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战身轻意正酣，无端失足堕骚坛。
近来进步毫无趣，诗意凭陵陆剑南。
——兴平寄王麟生等
！从6月13日于右任随汪精卫、谭延闿、顾孟馀、孙科、徐谦等国民政府主席团成员到达武汉，至“七一五”汪精卫宣布“分共”，时间不过一个多月。在这一个多月里，于右任经历了一生中罕见的令人眼花缭乱、头昏目眩、复杂多变的场面：昔日的同盟者共产党，如今变成了仇敌；过去唯恐不被“赤化”的委员、司令，而今诅咒共产党为“祸有甚于洪水猛兽”；从前扫地以尽的土豪劣绅，现在又横行不法于乡里；昨天信誓旦旦地宣称要走俄国人的路，今天却撵走了曾并肩作战的苏联顾问；前斥蒋介石为丧心病狂，甘为民众之公敌，今则东施效颦、亦步亦趋，状若一家兄弟。……这一切的一切，使这位忠实执行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信徒大惑不解，但当时迫于形势（蒋介石于8月12日宣布下野），又于8月20日随汪精卫、谭延闿、孙科、顾孟馀等人离汉东下（何香凝亦同行），到达庐山。
这时，正值盛夏酷暑，于右任由长江之畔的“火炉”武汉来到凉爽宜人的庐山，心情略为舒展。数月来，时局骤变，他始而惊异，继而沉默。这位最早主张“合则两益，离则两损”的国民党员，思想上感到苦闷、彷徨，但一些青年人偏不体会他这时的心情，有不理解的问题仍不时向老校长求教（“上大”虽已被封，但在学生们的心目中，于右任仍是他们的校长）。在这种情况下，他能说什么好呢？只能说一些“年轻人要学西瓜的样子，内里通红，外面可是绿的”等无关宏旨的话，去宽慰这些也处在彷徨之中的学生。但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他当时对“宁汉合流”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了。所以来到庐山后，同汪精卫等人急于与南京方面的代表会晤以达成“交易”的心情不一样，他趁此开会之际，徜徉于山林之畔，载酒于松涛声之间，寻诗于怪石之上，以消除胸中之块垒。石松横空的仙人洞，山姿奇特的五老峰，碑刻如林的秀峰寺，四山回合、一水中流的白鹿洞书院，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游览陶渊明隐居的醉石馆时，于右任感慕陶渊明解印去职，归隐田园，醒则赋诗，醉则卧石的悠闲自在的生活，写下了“未能归去如元亮，可有歌谣似谪仙”的诗句，抒吐对当前局势之不惬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
过去上庐山，达官贵人均由轿夫抬上牯岭。素来关心民间疾苦的于右任，睹轿夫劳苦之状，闻轿夫叹息之声，深表同情，写下了《闻庐山舆夫叹息声》一诗：
上山不易下山难，劳苦舆夫莫怨天；
为问人间最廉者：一身汗值几文钱？
“宁汉合流”后，于到达南京。由于他曾在驻陕总部和武汉政府中任职，不为一些人所谅解，精神上很感苦闷。因此，南京酝酿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时（后因各方面矛盾甚多而推迟），他就离开了这个矛盾的漩涡，去游苏州的邓尉和常熟的虞山去了。
邓尉距苏州三十余公里，属江苏吴县，因东汉太尉邓禹而得名。该地梅花和桂花闻名遐迩，当金风送爽、桂子飘香时节，香气四溢，熏风使游人陶陶欲醉。到了冬天，梅花千顷一片白，香气弥漫十余里，举目四望，疑若积雪，有“香雪海”之称。于右任到邓尉时，正值阴历九月初，家家户户采摘桂花，因而作《邓尉看桂》：
家家摘蕊尽盈筐，晚桂丰收万井香。
曳杖行吟香雪海，人间何事不能忘。
在这“入山无处不花株，远近高低路不知”的邓尉桂树林里，诗人扶杖行吟，心怀忧国忧民，“人间何事不能忘”？这儿是香雪的海洋，游客远离尘嚣，徜徉在花丛之间，被这眼前的美景所陶醉，疲劳顿消，暂时会忘掉一切，而诗人有件事却始终无法忘怀，那就是多灾多难的中国！
游常熟尚父湖时，他的心情依然沉重，从他写的诗中可以看出，迷人的自然景色和复杂的心情交织在一起，“落叶层层迷去路，横舟缓缓适何方？桂枝如雪枫如血，猛忆关西旧战场”。五年多前，他领导靖国军失败了，然以陕西之兵，抗八省之众，虽败犹荣。如今究竟算什么呢？今后向何处去呢？“迷去路”，“适何方”？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几个月来，一直萦绕脑际，想借漫游一洗心中的烦闷忧郁，但终于无法洗却。
