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碑刻中，规格最高、最尊贵的要数御碑。
所谓御碑，指的是碑文由皇帝亲自撰写的碑。这些碑往往建有碑亭加以保护，因此，御碑亭成为一道十分重要的景观。
现存御碑有多少，还没人统计。
在我国历史上三百多位皇帝中，撰写碑文较多的有两位，即清代的康熙和乾隆。主要原因是年代较近，保留下来的自然就多，还有个原因是在位时间长，撰写碑文的机会自然就多。也有时代较晚近而在位时间也较长，如明代万历皇帝在位48年，留下的碑文却极少。
现存御碑较早的有唐太宗的《温泉铭碑》，在西安华清池；《雁塔圣教序碑》，在西安；唐高宗有《大唐纪功碑》，在河南荥阳县，《万年宫铭碑》，在陕西麟游县熏《明征君碑》，在南京栖霞山，《李碑》，在礼泉县等；武则天有《述圣记碑》，在乾陵，《升仙太子碑》，在河南偃师；唐玄宗的《石台孝经碑》，在西安。唐太宗《晋祠之铭并序碑》在山西太原的晋祠，是御碑中的名碑。
晋祠的历史很悠久。它原是祭祀唐叔虞的祠庙。
唐叔虞是周武王第二个儿子，被封在唐，即今天太原一带。太原是晋水的发源地。叔虞死后，他的儿子就把唐改为晋。于是，人们就把祭祀叔虞的唐叔虞祠改称晋祠了。
宋代以后，晋祠供奉和祭祀的主要是唐叔虞和后来的周成王的母亲邑姜。这位邑姜是姜太公的女儿，她也是周武王的妻子。在晋祠中，供奉邑姜的圣母殿成为主体建筑，而叔虞祠反居次要位置了。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和他的儿子李世民在太原起兵，此前，有一段小小插曲就发生在晋祠。起兵之前，李渊开始秘密集结军队，招致隋将王威、高君雅的怀疑，猜到李渊可能谋反。于是，请李渊到晋祠祈雨，企图加害于李渊。可是早有人向李渊通风报信。于是李渊来个将计就计。在晋祠与王威和高君雅共同议祈雨事时，另使人来报军情，说有突厥来犯。李渊当即宣布这是王威和高君雅引狼入室，于是，把这两个人抓起来杀掉了。
李渊、李世民父子建立唐朝以后，为酬谢唐叔虞的神恩，铭文歌颂宗周的政治和唐叔虞的建国策略，揭露和鞭笞隋王朝的昏暗，宣扬唐王朝的文治武功，以期巩固新生的政权，并把起兵、灭隋和建唐的功绩归于神灵的保佑，于是，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在晋祠勒石树碑。此碑的序文和铭文实际是唐太宗对自己的生平和思想的总结，是对历史的回顾和反思。碑文最精彩的部分是序文中间四段，作者借景抒情，情景交融，寄寓了一代帝王的治国思想。碑额飞白体，为“贞观廿年正月廿六日”九字。铭文并序均为唐太宗李世民亲撰并书，碑阳行书28行，每行44字至50字不等。是我国第一块行书碑。碑文分序文和铭文两部分，序文为骈体，铭文是四言古体。碑阴刻有唐初功臣长孙无忌、李道宗、马周等诸人的名衔。全文1203字。
唐太宗在碑文中把山水人格化、人性化，以优美动人的笔墨，对晋祠所在的悬瓮山和晋水作了尽情的描绘和赞颂，形象生动地写出了悬瓮山的四种品格：惠泽于世，施于人间和风雨露；至仁至善，鸟兽都与人亲近；刚节坚贞，治乱而不变态，寒暑而不改节；宽宏大量，可以育万物、资四方。而“飞泉涌砌，激石分湍”的晋水，虽然烟迷雾绕，可是始终清澄见底，贞洁如英俊贤才；溪水河流有圆有方，则如圣贤能屈能伸；泉水源流涌注不绝，却从不泛滥成灾，春涧有冬冰之俏，寒岩有青苔之美；清澈的渭水尚且与混浊的泾水合流，碧海黄河也时有变化，都不像此泉这样永远甘泽，永不改变自己的节操。唐太宗通过对晋祠山水的赞美，表达了他的人生理想和政治追求，是他以“仁智”兴邦，以“惟贤是辅”、“惟德是依”的治国理念的形象反映。唐太宗“略输文采”的帝王之笔，写出如此情文并茂的篇章，也真算难能可贵了。
《晋祠之铭并序碑》现在晋祠贞观宝翰亭内，书法秀劲挺拔，洒脱飘逸，骨架雄奇，轻重有度，颇有王羲之之笔意。
就在刻立《晋祠之铭并序碑》的那年正月，唐太宗把自己撰写的《帝范》十二篇交给太子。这十二篇的目录是“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馋”、“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并说“修身治国备在其中，一旦不讳，更无所言矣”。告诫太子以古代的圣贤为师，“夫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取法于中，不免为下”。并检讨自己说还存在许多缺点和错误，比如：源源不断地搜罗金银珠宝，不断地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喜欢的宠物无论在多么远的地方也要搞到手，巡游全国，给地方和百姓添了许多麻烦，等等。这些方面都不足取法，又总结说只是由于做的好事多，过失少，所以人们不怨恨；功业也才没有败落。可是，距离尽善尽美还差得很远。又对太子说：你没有我这样的勤勉和功绩而继承了我创造的富贵，你努力做好，则国家仅仅得以安定；你如果骄堕奢纵，你的性命都难以保住。况且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成功很慢但失败很快；对于皇位来说，失去很容易而得到则很难。怎能不加倍珍惜啊！
