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秋日的一个雨天，在清华大学执教的邓以蛰到欧洲经南京时，看望了近二十年没有见面的陈独秀。但背地里，邓没少替他说话，有时和别人争的面红而赤。其实，他并不知道陈独秀的思想和所热心的事业。他只是维护少年时代在日本就住在一起的老大哥。邓以蛰和陈独秀都是安庆怀宁人，两人曾一起在日本留学。他的父亲邓艺孙（1857～1913年），字绳侯，和陈独秀在芜湖一起教书，段书贻驾车带着邓以蛰，在南京的小巷道里绕来饶去，雨越来越大。到了看守所门口，邓以蛰拿出专为探望陈印的名片。果然，看门的很客气，立即请他们进去，并替他们打了伞。邓以蛰是第一次探监，有受宠若惊的感觉，也有“最难风雨故人来”的感慨。
走出号房的门外，在看守所狭窄的廊下，见到几十年未见面的小友钝生（邓以蛰二十岁后取名钝生，陈独秀很喜欢这个名字），陈独秀并没有大吃惊。陈独秀的须发大半白了，面色黑瘦，八字胡挂在菜色的脸上。他握着邓以蛰的手说：“你也老了呵。”邓以蛰比他小十二岁，这年四十二岁。邓以蛰说：“仲甫哥！你为何老得这样？瘦得这样？报纸上说你的胃病利害，到底现在怎样？好了些么？”陈独秀身穿一件灰色的哔叽呢夹袍，很旧，只有边上是深色的本色，其他的地方，褪色成了皮蛋纹了。他说：“我没有胃病，是大小肠子的毛病，老是小肚子的左边痛。”邓以蛰问：“还有他种病么？饮食如何？”陈独秀说：“从前所疑的肺病了，心脏病了，慨无根据；此地饮食的还可以，自己要弄东西吃也很自由，只是我没有这种兴致就是了。”
邓以蛰说：“叔雅曾嘱他的学生的太太每日送菜进来，不是么？”陈独秀说：“那有这回事，他的话多不可信。”说话工夫，大家已经走进陈独秀号房里。邓以蛰看了，像家乡安庆的小客栈。闹房里的木地板，比门外的廊檐下的砖面还低，走在上面吱吱响，整个号房都在动。破旧的洋式小窗户安得很高，恐怕不想犯人望见外面。窗下面是粘手的黄色的桌子，光线阴暗，投在桌子上的一柱光，只有书那么宽。
四方形的房子左边靠墙壁是一张没有蚊帐的木架床，床前放了一张旧藤椅子。这大约是陈独秀的势力范围。对着窗子的一边靠墙支着木版铺，上面的被条比床上的被条脏得多。邓以蛰想，不用说，这是彭述之的地方了。与床相对的一面墙，是满满的几架书，有线装书和洋装书，十分整齐。陈独秀自己虽然不注意整洁，但他注意整理书案。
陈独秀的书，大部分是汪原放自己和托人带来的。陈独秀想选编翻译日本出版的《史学杂志》、《满州历史·地理》、《史林》，自己开了几个要读的书单子，列出的书有莫尔干著的《古代社会》（上下卷、日本改造社出版）、列宁的《组织论》、《卢森堡致考茨基书信》、《论理与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世界地理新字典》等书。9月中旬，汪原放请赵健带《马克思传》、《达尔文传》、《中国革命史》等十一本书给陈独秀。慢慢地，陈独秀的案几上书多了起来，朋友又送给他两个书架，不久，书架堆满了诗、书、史、学。
段书贻和邓以蛰进来后，陈独秀请段书贻坐到了陈独秀平常坐的藤椅上，同号的另外一位犯人彭述之坐在书架前的一条窄凳子上，邓以蛰和陈独秀面对面坐在桌子旁边。陈独秀和段书贻谈话的时候，谈到商务印书馆承印《四库全书》和中日问题。然后，陈独秀问邓以蛰：“清华为何还不预备搬呢？”邓以蛰说：“清华还在建筑房子呢！”陈独秀叹道：“那又何苦呢？”两人谈话内容并不重要的，只是要找些话说。陈独秀想一句，问一句：“仲纯在青岛一切还好吗？”仲纯是邓以蛰的二哥。邓以蛰说：“他因为孩子伤得太多，最近一个男孩又死去了，非常懊丧。”
“在这种时代，那不是好极了？何必懊丧？”陈独秀的背有点勾，说话时喜欢看上面，有时闭着眼睛，有时睁着眼睛。陈独秀口才流利，邓以蛰在日本时就很喜欢和他聊天。因为陈独秀是个性格化的人，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高兴起来，骂爹骂娘，无拘无束，和他对坐，受其情绪影响，也常让人忘乎所以，丢掉了许多顾忌。直觉得痛快！当然，他也不能免俗呢！谈的内容，也是荤素夹杂的。
出门时，陈独秀迈着一点摇摆的身躯，让邓以蛰想到家乡老私塾先生特有的架步。站在屋檐下，看着已经停了雨的天气，段书贻和邓以蛰还想和陈独秀再说几句。陈独秀说起当年第一次到南京和哥哥赶考的事。那年在考棚，因为天热，徐州的一个胖子一丝不挂，走到陈独秀旁边，猛的一拍大腿，言“今科必中”，吓得陈独秀三魂吓掉二魂半。谈起这段故事，段书贻和邓以蛰两人忍不住笑了起来。难得啊，坐牢人还有这么好心情。
回去的路上，邓以蛰想起，自己喜爱字画，还是受陈独秀影响呢！当年，大约是辛亥革命后吧，陈独秀到过自己的怀宁山庄，将邓家收藏的字画评价一番。邓以蛰是书法大家邓石如五世孙，家中有不少墨宝珍玩。陈独秀特别喜欢邓家的南明弘光时成回和尚的山水小幅，浙江山水幅等。陈独秀过目不忘，回去告诉了当时在安庆教书的苏曼殊，苏曼殊顺手题在自己的画里了。
回到旅社，邓以蛰写了访问陈独秀的文字，以《癸酉行笥杂记》为总题目，刊登在11月15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落款时，署名“邓叔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