翌年3月，国民党将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内定于右任为主席团成员（主席团成员还有：蒋介石、胡汉民、谭延闿、孙科、古应芬、陈果夫等九人），于是，他理所当然地提出了一张“中委”备选名单，供大会采择。当时代表蒋负责审查名单的是陈果夫等人，他们对于提出的名单全盘否定，于得知后情绪激动，考虑去留问题。后在大会结束之前，即动身去上海，从此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矛盾公开化。
不久，长女于芝秀因有人检举是共青团员而被捕，关在南京白下路的警察分局。为防止授人以柄，于右任没有过问这件事，后来还是李烈钧出面，将于芝秀保了出来。
1929年6月1日，孙中山先生的灵柩移葬南京紫金山，于右任因足疾暴发，不能步履，未能参加奉安大典。但特撰《总理奉安之追念》一文以为悼念。他躺在病榻上，不觉想起开国时的一件往事：一日，孙中山先生因感于右任在《民立报》宣扬革命之功，以一枚炮弹壳赠之，勉励于像炮弹一样勇往直前。屈指算来，这枚炮弹壳已伴随他度过了十八载。他手抚弹壳，怃然良久。翌日，乃题辞于其上云：
当年奉赐兮何意，
今日追怀兮堕泪！
平不平兮有时，
百折不回兮此物此志。
并题跋云：“此民元总理所赐也，敬为句以志之。十八年六月二日，于右任书于南京。”
此时，许多事不惬于意，他再度出游，借以消除胸中的积郁幽愤。也许是去年游邓尉时印象太深的缘故罢，他又不殚其力地来看桂花。看后忽然忆起当年陕西靖国军解散时的往事，即作《邓尉看桂》一首：
不是鸱夷去不回，朝吟暮醉看花来。
无端梦落关西道，败苇枯荷满眼哀。
看罢桂花归次苏州灵岩山下的木渎镇，饮于石家饭店。该店系清代翰林冯桂芬旧宅，建筑典雅，小有名气。于右任豪饮之余，诗兴大发，以自来水笔在墙上悬挂的普通单条（立轴）上的空白处，题诗一首：
老桂花开天下香，看花走遍太湖旁；
归舟木渎犹堪记，多谢石家鲃肺汤。
写毕还署名加注：“十七年十月五日，邓尉看桂归次木渎，酒后书赠石家馆主人。”
店主看见于右任在他店堂的单条上随意题诗，不悦。经于的随从人员向他解释：于先生是国民党元老，又是著名书法家，平时请也请不到，他肯给你们饭店题诗，你们的营业一定会兴隆的。后来这事经一记者报道，果然一经品题，身价十倍，饭店生意十分兴旺，生意越做越大。
1928年，于右任与何香凝、经亨颐、陈树人发起组织“寒之友”社，他们所取社名，旗帜鲜明，寓意深长。松、竹经冬而不凋，梅花斗寒而竞放，宋代林景熙在《霁山集》中就有“种梅百本，与乔松、修篁为岁寒友”的记载，故有“岁寒三友”之誉。自古以来，我国诗人以松、竹、梅为题材的咏吟，车载斗量，不可胜数。诗人们偏爱它们，是因为它们的“性格”代表了一种精神，咏之有所寄托。
何香凝、经亨颐、陈树人、于右任等“寒之友”社的发起人，当时都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他们忠实地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真诚地与共产党合作，因而在大革命失败后，处境十分困难，行动也无自由。1927年12月16日，国民政府第二十四次会议，还通过了查办何香凝、陈树人等人的提案，并令军警监视他们的行动。共同的遭遇把他们结合起来，在严寒隆冬的氛围之中，结社作诗，咏物言志，寓感时咏事于诗中，含不尽之意于言外，语近情遥，吐而不露，总结既往，以启后人。
是时，经亨颐、何香凝、陈树人三人合作，于尺幅之间，经画修竹，陈绘奇松，何描古梅，组成一幅“岁寒三友图”，题材虽旧，但意境新颖，不落俗套。于不长于丹青，但书法闻名于世，作诗题款，当仁不让，因而在“岁寒三友图”的上方，题诗如下：
一
紫金山上中山
墓，扫墓来时岁已寒；
万物昭苏雷启
蛰，画图留作后人看。
二
松奇梅古竹潇
洒，经酒陈诗廖哭声；
润色江山一枝
笔，无聊来写此时情。
30年后，由于这一幅“岁寒三友图”的因缘际会，还为海峡两岸的诗坛，增添了一段佳话：
1958年，于右任的友人在书肆偶见“岁寒三友图”中堂一帧，乃以重金购得。此事为于的女儿想想得知，遂将此画携回给父观看。时于已80岁，历经沧桑，重睹此画，不胜慨叹。于在欣赏之余，发现诗的最后一句遗漏一“时”字，因而补书，并系之以诗：