由于年代久远，唐太宗御碑上面的文字有些已经不甚清楚了。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又复制了一通石碑，立在《晋祠之铭并序碑》的旁边。
杨宾《大瓢偶笔》说得好：“今观此碑，绝以笔力为主，不知分间布白为何事，而雄厚浑成，自无一笔失度。”
清人王佑有诗赞曰：
平生书法王右军，鸾翔凤翥龙蛇绕。
一时学士满瀛洲，虞褚欧柳都拜倒。
《升仙太子碑》是武则天撰文刻立的。
升仙的太子是春秋时期周灵王（公元前571—公元前545年在位）的太子，名晋，字子乔，后人称王子乔或王乔。
“升仙”是道教的概念，有羽化登仙或飞升仙境的意思。史学界认为道教形成于东汉顺帝（126—144年）时代。不过神仙之说早在先秦就有了。《庄子·逍遥游》中就写道：“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霜，绰约如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天地篇》说“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三患莫至，身常无殃，”这就把何谓“仙”，“仙”是什么样子，如何生活，“升仙”之后又怎样，基本说明白了。
道教的宗旨是以生为乐，以长寿为大乐，以不死成仙为极乐。而王子乔“升仙”之说，显然是后人附会的，请看《列仙传》：
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也。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水）、洛（水）之间。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三十余年。后求之于山，见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头。”果乘白鹤，驻山岭，望之不得近。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后立祠于缑氏（山）及嵩山。
这就是王子乔升仙的故事。
武则天为王子乔树碑，是在武周圣历二年（699年），这一年是她登上皇位的第十六年，六年后的公元705年，唐中宗李显即位，恢复了李唐王朝的政权。
《升仙太子碑》就竖立在缑山的山巅。缑山之名来自传说中的西王母。据说西王母姓缑，曾在此修炼成仙，故名缑氏山，简称缑山，在县城南40公里山下不远还有缑氏镇。缑山虽然高仅海拔300米，不过是平原上一块凸起的台地，名气却大得很，被尊为道教“福地”，在道教“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中排行第六十。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曾“行幸缑山”，“寻仙人迹”；武则天于神功元年（697年）拨出专款派要员赴缑山督修升仙太子庙；圣历二年（699年）二月四日，武则天前往嵩山封禅，途中曾留宿缑山。二月六日游览了刚刚竣工的升仙太子庙，整个建筑“梁栋边日月，曲阁乘九霄。窗明云母，将曙景而同辉，户挂琉璃，共青天而合色”，“珠阙据缑峰之外，瑶坛接嵩峤之隈。”其后于六月十九日，武则天在东都洛阳亲撰《升仙太子之碑》的碑文，详述周灵王太子乔升仙的故事。神龙二年（706年），书法家钟绍京奉敕勒御书，用双勾法把武则天的碑文描摹在碑的正面；碑阴武则天的《游仙篇》则由书法家薛曜书写，全诗如下：
绛宫珠阙敞仙家，霓裳羽旆自凌霞。
碧落晨瓢紫芝盖，黄庭夕转彩云车。
周旋宇宙殊非远，远蓬壶停翠幰。
千龄一日未言，亿岁婴孩谁谓晚。
逶迤凤舞时相向，变转鸾歌引清唱。
金浆既取玉杯斟，玉酒还用金膏酿。
驻迥游天域，排空憩息。
宿志慕三元，翘心祈五色。
储本性谅难求，圣迹奇求秘之猷。
愿丹赐灵药，方期久视御隆周。
此诗作于久视元年，即公元700年。碑阴题名则出自钟绍京和薛稷之手，记载了武则天在位时的重臣和随李旦到缑山树碑的官员的职衔和姓名。
树碑建祠后的缑山名气更大起来。唐代诗人宋之问有诗云：
侵星发洛城，城中歌吹声，
毕景至缑岭，岭上烟霞生。
草树饶野意，山川多古情。
大隐德所薄，归来可退耕。（《奉使嵩山途径缑山》）
李白得罪杨贵妃后，与杜甫结伴来到偃师，曾同游缑山，李白在诗中写到：
绿云紫气向函关，访道应寻缑氏山。
莫学吹笙王子晋，一遇浮公断不还。（《凤笙曲》）
唐文宗大和二年，进士考试的题目竟是《缑山月夜闻子晋吹笙赋》，同榜进士及第者就有大诗人杜牧。
对于《升仙太子碑》的书法艺术，评价是“此碑以行草入碑，点画圆转，粗细有度，草法规矩，结字严谨，章法疏朗，字字独立，不相连属，结体自称，犹如章草之章法。”（《书法鉴赏大辞典》）《偃师县志》载：“今观其草法极工，有鸟丝方格，尚似章草及皇象书。”当代书法家王振东、徐英贤对武则天标新立异的“飞白书”赞不绝口，他们引用明代赵崡《石墨镌华》的评论道：“碑首‘升仙太子之碑’六个大字飞白书，作鸟形亦佳。飞白书久不传于世，此其仅存者耳。”认为“笔画枯刷颇求飞动之意”，“不失为此中佳构，历来论飞白书者也多以它作为典范。”（《武则天〈升仙太子碑〉的书法艺术》）纵观碑文，行草相间，有飘逸寓沉着，婀娜寓雄健的豪迈气象。想象不出是出自一个76岁老女人之手笔。
