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2月中旬，张国焘绕道香港到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大”。陈独秀关照张国焘多做些说服代表的工作。瞿秋白因肺病加重，咯血，没有出席。
张国焘到广州后，召集出席国民党二大的共产党的代表开会，有毛泽东、周恩来、吴玉章、陈延年、聂荣臻、萧楚女、董必武、林伯渠、恽代英、张太雷等人。
朱蕴山、高语罕以特邀代表资格出席会议。朱蕴山是同盟会会员，11月收到出席广州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抵达广州后，经陈延年批准，朱蕴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此之前，陈独秀写信给陈延年，让其发展朱蕴山加入共产党。辛亥革命前，在安庆读书的朱蕴山听过陈独秀在藏书楼的鼓动演说。介绍朱蕴山入党的是薛卓汉、高语罕。薛卓汉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为鄂、豫、皖边区农民运动领导人，后被张国焘所杀害。高语罕是安徽六安人，大革命失败后，和陈独秀一起参加了“托派”小组织的活动。
张国焘宣读了陈独秀的信，其中说：现在革命处于低潮，因此统一战线上应采取让步政策，要把国民党的各方面人物都包括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去。
陈独秀的意见，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有关。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瓦西里耶夫担心陈独秀等人争取领导权，9月21日给季诺维也夫写信，说“党团无论如何不应发号施令。共产党不应当要求一定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一切领导职位，相反，它应当竭力广泛吸引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员参加负责工作。”9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指示草案：党团不应发号施令；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10月2日，中共四届二中全会闭幕后这天，瓦西里耶夫从莫斯科给维经斯基写信，要他明确告诉共产党和陈独秀，放弃在国民党中做领导的努力。事后，瓦西里耶夫给季诺维也夫写信说，他对中国共产党争取领导权的错误政治方针的担心是合乎实际的。由于维经斯基已经看到了这点，所以问题不大了。
会上，陈延年、毛泽东不赞成陈独秀点名要把戴季陶、孙科这样的右派人物选进中央委员会，并得到许多代表的支持。当时，出席国民党二大的代表二百七十八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有一百六十八人，中派有六十五人，占了绝大多数，右派仅四十五人，这是孤立右派的极好机会。张国焘为了说服陈延年和会议代表，不得不披露了一件事，不久前，一向态度强硬的国民党右派人物孙科、叶楚伧、邵元冲经维经斯基等人撮合，与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在上海苏联领事馆举行了一次会谈。陈独秀根据共产国际上述意见，给孙科等人吃了一颗定心丸，同意共产党不包办国民党，在国民党“二大”上，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领导机构中不会超过三分之一。
会场上出现了一阵不满的声音：“这是要不得的安抚政策。”“应该根据广东真实情况修改决定。”12月17日，陈延年、周恩来等广东区委与给中央长电，提出两个方案：其一：在国民党中央的三十人中，1/3是共产党人，1/2候补中央委员是共产党人，以便在基层进行开展工作。其二：在国民党中央的四十人中，1/2是共产党人，候补中央委员中的共产党人和前者同。
因为电报对中央局和共产国际联合指示信不满，遭到了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反对。维经斯基认为，陈延年等人或者“广州人”对全国形势的分析是错误的，即没有看到反革命的进攻，以为革命高潮即将到来。而且，电报只谈左派和右派，忽视了中派。结果，将中派推向了右派一边。
给中共中央电报不久，中共广东区委于1926年1月1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之日，发表了《对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国民党中旧有之反革命势力在淘汰之列，因为他们的利益与革命相反的。国民党既然成为真正的指导革命的团体，决不能与他们相容。”希望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能使国民党“左派领导之下发展一个群众的政党，能使广东的革命基础扩大到全国”。这个思想令人振奋，将打击的目标指向了国民党右派，强调国民党左派的领导。
九个月后，维经斯基和拉菲斯、福京写报告，批评了陈延年等人的上述电报：“正当整个的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巧妙地应付中派，使他们跟右派发生分裂进而孤立右派的时候，我们同志和汪精卫的方针却在客观上导致了中派和右派的联合，把中派推向了右边，把他们开除出中央……导致了左派和中派的彻底破裂和蒋介石的武装发动。”
