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双怀
牛致功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在历史教学和研究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作为牛先生的学生，我对此感到自豪和骄傲。据我所知，牛致功先生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研究历史的。50多年来，先后出版学术著作13部，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余篇。这些论著涉及中国古代史、中国史学史等诸多领域，其中隋唐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
一对隋唐史学史的研究
在隋唐史领域，牛先生的重点之一是隋唐史学史。牛先生对史学史非常重视。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就研究过中国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若干问题，并发表过《怎样认识班固的历史观》（《文史哲》1965年第1期）等论文。改革开放以来，他又从研究史学名著《资治通鉴》入手，对隋唐时期的史学家和史学著作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牛先生认为，大史学家司马光所撰写的《资治通鉴》对研究隋唐史具有重要的作用。为此，他用多年时间对《通鉴》进行了独到的研究。1980年发表了《从司马光对唐朝几个问题的评论〈通鉴〉的中心思想》（《陕西师大学报》1980年第3期）。1986年撰写了《〈资治通鉴〉与隋唐史研究》（《史学集刊》1986年第3期）。1989年出版了《唐代的史学与〈通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大唐创业起居注》是牛先生研究的另一部重要史籍，通过研究，发表了《温大雅与〈大唐创业起居注〉》（《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1期）、《关于〈大唐创业起居注〉中的几个问题》（中国唐史学会编《唐史研究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此外，牛先生还对《贞观政要》等史料进行了研究，发表了《试论〈贞观政要〉的中心思想》（《唐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等论文。这些论著在学术界有一定影响，从一个重要的侧面推动了隋唐史研究的发展。
隋唐时期史学的繁荣是与当时史学家的努力分不开的。但以往学者对隋唐时期的史学家很少进行探讨。牛先生认为这是一个薄弱环节，故在这方面用力甚勤。先后发表了《有功于唐代史学的韦述》（《史学史研究》1986年第2期）、《许敬宗对唐代史学的功过》（《史学月刊》1987年第3期）、《柳芳及其史学》（史念海编《唐史论丛》第2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魏徵的史学地位》（《史学月刊》1988年第2期）、《刘知几的修史主张》（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4辑，三秦出版社，1988）、《刘肃与〈大唐新语〉》（《史学月刊》1989年第5期）、《试论〈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史料价值》（《人文杂志》1993年第2期）、《魏徵的史学观》（《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等。除对隋唐史学家进行个案研究外，还对他们进行整体研究，撰写并发表了《唐代的史学与政治》（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1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唐初史学家的民族观》（《人文杂志》1988年第4期）、《唐代的史学与佛教》（《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墓志研究与史学的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1辑，三秦出版社，2004）。最近，牛先生又在三秦出版社出版了《唐代史学与墓志研究》一书。这些研究成果，大大丰富了隋唐史学史的内容。
二对隋唐政治史的研究
牛先生研究的另一个重点是隋唐时期的政治。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就开始对唐代前期的政治问题进行研究。90年代后，围绕着唐代政治史诸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论文。这些论文大抵主要集中在李渊建唐、玄武门之变、贞观之治、安史之乱等方面。
关于唐朝的建立，旧史往往强调李世民的作用，有些史书甚至说唐朝的建立主要是李世民的功劳。但专门记载建唐历史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却有不同的记载。20世纪90年代初，牛先生率先从研究《大唐创业起居注》入手，对隋唐易代之际的历史进行了深入探讨，发表了《从太原留守到建唐称帝的李渊》（《陕西师大学报》1981年第3期）、《温大雅与〈大唐创业起居注〉》（《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1期）、《关于〈大唐创业起居注〉中的几个问题》（刊中国唐史学会所编《唐史研究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在此基础上，出版了《李渊建唐史略》一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对史学界长期流传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驳，认为李渊绝不是碌碌无为的昏庸之辈，而是有智有勇，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从太原起兵、攻克长安到建立唐朝，都发挥了主要作用。此书一出版，就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好评。正因为如此，90年代末，发表了《李渊的历史地位》（刊《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人民出版社在组织出版“中国历代帝王传记”时，特邀牛先生撰写唐高祖。牛先生又用一年多时间，对唐高祖李渊的生平事迹进行了新的审视，写成了中国帝王研究的一部力作——《唐高祖传》（人民出版社，1998）。这部著作内容丰富，观点鲜明，成为海内外学者研究唐高祖的最高成就。
