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基督教建筑
就像希腊神庙一样，早期基督教建筑首先是建造在天国的，这是人类幻想的产物。早期基督教继承犹太教的纯粹的精神性，排除对偶像的崇拜，因此早期基督教的宗教建筑像犹太教一样，是停留在想象中的。顾晓鸣说，《圣经》给我们透露了种种消息。根据传说，“上帝的殿”最早是在伯特利（Bethel，词意即为“上帝的殿”），“耶和华站在梯子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上帝，也是以撒的上帝，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这是上帝的殿，也是天的门……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上帝的殿……”但是，由于希伯莱人的流动性和历史上的流散，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圣殿”实际上是流动的，圣所的建立是在定居迦南之后，而早先，约在“西奈山得启示”之后，则有犹太的移动式圣殿——mishkan（圣幕，tabnernacle），《出埃及记》中有详细的描绘。就像人类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创造上帝一样，“上帝的殿”虽然不是一种现实的存在，但是，它也有现实的依据。
有了“上帝的殿”就会有“上帝的城”。同时“上帝的城”也是和世俗的城相对应的，公元5世纪圣·奥古斯丁所著的《上帝之城》一书中写道，公元410年，哥特人洗劫了罗马城，一些人把这场灾难（这是公元476年罗马城毁灭的预演）归咎于罗马人不再信仰古代诸神的结果，他们说，当罗马人信奉朱比特（Jupiter，罗马神话中最高的神，即希腊神话中的宙斯）的时候，罗马一直保持强盛；但现在皇帝们都不再信奉他，所以它也不再保护罗马人了。奥古斯丁说，自从亚当犯了原罪以后，世界便被分为两个部分，两个城市：一个是上帝之城，一个是世俗之城。前者是上帝所代表的天国，后者是魔鬼撒旦统治的地狱。但在现世，这两个部分是混在一起的人类历史，就是上帝的信徒和魔鬼的信徒之间的斗争的历史。斗争的结果就是要在最后审判时将这两个城市分离开来，让上帝的信徒同上帝一起生活在幸福的天国，而让魔鬼的信徒受地狱的折磨。世俗城市罪孽深重，它的劫难、毁灭在所难免，正是在罗马的废墟上，将建立起永恒、充满仁慈、光明和幸福的上帝之城。但是在政府和社会里，圣·奥古斯丁所描述的两种城并行不悖，作为中世纪生活双重性的纪念物，教堂和城堡这两种杰出的中世纪建筑巍然矗立，同时，天堂乐园与人间的庭园也是相对应的。
耶略撒冷城：公元前996年，以色列国王大卫攻占耶路撒冷，并定都于此。诺斯罗普·弗莱指出，城市的意象自然是集中在耶路撒冷。城在象征的意义上都是女性，正如“metropolis”（大都市）一词所提示我们的，是“母亲的城市”。在他看来，耶路撒冷圣殿分成3个部分：外殿是市场，内殿是信徒的聚集地，最内为至圣殿，是代表上帝存在的地方，用账幕遮挡，大祭司每年进入一次（《希伯莱书》）。在弗莱看来，耶路撒冷位于山的顶端，因此它象征性地成为世界最高点。《诗篇》说，“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这里所指的地点，就是耶路撒冷。它的圣殿高接天空，正如魔鬼的模仿巴别塔曾企图达到的那样（《创世纪》）。他认为，对于基督教来说，一座处于这个位置的城或建筑物也就是世界的拱顶石。移开它，就会释放出各种造成混乱的力量。《诗篇》屡屡地把上帝的圣殿或圣城和控制它底下的“洪水”象征性地联系在一起。例如《诗篇》就把建在混乱之上的世界和进入圣殿的行列联系在一起。圣墓教堂建于335年，为古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的母亲海伦娜太后在耶稣墓地所建，是基督教的圣迹之一。而对于犹太教来说，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完成大卫时开始营建的宫殿和神庙，扩建了城市，并在安锡山上建造犹太教圣殿，奠定了作为宗教中心的神圣地位。罗伯逊说，公元前621年，耶路撒冷的祭司长呈报国王约西亚说，他在圣殿内获得了“法典”。结果，就发生激烈的改革，禁止偶像崇拜，除耶路撒冷的圣殿而外，所有神堂都被改做俗用。犹太教圣殿的西墙，犹太人称为“哭墙”，约建于公元前1世纪末，毁于公元70年和公元135年，后又在遗址上修建起围墙，成为犹太教圣迹之一。在这里，富有意味的是犹太教、基督教，甚至伊斯兰教都把耶路撒冷当作圣地。
所罗门的神庙：神权政治在希伯莱人那里也有相类似的表现。诺斯罗普·弗莱指出，据说所罗门用七年时间在锡安山上建造了神殿，用13年时间建造了他自己的宫殿，然后又听从他700个妻子的建议，亲切友好地为摩洛神和基末神在锡安山对面的一座山上建立了神殿（《列王记上》）。据摩根斯登的研究，所罗门神庙的建筑位置十分特殊，每当新年之日，太阳的光线恰好照进神庙的时候，便被看做是上帝耶和华的光辉照临圣殿，国王直接充当大祭司，手捧香炉步入神庙内殿，重燃圣坛之火，举行一年一度的赎罪仪式，从而重新确证自己统治的神圣性。新年礼仪在希伯莱具有重要的象征作用。
伊甸园：从造园的意义上说，我们可以追溯到《圣经》。“天堂”的希伯莱文是“Parde”；波斯文是“Pairidaeza”；希腊文是“Paradeisos”。据《圣经词典》解释，“伊甸（Eden）”意为“喜悦、欢乐，源于希伯莱语的‘平地（eden）’一词”。伊甸园还被叫做“天主乐园”、“耶和华之园”。《旧约》的《创世纪》，其第二章记述的伊甸园是：
耶和华上帝在东方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上帝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
日本学者针之谷钟吉说伊甸园可以在巴比伦平原中找到它的实地，而按照诺斯罗普·弗莱的说法，伊甸园的范围是从埃及伸展到印度。而在我看来，伊甸园与其说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不如说是一种想象的存在，或者说是一种原型。而在人间存在的花园则是所罗门的庭园。
