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和宋诗是中国诗歌苑囿中两朵光彩夺目的奇葩。唐诗富丽堂皇，是诗中之富贵牡丹；宋诗清逸淡远，是诗中之高洁菡萏。唐诗灿烂如天真之少女，清纯玲珑，活泼可爱；宋诗端庄如蕴藉之少妇，幽怨婉转，隽永迷人。唐诗如新锐之少年，意气风发，充满阳光生机；宋诗如稳重之中年，阅历丰富，富于哲理智慧。钱钟书先生《谈艺录》云：“唐体才气发扬，宋调思虑深沉。”又云：“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缪钺先生《论宋诗》云：“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唐代是我国诗歌最为繁盛之时，毫无疑问，代表了中国诗歌发展的第一个巅峰，宋诗在唐诗之后，另辟新境，可谓不让前贤。钱钟书先生云：“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之所以说“大幸”，是因为唐人已经完成了诗歌近体诗的格律问题，并从实践和理论上为后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所谓“大不幸”，是因为唐人已经在诗歌方面取得了空前的伟绩，留有可以创新的余地实在是太少了，面对唐诗这座高耸入云的丰碑，如何超越成了有宋一代诗人最为关切的事情。“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宋人就是凭借这样的信念，艰难跋涉，依仗卓异的天才和宏伟的创造力，自成一格，形成与唐音并行而不逊的宋调。因此，面对宋诗，后人不禁发出“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的感叹。
众说纷纭的唐宋诗优劣论
唐诗宋词被誉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典型，享誉千载，无有疑问。可是，宋诗的遭遇却褒贬不一，尊唐宗宋成了后人纷争不休的问题。宋诗受到质疑是从宋人开始的，严羽有唐诗和宋诗“气象不同”的高低之说，刘克庄更直接贬低宋诗为“经义策论之有韵者”。明朝“前后七子”高举“诗必盛唐”的大纛，甚至呐喊“唐以后无诗”，至清甚至出现“苟称‘其人之诗’为宋诗，无异于唾骂”的现象。从历代唐诗和宋诗的接受来看，尊唐抑宋的声音较强，当然，也有开明者推许宋诗，给宋诗留下一席之位。如明“后七子”的王世贞早年抑宋，晚年伸宋，肯定宋诗的成就。晚明公安派的袁宏道从“独抒性灵”出发，认为宋诗不比唐诗差。清代还出现了一股标榜宋诗的洪流。如吴之振编《宋诗钞》、厉鹗编《宋诗纪事》等，还有专学宋诗的“同光体”诗派，甚至一时还出现了“远近竟尚宋诗，见读唐诗辄笑之”的现象。
这些优劣的争议存在很多偏颇之处。今天我们应重新用一种平和的眼光来审视宋诗。根据《全宋诗》统计，宋代诗人达到9000余家，《全宋诗》3785卷，诗歌总量达到20余万首，而《全唐诗》共900卷，收作者2200余人，诗48900余首，相比之下，宋诗的作者人数、卷数、字数都是《全唐诗》的4倍以上。宋代300多年间，诗人灿若星汉，名家辈出，优秀作品也很多，不管前人对宋诗褒贬如何，宋诗依旧具有耀眼的光辉，是我国诗歌史上宝贵的遗产。
难能可贵的宋调风貌
由于宋代的诗人与官僚、政治家三位一体的现象较历代更为突出，由于他们都具有高度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都怀有积极入世、干预政治的远大抱负，希望通过经世济时来建立功业，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这一价值观的驱动下，他们的诗歌多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性和干预时事的品格。
宋诗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淑世精神。赵宋王朝“守内虚外”的政策，形成了积贫积弱、冗官冗兵的现状，南宋小朝廷更加偏安一隅，不思进取。作为那个时代的诗人们，他们怀着积极的济世情怀，倾注全部的热情赞美祖国的山河和歌颂为国捐躯的英雄，同时，他们还满怀愤怒批判腐朽无能的当局，抨击妥协可耻的投降派，并满怀深情地述说人民的苦难，标示坚贞不屈的民族尊严。如北宋的苏舜钦、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南宋的陆游、杨万里、文天祥等。他们用血和泪铸就的诗篇见证了宋代历史，传递着时代的心声。读他们的诗，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澎湃跃动的脉搏，感受到他们激越悲愤的情感力量，更可以体会到他们在诗歌中体现的经世致用的人格追求。