玄武门之变是唐高祖武德末年发生的重大事件，其直接后果是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被杀，唐高祖被迫退位，秦王李世民晋升太子，进而登上皇帝宝座，成为唐朝历史上的第二代皇帝。唐太宗即位后，为了证明自己当政的合理性，进行了一系列篡改历史的活动。牛致功先生认为，由于唐太宗篡改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玄武门之变的真相。因而他撰写了《“玄武门之变”与唐高祖让位析》（《人文杂志》1980年第6期）、《关于范祖禹对“玄武门之变”的评论》（刊《唐史论丛》第3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试论玄武门之变的参加者》（《中华文史论丛》第6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等与玄武门之变相关的论文，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唐太宗虽然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当上皇帝的，但他在位期间以亡隋为戒，用人纳谏，励精图治，促成了著名的“贞观之治”，使唐王朝真正稳定下来，步入发展一途。关于唐太宗的历史功绩，古今学者多有肯定，但很少有人进行具体探讨。牛先生在以贞观年间的社会状况为背景，对唐太宗和他的谋臣猛将进行了多角度的宏观研究。20世纪80年代，他先后发表了《唐太宗处理阶级关系的思想》（《史学月刊》1981年第6期）、《也谈唐太宗纳谏》（《人文杂志》1982年第3期）、《房杜何以堪称良相》（《中国古代史论丛》第2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文德皇后与唐太宗政权》（《史学月刊》1984年第6期）、《唐高祖与贞观之治》（《学术界》1988年第6期）等论文。90年代以后，继续研究这方面的问题，特别是把新出土的墓志与历史文献结合起来，发表了《关于尉迟敬德墓志中的几个问题》（《碑林集刊》第4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等文章。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唐太宗的魅力和贞观之治的实态。唐太宗不仅是一位成功的实践家，而且是一位在理论方面颇有建树的理论家。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者充分认识到人民的力量，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促成了贞观之治。贞观之治的特点主要是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尽管唐太宗及其贞观之治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它为唐朝的强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唐太宗去世后，在唐高宗当政时期，武则天逐渐登上政治舞台，并且扮演了重要角色。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争议最大的历史人物之一，关于她的是非功过，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曾几度掀起武则天热。在这种情况下，牛先生也加入了对武则天的讨论，他反对对武则天进行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主张首先弄清与武则天有关的重大问题，然后实事求是，对武则进行综合评价。为此，他并撰写了《武则天与洛阳》（《人文杂志》1986年第2期）、《铁血皇后武则天》（刊《后妃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刘濬夫妇怎样反对武则天称帝——读刘濬墓志》（刊《碑林集刊》第7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薛元超与武则天——读薛元超墓志铭》（刊《武则天与咸阳》，三秦出版社，2001）及《武则天称帝的真相》（刊《武则天与嵩山》，中华书局，2003）等。这些论文，都是武则天研究的重要成果。受武则天研究者和学界的重视。
唐玄宗统治的开元天宝时期，是唐王朝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太平盛世。然而，就在这个太平盛世，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安史之乱”。安史之乱的发生看似偶然事件，实际上并非一朝一夕之故。它与玄宗君臣的腐败有关，与安禄山、史思明等人政治动向也有密切的关系。过去学者在研究安史之乱时，从唐廷方面论述的较多，从叛军方面入手者甚少。牛先生认为，安史之乱是唐代历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是唐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研究这一事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从这种观点出发，他又潜心对安史之乱进行了全面研究。在此基础上，写成了《安禄山史思明评传》（三秦出版社，2000）。在这部著作中，他以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叛乱为主线，不但详细论述了安史之乱的经过，深入分析了安史之乱的前因后果，而且还认真总结了安史之乱的经验教训，认为唐玄宗居安忘危，导致身败名裂，国破家散；安禄山之徒，趋玄宗居安忘危举兵造反，取得了很大胜利，但他们没有吸取唐玄宗的教训，结果重蹈覆辙，也没有摆脱失败的命运。他还尖锐地指出：如果说政治上的居安忘危可以导致腐败，使最高统治者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甚至醉生梦死的话，那么，军事上的居安忘危必然丧失抗御强敌、保卫自己的能力。