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你哥哥的单位里有一位叫孙志铭的中年人。他是很有学问的，他的学问像他的头发一样茂密。他的见解也是很高深的，高深得就像生活本身。不用说他舌头上拴了许多新名词，抛出去就是知识的炸弹。至于他戴的眼镜，自然是既可以对生活做透视般的显微又可以进行宏观的放大照射。只可惜那眼镜断了一条腿儿，是用铁丝拧着的。他上班来老是提着一个破兜，那“破兜”俨然就是他的学问。他每天提着“学问”来了，又提着“学问”去了，走得很潇洒。可近些日子他突然变得失常了。上班总是急急忙忙的，高举着那个破兜逢人就问：“有马口铁吗？”进了办公室他仍不放下那个破兜，然后径直举着一个办公室一个办公室地串，推开门还是那句话：“各位，有马口铁吗？”弄得人莫名其妙。后来，有人见他在马路上也慌慌地拦住人问：
“有马口铁吗？”
开初，大家都以为他做生意呢。看那神神秘秘的样子，至少挣个十万八万也说不定。于是，整个机关大院议论纷纷，到处传他做生意的事。先是领导找他谈话，说机关干部按规定是不能做生意的，既然做了，看能不能给机关里提成一部分钱，好给大家办点福利；跟着税务局上门了，来向他征收“个人所得税”；工商局也来查他的营业执照，说他的“皮包公司”是非法的……结果，查来查去，他什么生意也没做。他根本不是个做生意的人。当然是一分钱也没挣……
孙志铭的失迷在于金钱的诱惑。他是在社会骤变中失迷的。当金钱大潮席卷全国的时候，作为一个知识的库存者，他的失迷是体现在思维之中的。思维的紊乱带来了精神的紊乱，他找不到自己了。那渴望金钱渴望物质生活丰裕的信号久久封存在他脑海里，可他在骤变中却脱不去“大褂”，“大褂”在他眼里是极神圣的，没有了神圣他就是普通人了。他自然是不愿做普通人的。于是那物质的诱惑由量的积累产生了“量”的飞跃，这种飞跃是变形的，荒诞的。是由思维信号到思维信号的转换，是由思维信号到思维信号的爆炸，是意念上的走火入魔。于是便产生了让人哭笑不得的“马口铁症状”。
应该说，这是传统的教育方法结出的果实。程序化的教育制度培育了一大批知识的库存者。他们对生活的评判是残酷苛刻的。他们的牢骚把他们自己淹没了。他们宁肯永远以精神受难者自居，却死也不愿脱去“长衫”。你的哥哥就是这群人中的一个。
客观地说，你哥哥和孙志铭没有什么差别。他仅仅是没有喊出“马口铁”这句话，可他心里也在喊着什么，喊着他不可能办到也没有勇气办到的一句话。“马口铁”只不过是一个代名词，一个象征的句式。它透出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渴望，面对诱惑的渴望。正如看到街面上高挂着的花花绿绿的衣裙，就会马上想到女人乳房的那种渴望。这种“马口铁症状”对他们来说永远是一种精神的折磨。“有马口铁吗？”——这种由社会骤变而产生的呼唤是多么的微弱和矫情！
小妹，被人们嘲笑的“马口铁症状”毕竟是一种精神渴望的展示，虽然是变形的。可你哥哥连这种“展示”都不曾有过。每当夜深人静时，他眼里的泪水就像断线的珠子一样默默地流淌。流泪也是一种发泄。他只有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能发泄。那个陌生女人就睡在她身边，却一次也没有发现流着眼泪的他。他不让她发现。眼睛是心灵的洗洁剂，他清洗他的心灵，偷偷地清洗。然后用一把无形的手术刀切进心的深处，解剖那无法医治的灵魂。他发现他根本不爱那个陌生的女人，从来也没有爱过她。这种所谓的“自由恋爱”的结合完全是一种利用，是一种攫取。它是以生存条件、物质享乐为基础的。人海茫茫，孤舟独行，他需要的是一个“岸”。于是，生活中的爱就变成了一种“做爱”，变成了只有爱的形式没有爱的内容的爱。爱成了一个框架，只有框架的爱必然产生背叛。爱的形式越牢固心的距离就越远。他悄悄地与那“阳光”交流。你心里早已有了一个关于“阳光”的故事，就不可能有第二个故事。他一边保持“阳光”，一边过虚伪的家庭生活。他走不出这框架，却一次又一次地在意念上偷越“国境”做精神上的放飞。“放飞”使他同时“占有”两个女人，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占有本身是对“阳光”的亵渎。他不愿亵渎“阳光”，不愿亵渎那久存心底的美好一片，而实质上更彻底地亵渎了“阳光”……