拉菲斯（化名马克斯）（1883-1942），1926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远东局书记。大革命后期，拉菲斯回到苏联，后任塔斯社外国新闻部主任，遭到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福京（1899-？）1926年-1927年青年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到广东出席国民党“二大”的，还有刚刚成立的上海特别市党部派出、经上海市党员大会选出的五个代表：恽代英、沈雁冰、张廷灏、吴开先和一个国民党左派。恽代英为上海特别市党部主任委员兼组织部长；沈雁冰（茅盾）为宣传部长；张廷灏为青年部长（后叛变）；吴开先是上海法政大学的学生，共产党员（后叛变）。
茅盾说：“我们都不懂广东话，怎么办？”恽代英说：“大会代表来自各省，都能说蓝青官话，广东省的代表居少数，我猜想这少数广东代表一定也是走南闯北的人，能听懂蓝青官话，语言不通这件事，不必考虑。”为了交往，茅盾和张廷灏、吴开先三人在上海印了名片。张廷灏是张静江的堂房侄儿，交往多，他出面定了虞洽卿办的三北轮船公司的醒狮号的官舱票，时间是1926年元旦半夜开航。
船上水手说，船行六日，预定在汕头还要停留一天卸货。茅盾说：“肯定要迟到。”恽代英说：“不知道会期是几天，如果会期长，还能赶上大会的最后阶段。”到达广州时，大会已进行数日，各地选出的代表尚未到齐。元旦开幕式已经举行，实际议程是1月4日开始。他们在大会秘书处报到时，大会秘书长吴玉章安排他们住进了附近的一个旅馆。
住下后，茅盾和恽代英到文德路一个楼房的二楼拜见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陈延年说：“出席这次大会的各省共产党员都已到齐，中央对参加这次会议的决策是团结国民党左派和中间派，打击西山会议派，共产党不在选举中央委员时争席位。”陈延年没有强调自己和中央局的意见的区别。
国民党二大大会会场在旧广东省议会楼大厅。茅盾等到会时，汪精卫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已结束了。恽代英已经先到，正在大会上作演讲，常州人恽代英是个大演说家，可以连讲两小时，越讲越有精神，听众也始终静听，时时报以热烈的掌声。陈延年对恽代英的演说才能也非常欣赏。
在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下，会议开除了“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等人的党籍，给林森书面警告，戴季陶反省检查。另一方面，在讨论中央委员名单时，张国焘提出减少共产党在中央委员会里的人数，表示自己和瞿秋白不再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张国焘的让步，令蒋介石等大为满意。结果，大会选举的三十六名中央委员中，仅七人是共产党代表：谭平山、吴玉章、李大钊、恽代英、林伯渠、杨匏庵、朱季恂，候补执行委员有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夏曦等。
1月19日，国民党“二大”闭幕。
周恩来1943年春曾谈到这次会议，批评了陈独秀、张国焘的让步政策：
在选举上，向右派作了极大的让步。结果，三十六个执委中，共产党只有七个，比我们原来计划的少了将近一半。国民党左派连朱培德、谭延闿等算在内一共才十四人；右派、中派却有十五人。右派孙科、戴季陶、胡汉民、伍朝枢、萧佛成等都当选了。在监委中，右派更是占了绝对优势。国民党的中央执委、监委是常常合在一起开会的，所以结果成了右派势力大，中派壮大，左派孤立的形势。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国民党右派、中派的第一次大让步。这是政治上的大让步。
大会闭幕后，茅盾正整理行李，准备回上海，陈延年派人来找他，将茅盾和恽代英留在广州工作。恽代英到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茅盾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秘书，和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一起工作。国民党新中央委员会选举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兼宣传部长，汪精卫认为身兼两职，忙不过来，请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
陈延年派人送茅盾到东山庙前西街三十八号，这是毛泽东的寓所，也是《政治周报》的通讯址。东山是别墅区，有豪华的洋楼。蒋介石就住在一所洋楼里，俄国军事专家顾问团也住在附近的洋楼里。但庙前西街三十八号却是简陋的中式楼房。毛泽东和夫人杨开慧住在楼上，外面一间是会客室，里面一间是卧室兼书房。楼下也是前后两间，后面一间是厨房和一个女仆的卧室，肖楚女住前面一间。茅盾早知楚女是“楚男”，却不料是麻面黑脸。肖楚女很热情又诙谐，同茅盾一见如故。他指着室中一架挂着蚊帐的单人木板床，对茅盾说，这是留给你的，我陪伴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