所罗门的庭园：在旧约时代中期（公元前1000年），作为以色列三代王的所罗门的事迹，应作为确实的历史加以研究。所罗门王能使人感到亲切，可从《新约》中看出。《旧约·列王纪（上）》说，“所罗门王致力于建筑，在耶路撒冷建有‘黎巴嫩宫’、‘柱庭’、‘所罗门王宫’、‘巴罗女儿之家’及其他神殿。此外还建有城堡‘积货城’、‘屯车城’和‘兵马城’。”所罗门在其所著《旧约·传道书》第二章说：“我为自己大兴土木，建房，设葡萄园，修园囿，植多种果树，并掘池用以灌溉茂盛的林木”。所罗门之所以成为极其荣华之王的代号，似因他是喜爱建筑，并且如此热衷于建筑的国王，当然也重视造园和园艺。
罗马地下墓窟：与教堂、城堡和花园截然不同的景观是基督教的地下墓窟。因为基督教一开始是在地下活动的，16世纪，在罗马的郊外发现了大量的地下墓窟。罗马地下墓窟是早期基督教徒的地下墓群。大约建于1～5世纪。墓窟总数高达60～80万，在墓窟中还开辟了集会、祈祷场所。从总体上说，墓窟群约有43处，墓道总长达480多公里。圣卡利斯托墓窟是其中最大的墓窟。在墓窟中发现有雕刻的石棺、圣油坛、圆形彩色玻璃浮雕和绘有耶稣形象和圣经传说故事的壁画以及题铭和宗教图签等。
教堂的建筑在中世纪的城市里具有特别的意味。舒尔乡说，教堂“建筑全都传统性地朝向东方，换而言之即教堂后的园堂朝向东方——朝向太阳跃出的地方，太阳每天早晨在东方诞生（升起），而教堂建筑的正面朝着西方，西方——是太阳每个晚上沉睡，或云太阳似乎是死去（落下）的地方。这种朝向反映了基督徒对于以光线每天的消失和复出为象征的复活的信仰。很显然，这并不涉及太阳崇拜，而是通过太阳的形象来表现对造物主的崇拜。当人们在一个较为重要的城市里登上教堂里的钟楼之巅时，人们会被城市中所有其他神殿的朝向上的一致性所打动。它们仿佛要给私人居所那纷繁的屋顶一个航向，而这些屋顶显得极其混乱。人们由此明白了宗教建筑物在城市总体建筑中的重要性”。确实，就像舒尔乡所说的那样，在城市的嘈杂声中，清脆而嘹亮的教堂的钟声响了，它们成为一种秩序、一种方向，就像是牧羊人在召唤着他们的羊群。
拜占庭建筑
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已经衰落，公元330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将都城迁到帝国东部的拜占庭，称之为君士坦丁堡。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变成了东西两个帝国。西罗马帝国的都城在拉文纳，公元476年被日耳曼人吞并。东罗马帝国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建立了拜占庭帝国。它包括叙利亚、巴勒斯坦、小亚细亚、巴尔干、埃及、北非和意大利，还有一些地中海的岛屿。公元7世纪之后，由于封建分裂状态的发展，拜占庭帝国逐步瓦解，日渐没落，只剩下巴尔干和小亚细亚，后来几次遭受西欧十字军的蹂躏，气息奄奄，终于在1453年被土耳其人灭亡。
拜占庭帝国虽然被视作罗马帝国在地中海东岸的继续，其实它更像是亚历山大皇帝建立的希腊帝国的再现。它在成为罗马帝国一部分的时候吸收了罗马文化的一些内容，经过长时期的融合。到公元5世纪末6世纪初，它即以被称为“拜占庭文化”的特征逐渐展现在人们的面前，这是一种富丽堂皇并充满生气的“文化”表现，是有着深厚根底的文化的“解放”。在建筑领域，西里尔·曼戈认为，“在早期（4～6世纪），尽管处于转变过程中，基本上还属于古罗马式建筑”。“6世纪拜占庭建筑（被认为是‘宇宙’帝国的建筑）代表着古代建筑长期发展的一个终结。”“有人可能倾向于说在第7世纪后，或肯定在第9世纪后拜占庭建筑的确有了一种特殊的外观并一直保持到帝国的消亡”。拜占庭建筑就是拜占庭文化的形象体现，而且集中体现在君士坦丁堡。
君士坦丁堡始建于公元330年，因罗马皇帝F。V。君士坦丁（约280～337年）而得名。遗址在今土耳其伊士坦布尔市内。这个城市三面环水，控制着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咽喉要道，同时又位居欧、亚两大洲之间，形势十分险要，到公元6世纪时发展成欧洲最大城市，人口达40～50万。当时的主要建筑如君士坦丁的宫殿，这是城中之城。竞技场，不仅是游乐中心，而且也是仪式的中心。另外只剩少数教堂。在当时被称为坚固无比的君士坦丁堡城墙亦只有部分残存。君士坦丁堡最重要的建筑是圣索菲亚大教堂。这座教堂离海很近，从四方来到君士坦丁堡的船只远远就能望见，是拜占庭帝国极盛时代的纪念碑。
圣索菲亚大教堂（Santa Sophia）建于公元532年至537年。这是查士丁尼皇帝在6世纪为他的首都而建的东正教中心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是“一个传奇也是一个象征”（西里尔·曼戈语）。这座教堂的设计没有先例，它是将当时各种建筑技术融合在一起的集合体。它有纵向的轴线，中庭两侧有排柱。东西长77.0米，南北长71.7米，构成一个方形的平面，上面有一个高55米的中心圆顶，因此被称之为一种圆顶的巴西利卡。它完全可以与罗马万神庙和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相媲美。这个巨大的圆顶稳定地搁在四个拱形门上，圆顶的两侧有两个直径相等的半圆顶，这两个半圆顶又各有3个附属圆顶来做支撑。这座大教堂被认为是拜占庭建筑艺术的杰出代表。当15世纪拜占庭陷落以后，土耳其人只在教堂外的四个角上添了四条尖顶圆柱，就很自然地改造为清真寺了。
在落成典礼上，保罗说道：“这圆顶好像是从天国上用金链子吊下来的。”查士丁尼皇帝则称赞道：“噢！所罗门主，吾终于胜过汝。”当时的拜占庭历史学家普洛科皮乌斯（Procopius）说道：“它们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技巧在半空中彼此上下飘动，最后在这些部件上面矗起的工程表现出无比的和谐。”“人们觉得自己好像来到了一个可爱的百花盛开的草地，可以欣赏紫色的花，绿色的花；有些是艳红的，有些闪着白光，大自然像画家一样把其余的染成斑驳的色彩。一个人到这里来祈祷的时候，立即会相信，并非人力，并非艺术，而是只有上帝的恩泽才能使教堂成为这样，他的心飞向上帝，飘飘荡荡，觉得离上帝不远……”宗教哲学家费尔巴哈指出：“……在当时祭神的祈祷室里，光线不是通过纯洁无瑕的、清澈透明的媒介物，而是通过涂上各种色彩的窗户射入的……仿佛自然的光芒与祈祷的光芒不相容，仿佛精神只有在把自然界遮蔽起来的黑暗中才能被祈祷的烛光所激发。”爱尔兰现代诗人叶芝在《驶向拜占庭》一诗中，表明了他对于拜占庭的向往：