对自己进一步的解剖，使他发现他从没爱过任何人。他为他可怜的父母做了什么？他为他出逃的小妹妹做了些什么？他为那给了他一切的陌生女人做了些什么？他又为那朝思暮想的“阳光”做了些什么？
他什么也没有做。
他又能做什么呢？
他的解剖从来都是有始无终的。他在黑夜里用眼泪清洗自己的心灵，冲刷心灵上的污垢。可到了天亮之后，他会洗去脸上的泪痕，重又戴上“永久牌”的微笑面具。在吃早饭时他会向那个陌生女人微笑，在上班的路上他会向碰到的每一个熟人微笑，在办公室里他会向他的上级微笑……于是，这种从黑夜开始到黎明结束，从眼泪开始到微笑结束的解剖则变成了徒然的无效劳动，有限制的无效劳动。冲刷后的污垢重又流回到心灵之中，完成了从肮脏到肮脏的解剖式。他从中得到的仅仅是一个过程，灵魂剖解的过程。
他把自己看得很清楚。他渴望得到又害怕丧失。他厌恶自己又同情自己。他为自己设置了一个怪圈，选择的怪圈。他很清楚每一种选择都有错误，于是也就没有了选择。他的优柔寡断正是他灵魂自私的体现。就连解剖自己的时候，他也是为自己的，为自己灵魂的安宁。他只爱他自己。
这种停留在黑暗中的“马口铁症状”比阳光下的“马口铁症状”更软弱、更麻木，也更加不可救药。
小妹，就是现在，当你的哥哥用心灵与你悄悄对话的时候，那对剖解的剖解也仍是停留在思维之中的。他把自己的灵魂高挂在自己的眼前，以遥远的想象中的你作为倾诉对象。他向你倾诉灵魂的丑恶，在倾诉中一边肢解灵魂一边组装灵魂，结果是没有抛去任何东西。他仅仅是在假想中的你面前展览了自己的灵魂。一旦你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是什么也不会说的。
“有马口铁吗？”这句话已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的格言，失迷的格言。当孙志铭先生呼唤的时候，当你的哥哥仍在无休无止地对自己做自我剖析的时候，小妹，你没有问一声就走出去了。是你勇敢还是你鲁莽？
七
小妹，作为哥哥，我至今不能理解的是：你怎么会为了区区五角钱去卖身？
那是你第三次出逃之后发生的事。你在省城的一家旅馆里被扣住了。车站派出所打电话让爹去领人，而消息又是通过乡政府的秘书转了八个女人的嘴绕了四十五里路传回去的。可想而知，在家里没得信儿之前，村里已经沸沸扬扬了。
爹没有去。一个清白的务农世家是不该出这种事情的。爹为此暴跳如雷，他觉得这是整个家族的耻辱，你把他的脸卖了！他听到消息后就没回家，而是躲到最远的一块田里举着老镢锛了一天地。是娘在哭了一天一夜之后，偷偷地央求本家三叔去把你领回来的。善良的母亲没有给她的儿子捎信儿，虽然她的儿子就在省城工作，她宁肯求人也不让儿子知道。这显然是怕影响你哥哥的“前程”。母亲到了这种时候还能想那么多，这是何等博大的虚伪呀！
二叔的拖延使你在派出所里关了四天，使你足足地品尝了“铁窗”的风味。可是，你为什么要卖身哪？！
据三叔说，那事情原是极简单的，简单得让人无法想象。那晚，你独自一人在车站上转悠，来来回回地走了很久之后，突然有一个生意人走到你的眼前问：“……多少钱？”你没有理他，仍是来回走动。这生意人第二次又嬉皮笑脸地跑到你跟前：“搭伙儿吗？开个价。”你看了看他，还是没有吭声。第三次，当他又凑到跟前问你的时候，你说：“一碗面条。”这生意人以为你在开玩笑，又问了一句：“到底多少钱？”你还是那句话：“一碗面条。”于是那生意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走吧，到饭馆去。”你竟然跟他去了。吃了一碗热面条后，你什么也没说，站起来就跟他走。你在他住的车站附近的小旅馆里坐了半夜，最后，在那个很脏很简陋的单人房间里，在昏暗的灯光下，你脱去了衣服……