《升仙太子碑》现封于20世纪50年代建成的碑楼中。如今的碑楼前有铁栏杆和铁门，碑后面也有紧锁的护栏。周遭有高墙。均有铁将军把门。美中不足的是把左后方的乾隆诗碑和右后方的宋碑撇在围墙之外一任风吹雨打。碑的后面原升仙太子观仅存废墟。正所谓“重峦绝磴，空留落景之晖；复庙连甍，徒见浮云之影。”（《偃师风土》）
细看碑文中，使用了不少新造的字。据说是永昌元年（689年）武则天欲改国号“唐”为“周”时，特命她的表兄、凤阁侍郎宗秦客编造新字，武则天看到这些新字后十分高兴，又编造了一些新字，共19个，武则天以个人名义颁行天下。碑文中用的新字个个神采飞扬，视觉效果与通用汉字毫无二致。足见女皇书法功力之深。无论写的是真字还是伪字，笔画的线条都能表达出书法固有的美感。
武则天当政时，有人说她的宠臣兼面首张昌宗是王子乔的转世后身。这样讲的人，其用意可想而知。据说武则天在缑山升仙太子庙立碑，名为王子乔，实为张昌宗。究竟为的是谁，只好问武则天本人了。其实，武则天为的是自己。她的四个儿子，老大李弘被她毒死，老二李贤被废为庶人（后赐死），老三李显一度立为太子，又被废为庐陵王，再立四子李旦为帝，只一年就干脆自己粉墨登场出来当皇帝了。执政期间共用了23个酷吏，杀死唐宗室贵戚数百人，大臣数百家，刺史郎将等官吏数千人。酷刑残忍，凡囚系者宁愿认罪，以求速死。如此这般，武则天明白，成佛作祖是没有指望了，企望步王子乔后尘，以升仙求解脱倒不失为日后的选择。所以，公元698年九月立李显为太子后，第二年就在嵩山营造三阳宫，其后多次“幸三阳宫”和“至自三阳宫”，最后驾崩的地方竟是“仙居殿”。这就可见为王子乔树碑铭文的起因和动机了。
《明征君碑》在南京栖霞山栖霞寺山门外左前方。有碑亭，三面砌砖，正面是木制隔扇门。
明征君是南齐（479—502年）时代的隐士，姓明，名僧绍，字承烈，今山东省平原人。“征君”是死后的谥号，意思是屡征而不来的君子，终其一生，甘居乡野，绝不做官。
他在南朝刘宋元嘉（424—453年）年间曾中过举，崇信佛教，一直隐居在栖霞山，舍宅建寺，成为栖霞寺的创始人。
我国古代盛产隐士，这些人中有先隐而后官者，如诸葛亮；有先官而后隐者，如陶渊明；有一隐到底的，如林和靖。隐居的动机各有不同，可以归纳下列六种：
1.隐居以求其志；
2.曲避以求其道；
3.静己以镇其躁；
4.去危以图其安；
5.垢俗以动其概；
6.疵物以激其清。
其中第三项是以无为来克制世俗的情欲；第五项是藐视官场和权力，坚持自己的操守；第六项是以身外之物为疵，永葆个人清白。
明僧绍的隐居，这几种动机都不能排除。
南朝（420—589年）共170年。前后四个朝代，即宋、齐、梁、陈。“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走马灯一样的改朝换代，实在难以让明僧绍这样的“明经有儒术”（《南齐书》本传）的知识分子有安全感，更遑论有所作为。
明僧绍平生六次辞官：
刘宋永光（465年）中，征其作功曹，不去上任，隐居崂山，招来一些学生办学；宋明帝泰始六年（470年），征其为直通郎，不就。
升明中（477—479年），征为记室参军，不去。
南齐建元元年（479年），征为正员外郎，“称疾不就”。
南齐永明年间（483—493年）皇帝敕召明僧绍，“称疾不肯见”。又下诏征为国子博士，“不就”。
除办学以外，住在山里，从来不去州城一次；啸傲林泉，游山玩水；或与山僧往来，住在佛寺。皇帝邀见，均遭谢绝。皇帝不理解，曾说：想学习殷朝灭亡后的隐士伯夷叔齐的榜样，不吃周朝的粮食，可总还得吃周朝的蕨菜吧？古代就有人非议，今天难道就没有人非议吗？
难怪有位高士感慨地说：明居士越隐居避世，名望越高，名声越大。真正是宋、齐两代的大儒啊！
就是这样一位隐士的碑文，竟是唐高宗撰写，而且文体很特别，均为四六韵文，后面以十首铭词结束，很富文采。书丹者是当时著名书法家高正臣。
《明征君碑》刻立于唐上元三年（676年），距明征君去世快200年了。为什么200年后，为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立碑，并且是“御碑”呢？
原来，这是一通由明征君第五代孙明崇俨从唐高宗李治那里争取来的“御碑”。
明崇俨原不过一介儒生，他的父亲曾任豫州刺史，明崇俨小的时候，随父亲在任所，有个小吏善长巫术，明崇俨拜其为师。学得麻衣相法。乾封年间（666—668年），曾被授为黄安县丞。其上司刺史的女儿病重，明崇俨前往救治，歪打正着，一举治愈。唐高宗李治晚年多病缠身，听说明崇俨法术高超，立即召进京师，与明崇俨一席畅谈，十分赏识，不久即授晋王府文学（官职），仪凤二年（677年）又升迁为正谏大夫，并特令入阁供奉，每次晋见皇帝，都借巫术神道陈述时政得失，深得高宗信任。明崇俨为了标榜自己出身清高，是“术士”世家，向唐高宗提出要为五世祖明僧绍树碑立传，高宗满口答应，并亲撰碑文，盛加赞誉。四年后，由于向高宗私奏章怀太子不堪继承皇位，被太子秘密杀死。
近年来《明征君碑》的石料引起许多专家的关注。这是一块呈深灰黑色，质地致密、坚硬，不易风化剥蚀的岩石。碑身正面有许多豆粒状的色斑纹，很像朵朵含苞待放的梅花，俗称梅花石。原来人们一直以为属于火成岩类的石英斑岩，经专家反复研究，发现梅花状斑纹是2.8亿年前浅海生长的动物海百合茎化石和中国孔珊瑚化石。在碑身正面每100平方厘米范围内，可辨认出来的海百合茎化石就有六七十个。碑身正面面积为3.4平方米，约有2.2万个海百合茎化石，背面也有。专家认为在地层中，海百合茎是不易保存成为完整化石板的，可是，此碑却拥有这么多的浅海动物化石，而且形成这样大的化石标本，历经一千三百多年仍保存完好，在世界上也实属罕见。