一
三十余年补一字，完成题画岁寒诗。
于今回念寒三友，泉下经陈知不知？
二
破碎河山容再造，凋零师友记同游。
中山陵树年年老，扫墓于郎已白头。
于写此诗时，回首前尘，百感交集，当年在中山陵所栽的墓树，每经一岁，即老一年，树犹如此，人何以堪！遥念大陆的诗友，天南地北，不胜伤感。
诗成之后，盛传海内外。作此画的经亨颐、陈树人，早已亡故，唯一健在的作者是廖仲恺夫人何香凝，时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她见到台湾旧友的诗，回忆当年的交往，因步原韵奉和：
一
青山能助亦能界，二十余年忆此诗。
岁寒松柏河山柱，零落台湾知不知。
二
锦绣河山无限好，碧云寺畔乐同游。
驱除美寇同仇忾，何事哀伤叹白头？
三
遥望台湾感慨忧，追怀往事念同游。
数十年来如一日，国运繁荣度白头。
其他奉和于诗的，尚有于右任的旧友林伯渠、朱蕴山等人。
于擅长书法，诗词亦佳，故他一生中为人题款或赠人以诗者甚夥，但也并非有求必应，有些人即使辗转托人相求，亦被拒之门外。如1930年于右任在上海时，杨杏佛（于很敬重的一个学生）拿了宋子文一把名贵的绢面扇子，请于题诗，于置之高阁，不予理会。杨再三催请，于则令杨将原件拿去，说：“我不侍候这些新权贵！”据随侍于多年的外甥周伯敏说：“二十多年中，我从未见过舅父约宋子文一道吃过饭。”于右任为人清高，常以诗人陶渊明、李白自诩。
1929年2月，《右任诗存》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
《右任诗存》，是于右任在他的第一本诗集《半哭半笑楼诗草》出版后，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出版的另一部诗集。《诗存》收集了从清末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于诗约二百首。它的出版，使人们能一窥于诗熔铸古今、流光四溢的概貌。
于右任学识渊博，笔力雄健，他的诗多嫉恶如仇之愤，感时忧世之痛，故国山河之恋，民生疾苦之呼，而其逸趣豪情，始终环绕以爱国为中心。他对爱国诗人陆游特别推崇，曾有诗句云：“近来进步毫无趣，诗意凭陵陆剑南。”吴宓教授在半个世纪前论及于诗时曾说：于诗“苍凉悲壮，劲直雄浑，而回肠荡气，感人至深，在今自成一格，可比昔之辛稼轩、陆放翁。”在台湾的老学人胡秋原则说：“先生之诗，沉郁豪放，其锤炼杜陆而来乎？痛生民之多艰，而无一语自伤，而喜道从军之乐，尤似放翁。‘持节求民瘼，寻诗访战场。’此二语殆先生全部精神之写照。”
于诗绝句似苏东坡，七律似陆游，亦颇得魏晋古风之胎息；词曲黄钟大吕，睥睨同代之人。其诗、词、曲，皆雄伟、豪放、朴实、悲壮，有忧国忧民之志，少儿女情长之态，其咏史、咏事、咏人或咏景诗，不落古人窠臼，饶有新意。咏史诗，多系诗人借评论古人之机，抒发己见，贵有新意，难以咏唱。但于右任的咏史诗，推陈出新，佳篇迭出，读之令人赞叹不绝：“风虎龙云亦偶然，欺人青史话连篇。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数十年！”（《读史》）。又如诗集的第一首诗《杂感》，就抨击了孔子十分推崇的“圣人”伯夷和叔齐：“夷齐两饿鬼，名理认不真，……耗尽首阳草，顽山惨不春。”从孔子到后世儒门弟子，都认为他们兄弟俩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今山西永济县南），很有名节，兄弟互让王位，孝悌可嘉，一直是被颂扬的人物。而于在清末写的《杂感》诗，却谴责了他们兄弟俩阻挠周武王伐纣，是不义的行为。这种见解在当时实不多见。
又如《兴平咏古》组诗，几乎每首都有自己的见解，如指斥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目光短浅，造成了两千年来百家不鸣一家独鸣的局面。诗云：“少治春秋学有加，暮年灾异乱如麻。儒生眼界容方寸，抵死昌言罢百家。”同一时期的《汉武帝陵》一诗更强烈指出：“百家罢后无奇士，永为神州种祸胎。”对被族诛的游侠郭解，深表同情，写下了“断自公孙诬郭解，人豪挫折腐儒兴”的诗句。与1908年写的“帝王半俘虏，盗贼亦英雄”（《洛阳道中》）两相呼应，异曲同工。对被伏波将军马援诋为井底之蛙的公孙述，于则嘉其至死不降，在诗中云：“宁可玉碎羞低首，漫道公孙井底蛙。”对恭顺献出河西诸郡以保命禄的大司马窦融，于仍加以诘难：“何必低头入洛阳。”当年于右任所写《兴平咏古》组诗共三十四首，如今收集在《于右任诗词集》里只有九首（其余的散佚了），以致不能一睹该组诗的全貌，殊为可惜。