一碗面条，仅仅五角钱的代价呀！
小妹，你多少天没有吃饭了？一天，两天，三天？当你孤立无援的时候，当你饥饿难耐的时候，你宁肯出卖贞操也不去找你那近在咫尺的哥哥，这究竟是为什么？
是的，你不原谅你的哥哥。你曾用心灵呼唤过他，却没有得到他的回应，你就以为你哥哥“死”了。可你们毕竟是一母同胞啊！
听三叔说，这事连派出所的民警都感到惊讶。当那很有钱的生意人掏出五十元钱给你时，你连看都没看。你什么也没要他的，就仅仅是一碗面条（在乡村里，面条是女人的象征，你把你自己吃了）。对此你毫无怨言。当民警把那生意人捆起来时，你马上说：“不怪他，是我愿的。”你才十九岁，你勇于承担责任使派出所的民警没有过多地为难你。虽然你在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追问下没有做出任何解释，可那鲜血证明了你从清白走向堕落是为了一碗面条。
饥饿是堕落的先决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必要条件是你灵魂的堕落。你的灵魂在熙熙攘攘的车站上游荡的时候，那堕落的邪念就已产生。天晚了，灯光闪烁着迷离，你在人海一样的车站上看不到一点熟悉的东西，你是孤零零的，你感到了离开乡土的可怕。可怕使你产生了恐惧，那恐惧紧紧地攥住了你的心，使你油然地浮出了贴近什么的渴望。饥饿是可以忍受的，精神的孤独却无法忍受。你渴望能出现一点什么，哪怕是被欺凌。于是你便想惩罚自己，堕落是自己对自己的惩罚呀，你一无所有，只有在肉体的惩罚中才能得到精神的拯救。夜已来临，你在车站上来来回回地走动证明了你心的焦灼。这时，你遇上了这样一个男人……
堕落的先导是一碗面条，自轻自贱的本身说明了你用肉体换取精神的急迫，也说明了你自甘堕落的彻底。你渴望的是精神的痛苦，精神的痛苦也就是精神的充实。你拒绝了肉体交易应付的五十元钱，再次降低了你出卖的规格，以此来保持精神的独立，保持堕落者的“清高”。这又说明你是很矛盾的，你的出卖是有限度的。你自己玩弄了自己。
可面条毕竟是先导啊！在你的哥哥坐在有暖气的房间里喝牛奶吃夹馅面包的时候，他的妹妹却为了一碗面条走向堕落。他不得不承认，他是有责任的。
况且，在三叔把你接出来之后，他明明知道回到乡村等待你的将是什么，可他竟然没有留你住几天，没有给予你片刻的安慰。近在咫尺啊？不能说他没有这样的想法，而是没有勇气。他的确感到屈辱，但他惟一能说出口的理由是怕那个陌生女人看不起他和他的小妹。他甚至不敢告诉她这件丑事。他每日里在这陌生女人面前塑造自己的形象，以假的高贵来冒充真的卑微，生怕露出半点乡下人的“怯”。他自己绝不承认这一点，而这一点恰恰是他的致命处。当他高喊自己是“乡下人”时，内心深处怕的正是这些。他默默地吞噬着小妹的耻辱，在人前却不敢有半点展露。他对自己说：不让小妹来，是怕小妹受人歧视，怕小妹不能忍受那陌生的城市嫂嫂的高傲目光。以这样的借口，让三叔把为他的前程付出多年辛劳的小妹送回乡下，他已经没有了半点做人的勇气。于是，他自责。为自责而自责。那个陌生女人曾多次追问他：“你怎么了，不舒服吗？”他喃喃地说：“没有。”他不敢抬头，更不敢看她的眼睛。他只是在夜深人静时默默地流泪。
小妹，我后来才知道你回村后在房梁上被吊了一夜！父亲的暴怒自不必说，整个家族的人都涌上去打你……血脉的牵连使他们自认为也承担了耻辱，于是便加倍地在你的肉体上找回来（奴役是人的本性，本性的宣泄是人的最大快乐）。纵然是嫡亲父母，也是不愿承担耻辱的。父亲打断了三根皮带！母亲恨得用头撞你！而被高挂在房梁上的你，默默地承受着一切……
