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说如果把这样的教定为国教的结果是什么呢？看看梁武帝、简文帝就知道了。梁武帝倾尽库藏供给僧侣，简文帝竭尽人力供奉庙堂，结果是“社稷俄倾而为虚”，国家瞬间成为废墟。所以李世民说这样的因果报应是多么的荒谬呀！你说相信佛教可以保江山长久，社稷永存，可结果怎么样呢？
而且梁武帝自己就出家做和尚，皇帝都不做了做苦行僧，说“我信佛不出家，不合适！”说完就脱去皇袍，穿上袈裟，一头扎进寺院，出家。这个时候六十四岁。
后来经过群臣和僧人的劝说，出家四天后才勉强同意还宫。而且在宫殿里还严格守戒，每天只吃一顿饭，只吃蔬菜不吃肉，中国佛教不吃肉就是他先提出来的，“日一蔬食，过中不食”，标准的苦行僧。时隔两年，他又跑到寺院里再次出家，脱去御服披上法衣，住在一个便室里不出来。群臣愣是花了一亿万钱才把皇帝赎回来。梁武帝自己倒不好意思，走后还两次致书“实在是对不住了，不好意思，我还会回来的”。这一年他六十六岁。到了八十三岁这一年，时隔上次出家十七年，他又跑到寺院里，舍身出家。任凭群臣劝说，反正不回去，一住就是一个多月，后来又是重金赎回，临走说“那我要办个法会”，这才回宫。可是没过一年，第二年，又脱去御服，披上法衣，住进便房，舍身出家，这个时候八十四岁，一住一个多月。后来又是群臣花一亿万钱赎回来，这么干的结果是什么呢？国家亏损，寺院暴富。
这就是梁武帝的四进四出，这是干什么，说出来都可笑。唐代诗人杜牧《江南春绝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说的就是这位皇帝。可见在梁武帝的治理下，佛教的发展是多么迅猛。可是又能怎么样呢？在梁武帝的发展下，佛教如日中天，可是在他的治理下，国家加速灭亡。所以李世民说这因果报应是何其谬误啊。
李世民说国家的长治久安在于为不为民，而不是拜不拜佛，是老百姓支不支持你，而不是佛祖保不保佑你。所以李世民说：“朕今所好者唯在尧舜之道，周孔之礼。至于释教，非意所遵。”由此玄奘的求法行动，李世民认为它无益于国家，肯定不会支持。
第二，当时政策限制。唐初的政策是“对外开放，对内闭关”。因为突厥侵犯，掠夺人口，所以不得不暂行“闭关”。你不去都要掠夺，你去不就送上门吗？要去天竺，不可避免地要经过突厥，结果可能是有去无回，投资打水漂，所以这个事你成不了，既然成不了，去干吗呢？“有诏不许”。
第三，李世民看不到实际利益。西行求法，求什么？如果是神仙事，“不烦妄求”；如果是佛法，没有兴趣；如果是解决你的个人疑惑，那是私事，对不起，非公务不能公差旅行；如果是为国家祈福，受不起，亡国呀，梁武帝就是见证，隋朝就在跟前。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李世民都看不到这一事情所带来的实际效益。直到后来玄奘回国之后，李世民才发现玄奘这次西行求法的外交作用、政治作用以及文化交流作用。但是在贞观元年这个时候，李世民没有看到“西行求法”对于大唐的任何利益，所以“有诏不许”。
第四，时机不对。李世民这个时候正忙着干什么呢？收拾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余党，处理玄武门之变引发的突发事件，平定国内的叛乱，抵御突厥的侵犯，搞经济，抓建设，练兵力，强国防，内防政变，外防胡寇。哪里会去想什么求法！
所以无论从哪一点来看，李世民都不会同意，结果都是“有诏不许”。
不过这个事有不同说法，《续高僧传》的记载是“有司不为通引”，下面办事的人就直接不给你办，首先就把你拒绝了。只接待不处理，表格往这里一放就没有下文，没有把申请表上交给朝廷。为什么呢？太明白了，政策很清楚，这个事情就不可能，交了也白交。既然交了也白交，那还不如不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直接拒绝，明确告诉你，出不了国。
那么到底哪个是真实的呢？是“有诏不许”还是“有司不为通引”，无法定夺，只能给出一些猜测性意见，都有可能。因为玄奘西行求法回国之后面见李世民，李世民问的第一句话就是“师出何不相报？”这就说明李世民可能确实不知道，但是也不排除他装不知道的可能。当初不批准，人家现在载誉而归，你怎么解释，小小地装一下糊涂，面子上过得去。
而玄奘的回答是什么呢？“玄奘当去之时，已再三表奏。”这就说明玄奘不止上奏了一次，那就有可能第一次的时候“有司不为通引”，后来通引了但是“有诏不许”。
