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一）
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
（二）
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谊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问仲舒曰：“粤王勾践与大夫泄庸、种、蠡谋伐吴，遂灭之。孔子称殷有三仁，寡人亦以为粤有三仁。桓公决疑于管仲，寡人决疑于君。”仲舒对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对。闻昔者鲁君问柳下惠：‘吾欲伐齐，何如？’柳下惠曰：‘不可。’归而有忧色，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为至于我哉！’徒见问耳，且犹羞之，况设诈以伐吴乎？繇此言之，粤本无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苟为诈而已，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也。五伯比于他诸侯为贤，其比三王，犹武夫之与美玉也。”王曰：“善。”
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屮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三）
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年老，以寿终于家，家徙茂陵，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
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馀万言，皆传于后世。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
“译文”
（一）
董仲舒，广川人。年轻时研究《春秋》，汉景帝时为博士。他在室内挂上帷幕，坐在帷幕后面讲学，弟子们先入学的对后入学的传授学业，有的学生竟然没有见过他。董仲舒三年不看园圃，精心钻研学问到如此的程度。他的进退仪容举止，不符合礼仪的不做，学士们都尊他为老师。
汉武帝继承帝位以后，下令荐举贤良文学之士先后一百多位，董仲舒作为贤良回答皇帝的策问。
（二）
对策结束后，汉武帝任命董仲舒为江都相，辅助易王。易王刘非，是汉武帝的哥哥，平素很骄横，喜欢勇武。董仲舒用礼义扶正易王，易王很敬重他。过了一段时间，易王问董仲舒说：“越王勾践和大夫泄庸、文种、范蠡密谋攻打吴国，后来终于灭了吴国。孔子说殷纣王有三位仁人，我认为越王勾践也有三位仁人。春秋时的齐桓公有疑难的事让管仲解答，我有疑问请您解说。”董仲舒回答说：“臣愚昧不能解答您提出的问题。我听说春秋时鲁国国君鲁僖公问鲁国大夫柳下惠：‘我想攻打齐国，怎么样？’柳下惠说：‘不行。’他回家后面有忧色，说：‘我听说攻伐别的国家不问有仁德的人，国君想攻打齐国为什么问我呢？柳下惠只不过被询问罢了，尚且感到羞愧，何况是设谋诈降来攻打吴国呢？由此说来，越国根本没有一位仁人。仁人端正他的义却不谋取私利，阐明他的道却不计较自己的功劳，所以在孔子的门徒里，即使是尚未成年的儿童也羞于谈论五霸，因为五霸推崇欺诈武力不注重仁义。越王君臣不过是实行不正当的诈术罢了，所以不值得孔子的门徒谈论。五霸比其他诸侯贤明，可是和三王相比，就好像似玉的石块和美玉相比一样啊。”易王说：“讲得好。”
董仲舒治理国家，是用《春秋》记载的灾异变化来推究阴阳错行的原因，所以求雨时，闭阳纵阴，止雨时就闭阴纵阳。这种祈雨止涝的方法推行到江都全国，没有不随心所欲的。后来，董仲舒被降职为中大夫。在这之前，辽东郡祭祀汉高祖的高庙和汉朝皇帝祭祖的地方长陵高园殿先后发生火灾，董仲舒在家里推论天降火灾和人世的关系，奏章草稿写好了没有上呈。主父偃来探望董仲舒，私自看了奏章草稿，他平素就嫉妒董仲舒，便把奏章草稿偷走，上交给汉武帝。汉武帝召集了很多儒生，让他们看董仲舒的奏章草稿。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不知道这个奏章草稿是他老师写的，认为非常愚昧。于是汉武帝把董仲舒交官问罪，汉武帝下诏赦免了他。董仲舒从此便不敢再谈论灾异变化。
（三）
董仲舒养病在家，朝廷如果讨论重大问题，就派使者和廷尉张汤到他家征询他的意见，董仲舒的解答都有根有据。从汉武帝初即位，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先后做丞相，开始推崇儒学，到董仲舒对策，推尊宣扬孔子，抑黜百家。设立管理学校的官吏，州郡举荐茂材孝廉，都是从董仲舒开始的。董仲舒老年在家里寿终。后来他家迁往茂陵县，他的儿子和孙子都凭学问做了大官。
董仲舒的著作，都是阐明儒家经学意旨的，加上奏疏教令，总共一百二十三篇。解说《春秋》记事的得失，及《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类的文章，还有几十篇，十多万字，都流传到了后世。我挑选其中切合当今社会和朝廷的内容写在文章里。
“点评”
董仲舒“少治《春秋》”，曾为景帝时博士，但他没有像贾谊等人那样在时机尚不成熟的条件下便公开反对“无动为大”的道家“黄老之学”，而是以“三年不窥园”的精神潜心研究儒道等各家学说，以充分的理论准备，等待着儒学独尊时代的到来。汉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信奉“黄老之学”的汉景帝驾崩了，太子刘彻继承了皇位，是为汉武帝。
汉武帝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在汉初七十年积聚起来的雄厚物质实力的基础上，再也不愿像其父、祖两代那样“恭俭无为”了。他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首先他要把大权独揽于自己手中，要树立作为皇帝的最高权威，同时他还试图消除郡国力量过于强大这个内患和匈奴侵边这个外患，以建立“大一统”的汉帝国。因此，汉初以来长盛不衰的道家“黄老无为”学说便成了武帝“有为”政治的障碍，而汉初以来以鼓吹君权至高无上为己任的儒家则开始受到武帝公开的支持。史载，武帝刚即位不久，便表示“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但由于当时“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征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者皆废”。