而随着宋诗数量的扩大，宋诗的功能也得到了极大发展，除反映时事、干预政治的作品外，描写经济生产、民俗风情等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与评诗、评书、评画、评音乐的论艺之作也都高度繁荣，进一步提升了宋诗的文化品格。
宋诗在艺术上也留给我们一份至为宝贵的创新精神。宋代诗人学习唐诗，总结唐人诗歌的创作经验，但他们又能不囿于唐诗，力辟诗歌途径，自成风格，成就了有宋一代诗歌的独特风貌。关于这一点，吴之振在《宋诗钞序》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这种独存的精神就是创新精神，宋诗学唐而能跳出唐诗的藩篱，追求自己的时代个性，开拓了诗歌意境，对后来的诗歌创作具有很好的典范意义。而对其议论化、才学化，以至散文化的倾向也应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贬斥。
首开宋诗风气的革新派
宋初的诗坛流派纷呈，主要有白体、晚唐体和西昆体。白体诗人诗学白居易，诗风平易晓畅，代表人物有李昉、徐铉、王禹偁等人，以王禹偁成就最大。晚唐体诗人诗学贾岛、姚合，以清逸幽静为尚，代表人物有九僧、林逋、魏野等人，以林逋为代表。西昆体诗人诗学李商隐，辞采密丽精工，以朝廷馆阁诗人为主，杨亿、刘筠等为代表。
到了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手中，宋诗开始以全新的面貌问世，抛弃了西昆体诗人雕饰华美的习气，突破了晚唐体狭小的诗歌格局。清代叶燮《原诗》中说：“开宋诗一代之面目者，始于梅尧臣、苏舜钦二人。”梅苏两人在改变晚唐五代浮靡诗风上是一致的，但两人在诗歌主体风格和审美情趣上却存在很大差异。欧阳修《六一诗话》中说：“圣俞子美齐名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逸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可谓二从之诗各具千秋。
当然，在这一革新运动中，欧阳修是诗坛的中心人物，他以其政治地位和学术声望，在文学革新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欧阳修对宋诗革新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推崇平淡的诗风。他很推崇梅尧臣所说的“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认为这种诗风才是最好的境界，在诗歌语言方面也是反对雕琢，主张平易舒畅，欧阳修自己的诗歌创作也积极实践这种平易诗风。其次，欧阳修在诗歌创作手法上追慕韩愈的“以文为诗”，很好地将诗学革新和复古结合起来。清代方东树《昭昧詹言》说：“欧公作诗，全在用古文章法。”后来，“以文为诗”遂成为宋诗“一代之大观”，成为宋诗的整体特征之一。欧阳修虽学习韩愈，却能一反韩诗奇崛怪险的诗风。最后，欧阳修还是一位热心提携后进的长者，像曾巩、王安石、苏轼等人都受到欧阳修的奖掖和提拔，为宋代诗歌的发展培养了后备军。
雅丽清绝的王荆公体
王安石是宋代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两次出任相位，看到北宋社会积贫积弱的现象，积极推行变法，希望能挽回颓势。他无意于文学，但却取得了卓绝的成就。欧阳修《赠王介甫》中评他“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将他和李白、韩愈相提并论。王安石诗学杜甫，也很推崇韩愈，他将个人的政治抱负和人生的种种不平写入诗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王荆公体”。
王安石的诗歌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诗歌多以政治题材为主，具体表现为关注政局的动态和人民的生活状况，深入社会进行细致观察，并揭露社会的重大问题和政治弊端，具有较强的战斗性。如他的《河北民》、《明妃曲》等，诗风具有刚朗劲健的特点。
但真正能代表荆公体诗歌特征的是他退隐江宁后的诗歌。王安石罢相后退居江宁10年，徜徉山水之间，创作了很多精雕细刻、意境优美的诗作。严羽评论说：“公绝句最高，其得意处高出苏黄之上。”胡仔说：“荆公暮年小诗，雅丽清绝，脱去流俗。”这种诗风又称为“半山体”。王安石晚年的诗歌讲究炼字，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当然，他在炼字时，还善于运用各种艺术手法来营造清新迷人的诗歌境界，使诗歌呈现色彩斑斓的绚烂世界，有“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的奇思异想；有“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的恬淡幽静；有“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的哲理遐思。王安石很好地巩固和发展了北宋的诗歌革新运动，彻底清除了西昆诗的弊端，为凸现宋诗独特风貌做出了贡献。