但是不管是《慈恩传》的“有诏不许”，还是《续高僧传》的“有司不为通引”，结果都是一样，没有护照，出不了国。
所以当朝廷这个意见出来以后，其他人就不干了，当初找的那些志同道合的人就都退缩了。为什么呢？
第一，违反法律，要坐牢。首先朝廷已经明确下旨“有诏不许”，你还要去，这叫抗旨。其次没有过所，你还要前往，这叫私渡。都是违法，两罪并罚，要坐大牢，僧人也一样。唐朝社会不管怎么样，它宣称自己是一个“法”治社会。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得违反法律条文，唐高宗李治就更明确道士僧侣犯罪“可同俗法推勘”。所以僧人也是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样一来影响不好，自己要坐牢，影响声誉和前途。对组织也不好，影响僧团内部稳定，说不定就成为别人攻击佛教的一个把柄。
第二，没经费。朝廷不给钱，也不派人，既没有安全保护，也没有活动经费。什么都得不到保障，你到不了。
第三，没名分。朝廷不赞成，不认可，这个事情就没有必要做。没有名，没有利，弄不好还要搭上性命，你做它干什么？《西游记》中当有人一听说玄奘要去西天，马上跑过来问：“发誓愿往西天，实否？”玄奘说“是实”，这些人就说：“师父呵，尝闻人言，西天路远，更多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身命。”这就可以看做是其他人退缩的原因。
那么这些人不去，玄奘是什么态度呢？玄奘的态度是你们不去我单干，朝廷不准我私往。玄奘说：“昔日法显、智严乃一时之士，皆能求法导利群生，我们怎么能使高迹无追，清风绝后呢？大丈夫会当继之。”这与后来宋儒提出的著名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只不过玄奘说得更早。
法显是什么人呢？晋朝高僧，也是一位留学僧，被誉为“佛国取经第一僧，求法先驱”。在法显之前也有很多西行的求法人，但是真正到过天竺的，只有两人，而携经归国的，法显是第一个。所以其他人的成就和声誉，都远不及法显。唐代僧人义净就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说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人，法显“创辟荒途”，玄奘“中开王路”，就是说法显开创了一个时代，玄奘将它推向了高潮。当然玄奘这是后话。
法显的西行与其他人有很大不同，法显从长安出发的时候已经六十二岁，这是一个什么年纪呢？这是一个在公交车上你应该给让座的年纪，这是一个应该找几个人坐一起打打麻将，喝喝茶，聊聊天，看看风景，读读报纸，等着日落的年纪。但是这个六十二岁的老头却背了一点干粮，带了一点行李，领了五六个年龄相仿的老和尚，说要到西天去取经。通过河西走廊，度过新疆境内的大沙漠，翻越天山，取道印度河，进入恒河流域，经过巴基斯坦，到达阿富汗，又返回巴基斯坦东入印度，穿行尼泊尔南部到恒河下游，又到达斯里兰卡，然后航海东归，中间经过苏门答腊和爪哇作短暂停留，一路饱受风浪之苦，终于到达青岛。这一走就是十五年，七十六岁的时候回到中国，其中的苦难和艰辛又有谁能知道。在这个过程中，有人半路返回，有人途中病死，有人离开队伍，有人不想回国，只有法显经历了种种苦难，坚持了下来，最终用生命把佛经带回到中土。著书立说，翻译佛经，写有著名的《佛国记》。
法显这种舍身求法的精神对玄奘影响非常大。他不也没钱吗？他不也没有保镖吗？法显六十二岁了都能做得，我们为什么就做不得呢？难道没有这些我们就真的不可以出行吗？玄奘的答案是可以。
玄奘的西行求法，不求财利，无冀名誉，只为无上正法。这就是“廓宇宙以为志，继圣达而为心”，这就是“其亭亭独秀……固兄所不能逮也”。
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玄奘要走一条寻常路，那他就应该接受兄长的劝告留在四川，就应该接受萧瑀的建议入住庄严寺，就应该和同伴一样留守长安，那才是一条大路，一条走的人多的路。但是“诸人咸退，惟法师不屈”。这就是不走寻常路。
所以说命运是什么？命运就是一种选择。正是因为玄奘选择了从四川上长安，所以他与长捷法师不同；正是因为他选择了西行，所以他与其他“有诏不许，诸人皆退”的人不同。
既然决心已定，玄奘会怎么做呢？他能走出长安吗？他的这条路会走得顺利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