可是没有教唱的学校，而只有
研究纪念物上记载的它的辉煌，
因此我远渡重洋而来到
拜占庭神圣的城堡。
拜占庭建筑的中期是在7至12世纪，建筑规模大不如前，特点是向高发展，中央穹隆没有了，改为几个小穹隆群，并着重于装饰。如墓辅的圣索菲亚大教堂。
俄罗斯教堂的风格也是令人关注的。房龙说道，中世纪的时候，俄罗斯统治者对于俄国老百姓应该有什么宗教信仰发生疑问。于是派出聪明伶俐的人，组成代表团，分赴世界各地，去考察种种相互对立的教派的优缺点。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宏伟瑰丽镇住了俄国人，因此他们决定信奉东正教。12世纪末，俄罗斯形成了民族的建筑特点。如诺夫哥罗德的圣索菲亚大教堂。除俄罗斯之外，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等东正教国家，也有一些著名的教堂。这种教堂不仅给当地的基督信徒带来了一种寄托，也产生了地方性的景观。
拜占庭建筑有其特定的政治体制、思想意识和技术特点。汪国瑜指出，建筑的发展总是和政治体制与思想意识分不开的。东西罗马代表东西欧，其宗教和历史发展都不一样，自然都影响着代表性的建筑物——教堂建筑的发展，因此东正教和天主教的教堂在形制上、结构上、艺术上以及在技术上的发展都不一样，代表着两个不同的建筑体系。它们在建筑史上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罗马在教堂建筑中推行并发展的是沿袭古罗马的穹顶结构和集中式朝拜形制。它的特色是平面多为规正的圆形或正方形，然后在上面建造穹顶。从技术的角度说，拜占庭建筑形成了一种砖块与粗石构造技术，同时又有筒形拱顶、半圆形穹顶和交叉相贯穹顶三种拱顶方式。
无论是巴西利卡式的教堂还是罗马式的教堂亦或拜占庭式的教堂，都是一种艺术形式，一种审美对象。俄罗斯的E。Γ，雅科伏列夫把教堂建筑的情感化作用比做戏剧演出本身。他说道，教堂建筑变为一种把艺术作用的整个体系连为一体的必须的审美背景，拜占庭长方形大厅的森严、玲珑的神殿，罗斯托夫-苏兹达尔国令人感动、使人感觉亲切的小教堂，诺符戈罗德和晋斯科夫的严峻、雄伟的大教堂，莫斯科的宏伟富丽的五圆顶式教堂，欧洲中世纪的直耸云霄的哥特式教堂，佛教宝塔的对称的两翼建筑和朦朦胧胧的伊斯兰教清真寺——这一切有机地编入世界宗教的复杂艺术体系中，增强了那种在形象语言和舞台化戏剧演出的综合作用基础上产生的独特的审美氛围。语言和戏剧演出的审美、情感作用，倘若处在它得以实现、表现和存在的宗教建筑环境之外，是不可能被深刻地感到和理解的。值得指出的是，西方的艺术都是从教堂或者说通过教堂表现出来的，戏剧、音乐是在教堂里表现的，如中世纪的宗教剧和唱诗班的歌唱艺术和管风琴的演奏；绘画装饰艺术是通过教堂表现出来的，而教堂本身也是一种艺术。
哥特式建筑
哥特式建筑创作是一种宇宙观的反映。在人们看来中世纪是一个黑暗的时期，但是在建筑方面却有着很高的美学价值。房龙说，哥特式的建筑形式是寻求更多的光线和更大的空间的必然结果。这个我们称之为哥特式的艺术，在其流行的整个时期，始终是一篇美丽动听的童话。确实，一说起哥特式的建筑，建筑家们就会说到尖拱，装饰性窗格，相互交叉的拱肋支撑的拱顶和飞扶壁等。法国建筑史家路易斯·格罗德茨基说，哥特式建筑的特征，包括束柱、尖塔（为了增加扶壁的重量，通常在上部冠以一个小塔尖）、山花、多叶式的玫瑰窗和分隔成尖叶状的门窗。这些形式组合的变化标志着哥特建筑的民族或地区属性，以及它所处的发展阶段。正是这些特征使它成为在以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古典艺术之外的又一个建筑传统。
哥特式（Gotische，亦译高惕式）一词，和“野蛮”的形式相联系，可以说是一种蔑称，这是16世纪艺术史家瓦萨里提出的。就像热尔曼·巴赞所说的，“哥特式”（“Gothic”）一词是“日耳曼”（“tedesco”）或条顿（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用以贬低中世纪艺术的用词）的法语同义词。确切地说，哥特式起源于哥特族，哥特族是波罗的海和黑海一带的游牧民族，是中世纪初期入侵欧洲的“蛮族”中的主要力量。蛮族在文艺各方面对欧洲带来了新鲜血液，特别是在建筑方面。建筑是中世纪基督教欧洲的主要艺术贡献，主要代表作是一些大教堂，它们大半是哥特式的。黑格尔把中世纪艺术归为浪漫型艺术，也主要从哥特式建筑着眼的。
法国哥特式教堂
热尔曼·巴赞指出，像古代寺庙一样，教堂是城市的纪念碑，在文明所创造的全部伟大纪念碑形式中，教堂最好地表现了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但是在我们看来，教堂是城市的礼仪中心。在中世纪，教堂作为一种礼仪中心起到了一种凝聚力的作用。也就是说，哥特式教堂在一个城市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宗教礼仪作用。而对于市民或者教徒来说，一个城市拥有一个宏伟的教堂，是值得骄傲的事。法国的亚眠主教堂、博韦尔主教堂、兰斯主教堂和沙特尔主教堂就成为彼此竞争的城市纪念性建筑。其中沙特尔教堂形成了一种大教堂建筑的模式。
沙特尔大教堂（chartres Cathedral）原来是9世纪建的罗马风教堂，在毁于一场大火后，于1194～1260年重建。从外部看，西侧正立面，比例和谐，但是风格迥异的两个塔楼，明显地不对称。在双塔之上是耸立的锥形塔尖，直刺云霄。从中间的正门进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宽敞的中殿，两边是侧廊。砖石方柱于拱顶相接，高约37米，内有两个大的玫瑰窗及两个尖拱窗的侧高窗，装有160块13世纪的彩色玻璃。威廉·弗莱明说：“墙壁的空间通过形式和色彩的语言和所表现的宗教题材与礼拜者进行交际。在阳光和煦的日子里，透射进的阳光将地面和墙壁变成了不断变换着色彩的镶嵌细工。神秘的光柱和天窗也使拱门、护间壁和拱顶似乎具有无限的空间和高度。由于观者的眼睛自然而然为光线所吸引，因此使人觉得内部仿佛完全是由窗构成的。”任何一个人，当他沿着沙特尔大教堂的三叶拱走动，“沐浴在宝石一样火红晶莹的液体中和先知的长袍的绿色之中时”，就会领悟到，梦是如何变为现实的，“站在教堂会产生步入天堂的感受”。（帕瑞克·纽金斯语）沙特尔大教堂建筑过程就是对哥特式建筑的探索过程，并由此形成了完善的哥特式建筑体系。