从屈原开始，爱国诗人的一个优秀传统，就是关心祖国的命运，体察民间的疾苦：“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他们与人民同命运、共呼吸，人民的不幸使他们悲愤，神州的沉沦使他们痛苦，他们手握如椽之笔，俯首疾书，留给后人一篇又一篇激动人心的爱国诗篇。于右任继承了这种爱国爱民的传统，悃悃款款，矢志无他，写出了他对国家兴亡、民族盛衰的感慨。如《过南京诗》：“燕去堂空甲第荒，最伤心是大功坊。犹传立马钟山日，开国威仪动万方。”“虎视龙兴一瞬间，鸡鸣不已载愁还。江山冷眼争迎送，人去人来两鬓斑。”民国甫方建立，政权就被袁世凯篡夺，党人发动“二次革命”，又告失败。此时，诗人路过南京，回忆一年多前的开国盛典，顿生无穷感慨。
1923年3月，诗人乘船去广州，船过台湾海峡，凭栏远眺，雾海茫茫，水天一色，不禁浮想联翩：近百年来，世转时移，我国一直被列强欺凌，以致台湾人民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再联想到自己壮志未酬人渐老，百感丛生，诗从中来：
激浪如闻诉不平，何人切齿复谈兵。
云埋台岛遗民泪，雨湿神州故国情。
地运百年随世转，帆船一叶与天争。
当年壮志今安在？白发新添四五茎！
（《过台湾海峡远望》）
又如1926年，于右任到苏联敦促冯玉祥回国，火车由亚洲进入欧洲，沿途所见所闻，触景生情，写了《入欧洲后感怀》五律一首：
鄂毕河前饭，乌拉山下眠。
无戈肱作枕，有产舌为田。
金鼓劳民檄，冰山债主钱。
神州竟何似！怅望一凄然！
苏联革命后，推翻了剥削阶级的统治，他想，中国哪一天才能如此？仰望蓝天白云，心中不觉凄然。
于右任出身贫苦，他写的诗，多以黎民百姓的苦乐为吟咏的主题，年景的丰歉，劳作的甘苦，生活的艰辛，以及灾荒之年饥民的流离失所，漂泊乞食，一一写入诗中。1919年9月至1920年3月，陕西大旱，渭北一带七个月未下滴雨，泾渭两河俱涸，庄稼颗粒未收而兵战不息，军民皆以为苦。于右任记述当时的灾情云：
芳草复芳草，战场连战场。
自然生涕泪，何况见流亡！
麦槁天无雨，坟增国有殇。
炊烟添几处，讵忍说壶浆。
（《郊行》）
兵革又凶荒，三年鬓已苍。
野犹横白骨，天复降玄霜。
战士祈年稔，乡民祭国殇。
秦人尔何罪？杀戮作耕桑！
（《闻乡人语》）
1925年，他路过黄河北岸，看见渔翁立在奔腾咆哮的黄河浅水中，赤手空拳捕捉黄河鲤鱼，以满足达官富贾的所谓“手捕者味始佳”的嗜好，因成诗一首：
劳者无名逸有功，便宜毕竟属英雄。
世人都道河鱼美，不见渔翁骇浪中。
（《黄河北岸见渔翁立洪流中》）
于右任的诗，有的可以当作史诗来读，许多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他的诗中都有反映。如他写的民初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人的讨袁之役诗，完全可当作护法战争史来读。诗云：
开国多贤豪，救世乃革命；
唐公起西南，治军世所敬。
袁氏乱天下，一隅问国政。
蔡李真天人，仗剑际其盛。
一旦举义旗，举国同欢庆。
我读言志录，堂堂复正正。
伟矣英雄人，天下仍歌咏。
伤哉老元戎，并世刀难并。
（《在张莼鸥先生书室观东大陆主人言志录》）
还有一些诗，简直可作为诗人活动的日志，如《布蒙共和国立国五年纪念歌》，全诗约七百字，叙述了诗人在上乌金斯克参加该自治共和国节日盛会的情况。第一日参加纪念会，第二日检阅骑步兵，第三日观看民族运动会，第四日参加松林露天大宴，歌舞狂欢，通宵达旦。全诗把布里亚特蒙古族人民自治共和国五周年纪念活动，记载得一清二楚。
于右任有的诗，还可视作考据文章，如《贝加尔湖边怀古》一诗，对西汉苏武流放之地，以及李陵送苏武之诗是否后人伪作，都一一作了考证：“曾经北海费沉思，此地匈奴据几时？（于注：汉时苏武被匈奴流放至此，可知此地非蒙古人所有）雪吞毡苏武泪，行人往路李陵诗。牛羊被野谁来牧，碑碣连岗我去迟。胤子两家存与否？风波失所古今悲。”于在自注时又说：“中国文学家用辞，在水国称风波，大陆称风尘，塞外称风沙，李陵送苏武诗曰：‘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涯’，想系指贝加尔湖言，则疑李诗为后人伪作者误矣！”
