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被开除党籍以后，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人常来坐坐，讨论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1929年12月10日，陈独秀写了一万两千字的《告全党同志书》。关于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陈独秀在中共六大前表示，不为自己辩护，也不批评别人。党籍开除后，陈独秀开始为自己辩解，批评别人了。
陈独秀首先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并强调要寻找犯错误的原因：“我坚决的认为，中国革命过去的失败，客观上原因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党的机会主义之错误，即对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策之错误。当时中央负责同志尤其是我，都应该公开的勇敢的承认过去这种政策毫无疑义的是彻头彻尾的错误了，但只是简单的承认错误还不够，必须忠实的彻底的认识过去的错误即机会主义的政策之内容及其原因结果是些什么，并且毫无顾忌的暴露出来，然后才可望不至继续过去的错误，方可望不至使下次革命又蹈于以前机会主义的复辙。”
自己为什么犯错误呢？原因是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陈独秀写道：“我们应该坦白的很客观的认识过去以至现在的机会主义政策，都是来自国际，国际是应该负责任的。幼稚的中国党领导机关应该负责任的。若是互相推委，大家都各自以为没有什么错误，难道是群众的错误吗？”
蒋介石听说陈独秀写了《告全党同志书》，命令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迅速查获。国民党中央训练部在“审查报告”上分析说，这篇《告同志书》我们可以看出几点：
1、陈独秀自去年8月，即开始积极的反中央工作。
2、陈完全站在托洛茨基之下活动。
3、陈开始在党内组织小组织。
4、该党内部日见分裂。
此件存于国民党中央训练部档案，上标《反动刊物共产党首要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这封《告全党同志书》被油印成册，后来翻译成了英、日、德、俄文，流传到国外。
陈独秀一个人写了《告全党同志书》后，彭述之的话还没有说出来。12月中旬，他和陈独秀讨论，拟一个宣言提纲，请愿意签名的人签名。于是，两人凑了六条建议：如公召回托洛茨基等反对派，恢复托洛茨基同志的领导工作；恢复中国党因反对中央机会主义路线而被开除的同志之党籍等。
隔日，郑超麟通知尹宽、吴继严等人来到陈独秀家中，商议签名名单。考虑不把陈独秀放在第一位，决定按姓氏笔画顺序来排。经过商量，凑了八十一人名单。
据郑超麟回忆，八十一位签名者，三分之一是假的。如第一个王阿荣，没有这个人；或本人不知道。留学德国、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李季曾写过《马克思传》。他对未经本人同意，列入他的真名不满，认为会导致不安全。
根据《我们的意见书》签名名单，中共中央按图索骥，将何资深、张以森、庄季贞、陆沉、刘毅、黎彩莲、叶英、吴季严、王文元、周庆崇等一一开除出党；中共江苏省委将郑超麟、刘伯庄、尹宽、李季、陈碧兰、杜琳、薛农山、彭桂秋、段浩、朱崇文、刘静贞、王永庆等开除出党。八十一人中没有刘仁静，后发现他以“列尔士”名写托派文章，将他开除出党。
开除党籍后，陈独秀正式成立“无产者社”，树起反对派的旗帜。成员如：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高语罕、李季、王独清、何资深、刘伯垂、李仲三、马玉夫、罗世藩、蔡振德、薛农山、任曙、孙煦、彭桂生、彭桂秋、蒋振东、韩俊、吴继严、杜晨之、刘静贞、张以森等。
陈独秀任总书记，彭述之、尹宽为常委，何资深任秘书长。“无产者社”常委是清一色“老干”，陈独秀原来在中共中央就是总书记，彭述之是政治局常委，尹宽曾任福建省负责人，何资深曾任山东省委秘书长、上海总工会秘书长。郑超麟没有进入常委，他原是《布尔塞维克》的一个编辑。
刘仁静夏天从苏联回上海，路过土耳其时，去伊斯坦布尔住了二十多天，看到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口授了《中国目前政治形势和反对派的任务》一书，由他儿子打字，交刘仁静带到中国。刘仁静因被“我们的话派”开除，并拒绝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上签字，因此被“无产者社”拒之门外。
陈独秀请刘仁静作说客，和“我们的话派”商量：陈独秀派以个人名义加入上海的托派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但陈独秀、彭述之要进“总干”领导。“我们的话派”有梁干乔、史唐、陈亦谋、李梅五、宋逢春、张特、陆渊、肖冰洋、区芳、唐月波、徐正庵等人。干事长区芳对刘仁静说：陈独秀需答应三个条件：公开宣布斯大林的领导是机会主义、批判自己过去机会主义错误、解散自己独立小组织。梁干乔认为区芳接受陈独秀是阴谋，目的是排斥梁。陈独秀听了，大骂：“猴儿崽子，门罗主义，想学斯大林太早了。”
和“我们的话派”、“无产者社”闹僵后，刘仁静另起炉灶，和王文元、宋逢春等十人成立了中国第三个托派小组织“十月社。”王文元1928年秋从苏联回国，在中央组织部任干事，因没有参加八十一人签名，党籍未开除。宋逢春1928年1月参加了“我们的话派”，是中国托派“元老”之一，负责华北的活动。1929年秋“我们的话派”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和“总干”决裂，分离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