气吞三江五湖的东坡体和苏门四学士
苏轼是宋代文化的顶峰，也是宋代诗歌史上乃至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座丰碑。苏轼诗歌内容博大，达到了“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而适如其意之所出”和“情与事无不可尽者”的地步。
苏轼才华出众，思想博大精深，自由奔放，所以写起诗来，天马行空，肆意而行，无拘无束。宋吕本中《蒙童诗训》说：“东坡诗放笔快意，一泻千里。”清赵翼《瓯北诗话》说：“东坡长于七古，沉雄不如杜，而奔放过之；秀逸不如李，而超旷似之。”对于苏轼的诗歌风格，评论家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还是刘克庄说的好：“坡诗略如昌黎，有汗漫者，有典严者，有丽缛者，有简澹者，翕张开阖，千变万态。”清沈德潜《说诗语》卷下说：“苏子瞻胸有洪炉，金银铅锡，皆归熔铸，其笔之超旷，等于天马脱羁，飞仙游戏，穷极变幻，而适如意中所欲出，韩文公后，又开辟一境界也。”苏轼善于融会古今，转益多师，并能摆脱束缚，随己而出，大胆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开创了不同于唐诗的宋诗特质。
清赵翼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苏轼以文为诗善于采用散文的章法，并巧妙地结合诗歌的比兴、象征、夸张等艺术手法，将叙事、抒情和议论融为一体，形成雄奇瑰丽的诗歌意境，如《游金山寺》、《荔枝叹》等。苏轼以议论为诗，不但议论本身新奇警策，深刻精彩，还善于将议论形象化，即将抽象的议论化为形象的诗歌意象，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既显示出诗歌艺术的光辉，又蕴含着逻辑严密的深邃哲理，如《和子由渑池怀旧》等。苏轼以才学为诗，反映出宋代诗歌艺术和学术融合的趋势，不过苏轼能更好地将才学、情感和诗艺等诸多因素交汇，达到信手拈来俱天成的美学境界。其生动活泼、丰富奇特的想象，细致的观察力与细腻的表现力，构思布局的波澜起伏、变化开合，典故的纯熟使用等都达到了令人惊叹的高度。
苏轼高扬个体精神，强化个体意识，大大拓展了诗歌的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既是对宋代前期诗歌道路的有益总结，又开创了宋代后期诗歌的康衢大道。
苏轼是继欧阳修后宋代文坛的盟主，在他身边有人们所说的“苏门四学士”，即黄庭坚、秦观、张耒和晁补之，加上陈师道和李廌，又被称为“苏门六君子”，当然还有苏辙、文同、唐庚、孔文仲三弟兄等人，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元祐诗人群体。苏轼以及随同他的这些诗人们共同推动了宋代诗歌的繁荣，构建了宋代诗歌的审美范式，促使了宋诗的全面成熟和定型。
以故为新的山谷体和江西诗派
苏轼是宋诗的巅峰，构建了宋诗的审美情趣，但有趣的是，诗史却选择了他的门生黄庭坚作为宋代最有特色的江西诗派的祖师。黄庭坚在诗歌创作理论上总结出了一系列的创作原则。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说：“豫章稍后出，荟萃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搜猎奇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遂为本朝诗家宗祖。”
黄庭坚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将“无法之法”的诗歌创作变成“有法之法”的实践典范。他提出的“有法”包括：“无一字无来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黄庭坚还指出这些作诗方法都是要建立在多读书的基础上，他说“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俗气”，又说“词意高胜，要从学问中来”。他总结的资书以为诗，化故为新，以及一整套字法、句法的写作技巧，对于学诗者来说更容易掌握，更容易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难能可贵的是，黄庭坚的“有法之法”并不是死法，而是诗歌活法，他很强调诗歌的创新，他说：“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他强调通过学习古人，兼容并收，同时又要善于化解、超越古人，形成自己的风格特色。在创作实践上，黄庭坚的诗以求新务奇、戛戛独造、生新瘦硬为主要特色，善于使事用典，广征博引，以学问为诗，基本实践了他的创作理论。