于右任有些写景咏物的诗，不蹈故常，独具风格。如1933年写的《太白山纪游歌》，系用韵文写成，诗意葱茏，文笔淡雅，可与《桃花源记》媲美。太白山系陕西名山，在太白县东，眉县以南，据《一统志》云：“太白山，山极高，上恒积雪，望之浩然。谚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山下军行，不得鸣鼓角，鸣则疾风暴雨立至。上有洞，即道书第十一洞天。又有太白神祠，山半有横云如瀑布，则澍雨。语曰：‘南山瀑布，非朝即暮’。”唐时李白亦曾一游，作有《太白峰诗》，只十句，而于右任的诗长达一千二百字，洋洋洒洒，实不多觏，蔚为诗坛大观。现录其一段如下：
上是青天下白云，人居中间行自在；
数百里中铺一色，如脂如绵变成彩。
又如远海不尽之波涛，大起大伏弥复载；
群峰露尖似鱼龙，吞吐出没无主宰。
林木枞柏桦漆竹，山行渐高树渐改。
苍苍万干落叶松，乱石争地生重重；
枇杷大叶又小叶，银背金背为大宗；
杜鹃如柴遍碧岑，芍药开落自古今；
名花满地僧鞋菊，异草宜人手掌参。
诗人写缥缈之境，状新奇之物，变化莫测，妙笔生花，已达化境。
长诗如此，写景咏物的短诗尤为出色。1922年靖国军失败后，于右任由陕西入甘肃，在天水稍事勾留，再南下经徽县，复经陕西略阳、阳平关，直下嘉陵江。在途经白水江时，诗人作七律一首，其风格犹如唐诗，可追《朝发白帝城》（李白），媲美《滁州西涧》（韦应物）。诗曰：
白水江头未了僧，孤舟一夜入嘉陵。
云封蜀道无今古，鬼哭周原有废兴。
野渡招摇村市酒，荒城出没戍楼灯。
阳平关下多雷雨，净洗西南恐未能？
（《白水江》）
有些诗诗中有画，如写外蒙古草原的“夜静沙皆白，秋高草不黄；女儿骑恶马，大野牧牛羊”（《恰克图至库伦》）诗，不亚唐人高适、岑参等人的边塞诗。
于右任的诗中，怀念或题赠亲朋故旧的诗，亦占相当数量，这些诗（词）句，信手拈来，真情流露，感人至深。1910年，于右任为葬父，冒险回家，写诗数首，皆人间至情至性之流露，如：
去岁省亲病，潜行入关内。
儿留亲不安，亲老儿莫侍。
今岁复归来，徒洒孤儿泪。
牵车古所哀，守墓今非智。
麻衣殉墓中，匆匆避缇骑。
月明思子台，往来惭无地。
为念诸故人，纳亡多高义。
余生报无时，中夜不能寐。
（《葬亲出关至阌乡，寄程抟九、南雪亭、周定侯同学，杨吟海先生，周石笙妹丈》）
1922年初，靖国军大部被直军分化、改编，而于右任依靠杨虎城等人的支持在武功一带苦斗。是时，于之长女芝秀年逾二十，按陕西风俗，早届当婚之龄，但于因军政丛集一身，无暇为女主婚，故请夫人高仲林送女至京完婚。行前，舐犊情深，媵之以诗（以诗陪嫁）：
一
春风苏百草，送尔出关门。
遇合从儿愿，追随念母恩。
家庭新创造，文学旧思存。
应念空山老，诗笺印血痕。
二
世人如问我，勉强说平安。
百战身将老，三年枕未干。
秦兵仍奋激，民党更艰难。
素蓄澄清愿，时危肯自宽？
三
海上攻书日，关中省父时。
岁饥兵不饱，女大嫁因迟。
多事添媒妁，无端累义师。
人心未可测，究竟有天知。
四
汝婿亦奇士，青年多美誉。
忧同屈正则，事类申包胥。
至理无贫贱，浮云有卷舒。
进修齐努力，嘉耦复谁如！
（《内子高仲林送楞女入京成亲，媵之以诗》）
于右任写的诗大部分为绝句和律诗，属于旧体诗句。实际上，他还写过白话诗，只是为数甚少，鲜为人知。如1939年元旦发表的《论政治家与抗战》的结束语，就是用白话写的诗：
……
四万万同胞齐起来，效忠祖国，前进，怒号！
粉碎明治遗策，胜利之路非遥。
那里弥漫着全人类的欢呼，响彻云霄，
那里放出了历史的光芒，永久在照耀！
在今年：这个充满着希望的新年里，
我们要吐气扬眉，
伸一伸我们伟大民族的怀抱！
在国难当头之际，为了鼓舞民众抗战的士气，像于右任这样的国民党元老，享有很高声誉的著名诗人，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能摆脱“阳春白雪”的唱和，写出为某些“大诗人”不屑一顾的白话诗，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在于写的诗中，唯一的一次和外国诗人的诗，是1954年在台湾写的《和拜伦希腊篇》三首。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诗，在上个世纪末即传入我国，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胡适等人皆曾译其诗。于在震旦和复旦虽学过法语，但为时甚短，未能掌握法语津梁，故此处他不言译而言和者，乃和其意也。和其意者，言哀希腊，亦自哀也。拜伦的诗，梁启超以曲体译之，胡适以骚体译之，而于右任以律诗和之，此数种形式，亦可供译诗者借鉴。三首和诗如下：
