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1月24日上午至次日下午，陈独秀病情好转后，主持了中共中央三届一中全会。近一时期，陈独秀遇到了各种困难。身体不好、金费短缺和各种攻击。10月、11月、12月，共产国际没有给钱，整整六个月红色工会国际也没有给钱。以前，工会成立时，多少还按时收取一些工会会费。京汉铁路罢工以后，差不多所有工会都被摧毁。
上月下旬，李大钊请了两个星期假来上海参加会议，当时有课在身，只好说所授的课回来补。到上海后，不料会议与劳动大会时间冲突，只好延长二十天，后来等谭平山，又延迟了十天，谭平山没有等到，毛泽东也没有等到，不能再等了。
会上，陈独秀感到党内同志对社会各阶级的地位和作用看法不统一，而且，不少同志对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不满。如杨明斋，因为不满三大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到甘肃去了。连在北京的俄国人斯列帕克也认为，中共三大使同志们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混乱，因为在中国的工人运动兴起以后，不应该无缘无故地披上国民党的外衣。
散会后，为了统一大家的思想，到国民党里去开展工作，并根据国际的要求，促使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顺利召开，陈独秀写了《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他认为，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分子，也是最勇敢的先锋队，但工人阶级在数量上、质量上都很幼稚，因此，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农民是国民革命之伟大势力，但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倾向保守，易于迁徙苟安，难以加入革命。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
在这篇文章里，陈独秀谈到了工人阶级也有可能取得政权问题，类似苏联的十月革命。但这个前途的可能性比较小。他说：
国民革命成功之后，在普通的形势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彼时能取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定……但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并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
在分析小资产阶级时，陈独秀仍把胡适、蔡元培等人看成革命派联合的力量：他们提出所谓“不合作”“农村立国”“东方文化”“新村”“无政府”“基督教救国”“教育救国”等回避革命的口号，固然是小资产阶级欲在自己脑中改造社会的幻想，然而他们对于现社会之不安不满足，也可以说是间接促成革命的一种动力。
“不合作”即指胡适、蔡元培等人主张的“不合作主义”。“新村”是周作人提倡的。这样，陈独秀不仅把蔡元培、胡适、周作人等小资产阶级看成革命的同盟军，而且，直接看成“间接促成革命的一种动力”。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在《前锋》第二期发表后，邓中夏、瞿秋白、彭述之、毛泽东等有不同意见。邓中夏12月15日在《中国青年》上发表《论工人运动》，瞿秋白12月20日在《新青年》季刊第二期发表《自民治主义到社会主义》，彭述之1924年写《谁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都不同意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的观点。1925年12月1日，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办刊物《革命》第4期发表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该文因强调农民问题被《向导》拒绝刊登。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
经过几个事件，陈独秀很快改变了1923年两篇文章的基本观点。
第一次是1924年冬天，在广东商团（资产阶级）暴乱后，陈独秀写了《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的教训》，发表在12月20日《新青年》（季刊）第四期上。这次，陈独秀强调了无产阶级的主力军、督战者的作用：
二十余年来国民运动给我们的总教训是：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而且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天然对敌者，不但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他是主力军，即在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之国民革命，也须他做一个督战者，督促一切带有妥协性的友军——农民、手工业者、革命的知识阶级，游民无产者（兵与会匪）及小商人，不妥协的向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内的军阀、官僚、富商、劣绅、大地主、反革命的知识阶级进攻，才能够达到国民革命之真正目的——民族解放。
第二次是五卅运动期间，陈独秀对资产阶级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925年11月21日，他写《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说：
资本主义已发展到最后阶段，临了末运，所以现在全世界之资产阶级都站在被革命的地位而反动了。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在原则上，他被压迫在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两重势力之下，应该有革命的要求，然而在实际上，他已是全世界反动的资产阶级之一部分，他所有应有的革命要求，很容易被他阶级的反动性消灭下去……可是在事实上，中国资产阶级对于此次民族运动的态度，使我们的幻想终于是一个幻想，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不革命”这——公例，居然又在中国民族运动中证实了。
通过1924年、1925年的实际工人运动，陈独秀修改了1923年所写的《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文的基本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