《明征君碑》不仅有文物价值，也有科学价值。
现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宋真宗留下的御碑中有两通值得一提。
一是《回銮碑》，又称《契丹出境碑》，在河南濮阳市内。碑文系宋真宗的一首诗，由宰相寇准书丹，草体竖刻三行，每行四句。字大如拳。刻立时间是北宋景德元年（1004年）。
《回銮碑》是一座纪念碑，是为纪念宋辽签订“澶渊之盟”，从此双方化干戈为玉帛的御制诗碑。签约之地在澶渊（今濮阳），春秋时称“澶州”，故称此次合约为“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在历史上是影响深远的事件。当时北宋的北方是契丹建立的辽，执政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肖太后，皇帝是辽圣宗。北宋皇帝是宋真宗。达成的协议是：结成兄弟之邦，辽圣宗称宋真宗为兄，宋真宗称肖太后为叔母；宋朝每年以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作为“岁币”向辽交纳；辽确保不再骚扰边境。从此宋辽维持了117年（1005—1122年）的和平局面。
原来，宋辽边境一直摩擦不断，北宋虽然是自卫反击，也常有斩获，总的形式不乐观。1004年冬辽军大举南下，直取瀛州。宋军奋力反击，杀伤契丹十余万众。可是，辽军很快又卷土重来，兵临冀州城下。北宋朝廷一片哗然。
前方告急的文书一夜发来五次。宰相寇准一律扣压不予上报，别的大臣报告宋真宗，真宗大惊，询问寇准，寇准说转危为安的唯一办法是御驾亲征。大臣们个个谈“辽”色变，不敢言战。真宗也一时七上八下，拿不定主意。不得不请大臣们讨论对策。
由于京师开封离前线太近，一位家在江南的大臣建议真宗到南京躲一躲；而一位四川籍的大臣提出请真宗到四川最安全。寇准坚决反对，他认为“陛下神武，将臣协和，若大驾亲征，贼自当遁去”。如果逃离京师，势必“人心崩溃，贼乘势深入”，江山必不可保。真宗勉强同意到靠近前线的黄河边视察一下。寇准认为皇帝如不过黄河深入前线，人心不稳，敌军气势也得不到威慑，必然不能取胜。何况，前线有守军抵抗，援军不断开来，皇帝安全没有问题。
寇准为了争取支持，请一位将军表态。那位将军慷慨陈词，表示愿意为国家献出生命。并对真宗说，陛下不过黄河，前线军民如丧父母，人心涣散，怎能保卫国家！又对那些反战的大臣说：你们靠舞文弄墨取得高官，现在大军压境，还反对抗战，你们有本事为什么不写一首足以退敌的诗呢？
真宗不得已才决定亲征。渡过黄河后，“远远望见御盖（皇帝的仪仗——引者），踊跃欢呼，声闻数十里。契丹相视惊愕，不能成行。”
真宗把前线指挥大权交给寇准。寇准“承制专决，号令明肃，士卒喜悦”。辽军数千骑围城，寇准沉着迎敌，指挥掩杀，“斩获大半”，辽军撤退。
真宗回到行宫，留寇准在前线督军，同时安排人窥探寇准的行动。当得知寇准与诸将一直严阵以待，伺机反击，这才安下心来。
相持十余日，辽军又来攻击。寇准设下埋伏，用强弩射死辽军前敌总指挥，辽军不敢再战，提出议和。寇准不答应，要求契丹必须向北宋称臣，并献出幽州等地。可是，宋真宗厌战，又有人向他进谗言，说寇准拥兵自重，要真宗警惕。寇准迫于压力，只好同意签订“澶渊之盟。”
《回銮碑》的碑文就是宋真宗在班师回京时写下的。全诗如下：
我为民忧切，戍车暂省方。
旌旗明夏日，利器莹秋光。
锐旅怀忠节，群凶窜北荒。
坚冰消巨浪，清吹集嘉祥。
继好安边境，和同乐小康。
上天重助顺，回旗跃龙骧。
诗里说，自己怀着为民解忧的愿望御驾亲征，讨贼的大军兵多将广，武器精良，尽忠尽节的雄师劲旅，把敌人打得落荒北窜，如同坚冰压倒巨浪，春风吹来吉祥；边境和平，军民安康；正义自有天相，凯旋之师浩浩荡荡。
皇帝倒是志得意满，寇准却是接连遭殃。先后被贬为通州司马、雷州司户参军和衡州司马，最后抑郁而死。
对于《回銮碑》一向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认识：一种认为北宋打了胜仗，却又每年向辽输银10万两，绢20万匹，属于屈辱和约；1978年10月，濮阳县新立的《回銮碑》碑阴文字，反映的就是这一观点：“辽乃遣使讲和，而赵恒（宋真宗）贪图苟安，竟岁输银绢签立屈辱和约”。另一种认为是和平条约，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濮阳行政专员兼濮阳县县长丁树本复立的《契丹出境碑》的碑文中就这样认为：“澶渊一役，实定宋中叶对外和战之局，中原赖以久安凡百余年。”
《回銮碑》原在御井北边面南而立，清代当地一位举人，外号叫二聋子的王仲昆，认为古碑挡着他家大门，对风水不利。便请知州大人允许将其移到御井的西边，面东而立，由北向南依次为乾隆七年（1742年）立的《御井甘泉碑》、《回銮碑》和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丁树本复立的《回銮碑》。