！一
希腊精神我所思，星罗群岛降祥时。
栖迟仙迹征人泪，惆怅沙浮圣女诗。
明月多情还我恋，骄阳无限惹人悲。
难忘一曲忧伤意，歌咏人间任听之。
二
荷马名歌天下欢，爱情鼓吹有阿难。
争将儿女英雄气，注入兴亡运会间。
异世高名犹想像，宗邦多难一辛酸。
夕阳无语凭栏立，渺渺遗音未许弹。
三
摩罗山上几徘徊，表里河山气象开。
游子行行不忍去，自由望望复归来。
梦中希腊应无敌，幕上波斯尽可哀。
不信沉沉竟终古，人生从此作舆台。
为了唤起民众，团结抗日，他用诗歌作为抗日救亡的武器。1937年年底，于右任在武汉与文艺界的朋友共同发起创办了《民族诗坛》（月刊），以刊登号召坚持抗战、宣传民族正气的诗词，董必武、郭沫若、柳亚子等许多著名诗人都有佳作在该刊发表。习惯于写旧体诗的于右任，破例给孩子们写了琅琅上口的儿歌。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守，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军事委员会迁至武汉。是时，武汉实际上已成为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是中国政府继续抗战的核心基地。于右任11月20日由南京乘船抵达九江，然后转赴南昌、长沙，沿途作了视察，才来到武汉。时监察院中亦有监察委员十数人聚集武汉，于号召他们分赴各战地视察，为抗战出力。他自己以身作则，不时乘汽车出巡。某日，天未明即起程，行至黄陂时，遇雨，车继续前行，至滠水桥上，忽震雷，电光中见桥之中央已被敌机炸断，车如再前行数尺，即堕入河中矣！
于右任在战地视察时，每见一些因战争失去父母的孤儿，除嘱地方当局妥为安顿外，还特为这些孩子写了《战场的孤儿》四首：
一
举国愁兵火，流亡何处归？
孤儿点点泪，湿透母亲衣！
二
东村屋煨烬，西郭人逃亡；
吾父征胡去，何时死战场？
三
左邻小妹妹，右邻小弟弟，
狂寇虏之行，居心不能计！
四
战场几孤儿，祖国几行涕；
何人卫祖国，中华此孩子！
于右任作诗，一向用字严谨、隽永，寓意良深，而此诗系为孩子们所作，所以用词遣字都力求平易、朴实，便于孩子们朗诵。
到重庆后，于右任又约卢前、张庚由、庆深庵、刘延涛等编辑出版诗刊《中华乐府》，还举办诗会周课，有题分赋，凡分给于右任的题目，他必首先写成以为督导，然后从大家写的诗词中选一些刊于《中华乐府》。
1940年，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傀儡政权，在日寇的卵翼下，破坏抗战，于对此极为愤怒，4月14日在中央台发表题为《以民族正气灭汪逆》的广播讲话。在讲话里，于右任号召各界团结起来，向日本军国主义和汪伪作坚决的斗争：“一、文艺界的同人们，握紧你们锐利无比的笔，写出刺刀炸药一样的字句，向着倭汪狂刺，向着倭汪猛袭。二、前线的战士们，瞄准你们的枪口，加紧你们的火力，将倭汪在民族战争的血泊中淹死。三、工人农人同胞们，你们举起铁锤，用尽臂力，一锤一锤将倭汪毫无怜惜的锤成死泥。你们提锄头，紧握镰刀，拿出最大狠心，将倭汪连根带蒂的一齐砍倒。忠勇的同胞们，举起民族正气的旗帜，高扬民族正气的歌声，洗去历史的污点，扫除腐臭的垃圾，欢呼民族的自由，共庆祖国的战胜！”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日本的诱降活动频繁，对日妥协、与共产党分裂的乌云，笼罩山城上空，“光荣”、“体面”结束抗战的论调，一时甚嚣尘上。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发扬民族正气，将抗战进行到底，于右任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的成员，共同发起以端午节为诗人节，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用以懔危亡”。5月30日（农历五月初五），重庆文化界人士数百人，在中法比瑞同学会礼堂举行首届诗人节晚会，冯玉祥、郭沫若、茅盾等许多知名人士参加，由于右任担任大会主席。他在开幕词中，说明在抗战期间定端午节为诗人节的意义，并赋诗一首：