在法国似乎更有名的是巴黎圣母院，这一方面和巴黎是法国的中心有关，另一方面得益于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的传播。
巴黎圣母院（Notre-Damede Paris）是在莫里斯·德·萨莱（Bishop Mauricede Sully）任主教时的1163年开始奠基兴建，1250年间基本建成，直到1345年才全部完工。像欧洲的所有著名建筑一样，如此长的建筑时间，意味着这是在建造一座永恒的建筑，而从艺术上说，就像雨果所说的是“一部规模宏大的石头交响诗”。它的平面呈十字形，宽47米，深约125米，可以容纳万人参加礼拜仪式。中心形成一个穹隆，其上的尖塔高达90米，直刺云霄。著名的西立面下部是三个深凹的大门，中间一个是“最后的审判”的主门，左右两边是“圣母”和“圣安娜”的次门。这三个门带有连续环绕的拱券，每个拱券上都刻有圣母、圣婴、圣徒像。三个门的上方也有一排刻有法国历代29位国王的雕像带。雕像带上面有一个直径13米的“玫瑰花窗”。再上面是一连串连续的尖圆拱券，将两个高60米的方塔楼连为一个正整体。有人描绘道，当阳光照射进来，或是当夜间燃起烛光，彩色玻璃反射出奇异的光影，高大的穹隆，矢形的尖圆拱，以及教堂中混合着洪亮的管风琴、唱诗班歌声、牧师的布道声，这一切烘托出一种腾空而起的动感，一种向天堂接近的神秘幻觉，有力地体现了超脱尘俗的宗教情感。这是一种神秘的陶醉，近似柏拉图所说“最高神仙福分”。也就是说，教徒们在这样的教堂中做礼拜，会产生一种神秘的体验。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神秘感应，雨果创作了《巴黎圣母院》，也正是在雨果小说的影响下，这个经历过战火和法国大革命而遭到损坏的建筑，又在维奥莱·勒迪克的主持下，花费了20年才得以修复，使得这个建筑像雨果的小说一样流芳百世。
英国哥特式建筑
英国哥特式建筑，主要是在1170至1240年间，有人称之为早期英国风格。伍德福特指出，英国哥特式建筑的特征是简单的没有窗花格的锐尖形窗口，类似于法国的哥特式建筑的窗子和入口。但是，也有不同于法国哥特式的风格。如强调水平因素正是一切英国中世纪教堂都具有的设计特征。另外就是运用复合的装饰线脚为拱券和垂直支柱式作装饰，以及用黑色的珀贝克（Purbeck）大理石装饰的柱身来与浅淡的石灰石相对照。结果这种设计要比法国流行的更为强调线条与装饰效果。英国哥特式建筑较早的有坎特伯雷主教堂，而以索尔兹伯里主教堂、威斯敏斯特教堂等最为著名。
索尔兹伯里主教堂（Salisbury Cathedral）建于1220～1265年。这个教堂据说是因为一支箭或者一个梦而建在这个远离村落的平原上。从外面看，这个教堂是一个长而矮的，中央有座高约123米的塔楼的建筑。而内部中厅低矮而深，两侧各有一侧厅，可以容纳更多的教士。内部分割成横条状，南面有一个回廊及八角形的教士会堂。路易斯·格罗德茨基说，“艺术史家对索尔兹伯里大教堂有着特殊的兴趣：它位于中轴线上的矩形礼拜堂（建于1220～1225年间），带有与中厅同样高度的侧厅，这一侧厅又与矩形的回廊相结合。对透明、精致的追求，导致了空间的融合和各部分间的统一，这种融合与统一由于极度细长的大理石柱而得到加强。”这个教堂对于后来的教堂有着直接的影响。
威斯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 Abbey）位于伦敦议会广场西南侧，10世纪英王埃德加于此建造正式教堂，由本笃会修士主持。1050年英王爱德华下令扩建，1065年建成耳堂，1163年建成中殿。现有哥特式教堂为1245年亨利三世重建的，后又不断扩建。教堂采用了扇形拱顶，平面为拉丁十字形。总长156米，宽22米，大穹隆顶高31米，钟楼高68.5米。整个建筑被认为是英国哥特式建筑中的杰作。
另外还有德国的哥特式建筑，如科隆大教堂，是德国的第一座真正的哥特式建筑。意大利尽管对哥特式建筑是排斥的，但著名的米兰大教堂就是典型的哥特式建筑。
部建筑和装饰的形式，以及大部分关于美的思想。哥特式艺术恰恰相反，它摆脱了束缚罗马式艺术的推动力之陈旧形式的重负，从自然出发。还有一些学者将哥特式教堂与罗马式教堂进行比较，也能从中看出哥特式教堂的艺术风格。早先的罗马式教堂与哥特式教堂比较，区别是明显的：前者以水平线和圆的拱券为主，宽阔平稳，但不免有沉闷笨重之感；后者则以尖顶拱券和垂直线为主，高耸、轻盈、寓丽、精致。前者的墙壁占面积大；后者除了门窗几乎没有墙壁。前者的装饰雕刻及绘画，更倾向于程式化和几何图案；后者的雕刻和绘画，则更强调生活的真实感。前者可以用著名的意大利“斜塔”旁的比萨主教堂为例；后者可以用巴黎圣母院和米兰大教堂为例。从外形上看，罗马式建筑显得敦实，而哥特式建筑则非常瘦削。
其次，哥特式教堂的建筑表达的是人类进入上帝“天国”的“门户”飘飞的场面。王贵祥指出，哥特式建筑所集中表现出的性格，就是一种向上腾飞的“力”。那高耸的尖塔，腾空飞跨的飞扶壁、山花与侧檐女墙上无数向上耸起的塑像与小尖塔，似乎被某种向上的力所拉拽……。
再次，哥特式教堂的建筑在这里，存在着一种向上的神秘的“力”。而从外形上说，哥特式建筑具有自然的形态。谢林说，所谓哥特式建筑艺术，向我们显示了这种尚处于完全简陋状态的本能；在其中，植物界成为范型……我们应将哥特式建筑想象为巨树：树干较小，庞大的树冠将其枝杈向四面八方伸展。附属于主体的众多较小建筑物，无非是树木诸如此类枝干的再现，该树则犹如一座城市；盘根错节、枝叶茂密的树木，与这一初型有着尤为直接的关联……其枝干相互遮翳、相互交错，从而形成穹隆顶。在这里，谢林将哥特式教堂比拟成植物，这也是一种别开生面的想象。