爹把他多年的压抑转嫁到你的身上，把他在村支书、乡干部面前的卑微变形地倾泻到你的身上。毒打使他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泄，得到了他意识中从不具备的阳壮的辉煌。同时他也就显得更加委琐，更加可怜。他没有脸了，没有脸就无法在人前走动。他找到了自己又丢失了自己，那痛苦更甚你十倍！他声嘶力竭地高喊：“你为什么不死？你咋不去死！”这话是对你吼，也是对他自己吼的。
你曾经想到过死。死对你来说是很容易的，活下去却很艰难。你的肉体在房梁上挂了一夜，你的灵魂也在房梁上挂了一夜。当人们拷打你的肉体的时候，你却在拷问你的灵魂。你重温了省城车站的孤寂，重温了那碗热面条的滋味，重温了那个小旅馆的夜，重温了你出卖贞操的全过程……继而你看到了那被剥光之后的浸染了血污的灵魂。你觉得你已经是个罪人了，再不会有任何人同情你。一碗水泼在地上，已无法挽回。活着是耻辱，背着耻辱活；死了更耻辱，钉在耻辱中死。你的牙咬在你的灵魂上，每一痕都是血，每一痕都是罪……
你在毒打中展览了自己的灵魂。那有罪的灵魂像旗帜一样飘荡在房梁之上，那是耻辱的旗帜，背叛的旗帜。展览使你“再生”，展览宣告了你的彻底“解放”。经过了这一晚的灵魂展览之后，你跨出了人生最艰难也是最轻松的一步，从有罪到无罪的一步。为别人活，你是有罪的。为自己活，你是无罪的。世界观的转换使你宣告了你的无罪。从此，任何说教对你都是无用的，你将在骂声中独行。
你“匪”了。四乡的人都知道你“匪”了。（也许人人都具有“匪”的基因，却不具备“匪”的勇气。）既然“匪”了，既然已给家族历史上抹了很重的一笔，你就要“匪”个样子给人们看看。
小妹，你是这样想的吗？
八
小妹，你知道什么是代价吗？
你一次又一次地出逃，一次又一次地背叛，你在人生的悬崖上行走，踩着毁灭的边缘行走，可你知道什么是代价吗？
小妹，我虽然不能阻止你，但是，请听我说：
在你哥哥的单位里，有一位名叫吴方洲的老人。他今年已活了五十九岁十一个月零七天了。他的一生就是“代价”的最好注解。
吴方洲当年是省直机关有名的“神童”。他十六岁参加工作，曾在中央高级党校受过训（还是为数不多的一期学员）。那时，他才华出众，思路敏捷，是机关里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写的论文散见于全国各大报刊；他的每一次发言都得到了暴风雨般掌声；他的倾慕者可以排成一条长龙般的丽色大队。应该说，他的前程是不可限量的，那本是一条五彩缤纷的路。据说，他当年的同学如今有部长、省长的，还有当大作家大理论家的。而老吴却从一九五七年就进了监狱，过了近三十年的劳改犯生活（他是因为一篇文章出事的。他一条道走到黑，固执地坚持了一个现在看来很一般的论点。他曾勇敢地振臂高呼“要为真理而斗争！”）。就因为他的固执，他的“才华”从一九五七年就中断了，此后再没有“横溢”过。那时候，他像鳖一样地蹲在监狱的牢房里，没有笔没有纸没有书报杂志，甚至没有任何一片带字迹的东西。纵是“神童”，他又有什么办法呢？他说他数过衬衣上的虱子，一共三百二十八个。一百二十二个母的，二百一十六个公的。曾有过“偶数”与“奇数”的类似“哥德巴赫”式的猜想，可惜没有写出关于虱子生态的论文；他说他在砖缝里寻找过烟蒂儿，一连找了四个小时，就突如其来地萌生了关于“概率”的奇妙意念，可惜他无法记述；他说他曾在牢房里闻到过女性的气味，又像猎犬一样在牢房里追寻这气味，于是寻到了一根头发。可他不能准确地测量这根头发的“直径”，也就不能从头发“直径”上研究男女性别的差异。他说他本可以写出关于从头发上破案的水平很高的论著，可惜他徒有思维而没有著作问世……他曾有过许多极其丰富的奇妙遐想，而这难得的想象力一一都在饥饿困顿中泯灭了。
他说，三十年来，他曾无数次地跪下来给人磕头，请求革命的人们宽恕他，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可革命的人们不宽恕他。他太傲了，太狂了。他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是一个不正常的人。假如没有这非人的三十年，他也许会成为大科学家大思想家，也许会当省长部长，这很有可能。