“文革”中，三通碑全被红卫兵拉倒，后来，被县文化馆的人搬到文化馆院内。1978年，由于上级要求加强文物保护工作，而《回銮碑》又是1963年省里批准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是把古碑和“丁树本碑”立在了御井的北面，即清末以前的位置。碑身的上半截是北宋时原物，下半截系用水泥、碎石浇铸而成。现在碑亭中，《回銮碑》居中，右侧为“丁树本碑”，左侧为“濮阳新立碑”。只有《御井甘泉碑》不知去向。原来，县文化馆将此碑砌了台阶，已经损坏，找不到了。1987年，县政府复制一块《御井甘泉碑》，立在御井西侧，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一块。
御井西面原有“寇公祠”一座，早已毁圮。据史书记载，这里曾经“碑碣林立，松柏参天，苍翠阴翳，景色清幽壮观，为州八景之一。”现在的御井公园是20世纪90年代建立的。包括围墙、碑亭和大门等。而今则满院蓬蒿，阒无人迹。解放前，一直有当地政府安排的护碑人。最后一任护碑人叫平进忠，1931年生人，90年代初已去世。现在守碑人是一位中年妇女，她在大门前开一家小卖店，大门的钥匙就由她掌管。大门的门庭成为附近村民消暑乘凉的地方。
《回銮碑》从此可以安度晚年了。
二是刻立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的《玄圣文宣王赞并序碑》，现存曲阜孔庙。系宋真宗御撰御书并篆额。这是宋真宗赴泰山封禅，路过曲阜，拜谒孔庙，并追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特树碑勒石，其碑阳的碑文写道：
……若夫捡玉介丘，回舆阙里。缅怀于先圣，躬谒于严祠。以为易俗化代，即仰师于彝训；崇儒重道，宜益峻于徽章。增荐崇名，聿陈明祀，思形容于盛德，爰刻镂于斯文。赞曰：
立言不朽，垂教无疆；昭然令德，伟哉素王。人伦之表，帝道之纲；阙功茂实，其用允藏。升中即毕，盛典载扬；洪名有赫，懿范弥彰。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一日
此碑身中上部横断为三截，纵向开裂为两半，原有碑头，毁于清雍正年间孔庙大火。
宋真宗御书字体硕大工整，一笔不苟，线条粗细均匀、浑厚，结体端正，气象庄严。缺点是拘谨、呆板，毫无生气，是典型的庙堂文字。
宋徽宗有两通碑，在历史上影响颇大。一通是《元佑党籍碑》。“元祐”是北宋哲宗的年号，时间是1086—1094年。所谓“元祐党”就是以司马光等为首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那些朝臣。
哲宗之前是神宗，王安石变法就是在神宗支持下进行的。哲宗之后是徽宗。宋徽宗即位后，企图以消除朋党之争求得政治稳定，有人对徽宗说：前朝宰相韩琦，他的儿子反对新法，那是继承父志，陛下是神宗的儿子，为什么反而不能继承父志继续新法呢？徽宗“调和”不成，只好转而继承父志推行新法，于是，撤了韩琦的儿子的相位，启用蔡京为相。
蔡京早年追随变法派，元祐时，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上台，废除新法的免役制，恢复差役制。在开封做知府的蔡京雷厉风行，五天之内，全部在所属各县完成废复任务，司马光称赞蔡京：如果各级官吏都像蔡京这样，还有什么不可行呢？到徽宗继位后恢复新法，蔡京摇身一变拥护新法。竭力支持徽宗打击保守势力。崇宁元年（1102年），宋徽宗就开始打击所谓“元祐党人”，罢官、贬谪，并亲撰《元祐党籍碑》，刻立于端礼门外，接着下诏：司马光等人子弟不得在京师做官；崇宁二年又下诏，党人子弟毋得擅自进京；烧毁当年悬挂在景灵西宫的司马光等人画像；皇族不得与元祐党人子女通婚。这可以说是变本加厉无所不用其极了。
崇宁四年（1105年），蔡京以徽宗诏命，再次将《元祐党籍碑》颁行天下，敕命各州刊石立碑“以示后世”，并使“其子孙亦受余辱”。凡列入“奸党”名单者，生者贬斥，死者削官，以“永为万世臣子之戒”。蔡京在碑的序文之后，列出“奸党”名单共三批，第一批是宰相、副宰相共22人，其中有司马光、文彦博、苏辙，范仲淹的两个儿子等人；第二批是侍制以下官员35人，苏轼就在其中；第三批是级别较低属于“余官”一类官员，48人，其中大都是名士大儒，如秦观、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程颐、李格非等人。还有内臣太监8人，武将4人及其他人员。在“奸党”名单中有人几乎全家入“籍”，如苏轼，儿子、弟弟和妹夫（秦观）均在其中。在全国范围内刻立这样的碑极其不得人心，一直受到朝野的强烈反对。一是打击面太大，人人自危；二是名曰“奸党”实为精英，不同政见和派别之间的这种倾轧，使整个统治集团的实力受到严重削弱。而一朝得势的奸相蔡京在专制弄权和穷奢极欲方面更加疯狂。为扩建豪宅拆毁民房数百间，居民被迫搬迁；吃一顿蟹黄馒头，用钱数千贯；家里姬妾成群；“私家所藏，多于府库”；“蔡京用事，举天下之财而尽用”。终于导致了官民纷纷揭露蔡京罪恶，将其列入“六贼”（包括童贯、朱勔等人）之首，要求处死。徽宗迫于压力，只好将其贬官流放。蔡京途中死于潭州（今长沙），年80.
