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二〇事件后，在莫斯科养病的蔡和森反对北伐。1926年4月27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蔡和森作报告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代表会议，决定为广州政府进攻北方做准备并加强对农民的工作，我认为这个决定是极左的，是不正确的……共产国际应该发出一封信，批评广州政府提出的关于组织“北伐”的建议；提出农民运动的口号。
维经斯基同意蔡和森的意见，说：“关于北伐，蔡同志的建议当然是对的。”会议决定就北伐问题“致函中共中央，说明目前提出广州进攻的问题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从宣传角度来说都是根本错误的。”
6月4日，蒋介石当上北伐军总司令。但召开宣传北伐的全市大会时，因为国民党的基层组织不积极，只有三百人参加，其中不少是广东区委安排的共产党人。出席会议的同志回来向陈延年汇报说，蒋介石在会上说“国民党需要革命的领导”，其他什么也没有说。经过做工作，北伐军出发时，欢送蒋介石的北伐军的群众，仍然只有三千人，这和支持省港罢工的三四万人相比，是一个很小的数字。
6月11日，维经斯基给皮亚特尼茨基等写信，说：“寄上北方区委书记李同志和组织部长陈同志在北方区委作的两个报告……这里的同志们仍坚定不移地主张进行北伐，看来必须就此问题同中央认真地谈一谈。”信中的“李同志”即李大钊，“组织部长陈同志”即陈乔年。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在共产国际代表私人信件里，惟一提到陈乔年的一次。写信后，维经斯基动身去上海，他希望陈独秀和自己一样，反对北伐，而不要像北京的李大钊、陈乔年一样支持北伐。
6月21日，到上海的维经斯基和陈独秀谈话，很快统一了意见，反对现在进行北伐。
北京中央特别会议提出北伐，陈独秀是赞成的，3月14日签发了《中央通告》第七十九号，“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维经斯基来了后，在讨论北伐问题时，中央局内部发生了分歧。陈独秀和彭述之不赞成北伐，因为现在北伐时机不成熟，会增加农民税收和农民负担，而且，会发展蒋介石的力量。瞿秋白主张北伐，认为有利于发展五卅运动以来的形势，有利于消灭军阀势力和发动工农。北伐筹款虽然对农民利益有伤害，军阀也会加大压迫农民，但不足于完全镇压农民，而促使农民运动发展得更快。张国焘也支持北伐，两票对两票，结果陈独秀一生气，拍了桌子，张国焘才接受了陈独秀的意见。会后，陈独秀和张太雷交换意见，张太雷表示同意陈独秀的意见。
事后，维经斯基给加拉罕写信说：“中央和陈[独秀]现在都不主张北伐，虽然据说他们在一个半月前曾坚决主张进行北伐。这种认识我是在没有太大的争论的仅仅一个小时的交谈之后得到的……同中央的谈话使我更加确信，鲍罗廷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做要做的事。他把赌注下在蒋介石身上，认为反对他是危险的……在这种情况下，依我看，北伐必然遭到失败。”
加拉罕支持了维经斯基的意见，同时批评了鲍罗廷。他给鲍罗廷拍电报说：“过分迅速地向北推进是有危险的。”
6月底，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在上海举行会议，谢尔盖（维经斯基）、老头子、文学家{瞿秋白}、教授（格列尔）、马克斯（拉菲斯）、年轻人（福京）参加。会议长时间的讨论北伐，最后确定以陈独秀的名义给共产国际写信：中共中央的同志们反对对中央的观点作以下的评价：“在北伐问题上中央存在着两派，一派看来是少数，认为北伐是拯救广州的唯一办法，另一派理解北伐对广州的严重危害性，在‘三·二〇’事件的影响下现在反对北伐。”
“少数”赞成北伐，即指瞿秋白。广东国民政府发布北伐宣言后，瞿秋白对羊牧之说：“伟大的北伐战争已经开始了，看来要经过几次大战后，革命形势将会突变。我们要宣传北伐的伟大意义。”
次日，维经斯基给联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核心小组电报说，最近几天，随着代表团从广州返回，中央委员会总的情绪又主张进行北伐。维经斯基坚持认为：“工作重点的口号不是进行北伐，而应当是提高工农群众的经济福利，巩固革命政府的基地。”
7月7日，陈独秀根据和维经斯基开会的最后决定，在《向导》周刊发表《国民政府的北伐》，说：“在整个的国民政府之实力上，在国民政府的军队之战斗力及革命的意识上，都可以看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怎样防御吴佩孚之南伐。”
这篇公开反对北伐的文章，立即在南方引起轩然大波。黄埔军校学生争先恐后的购买《向导》周报，黄埔特区党部下令禁止学生购阅《向导》周报，双方差一点发生火并。读者黄世见写信给《向导》编辑部，质问陈独秀：“挑拨北伐期中的人心，煽惑一班不明真相随风飘荡的幼稚革命者吗？或者先生被反动派利用，在此北伐期中灌输令人怀疑的论文，代他们鼓吹吗？或者先生聪明一世懵懂一时吗？”
国民党中央党部李济深、孙科、张静江、顾孟余等人开会讨论这件事。李济深、孙科支持这篇文章，说陈独秀同志的话，也不是全无道理。这样一来，张静江、顾孟余就不好给陈独秀戴上反对北伐的帽子。会后，张静江对鲍罗廷说：“你劝劝仲甫，以后不要再做这样的文章了。”他认为，陈独秀糊涂其词，有投机权位之嫌。
维经斯基等远东局委员会8月9日和鲍罗廷谈话，肯定了陈独秀反对北伐的态度。鲍罗廷说：“我不能让蒋介石觉得我是北伐的反对者，我认为北伐是没有成功的希望的。现在可以肯定的说，北伐的结果是蒋介石及其整个集团在政治上的灭亡。”维经斯基说：“在对待北伐的态度上，要宣传中央的立场，就像老头子在党的机关刊物上所发表的文章中所表述的那样。”“老头子”即陈独秀。
半年后，随着北伐的推进，1927年3月2日，陈独秀写《答符绣》，解释自己当初为什么反对北伐：“我们不是反对北伐，而是指出北伐的真正意义，即是说北伐要建设在民众的势力上面，北伐的军事行动中要兼顾到民众的利益。我们也不是反对军事行动，而是说军事行动要和民众运动结合并进，单纯的军事行动，不是唯——无二的方法。”
陈独秀晚年住在江津时，郑学稼曾写信问他当初反对北伐的事。1941年1月26日，陈独秀回信说：“C。P。不赞成匆促北伐，为时甚短。”“C。P。”，指共产党，不是他个人的态度；“匆促北伐”，指不是反对北伐，而是反对“匆促北伐”；“为时甚短”是说，很快放弃了反对北伐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