民族诗人节，诗人更不忘。
乃知崇纪念，用以懔危亡。
宗国千年痛，幽兰万古香；
于今期作者，无畏吐光芒。
（《诗人节》）
十几年后，他在台湾回忆起定端午节为诗人节的意义时，再三告诫诗人们要有高尚的人格，要做到：学人忧国，死生以之。他说：“我是发起诗人节之一人，我们为什么以端午节为诗人节，当然是纪念屈原的。所谓纪念屈原，一是纪念其作品的伟大，一是纪念其人格的崇高。屈原的作品，无论造词、立意，都为中国诗人开辟一广大的境界。刘勰在‘辩骚’内说：‘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关于屈原的人格，‘哀民生之多艰’，‘恐美人之迟暮’。学人忧国，死生以之。司马迁说他：‘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白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所以纪念屈原，是纪念他衣被万世的创作精神，及与日月争光的高尚人格。”
世人只知于右任的诗驰誉诗坛，但不知他有关诗的理论亦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因他的这些理论多数发表在晚年，由于海峡人为的阻隔，不为世人所知。再者，他在论及诗的发展过程中，如“诗的解放”、“诗是大众的言志工具，不是一部分人的怡情玩具”、诗的变化是“一种革命运动”、效法李杜“应效法他们的革命精神”等内容，与台湾当局的思想不合拍，舆论界亦不易接受，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流传，也是不为人所知的另一原因。
关于诗体的变革问题，于右任根据“诗言志”的定义，主张诗歌应随时代的进步而有不同的变革，眼下已到了“创为新诗”的时代。他说：“我们的诗，三百篇后，由汉魏而六朝，一少变，至唐而变生多体，变也，宋词，变也，元曲，变也。每一变的初期，皆为诗体的解放，内容的扩大。但是到了后期，都一反其势。明清两代承其绪而因其体，作家辈出而创造者少，格律益严，去民间益远。我们的古人，给诗下的定义，是‘诗言志’，我们的诗教是兴观群怨，所以古有采诗之官，因其诗而知其志。民之所好好之，所恶恶之，以期由此而日新政风。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所谓诗者，是大众言志的工具，而不是一部分人的怡情玩具。而每一次的变，都是一些豪杰之士的一种革命运动，是想把加上去的脂粉刮掉，枷锁打开，而恢复诗的本来面目，自由精神。但是到了后来，都是去了旧的脂粉，换了新的脂粉，解了旧的枷锁而套以新的枷锁。民国以来，一些学者创为新诗，新诗的成功与否，是另一回事，但这种精神是可嘉的。所以自新体诗兴，旧诗的光彩，已逐渐暗淡，仅赖宿学者起而维持之，姑存一格耳。”
诗的变化，就是诗的革命。因此，于右任主张：作旧诗的，也宜有兼容并包的襟期，择善而从的雅度。取新诗的所长，去旧诗之所短，以旧诗之所长，补新诗之所短，融会贯通，截长补短，以收调节折衷之效。他还为此写了一首《诗变》的五言诗：
诗体岂有常，诗变数无方；
何以明其然？时代自堂堂。
风起台海峡，诗老太平洋；
可乎曰不可，哲人知其详。
饮不竭之源，骋无穷之路，
涵天下之变，尽万物之数。
人生即是诗，时吐惊人句；
不必薄唐宋，人人有所遇。
关于诗的体裁的解放问题，于右任说：“诗的体裁，必须解放，伟大的天才，伟大的思想，决非格律所能限制的。即以李杜而论，我觉着，他们伟大的成就，是他们的长歌，他们的新乐府，他们的崇高地位，不是作风美备，而是对于前代诗风的革命精神，而是由于这种革命精神所产生的领导作用。假使他们不在这条路上发展，而仍走前代的道路，他们也不过清新如庾开府、俊逸如鲍参军而已！近人作诗，动言效法李杜，我认为真的效法，应当效法他们的这种革命精神。无论如何，我们应当拿诗的格律来适应我们的思想，不可拿我们的思想来适应诗的格律，犹之，我们当因脚的大小来做鞋，不应当因鞋的大小来削脚。但是古今作者，能完全自由运用以‘言志’，而不犯‘削足适履’的毛病的，纵不能说是根本没有，恐怕有也太少了。‘言志’应该是一件乐事，为什么要把他变成一件苦事呢？这样不晓得埋没了多少有思想、有天才、很可以产生伟大的诗篇的作者，这真是中华诗坛的不可补偿的损失！”