蔡京迫害的不仅有所谓的“元祐党人”，也有变法派，309人中就有被他指责“为臣不忠”者十余人。
崇宁五年（1106年），由于天象有变的缘故，徽宗移居别殿，删减御膳，下诏在全国征求敢于直言进谏对时政提出意见的人。同时，明令全国毁掉所有《元祐党籍碑》，“赦天下，除党人一切之禁”。（《宋史·徽宗本纪》）
历史无论怎样被改写，终有一天会恢复本来面目。93年后的南宋庆元四年（1198年），当初“元祐党人”梁焘的曾孙、静江府钤辖梁律，以“幸托名节后”，抬高自己的地位，据家藏拓本，在广西桂林七星岩公园被称为“桂海碑林”的龙隐洞内，将《元祐党籍碑》镌刻在洞壁上，碑高1.92米，宽1.47米。
目前所知，还有一块北宋崇宁四年刻立的原碑，原藏于广西融水县城南郊的“真仙洞”内，这是徽宗下诏毁碑时唯一“漏网”的一块。现移存在县城博物馆内。本书所收的照片就是博物馆石磊馆长提供的。
清光绪末年，康有为来桂林讲学，写一篇《元祐党籍碑跋》，刊刻在碑身的左下角，不久即被人凿毁，现仅存十余字。
“元祐党人”事件早已尘埃落定；《元祐党籍碑》则足以发人深省。
《大观圣作之碑》是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立于宫学、太学、辟雍和各郡县的圣旨碑。大观元年（1107年）三月，宋徽宗下诏建立“八行取士科”，圣旨碑就是为此而刻立的。当时在全国共立多少碑，没有留下数目。现存六通，分别在河北赵县文庙内，河北平乡文庙，河南新乡市红旗区南院，泰安岱庙碑林中，陕西兴平县文庙，陕西西安碑林中。
赵县文庙内的《大观圣作之碑》刻立于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八月二十九日，翰林学士、知枢密院事郑居中将御笔的诏书摹刻上石，由书学博士李时雍仿徽宗瘦金体书丹，碑文阴刻正文20行，说明3行，落款4行，满行71字，共1267字，现已残缺62字。碑额“大观圣作之碑”六字为奸相蔡京所题。
河南新乡的《大观圣作之碑》刻立的时间也是大观二年（1108年），最后完成的时间是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碑文为徽宗撰写，也是由著名书法家李时雍摹写上石。碑文27行，满行71字，共1007字，现缺损118字。碑额“大观圣作之碑”六字为蔡京所题。
从两碑比较，可见立在各地的《大观圣作之碑》的规格不一样，碑文字数也不同，碑上的纹饰也各异。而每通碑文均出自李时雍之手摹仿皇帝的字体，碑首的题额则均为奸相手书，这确是一项规模不小的工程。所以，同时刊刻，而完成时间长短不同。
《大观圣作之碑》为建立“八行取士科”而立，这在我国的教育史和科举史上，都是很有价值的文献。
“八行取士科”是为培养和选拔人才而出台的政策，也是为惩治和处分有劣迹者所制定的条款。徽宗的诏书说：人才是在良好的社会风尚与和谐的道德环境中培养和选拔出来的，古代有六条标准，违反这些标准就以不孝敬长上，不友爱兄弟等罪名严加处罚。现在制定“八行”和“八刑”颁布到学校，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和奖惩的条例。“八行”是：“士有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悌，善内亲为睦，善外亲为姻，信于朋友为任，仁于州里为恤，知君臣之义为忠，达义利之分为和。”具备“八行”者，由下而上层层推荐，直到州一级分为三等。其中“孝”、“悌”、“忠”、“和”为上等，“睦”、“姻”为中等，“任”、“恤”为下等。这些人可入太学，享受免试，直到被任命为官吏。违反“八行”者为“八刑”，各以不同罪名分别处罚。总之，这是教育制度的一种改革措施。可是，由于“八行”没有可以具体量化的标准，选拔的人才良莠不齐，实施中营私舞弊严重，实际效果并不好。
在书法艺术上，由徽宗创立的瘦金体在诸多书法流派中独具一格，瘦硬挺拔，刚健俊逸。横画收笔带钩，竖画收笔带点，撇如匕首，捺如刀锋，竖钩细长，过渡性的连笔则如游丝飞空。总的看，银钩铁画，俨然刀刻。碑文书丹虽非御笔，精神气质却庶几近之。
这样有价值的碑刻，为什么所剩无几呢？
主要是由于蔡京这个大奸臣题额，殃及此碑大量被毁。
蔡京是个首鼠两端的小人，早年追随司马光向王安石的新法反攻倒算，雷厉风行，受到称赞；后来有个叫章惇的人恢复新法，蔡京又转而依附章惇。被贬后与权臣童贯勾结，以所画屏风、扇子等物进献徽宗，命朱勔从全国各地收罗各种花石树木运往京师，供徽宗赏玩，称“花石纲”。一石所需费用民间至用30万贯钱，运“花石纲”的船只使用的役夫甚至几千人。
《宋史》说他“见利忘义，至于兄弟为参、商，父子如秦、越。”“输货僮隶得美官，弃纪纲法度为虚器。”天下无不为未能将其绳之以法杀头弃市而感到不解恨。在全国各地所题碑额的《大观圣作之碑》自然成为人们发泄仇恨的对象了。关于他的死，王明清《挥麈后录》写道：“初，元长（蔡京之字）之窜也，道中市食饮之物，皆不肯售，至于辱骂，无所不至，遂穷饿而死。”据说在流放临行之前，蔡京准备了满满一船金银珠宝，全是贪污受贿来的；还带着三个女人；以为钱能通神，给他带来好运，可是上路后却成了过街老鼠，开旅舍的不给开房，开饭店的不对他营业，开商店的不卖给他任何必需品。从开封到长沙花多大的价钱也很难买到一口饭、一盘菜、一杯茶。在长沙无处安歇，只能住到城南的破庙里，饥寒交迫，病困有加，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死前留下一首词，写道：“八十一年往事，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止因贪此荣华，便有如今事也。”