最后，哥特式建筑非常重视装饰。伊迪丝·汉密尔顿指出，整个一座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大教堂，上上下下都用图案和花纹装饰，数不胜数，雕刻精细，技艺精湛，独具匠心，无懈可击。徐建融也说道，哥特式教堂以尖顶拱券和垂直线为主，除了门窗几乎没有墙壁，高耸、轻盈、富丽、精致。置身于教堂内部，高大明亮，涂满金色的柱子间镶有彩色玻璃大窗，显得辉煌而神秘；对于哥特式教堂的彩色玻璃，许多艺术家都竭尽赞美之能事，信奉基督教的信徒没有见过天堂，但是可以通过哥特式教堂的彩色玻璃感受到天堂的存在。例如人们对于沙特尔主教堂的彩色玻璃的描述和赞美，玻璃对于哥特式教堂具有如此特殊价值，这在其他类型的建筑中是很少见到的。
中古印度建筑
印度的婆罗门教排斥了佛教，后来汲取了一些佛教教义，得名为印度教。公元10世纪起，印度各地普遍建造起了大量的婆罗门庙宇。它们的形制参照了农村公社的公共集会建筑物和佛教的支提。庙宇既是神的居所，又是神的本体。
印度婆罗门教的建筑分北方的、中部的和南方的几种类型。帕瑞克·纽金斯说，北方的庙宇外形简朴，由塔门厅加上围绕的步廊构成，而且有一圈约6英尺高的墙，把圣地和世俗之地隔开。南方的德拉维式庙宇则十分复杂，在一条轴线上建有许多院子，从外面可以明显地看出其相互独立的部分。院落由走廊连在一起，但有各自的入口。庙内有两种主要结构，一是基础宽大的朝拜厅，轮廓呈又低又矮状；再一个是较小的方形神龛房间，高高覆于其上的锡哈拉。在奥里萨邦首府巴内斯瓦尔的婆罗门斯瓦拉庙（Brameswara），建于9世纪，坐落在印度东北部。它的外观为三段组合式，自下而上由台基、华丽的雕刻带和顶部的锡哈拉组成。另外还有马哈巴利普兰岩凿寺（Rockhewn Temple，Mahabali-Puram）、科纳拉克太阳寺（Templeofthe Sun，kanarak）以及松那特普尔卡撒伐寺（Kesava Temple）等。
耆那教（Jainism）是婆罗门教的一个分支，“耆那”（Jaina）是这种教创造者筏驮摩那的称号，意思为“胜利者”、“完成修行者”，因此，耆那教也称为“胜利者宗教”。但是由于耆那教否认吠陀的权威，所以被婆罗门教认为是异端。它像佛教和婆罗门教一样，也有自己的庙宇。
耆那教庙宇，主要是在印度的北部，盛行于公元1000～1300年间，英国学者A。麦唐那指出，北印度耆那教的庙宇量显著的特点是立在修道室门口前面的一个耆那教圣哲的塑像，他如佛陀一般地盘腿坐着。这个入口门是以支持在八个柱上的圆顶屋构成的，圆顶屋的每一对相邻的柱形成一个拱门，这是由圆柱顶端的下部“柱头”所分出的“支柱”所形成的。如此“支柱”予依附在柱头的“轩缘”以额外的支持，穹隆室是以平行方向的石材构造的，一层层向中心掩砌着，直到最高的屋顶部分，然后用一块石板封闭着屋顶。无疑的最初的平行圈本是八边形的，在交角的地方横放着平直的石板，但是渐高则石板逐渐被凿成构成圆圈中的弓石状，所以形成逐渐狭小的石圈环，直到最高处始将穹隆顶封闭着。使人难以理解的是，耆那教的教义提倡苦修、禁欲，甚至残酷地自我折磨，但是其庙宇却又非常重视华丽的雕刻。其中阿部山维乌拉寺（Vimala Temple，Mount Abu）是一座现存最早也是最完整的耆那教寺庙。
但是对于印度来说，印度教和耆那教都相继衰落了，而伊斯兰教却兴盛起来，莫卧尔帝国统治印度时崇拜的是伊斯兰教，建造了为数众多的以大穹顶为特色的清真寺、陵墓等建筑。清真寺最著名的是布兰·达瓦札，陵墓最著名的是泰姬-玛哈尔陵。
泰姬-玛哈尔陵（Taj Mahal）于1632年始建，于1647年建成，是莫卧尔王朝最杰出的建筑物，它以美丽著称于世界，号称“印度的珍珠”，为世界七大建筑奇迹之一。泰姬-玛哈尔是印度莫卧尔王朝第五代皇帝沙杰罕（1628～1658年在位）的妃子的墓。关于这个建筑流传着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即皇帝和他的妃子的爱情故事，因此，也有人又把这个建筑称之为象征永恒爱情的建筑。这个建筑是由小亚细亚的乌斯达德·穆哈默德·伊萨·埃森迪（Ustad Muhammed Isa Ethendi）设计建造的，是伊斯兰建筑的形式。它背依朱木那河，形成一个长576米、宽293米的长方形的大花园。一个十字形的水渠把它分为四份，中央开辟成方形的水池。水渠和水池里都有喷水口。草地之后，正中是白色大理石的陵墓，修建在高7米，长95米的正方形台基上。台基四角耸立着40.6米高的圆塔。陵墓本体是海边56.7米的正方形而抹去四角。中央穹顶的直径17.7米。在这个穹顶之上，一段不高的鼓举起一个葱头形外壳穹顶，它的顶端高于台基面大约61米，形成了一组布局完美的建筑群。诗人尼札米（Nizami）说这座宫殿“掩映在与空气和谐一致的面纱里”，它的穹顶“闪闪发亮像面镜子……里面是太阳外面是月亮”，它一天之中呈现出三种颜色……拂晓是蓝色，中年是白色，黄昏则是天空一样的黄色。这样的建筑简直可以说是一种完美的存在。
印度的古代园林并没有原物保存下来。人们是根据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的记述和印度两大文学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来推断，后来又参考中国高僧玄奘《大唐西域记》记载。日本学者针之谷钟吉说道，印度的古典庭院的主要成分中，水居首位，而水常被贮放在水池中，具有装饰、沐浴、灌溉三种用途，即水池既是荡漾着清新凉爽气息的泉池，也是进行沐浴净身宗教活动的浴池，还是培育浇灌植物用的贮水池。尽管水及凉亭等使用也实现了这一目的，但他们还在庭园中创造更多的绿树浓阴。因此，作为庭园植物的绿阴树也备受重视，而不用花草造园，他们只在水池中种莲花，似乎还特别喜欢开花的树木。但是由于穆斯林进入印度，印度的园林艺术具有伊斯兰的风格。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莫卧尔帝国的创建者巴卑尔建造的“诚笃园”（1508～1509年），可惜今已不存。这个园林是方形的花圃，以十字型的水渠将花园分成四块，交叉点的中心有喷泉。花圃种有树木和花卉。以水为特色的印度的园林，具有独特的审美意义。
印度建筑的风格，首先体现在平行法穹隆建筑。A。麦唐那说，此种平行建筑的穹隆建筑物的优点是没有横压力，而古典式与哥特式的建筑物则因用辐射式的穹隆常感到横压力的压迫。所以更细微而精美的支柱在印度建筑物中是可以用的。此型式的另一结果是在穹隆内部的顶中心使用吊钟饰物，穹隆的饰物也是向心的圈环形状，而不是罗马式或哥特式穹隆的垂直线条。此种样式可以有多种变化而不至失去良好的趣味，并且因之使耆那教穹隆成为精致屋顶的最优美的样式而为其他地方所不能见到的。而马里奥·布萨利则提出了印度建筑的三种方式，希卡罗式、维那摩式和瞿布罗式。