这些观点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充分说明牛先生对安史之乱的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此外，牛先生还对唐代政治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过宏观研究。如20世纪80年代末，他撰写了《唐代的学士》（《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1期）一文，对唐代的学士制度进行了系统论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后来，又发表了《隋唐时期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唐史论丛》第3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首次采用比较的方法，站在世界历史的视角，从社会制度、经济状况和文化生活诸方面分析了隋唐王朝，认为隋唐王朝在世界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三对隋唐文化史的研究
牛先生对隋唐文化也有独到的研究。隋唐文化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30多年教学和研究的过程中，牛先生越来越对隋唐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除长期研究隋唐史学史之外，还对隋唐文化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
大概是由于热爱隋唐史学史的缘故，牛先生对隋唐文化很有感情，早就进行过探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赵文润教授主编《隋唐文化史》，约请牛先生为该书撰写序言，牛先生欣然命笔，撰写了长篇论文《隋唐文化的特点》。经过深入细致的比较分析，认为隋唐文化具有四个重要的特点：反映了长期分裂后再统一的历史背景；反映了各民族文化融合的内容；带有佛教文化的色彩；体现了开放的社会风气。这些观点在当时是很新颖的，现在已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认可。显然，不对隋唐文化进行系统研究，就不可能得出如此科学的结论。
如果说牛先生对隋唐文化特点的论述是宏观的，那么，他对武宗灭佛等问题的研究就是具体的了。武宗灭佛又称“会昌法难”，是唐代佛教史上的大事。关于武宗灭佛的经过及后果，学术界基本上形成了统一的认识，但对于灭佛的原因，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牛先生在研究日本高僧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时候发现了一些新的资料，并撰写了《圆仁目睹的唐武宗灭佛》（[台]《历史月刊》1993年第4期）。后来，他又是专门撰写了《试论唐武宗灭佛的原因》（[台]《中国文化月刊》1997年6月号）。此外，牛先生还写过《唐人的“离婚”刍议》（《学术界》1994年第2期）、《魏徵何以不视〈七德舞〉》（《史学月刊》1994年第4期）、《唐太宗心目中的王羲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和《圆仁笔下的“茶”》（《农业考古》2004年第2期）。这些论文探讨的都是具体问题，以小见大，饶有趣味，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牛先生利用唐代碑石、墓志资料研究隋唐历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隋唐碑石、墓志存世者甚多，是十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改革开放以来，《千唐志斋藏志》、《唐代墓志汇编》、《全唐文补遗》、《全唐文新编》等大型史料书相继问世，为隋唐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遗憾的是，这些资料的利用率并不是很高。先生是认真阅读过这些资料的专家之一，他在阅读这些文献时，常常有新的发现。他利用墓志、碑石所撰写论文已有十几篇之多，并集结出版了《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一书（三秦出版社，2002）。其中《唐俭与李渊建唐——读唐俭墓志铭》（[台]《历史月刊》1999年第6期）、《关于唐与突厥在渭水便桥议和罢兵的问题——读执失善光墓志铭》（《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等论文都是高水平之作，受到有关学者的称赞。
四简短结语
上面简略地论述了牛先生在隋唐史研究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事实上，牛先生视野开阔，治学严谨，笔耕不辍，既有细致入微的大作，也有高屋建瓴的弘论，对学术的贡献远远不止这些。比如，他曾参加《中国通史·隋唐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中国改革通史·隋唐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陕西通史·隋唐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和《资治通鉴新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的编写工作，还与杨希义教授合著过“二十五史新编”中的《唐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这些著作或获得国家图书奖，或获得省级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都在学术界有良好的影响。至于他所撰写的论文还有很多，就不在这里一一列举了。
牛先生既是著作等身的学者，也是桃李盈门的良师。数十年来，他把主要精力用在了教书育人方面，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他学识渊博，平易近人，对工作一丝不苟，对学生关怀备至。我有幸在先生门下受业，常常被先生的道德文章感动。时值先生八十华诞，衷心祝愿先生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