群体纷繁的意见及其不断变化发展的记录者。作为只是提供信息的部门，新闻媒体从不给人们的思想强加某种观念或学说。为了能够在同行的竞争中获胜，留住读者群，它们还不得不紧随大众思想的变化潮流。
过去以严肃著称的报纸，如《宪法报》《论坛报》《世纪报》，被上一代人视为智慧的传播者，如今它们要么销声匿迹，要么转型成为典型的现代报，将最具价值的新闻被包裹在各类消遣文章、社会八卦和金融吹嘘之中。
今天即使一家资金充足的报纸也不可能让其撰稿人发表自己的观点，因为读者需要的是各种消息或一些消遣娱资，对毫无根据的猜测做出的所有断言一概表示怀疑，因此这些观点于读者没有任何价值。即使是评论家也不再敢信誓旦旦地说某本书或某个剧本一定会成功，他们能做的只有恶语中伤，却帮不了任何忙。
各家报纸都清醒的意识到评论与个人观点毫无价值，它们现在已经禁止发表文学评论，仅仅列出书名，附上两三句“鼓吹之词”。在未来的20年里，戏剧评论可能也会遭遇同样的境遇。
今天，密切跟踪观点变化的过程已经成为新闻媒介和政府的首要任务。它们需要连续的了解一个事件、一项法案或一次演说带来的影响。完成这项任务并不容易，因为没有什么比群体的思想更加多变。如今，群体对他们昨天还推崇的事物转而就深恶痛绝的转变极为频繁。
完全没有任何舆论引导，同时加上普世信念的消失，最终导致每种信念都存在着极端的分歧，使群体对一切不明确触动他们直接利益的事物越来越冷漠。中产阶级的下层成员以及受过一些教育的工人，不是变成了彻底的怀疑论者就是变得极端的善变。
近25年来，这一方向的转变引人注目。在此之前的那个时期，尽管与我们相距不是很远，人们的观点仍具有某种总体趋势，因为他们都拥有某些基本信念。仅凭某人是君主制主义者，我们就可以推断他必然拥有某些明确的历史和科学观点；同样仅凭某人是共和主义者，便可以推断他有着完全相反的观点。
君主制主义者十分清楚人类不是由猴子进化而来的，共和主义者同样十分清楚人类就是由猴子变的。谈到大革命时，君主制主义者应当心生恐惧，共和主义者应当充满崇敬。当说到罗伯斯庇尔和马拉（Marat）这样的名字时，共和主义者的语气中一定会带有一种宗教式的虔诚，但是，当如恺撒、奥古斯塔斯或拿破仑这样的名字被他们说出时，一定会伴有一阵猛烈的抨击。甚至法国索邦神学院，也普遍存在这种简单认识历史的方式。
今天由于受到议论与分析，所有意见都失去了它们原有的声望。它们的显著特征快速消失，以至于没有办法可以唤醒我们的热情。现代人越来越多的开始被冷漠侵蚀。
对于意见的总体衰退，我们不必过于悲叹，这是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是民族生命衰落的征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与那些事事否定、批判的人或麻木不仁的人相比，伟人、具备超凡洞察力的人、传道者以及群体领袖，总之是真诚且信念坚定的人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但是不要忘记一点，如今群体具有强大的力量，一旦某个观点赢得足够的声望而被广泛接受，它就会有一种让所有事情屈服的专制力，那么一切讨论将被长期禁锢。有时，群体是性情温和的主人，像黑利奥阿加巴卢斯（Heliogabalus）和梯比留斯（Tiberius），但是他们时常又表现得变幻莫测。当一种文明受到群体控制时，它会因为受到太多因素影响而无法长久持续下去。如果有什么可以推迟这种文明的灭亡，那就是群体意见的极端易变性和他们对一切普世信念的无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