最后，于右任把诗的体裁解放问题归结为四点：“我的希望是：一、洗涤陈言，一新面目；二、前代诗材，取其接近民间者，今代诗材，取其适合时代者；三、韵不可废，体不可拘；四、认白话为一体。”
于右任作为一位诗人，与我国当代的著名诗人均有往还，早年参加南社活动，与柳亚子先生过从甚密。《右任诗存》出版时，柳亚子为于的诗作题诗八首，其中最后一首既回溯了他们之间二十年的友谊，又在这首诗中对大革命失败后的处境聊作自况：“廿载盟心结客场，使君风谊镇难忘。怜余亦有穷途感，才尽江淹鬓未霜。”
以柳亚子为盟主的南社，1909年冬在苏州虎丘创立，后因内部意见歧异，又分化为新南社，一般认为南社的活动在抗战前即已停顿，实则不然。
1945年春季某日，于右任在重庆曾家岩的陶园，约集了南社的旧友柳亚子、刘成禺、陆丹林等十多人午宴，在陶园内盘桓了半日，于右任将他的《标准草书》新印本分赠诗友，并准备了二十件近作联屏，任由各人选定，然后于再挥毫题款。这一次活动，实际上是南社历史上的最后一次活动，从此以后，南社社友再未以南社名义聚首。
这一年的初秋，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赴重庆谈判。毛泽东于8月28日抵达重庆，住在郊区山洞林园（已故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官邸）。
8月30日，毛泽东、周恩来由山洞林园赴城内拜访于右任，适于因公外出，未能晤见。晚上，张治中将军设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并邀请于右任、孙科、邹鲁、叶楚伧等出席作陪。9月3日下午3时，毛泽东再度去于右任官邸拜访。毛、于自1924年在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共事后，多年未见，老友相逢，分外欣慰。惜毛泽东还要拜会政府其他要员，故未能多谈。
9月6日中午，于右任设午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并邀请张治中、张群、邵力子、丁维汾、叶楚伧等出席作陪。席间，两位旷代诗人漫谈诗文及近作。不久前，于右任从柳亚子那儿见到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极力称赞，对该词的结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尤为赞赏，认为是激励后进之佳句。毛笑着答道：“若何‘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启发人之深也。”说毕，两位诗人拊掌大笑，举座皆欢。
原来，于右任在1941年10月在西北考察时，曾在甘肃榆中县游览兴龙山，在参观成吉思汗陵墓及西征戈矛等遗物时所赋《越调·天净沙》中有这样的句子：“兴隆山畔高歌，曾瞻无敌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毛泽东所说的，就是于右任这首词中的最后一句。
对这两位旷代诗人，“南社”盟主柳亚子先生有个评价，他说：“国民党的诗人，于右任最高明，但篇幅太少，是名家而不是大家；中共方面，毛润之一枝笔确是开天辟地的神手，可惜他劬劳国事，早把这牢什子置诸脑后了。”柳亚子的这个看法，颇有见地，既是诗艺之论，也是对两位大诗人的诗登殿入堂之评。
于右任晚年，十分怀念祖国大陆，他患病后，意识到今生恐难以回大陆了，因而企盼自己的某些诗作手稿能越过海峡留存故土。就在他写了《望大陆》的悲歌后不久，他将1947年写的《第二次大战回忆歌》长诗原稿寄给居住在美国的三女绵绵，由她暂时代为保存。绵绵领会父亲的用意，在保存了22年之后，于1984年趁其女友王芷莱女士随美国专家代表团访华之机，托她带回祖国，使这份在海外辗转流播的诗稿，在于先生逝世20周年之际（1964—1984），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