以黄庭坚为中心，形成了宋代诗坛上最为重要的诗歌流派——江西诗派。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自黄庭坚以下，列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等25人，以为法嗣。杨万里在《江西诗派序》中提出：“江西宗派诗者，诗江西也，人非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诗曰江西者何？系之也。系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明确指出这些人之所以成为一派，不是因为他们都是江西人，而是因为他们的诗歌创作精神和作品风格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元代方回在《瀛奎律髓》中提出“一祖三宗”之说，推杜甫为初祖，以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三宗。江西诗派论诗强调活法，基本上是按照黄氏提出的诗法作诗，后来由于一些诗人过分雕琢句律、模拟剽窃，背离了黄庭坚主张的锤炼而复归于自然的境界，走上了偏重形式主义的倾向。
独出机杼的南宋中兴四诗人
当江西诗派诗人一步步趋于执著书本而远离社会时，曾几、陈与义等诗人就已经开始思索如何摆脱诗法的困境。南宋中兴四大诗人的兴起，意味着江西诗派的没落。
南宋中兴四大诗人指尤袤、杨万里、陆游和范成大，他们都出自江西诗派，如陆游曾诗学曾几，杨万里诗学江西诸君子，但他们又能跳出江西诗人逃避现实的藩篱，进入到广阔的社会生活和山水田园，自出机杼，推动宋诗向一个新的阶段发展。
陆游是一位挚爱国家和人民的诗人，抒发爱国情怀是他一生诗歌的主题。陆游亲身参加了边疆军务，楼船夜雪，铁马秋风，给陆游的爱国诗篇带来了许多生机。诗人善于将杀敌报国的志向和高昂悲壮的感情交融，形成一种热情奔放、慷慨悲凉的气势，感人至深，梁启超盛赞陆游为“亘古男儿一放翁”。陆游总结自己一生诗歌经验时说作诗“功夫在诗外”，又说诗法“正在山程水驿中”，所以在陆游的诗歌中，意象纷繁，视野开阔。而且，陆游又吸纳了唐诗的审美特质，继承了杜甫、李白以及宋代苏轼等人的诗风，情感真挚，具有高度的抒情性，特别是其爱国诗，成功地吸取了杜甫的沉郁与李白的浪漫，并善于把这两种风格有机地融为一体，即以杜甫为体，以李白为用，最终形成自己既沉郁悲壮、又踔厉风发的一家之风。而其农村诗、田园诗、闲适诗也有很高的成就。从创作形式看，他各体皆工，成为唐宋以来又一集大成的诗人。总之，陆诗是宋诗诗法精神的升华，是宋代诗歌史上继苏黄之后的又一座丰碑。
和陆游的边塞风光比起来，杨万里的山明水秀又是另一种审美风范。在中兴诗坛，杨万里以鲜明的“活法”主张突破了江西诗风，他认为“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他的诗歌走出了书斋的局限，他师古而不守古，转益多师，将诗歌引向广阔的社会生活和自然风光，形成风趣诙谐、生动明快的“诚斋体”，以其独抒性灵、胸襟透脱的诗歌创作为宋诗增添了新的生机。
范成大的诗歌题材主要有三类，一是反映民生疾苦的诗，二是使金纪行诗，三是田园诗，其中田园诗成就最高，《四时田园杂兴》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作。范成大的田园诗是诗人在对乡村生活多方面体验后，将自然景物、山村风情和农民命运密切结合起来，发扬了唐代的新乐府运动精神，突破了传统田园诗的表现范围，为田园诗注入了新的内容，拓宽了新的境界。
继中兴诗坛后，“永嘉四灵”和稍后的江湖诗人是南宋后期诗坛的主要诗歌流派。永嘉四灵是徐照、徐玑、翁卷和赵师秀的合称，他们的字号中都有“灵”字，而且都是永嘉人，故称“永嘉四灵”。他们诗学晚唐贾岛、姚合，崇尚苦吟，诗风狭小。除“永嘉四灵”外，江湖诗人中的重要作家还有刘克庄、戴复古，他们的诗风虽比四灵开阔，且有些作品颇能得白居易之深刻、梅尧臣之古淡、陆游之悲慨，但总体来说较为粗糙，艺术成就不高。
当蒙古的铁蹄踏碎了宋末诗人迷离的美梦时，他们也开始觉醒了，因此便出现了以文天祥、汪元量、谢翱等人为主的悲怨吟唱，他们的诗富于抒情纪实性，表现了民族抗争的激情和国破家亡的悲愤，构成了宋代后期诗歌一幕最悲壮的夕阳晚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