尔后是平反。老吴回来了，“神童”不见了。平反昭雪后的老吴上了不到两年班，在这两年里“神童”却成了机关里人人嘲笑的对象。他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知道，连走路都被警察罚款五角！老吴成了一个废人。
现在，拄着拐杖走路的老吴，总是像祥林嫂似的反反复复地絮叨着一句话：
“那时候我真傻……”
小妹，这就是代价，执着追求的代价。老吴为此失去了最宝贵的三十年。他得到了真理，却丧失了时间。
更为可怕的是，真理是相对的，时间是绝对的。他得到的是局部的相对的发展中的真理，失去的却是完整的永劫不复的时间。对“神童”来说，时间就是创造，时间就是财富，时间就是走向伟大的桥梁；可对老吴来说，真理却是极平常的大实话，是三十年后人人都明白都不屑一顾的“破铜烂铁”，是语言外衣上的几颗过时了的纽扣。那时的“神童”挺身而出，为真理而呼唤；现在的老吴却拄着拐杖，摇着苍苍白发，逢人就讲：
“那时候我真傻。”
小妹，在一个秩序化正常化的生活环境里，一个超常的人的结局就是这样。一九五七年，“神童”的生活方式是不正常的，他被打成了右派；到了一九八七年，老吴的生活方式仍然是不正常的，他成了一个废人。这是时代的悲剧，单个人是无能为力的。老吴年轻时曾执着地追求过，可他得到的却是半生平庸；他渴望着人生的辉煌，却失去了最富有创造力的年华。
走出平庸是要付出代价的。“一步迈错百步难回”对人的影响太大了！说不清的实例告诫人们要平庸，要正常，要过“类”的生活，不要寻求单个人的“自我”。平庸可以给人舒适，给人以安全感，给人以时间的保障。虽然没有辉煌，但也不会毁灭。
但是，秩序化就意味着丧失个性，丧失自我，使单个的有活力的人变成社会运转中的机器零件。人不可能彻底的零件化，肉体的相像代替不了精神的统一。精神是无法统一的，一万个人有一万个搁置精神的地方，那是绝不会相同的。社会秩序化的结果必然产生虚伪，产生千千万万个面具人。这同样是可怕的。
当然，也有人说，活人是活“质量”的。只要瞬间的辉煌，不要平庸的岁月。哪怕有片刻的辉煌，也就够了。可这话对老吴来说，是不是太残酷了？
小妹，你哥哥就是一个面具人。他的面具就是那“永久牌”的微笑。当世界充满面具的时候，为了生存，他不可能袒露真诚。他在上级面前微笑的时候，心里想的却是何时能分到一套像样的房子；他在同事面前微笑的时候，想的却是五月里天气的燥热；他在朋友面前微笑的时候，想的却是午饭后吃一只苹果的滋味；他在那陌生女人面前微笑的时候，想的却是那久远的粉红色的“阳光”……在这个世界上，真诚也是一种权力。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随便出售的。出售真诚得到的决不是真诚，而是虚伪的拳头，是袒出胸膛让人来打。他不愿打人，也不愿让人来打，他只有微笑。
小妹，你哥哥是个平庸的人。他既然选择了平庸也就不打算为自己辩护。可你呢，你的背叛又换来了什么呢？
九
小妹，你曾经爱过一个男人，那男人是你自己寻来的。你为了寻他，在方圆七百里的范围内辗转奔波，吃了说不尽的苦头。可你找到了他却又抛弃了他，这又是为什么呢？
你和那小伙是在车站上结识的。那是一个京广线上的小站，等车的人很少。当时你们并不相识，你在等车，他也在等车，大概是口音相近，就随便地说了几句话。尔后，车来了，你们仅仅是互相望了一眼，就先后上车了。上车后也并没有坐在一起，各自在涌动的人流中分开了。这种分离很可能是永久性的。偶然的相遇，应该是不会留下什么的。然而，坐了几站之后，你突然发现那小伙下车了。那是一个没有站台的小站，临近黄昏，你看见那小伙走下火车，在暮色中晃晃地动着，背影镶在夕阳里，眼前是一条漫长的无尽的路……这时候你也许感到了孤寂，分离又使你产生了茫然的贴近。于是你趴在车窗上看了很久，看那人影儿渐渐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