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躲避风头，李大钊1919年7月下旬回老家一趟。尽管报上讲仲甫受了两次拷刑，陈夫人也担心仲甫胃病发作，但有章行严给龚心湛写信、田桐致徐世昌函，估计仲甫没有生命危险。李大钊走后，《每周评论》由胡适来代编。本来，胡适不主张谈政治，现在，他不得不谈点了。
和李大钊一起编辑周报后，胡适思考的最多的问题是，如何在无法避免谈政治的情况下，谈点较基本的问题。7月20日，他在《每周评论》三十一号发表《问题与主义》。去年，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宣扬苏联的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今年5月，李大钊将他负责编辑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期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胡适认为，这是“被盲目接受、危险的”教条主义。因为针对的是《新青年》内部的朋友，胡适口气婉转，只是“稍加批评”：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
第二，着重外来进口的“主义”对[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是没有用处的。我并说明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实际问题所提出的实际的解决方案。我说如果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自己现有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需要，单会空谈一些外来进口的抽象主义，是毫无用处的。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的政客利用来做种种自私害人的事。
虽然口气很友好，但内容是很严重的。李大钊偕长子李葆华回家时，带了这期《每周评论》。他到昌黎县城北十二里远的五峰山避署，在韩文公祠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拉杂写了三五千字，自觉口气还是心平气和的，其中提到陈独秀的态度：
所谓过激主义，《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议论很少，仲甫先生和先生等的思想运动，文学运动，据日本《日日新闻》的批评，且说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
李大钊的话表明，他本人是少数派，因为陈独秀和胡适是站在一边的，是问题派。反复看了几遍后，别封寄出。
胡适将李大钊的文章（二论问题与主义）登在8月17日第三十五号《每周评论》上，并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刊登在下一期的《每周评论》上。在这篇文章里，胡适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
多研究些具体的问题，少谈些抽象的主义。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
因为带着阻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这样明显的目的，胡适关于“主义和学理”的论述，包含着带有美国精神的阶级偏向。文章写好后，胡适意犹未尽，又写了《四论问题与主义》，专谈输入学理的方法又写了《四论问题与主义》，并打算在8月31日《每周评论》三十七号上发表后写的这一篇。不料头一天，北洋军阀政府警察突然查封了《每周评论》，一切财物被充公。《四论问题与主义》已经校印完毕，也被抄走了。
解放后，大陆领导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运动，内容之一，是批判胡适在问题与主义问题上的观点。胡适本人在美国看到了大陆对他的批判，说：
在这场大规模的清算胡适思想运动之中，他们的重点便是阐明，胡适思想的全部，和胡适所有的学术著作，都是以反对马克思主义为目标的。他们所提出的证据便是我那《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两篇文章。他们总是征引我在一九一九年所写的那些早年著述，作为他们所谓我一切学术著作背后所隐藏着的阴险动机的铁证！他们说我在一九一九所作的整个有关[问题与主义]的讨论，不只是[学术性]的辩难；而是对我的同事李大钊和他的朋友们，那时正在发起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一种[恶毒的]攻击。
在胡适看来，他和李大钊1919年的争论，“只是[学术性]的辩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