“梦到”句是说常在梦中回到京城朝廷；接下来回忆自己在金銮殿曾五次被任命为宰相，在朝廷一向位高权重，最终由于贪恋荣华富贵，才有今天这样下场。
明太祖朱元璋有两通碑在历史上有重要价值，这就是刻立于1369年的《大明皇陵之碑》
周颠这个人，《明史》卷二百九十九有传。周颠没有名字，周颠就是周疯子，十四岁就疯了。整天反复说一句话：“告太平”。郭沫若翻译为“还我和平”（见1964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并说这是躁性狂的“刻板语型”精神病的典型表现。周颠曾去见朱元璋，也是这么一句话。朱很讨厌，命用大瓦缸把他扣在里头，外面用柴火点燃烧烤，待柴火燃尽把缸掀开，只见周颠安然无恙，只是额头微微出一点汗。曾半个月不吃东西，并无饥色；朱请他饱食一顿，然后关在空屋中，一个月不给他东西吃也没饿死。朱元璋征讨陈友谅时征求周颠意见，周说：“可”。朱又问“陈已称帝，能打败他吗？”周说：天上没有他的座位。发兵时，战船逆长江而上，没有风，周说开船就会有风。果然江风大作。周在战船上见到江豚戏水，又说：水怪出现，必然有重大伤亡。朱认为不吉利，十分恼火，就把周颠投进江里。朱带兵到湖口，周颠又赶了上来，并且向朱要吃的东西。饱餐一顿之后就走了。后来朱患病，有个和尚来送药，说是周颠进献的。药到病除。朱派人到庐山竹林寺探访，可是踪迹渺然，不知所终。传说在白鹿升仙台仙逝了。于是，朱元璋亲自撰写碑文，在周颠升仙处立碑建亭。
《周颠仙人传碑》的石料据说是从云南运到庐山的。为了运碑上山，特劈山削崖，开辟了“九十九盘”山道，可以想见耗费之巨。碑文共2080字，碑额篆刻“御制”二字，周边有盘龙缠绕，栩栩如生。碑阴镌刻着朱元璋亲撰的《祭天眼僧者、周颠仙人、徐道人、赤脚僧文》和两首诗。
由于周颠其人是个很有传奇色彩的神秘人物，碑文又系皇帝御笔，碑又立在牯岭仙人洞西北的锦绣峰上，因而成为庐山的一处重要景观，不少文人墨客留下诗文。
据《太祖洪武实录》载，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诏立皇陵碑”，先是命翰林侍讲学士危素撰文，至是文成，命左宰相宣国公李善长诣陵立碑。洪武十一年（1378年），命江阴侯吴良督工新建皇堂。朱元璋嫌危素撰写的碑文华而不实，多阿谀粉饰之词，很不满意，特别是对后世子孙缺乏警示劝诫之意，于是亲自动笔撰写碑文，重立新碑。御笔碑文叙述家庭出身，本人经历，参加元末农民起义的情况，以及东渡大江，统一全国的简略过程。文字通俗易懂、脍炙人口，感情丰富，令人感动。朱元璋写道：“父亡之后，家道惶惶。”“值天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为粮”。“乃与兄计，如何是常？兄云此去，各度凶荒。兄为我哭，我为兄伤。”从此“空门礼佛，出入僧房。居未两月，僧主封仓。”孤身无所依靠，只能游食四方，“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穷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流浪三年，返回寺院，“住方三载”，“雄者跳梁”。红巾军“初起汝颍，次及凤阳”。“既忧且惧，无可筹详”。从此南征北战，竟成帝业。临末说明回忆上述事实的目的：“泪笔以述难，谕嗣以抚昌”。
关于皇陵的管理，朱元璋圣旨道：“皇陵祠祭署奏请增吏，我不与他，吏多生事害人。”又说“好人家子孙，做了吏便害民。”“你陵里有什么大事！祭祀只轮一遭，将的猪来，祭了，吃了猪去；将的羊来，祭了，吃了羊去。钦此。”
朱元璋遣子孙谒陵之前，一再嘱咐不可忘本，切忌骄堕，注意体察民情，他说：“因道途之险易，知鞍马之勤劳；观小民之生业，以知农事之艰难；察民情之好恶，以知风俗之美恶。即祖宗陵墓之所，访求故老，问吾起兵渡江时事，识之于心，以知吾创业之不易也。”于是，碑文成为明朝历代皇帝必读的圣训。朱元璋的良苦用心总算没有白费。所以，连末代皇帝崇祯至死都认为自己是个兢兢业业、励精图治的好皇帝，责任都在别人身上。
要说对明朝灭亡有“责任”，张献忠是脱不了干系的。张献忠在四川是建立过政权的，国号“大西”，年号“大顺”。他的《圣谕碑》就立在广汉县县城的公园里。碑文仅20字，楷书云：“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落款是大顺二年二月十三日。大顺二年即1645年，也就是明朝灭亡的第二年。碑身周边雕饰龙纹，碑首刻有“圣谕”二字，当地俗称圣旨碑。
张献忠立这样一块碑，有点令人摸不着头脑。