其次，是表现出装饰超过了建筑本身。在印度的寺庙中，装饰品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就像伊迪丝·汉密尔顿所说的那样，“印度的庙堂是光彩夺目的装饰品的荟萃，富丽堂皇的装饰把建筑物的轮廓线条都盖没了。雕梁画栋，各种形体仪态的雕刻以及装潢点缀，重重叠叠，使人眼花缭乱，给人的印象是，它们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各种图案的汇集，内容异常丰富，使人迷惑，似乎没有设计与安排，只是如此这般地适应装饰的需要而已。”在汉密尔顿看来，“每件装饰品都是精工细刻的佳作，具有一种神秘的含义。整个庙堂外观的重要性就在于让艺术家们在它的上面镌刻真理的形征”。因此，与其说这种寺庙是建筑，不如干脆说它是装饰。
德国哲学家谢林则将印度的建筑与哥特式建筑相比，认为印度的庙宇和塔式建筑与哥特式一样，类似于植物。谢林指出：“印度建筑和哥特式建筑之间的相似，饶有意味，并为人们所关注……庙宇和塔式建筑纯属哥特风格；甚至一般建筑，也不能没有侧翼和尖顶塔。作为建筑装饰之叶片，无疑源于东方。东方情趣无处不归避所谓界限，而着意于无限；这种铺张在哥特式建筑中无疑同样有迹可寻；而且印度建筑以其宏大犹有过之。它的每一座建筑，其规模均相当于一座巨大的城堡；此情此景，同样可见于世上高大的植物。”而马里奥·布萨利则将印度建筑与巴洛克建筑相比，“印度神庙（仅限于印度教建筑）的整体性效果，在某种意义上讲很接近巴洛克风格，特别是建筑表面的动势和由此产生的光影效果。当然，这是一种夸张的、厚重的、具有异国情调的巴洛克风格，但其多样化的艺术语汇和表现方式却产生了极为丰富而含蓄的效果。与西方的巴洛克建筑相比，印度教神庙外观上的装饰和处理的确都有一种陌生的、令人费解的风格。”印度建筑的这些风格特点影响了东南亚的建筑。
东南亚建筑
印度文化的影响可与希腊文化的影响相比。东南亚建筑主要受印度的影响，并且以佛教和婆罗门教的庙宇为主要建筑，其中最著名的是柬埔寨的吴哥窟和爪哇的婆罗浮屠。富有意味的是，这两个神庙建筑都是在经历了极其辉煌的繁荣以后突然被人遗弃了或者说消失了，后来又被人发现以后，令世界感到震惊。
高棉人将寺庙视作他们所崇拜的神的住处，而不是信徒们的聚会之所。他们相信神确实是以其真形居住在那里的。阿尔坎杰罗·桑托罗说，神庙不仅为当地人民的宗教信仰赋予了具体的形式，也以象征的方式表达了其内涵。这些神圣的建筑物严格遵循中心式的布局，并根据四个主要的方位确定朝向；正面与主入口则面向代表生命之源的东方。主要的圣殿象征着世界的中心和众神的居所——妙高山，它建在城市中心和国王宫殿附近，因为国王正是神授权统治大地的人。这种庙宇的结构和布局方式延续了数百年，即使在建筑风格的不断更新中也没有丝毫改变。显然，这一注重精神意义的建筑类型所具有的静态特征，阻碍了其根本性的变化。但从宗教的角度看，重复却并非软弱的标志，而是显示了某种神圣仪式的重要性。这种布局的方式体现在最重要的建筑吴哥窟中。
吴哥窟（Angkor Vat）由高棉帝国的国王苏利耶跋摩二世创建，为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建筑群。这是一座兼有佛教和婆罗门教意义的庙宇，也是国王的陵墓，位于吴哥城的东南部。寺基长约1000米，总面积40000平方米。最外一圈围墙东西长约1480米，南北长1280米，墙外是190米宽、8米深的人工河。建筑群中心是一座金刚宝座塔。金刚宝座塔在纵横两条轴线的交点上。台基基底为211×184米，上面沿边围一圈廊子，他们和四个长方形的过厅以及中央的方形神堂又组成一个田字形的布局，把五座塔连接起来。中央神塔高约25米，连台基和两层平台一起总高大约65米。这个建筑物，曾经在1177年和1431年两次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又由于宗教信仰的缘故，被冷落了500年。1861年法国博物学家皮埃·洛蒂（Pierre Loti）来到了这里，当他在寻觅珍贵的热带植物时发现了柬埔寨艺术宝藏。经过艰苦的工作，到1873年，终于恢复了以前的光彩。吴哥窟在中世纪的世界建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热尔曼·巴赞说道，在东方诸民族中，独独高棉人显示出真正的建筑才能。它们懂得如何依据明确的原则规划城市，如何将城市建设成和谐的雄伟的整体，创造堪与西方最优秀的建筑相媲美的寺庙型。高棉人比印度人更为自信，避免任何可能妨碍思想自由发展的精确性，他们毫不含糊地认为寺庙应是宇宙的形象，因而以山的形式创造寺庙。他们将印度的门塔对称地、一层一层地安置在角锥形平台建筑上，使整个建筑逐渐升向中心殿堂……这种带有一系列附属建筑的中心布局，使人联想起中世纪的监狱和城堡，是高棉人所创造的君主神权政治的完美象征。为自己立庙的可能性促使君王们争胜不已，同时解释了在那个国家中建筑兴旺发达的原因。巴赞对于柬埔寨的吴哥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爪哇婆罗屠（Brobudur）是一个由许多石塔组合而成的石构建筑，又称“千佛塔”。帕瑞克·纽金斯说，16世纪初，葡萄牙人来到爪哇时，这一建筑密密实实地覆盖在林木和丛莽之中，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它是在很久以后，才被人发现。以前人们误认为是一个小山山顶的地方，却原来是座很大的佛教的塔。这个“佛教的塔”就是爪哇婆罗屠，它约建于公元800年。它建造在默皮拉火山山麓的一千巨大的方形小丘上，由数万劳动力，用了15年时间，花费了大约200万块石头建成的。婆罗浮屠窣堵坡是印尼乃至世界的最重要的纪念性建筑之一。