建元六年（前135年），道家“黄老”的最大支持者——窦太后终于命赴黄泉，武帝在政治上失去了掣肘的人，于是他便一改汉初以来“黄老”治国的传统，开始大批地起用文学儒者，并以行政干预的手段罢黜了“黄老刑名百家之名”。到这时，儒家在皇权的支持下，已取代道家而获得了政治上的优势。汉武帝虽然为了自己的“多欲、有为”政治的需要，极力扶植儒家而打击道家，但是他对于汉初以来的儒家人物并不满意，因为他们虽然鼓吹皇权至高无上，但并没有建构起一个可与道家相抗衡的、以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为核心内容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并没有对君权神圣进行强有力的形而上的论证；而且尤其重要的是，汉武帝虽然想用儒家治国，但他对儒家没有足够的信心。相反，道家学说作为一种曾经为汉初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成熟的理论形态使得武帝无法摆脱它的影响，因此汉武帝在思想上产生了许多迷惑。汉武帝虽然倾向于儒家“有为”，但又觉得道家的“无为”有可取之处；虽然赞同儒家的铺张扬厉，但又摆脱不了道家质朴恭俭的束缚；虽然景仰于成、康之刑措，但又觉得治国不能没有刑罚。也就是说，汉武帝虽然为了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需要而尊儒黜道，但他又认为儒家现有的理论学说尚不太完备；汉武帝虽然想冲破传统的道家政治的束缚开创一个新的局面，但又认为道家“黄老之学”无论是其思想体系的建构还是具体的政治主张，皆有许多比儒家成功、高明的地方。因此，他迫切需要一种以儒家思想为中心而又全面吸收道家思想的长处并能超过道家的全新的儒学思想体系。
于是，在元光元年（前134年），汉武帝“诏贤良”进行对策。这时，一代大儒董仲舒出场了。他以其滔滔不绝的口才和充足的理论准备，借助于可以自由阐发的“春秋公羊学”，投武帝之所好，公开援道入儒，终于在融合儒道、用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资料充实、发挥儒家义理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让武帝心醉的既有儒家的三纲五常，又有道家的“天地、阴阳、四时”，既有儒家的“改正朔、易服色”的“有为”，又有道家的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的“无为”的崭新的儒学思想体系。面对这样一种儒学，汉武帝满意了。既然道家“黄老之学”的精髓已变成了董氏儒学的血肉，那么“黄老之学”到这时便丧失了政治上的优势，其理论上的优势也不复存在，因此“黄老之学”只好走向衰落。而在道家思想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儒学则凭借其政治、学术上的双重优势取代道家获得了“独尊”。陆贾的“天人感应”主要是为了限制君主胡作非为；《礼记》的“大一、天地、阴阳、四时”则主要是论证“礼”的；至于贾谊，其“道德说”也未与“君权”联系起来。
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达百余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而且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融会贯通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他的著作后来大都汇集在《春秋繁露》一书中。
董仲舒的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他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因此，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人与天是相合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继承了孔孟学派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而且将它发展得十分精致。
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办的。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为汉皇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
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体现天的意志，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而且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并进而把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从而推论出“三纲五常”的道德哲学。这里所说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五常为董仲舒提倡之后，成为我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皇朝统治的工具。
他认为“道”是源出于天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即是说“三纲五常”“大一统”等维护统治秩序的“道”是永远不变的。那么，如何解释皇位的更换和改朝换代呢？为此，他提出了“谴告”与“改制”之说。他认为统治者为政有过失，天就出现灾害，以表示谴责与警告。如果还不知悔改，就会出现怪异现像，让人惊骇。若是还不知畏惧，那就大祸临头了。
他认为人的认识活动受命于天，而认识的目的是了解天意。通过内省的途径就能判断是非，达到“知天”的目的。另外还必须通过对阴阳五行的观察，才能达到对天意、天道的了解。正是按照“尽心”、“知性”、“知天”的模式，达到“天人合一”。他还认为通过祭祀能与神相沟通，使之看见一般人所看不见的东西，这样就能知道天命鬼神了。这种认识论达到了神秘的程度。
在人性论上，董仲舒异于孟子的性善论，也不同于荀子的性恶论，而是主张性三品说。他认为性是由天决定的，性是天生的质朴，虽可以为善，但并非就是善，只有“待外教然后能善”，即人性善是通过教育的结果。君王要顺天之意来完成对人民的教化。他着重教化，并提出“防欲”，比先秦思想家只讲“节欲”、“寡欲”更为深刻。
董仲舒的思想，是西汉皇朝总结历史经验，经历了几十年的选择而定下来的官方哲学，对巩固其统治秩序与维护大一统的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董仲舒不仅是正宗神学的奠基者，又是著名的经学家。他是一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思想家，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提供了如何进行统治的理论基础。
董仲舒思想的主要特色，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引入阴阳五行理论，建成新的思想体系。董仲舒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以“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宣称：帝王受命于天，是秉承天意统治天下的，因此成为“天子”。按照这个说法，帝王自然就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威，这是汉武帝最需要的精神武器。董仲舒从天人关系出发，又根据“阳尊阴卑”的思想，建立一套“三纲”“五常”的伦理学。董仲舒建议统一学术，统一思想，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为维护封建统治帝王的绝对统治服务。
§§第三十五章 《汉书》卷五十七司马相如传第二十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