在历代农民起义的首领中，张献忠是以嗜杀成性而驰名的。他在四川杀人的事件史不绝书，罄竹难书。例如，酒后将小儿抛到空中，以枪刺接住，以小儿的啼叫为乐；用刀一一砍杀小儿太麻烦，居然用铡刀一次刈杀多个；有20万百姓躲入一个山洞，张献忠在洞口架起柴点燃，把烟吹进洞中，20万人全被熏死；大西政权要开科取士，川中学子悉数应试，未等交卷，张献忠令兵士杀入，有握管濡墨而死者，有碎首断臂而死者，有折骨破腹而死者，有交卷途中被杀者，以致横竖倒侧，惨不忍睹。击杀数千，蜀中儒生俱尽。攻下重庆后，“取壮男子去耳鼻、断两臂”，“砍手者三十余万人，流血有声。”（《明季南略》）
张献忠是个文盲，斗大的字不识一升。平时发布命令必口述，令部下记录，不论语言如何粗野鄙俗，一律照写不得走样，差一个字就杀头。他有一则圣旨竟然是这样的：
奉天皇帝诏曰：咱老子叫你不要往汉中去，你强要往汉中去，如今果然折了许多兵马。驴子，入你妈的！钦哉！
这是斥责他的部将刘进忠轻举妄动出兵汉中，被清军守将马科杀得大败，狼狈逃回的圣旨。
张献忠当了皇帝要选皇后，选到之后，部下礼仪官员提议搞一个册封仪式。给张写个报告。张嫌仪式太烦琐，很是生气，就说：“皇后何必仪注，只要咱老子头硬，养的她快活，便是一块皇后矣。要许多仪注何用！”
这样一个张献忠，写出那样一通圣旨，让人颇费思量。我猜想一定是出自部下文人的手笔。也可能是把他的粗话脏话加以文化和雅化。又不知费了多少工夫去说服他：粗话脏话刻到碑上传之后世会贻笑大方，令后人耻笑。为了“陛下”的尊严和形象，非这样不可云云。
其实，抛开张这个人和树碑的背景，单从碑文看，头两句是实话实说，“鬼神明明”是承上启下，关键在末句“自思自量。”思量什么呢？是思量头两句说的事实、现象，还是别的什么？又是谁思量呢？是“人”，是“神”，还是张某人自己？
首先排除忏悔、反思和省悟的可能。因为张在死前，部下报敌军至，他把报信的人连杀两个，第三个人报告，他还不信，亲自上马提枪出营，前面提到的被他斥责过的部将刘进忠带领清军已把大营包围。刘面迎张，指给清军将领马科说：“这个人就是张献忠！”于是，清军放箭齐射。一箭中喉，坠马而死。一说受伤后被俘，就地处决。
那么，《圣谕碑》的碑文究竟是什么意思，留给读者继续研究吧！
康熙皇帝御碑很多，这里介绍两通：一在湖南衡山南岳庙，一在绍兴的兰亭。衡山南岳庙的御碑是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为重修南岳庙而立的一通巨大石碑。碑文乃康熙亲笔。现有玲珑别致的御碑亭庇护。立在南岳庙的正山门内。御碑亭为八角重檐攒尖顶，碧瓦红柱，兽脊齐备；亭周额枋上有篆书“寿”字200个，无一雷同。寓意南岳为“寿岳”。碑亭为重檐八角攒尖顶，系1983年重建。碑文中的20个“之”字个个不同，颇近王体。其中一个“之”字写得又粗又长，应系败笔。然而也有人说这正是康熙皇帝的脾气，就是要写的与众不同；还有人说表现了康熙统一天下的气概。碑的背面镌刻着乾隆皇帝的诗《兰亭即事》。传说有一年乾隆爷要赶在三月初三到兰亭来参加曲水流觞活动，但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赶到时已是三月初八，不得已，乾隆写下一首诗刻在御碑的背面。爷爷的碑文在前，孙子的题诗在后，因此人们又把这通碑称之为“祖孙碑”。
清代乾隆帝的御碑可谓多矣。
如杭州的岳庙，无锡的惠山寺，镇江的定慧寺，扬州的大明寺，天台山的国清寺，以及河南汤阴县羑里古城内和卫辉比干庙内均有乾隆御书的古碑。
羑里古城内的御碑亭建于1993年，碑文是乾隆的一首诗《演易台谒周文王祠》，诗云：
洹荡之间曰羑里，演易圣人昔拘此。
天高地下皆易理，彖辞阐发权舆是。
天王圣明罪当诛，千载而下真知己。
巍巍之台近只咫，夙凛师承惟四字。
无忧其常忧暂耳，王季为父武为子。
牧誓谅非心所喜，叩马村在河之涘，
夷齐首肯吾斯语。诗写于1750年九月，这一年乾隆巡视河南，先后来到安阳，祭祀周文王祠，并写下一篇祭文；路过卫辉时又写下《过殷太师墓有作》，是一首四言诗：
天地之经，君臣之议。贵戚异姓，同归一致。
与社稷共，逝将焉避。孰丁其难，孰丁其易。
嗟哉斯人，遭殷之季。罔为臣仆，先王献自。
披沥以陈，甘于殒弃。五亩佳城，千秋弗坠。
夫子适周，载经柏隧。早许三仁，讵惟四字。
两诗都有“惟四字”，这是指“忠、孝、节、义”四字。“三仁”除比干之外，还有箕子和微子。
《论语》写道：殷纣王昏乱残暴，微子便离开了他，箕子被他贬为奴隶，比干被他杀害了。孔子说：殷商末年只有这三位仁人。言外之意是殷商的灭亡是必然的。两诗对比干的高风亮节和周文王的历史贡献，都予以高度褒奖和赞颂，作了充分的肯定。
总之，御碑的特点是，碑体硕大，庄严、稳健，龟趺螭首，装饰性强，工艺精美。碑文为御撰，有的御笔书丹；至于一锛一凿的雕刻，绝非皇帝佬儿所能胜任，但刊刻者也绝非等闲之辈。御碑的单体字形较大，体例规范，版式严谨。所选石料均为上乘，树立位置独占风水。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御碑如五岳独尊，众星拱北。今天，作为文化遗产，价值连城，其历史地位与日俱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