1.埃利希·诺伊曼说道，在圣殿四周，例如从埃及神殿到爪哇的婆罗浮屠，参加仪式者必须沿着一条仪式规定的道路，从外围绕到中央的殿堂。爪哇婆罗屠就是这样的仪式性建筑。朝拜者在通往婆罗屠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灵魂涅槃的旅程，像吴哥窟一样，朝拜者沿着长长的走廊通道，不断地向上、向里走，通过自我否定的9个阶段——9层佛塔——而达到领悟。朝拜者的礼仪是从塔基（欲界）开始，1至6层为折角方形，象征“地”（色界），7～9层变成了圆形，象征“天”（无色界）。每层都有佛龛，共有432座。每层圆台都设小塔。共有72座。最后朝拜者登上山顶，凝望着直径约10米，高7米的大塔，在那里存在着他们所永远期待的那种神秘事物。阿尔坎杰罗·桑托罗说，它令人联想起妙高山（位于宇宙中心的山），是“山”与“中心”的象征。他指出，有关婆罗浮屠的象征意义一直是人们广泛讨论的热门话题。一些学者认为它是一个供膜拜者冥想和受悟的地方，膜拜者以这种方式以求达到佛的量高境界：另一种观点认为它也可能是对统治全岛乃至整个宇宙的达摩具有神秘和宗教色彩的象征；更有人提出整个建筑就是一个巨大的坟墓；它除了作为宇宙的象征物之外，甚至还可能是夏连特拉的王朝纪念物——夏连特拉的君王在此被视为菩萨（Bodhisattvas）的化身。这样的建筑具有宗教仪式的意味，也可以说是人类生命的纪念碑。
伊斯兰建筑
伊斯兰建筑主要散布在广大的阿拉伯地区以及伊斯兰教影响所及的地区，包括印度和中亚的建筑。在公元7世纪之后，阿拉伯人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帝国，后来逐步变成一些独立国家。约翰·D·霍格说，所谓伊斯兰建筑，是指先知穆罕默德的信徒们在公元第7世纪至第18世纪、19世纪（在有些地方甚至更晚些）之间，在先知所创宗教（它有着各种名称诸如伊斯兰教、穆斯林教、穆罕默德教等）流行的地方所建造的建筑物。伊斯兰建筑最主要的是宗教建筑。如果说，西方的宗教建筑是以教堂作为主要表征的话，那么东方的宗教建筑则是以寺庙作为主体，而在伊斯兰教中就是清真寺。
清真寺的建筑和伊斯兰教的观念和环境有关。美国地理学家森普尔指出，沙漠居民从极其单调的环境中接受了统一的观念，晴朗的沙漠天空，星体清晰，牧民们看到天空中天体有秩序地运行和重复出现，可以想象到，这些启示使沙漠中的星象观察家想到有一双支配的手在控制着这个有秩序的系统。森普尔从典型的环境决定论得出的结论是，沙漠居民“必然倾向于一神教”。确实，伊斯兰教清真寺建筑与近东、中东特有的沙漠环境有关系。徐建融说，在广大穆斯林所生存的土地上，衬着亘古长存的紫红色兼金黄色的瀚海背景，边上镶着玫瑰色的山峦，地平线处像外星球似的兀立着几座沙丘裸岩，一道小溪，数株白杨，路旁再有几间歪斜破旧的旅舍，突然，一座清凉碧绿的清真寺耸峙在我们眼前。这就呈现出一种完全出人意料之外的宗教——审美价值。其中除有不断令人想到的沙漠景象之外，还有草原上无比纯净的清新气氛，使得每一色调都更加精雅典丽。在蔚蓝色天空的衬托下，为穆斯林建筑师们所钟爱的绿色或蓝色，放射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宝石般的光芒，它们遗世而孤立在一望无际的沙漠怀抱内。在这个宗教和它的艺术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厚的和谐，一种超过人的因素的密切关系，它将会存在得更长久，因为这里的荒墟正与此国土呈现着同一风光，而沙漠本身也具有与它的遗址古迹相同的色调与外貌。”也就是说，伊斯兰清真寺与沙漠的环境非常和谐，因此，帕瑞克·纽金斯称其为“沙漠中的奇葩”。
伊斯兰教的清真寺，最早是使用当地基督教的教堂，它们是巴西利卡式的。基督教堂的圣坛在东端，而伊斯兰教仪式要求礼拜时面向位于南方的圣地麦加。因此现成的巴西利卡就被横向使用。热尔曼·巴赞指出，伊斯兰一开始就创造了一种圣殿型伊斯兰清真寺，适应于不奉行仪式的宗教。这种宗教的基本活动是公众的祈祷。为了庇护参加祈祷的信徒们，伊斯兰模仿基督教教堂中殿内的巨大柱廊，并增多列柱以造成无穷无尽的印象，不过列柱呈十字交叉形排列，并不顺沿建筑物的长度。古典式清真寺有四个门廊或环柱廊，把庭院围在当中，庭院中央立着一个行净礼的喷水池。庭院尽头用作祈祷式的环柱廊，内有若干中殿，边墙与麦加的方向成直角，以拱道或壁龛为标志；内设一个木制的布道台。有时候一个又大又深的中殿通向圆顶的壁龛。一个或数个尖塔或钟楼供报告祈祷时刻的人打钟召唤祈祷者。这些尖塔形状多种多样。起初是坚实的方形塔，后来在美索不达米亚则取亚述“齐古拉”的螺旋形。9世纪起，波斯创造细塔型，细长如烛，顶上有阳台。塞尔柱波斯在12世纪创造清真寺的第二种类型——十字形布局。伊斯兰清真寺最著名的有伊斯法罕皇家清真寺、大马士革大清真寺等。
伊斯法罕皇家清真寺（Masijid-i-Shal）建于1629～1638年，创建者为国王阿拔斯，位于伊朗伊斯法罕市中心皇家广场南面，其正轴线朝向麦加，由礼拜殿、内院，正殿的高大的穹隆顶和华丽的门殿组成，左右是秀美的光塔，高44米，均饰有各色釉瓷、琉璃镶嵌。这个清真寺的造型与装饰均居波斯伊斯兰教清真寺之首，也可以说是世界一流建筑。
大马士革清真寺（The Great Mosqueof Damascus）建于706年，于715年完工。大马士革城是穆斯林的中心城市。其清真寺长长的围墙，构成一个建筑群。中央是大清真寺的礼拜殿，在横厅的中心部位覆盖着木构双层壳穹顶。这个清真寺是伊斯兰世界中最主要的经典建筑之一。
穆斯林的建筑向西推移，最后在西班牙落脚，有了自己的风格，这就是西班牙-摩尔式建筑风格。最著名的是哥尔多瓦大清真寺（The Great Mosqueof Cordova）。这个清真寺是伊斯兰世界最大的清真寺之一。
伊斯兰建筑的风格，清真寺既不像希腊或埃及的神庙，也不像基督教堂。它很像教友会的聚会所，教友会的会堂。房龙说，伊斯兰教徒住帐篷，坐在地上，不用椅凳，所以集会时，要求也很简单。只要有个屋顶，有四面墙，在墙上有个壁龛，指明麦加的地理位置，使教徒每日祈祷时，知道朝那个方向匍匐在地，也就足够了。此外，有个讲坛，智者在那里每礼拜五诵经时，讲解真主的使者的教导，这是和基督教教堂的仪式有点类似的惟一地方。各穆斯林清真寺有一个特点，不同于犹太教会堂、佛教的寺院或基督教教堂，那就是清真寺有个喷泉，穆斯林在进入大厅时，须先沐浴。只有住过沙漠的人，才能体会水——清凉而流动的水——对阿拉伯人多么重要。水就是生命。这是这个字的最现实的含义。世界上很少有什么东西像清真寺和穆斯林宫殿里的喷泉令人想起来就感到心旷神怡。其实，水在西方宗教中也有特殊的意义，基督教中的洗礼就具有这种意义。洗礼形式表达了双重诞生（twice-born）的神秘性。约瑟夫·坎贝尔也说，洗礼象征着人的“第二次诞生”，这是基督教的基础。“除非一个人在水与圣灵中诞生，不然他是不能进入上帝的天国的”。而喷泉，虽然在西方建筑中也是非常重要的要素，如凡尔赛宫的喷泉，但是却没有伊斯兰教建筑中那么神圣性了。
确实在伊斯兰教中，清真寺是最神圣的所在。徐建融指出，作为《古兰经》天堂说教的最高精神体现，是伊斯兰教的寺庙——清真寺建筑艺术。伊斯兰教之前的阿拉伯民族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并不需要永久性的建筑；甚至在穆罕默德去世后的最初50年里，穆斯林用于祈祷的道场也是随遇而安的。它可以是占据的基督教教堂，也可以是波斯人的圆柱厅，甚至是用篱笆或水沟围起的长方形田地。这些临时的“清真寺”都有一个基本的特征，即朝向的标志：柱廊的走向必须朝向麦加，或者简单地把进口处设置在麦加相反的方向。到了7世纪末，穆斯林的统治者已在占领地站稳了脚跟，于是开始大规模地营造清真寺和哈里发宫殿，并试图在规模的宏大方面超过伊斯兰教之前的建筑。这些早期实物，均已湮灭无存，但据有关资料可知，当时参与营造活动的大都是一些外来工匠，有的来自埃及，有的来自叙利亚、波斯，有的来自拜占庭。他们分别袭用了各自的传统风格样式，五花八门。真正独具特色的穆斯林建筑风格，是从8世纪以后才逐步确立的。就像我们一看见穿着白色长袍围着头巾的人就会说他是阿拉伯人一样，我们一进入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就会发现它的建筑风格。热尔曼·巴赞指出，建筑师设计的结构都有一个布满实用装饰的饰面。结构成分本身很快变成装饰的主题，诸如角落的突角拱，用来使方形转化为圆顶，这一特征的分裂和繁殖，变形为钟乳石状（mukarnas），这种钟乳石嫁接在拱、穹隅、柱头、天顶、饰带、楣等之上。全是花叶饰的护墙装饰，用石膏、灰泥、木、马赛克制成，或在印度用大理石透雕细工做成，在波斯，则受萨菲王朝的影响，用彩色陶砖做成，像一件长袍裹着整幢建筑物。由此我们可以说，伊斯兰的建筑风格是鲜明而独特的。
唐招提寺建于天平宝字3年（759），坐落在平城京（今奈良），它由中国高僧鉴真和尚东渡后率弟子建造。分金堂（大殿）、讲堂、大塔等。其中金堂是初建的原物，面阔七间，中间五间开门；进深四间，一进开敞，西城廊柱，柱子粗壮。单檐庑殿顶，原建坡度平缓，明显具有中国唐代的风格。
平等院凤凰堂建于平安时代（1504），坐落在曰本宇治市。永承6年（1501）日本太政大臣藤原赖舍别业为佛寺，即为平等院，凤凰堂是随后建造，“因为其平面类似一只鸟”，故称为凤凰堂。正面模仿唐代宫殿，以金、银、假漆和珍珠母等装饰，显示出奢华的建筑风格。
在日本建筑中，神社很典型地表现了日本的特点。早在6世纪以前，奴隶制时代，日本流行自然神教，称为神道教，崇奉各种神灵的建筑物称为神社。在整个封建时代，尽管佛教流行，神道教仍然不衰，神社之设从未中断，遍布全国，至今约有11万所以上。神社是曰本祀奉神道教、氏族祖先和英烈人物的建筑物。神社历来每隔一定时期重建一次，名为“造替”制度。
伊势神宫（皇大神宫）位于日本三崇县海滨的密林里，是一个圣地。传说起于远古时代。公元1世纪始建。神宫分内外两宫，都有四层木板或木柱围成的栅栏，地段呈长方形正殿在最里层。按照规定，内外宫的全部建筑物每二十年彻底重建一次，因此经常保持很完好的状态。但是不免有新因素渗透进去，例如，正殿平台的栏杆基本上是中国式的，大体上仍不失古来的面貌，明治天皇以后的历代天皇即位都要去参拜。美国学者C。亚历山大赞美道，日本伊势宫“是世界上最美的小建筑之一”。
《日本书纪》载：显宗天皇元年（485年）“三月上巳幸后苑曲水宴”。这条记载很有意义，一是说名远在第5世纪，日本就有了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曲水流觞”游赏内容；二是如果和《兰亭集序》中的“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相对照，就可以发现直接的影响。《兰亭集序》写于中国东晋永和九年（3530年），这就足以证明中国园林内容对外传播之早，影响之深。到日本钦明天皇十三年（552），佛教东传，同时中国园林也随之东传，日本宫苑中开始造须弥山，架设吴桥。朝臣们纷纷竞造宅园。据《日本书纪》载：推古天皇三十四年（625），大臣苏我马子“家于飞鸟河之旁，乃庭中开小池，仍兴小岛于池中，故时人曰岛大臣”。《万叶集》诗歌中也有描写贵族的庭园的作品。奈良时代的庭院已出现水池岩岛，环池疏布屋宇等。在平安时代，出现了以池岛为主体的“水石庭”和“寝殿造”形式。而在镰仓时代，则开始了建造一种蓬莱海岛式庭园，如鹿苑寺庭园。
在室町时代，在禅宗的影响下，日本出现了枯山水式的庭园。陈志华说，枯山水的大师多数是禅僧，他们不仅把淡泊弃世的情调带进了园林，而且据说他们用枯山水来表现摆脱了一切生老病死的永恒。没有树木花草，就没有了四季的荣谢和连年的生长，没有真实的流水就没有盈涸和运动。枯山水用石块象征山峦，用白沙象征水面和池，只点缀简素的灌木等。最著名的有京都大德寺大仙院和龙安寺庭院。日本的枯山水具有一种日本特有的禅意。
从15世纪中叶到16世纪末，日本形成了以品茶，斗茶为题而制定了一套礼仪规则。为这个目的而专门兴起了一种建筑物，就是茶室。
茶室的会意文字为“数寄屋”。它用一般的土、砂、木、竹和麦秸等构成，外表非常不起眼，显得有点质朴甚至贫寒，采用人字形屋顶，雨水可以顺着两边流下来。以四张半榻榻米为界，分大茶室和小茶室。内部置空，往往有壁龛，壁龛正面挂一些中国名僧的画，下置插花一盆，使用简陋的茶具，炭炉，茶铫，炉刷等，而且，这一切布置得随意而极不规则，所以又有“空室”和“不等居”之称。采用自然光，窗户极其讲究，使得室内的每一样东西无不显得素静清雅；来宾们也穿着绝不刺激的衣装。于是“暗示出一种高尚的贫穷和精美的粗陋”，在小小茶室里，“从精神上追求并享受着贵族般奢侈的生活”。日本茶道由禅僧倡导起来，武士豪绅附庸高雅，竞相仿效，一时大盛。武士们曾经依照书院造府邸的上段的式样，建造独立的小小的茶室，但没有流行。广泛流行是草庵风的茶室。日本的茶道亦称“草庵茶”，这是因为日本的茶室的外形与日本的农家的草庵相同，以后渐渐形成传统，成为日本最有特色的建筑类型之一。日本的茶道与茶室是相辅相成的，茶室对于日本后来的建筑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