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做饭，我插不上手，看到一个盘里有几个葱头似的东西，便想帮着剥皮，秋鸿一看忙说：“你别乱动。那是我买的水仙花。”我问：“水仙花怎么这个样子？”答曰：“美国的水仙就长的这个模样。”这时两条狗先后蹿上来了，随后清茂也上了楼。他倒了两杯酒，我们就坐在一边闲聊。清茂是道地台湾人，中学以前受日本教育，中文是光复台湾以后才学的，不久就写起小说来，而且满有成绩，大学毕业后到美国留学。学的是历史。此后就在美国教书，从此也就放下了写小说的生涯，中、曰、英文都一样的运用自如，他教的是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平日生活，社交用英语，而使用的许多资料又都是日文的。有次我和他在一个餐馆吃饭，餐馆小姐为了表示欢迎，唱起日本小调来。每唱一个他都跟着哼，许多几十年前的歌曲，连现代的日本青年都不会唱了，他还会唱。他学问广博，在美国学术界有满高的声望。但还没熬到终身教授的档次，这教席仍不算十分稳当。前两年，麻省大学换了位领导，是位少数民族，就碰到场危机。因为这位领导要在学校扩大他那民族的学科，便宣称中国文学历史等课程没有存在必要。想由此挤出经费来实现他热爱自己民族的计划，过去我们对美国的少数民族和有色人种受的苦难，介绍不少，记得黑人教士马丁路德·金被刺身亡时，我们的领袖还发表了极为动人的声明。每当我们谈到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是我们最可靠的朋友时，当然把美国少数民族朋友列在其中。从美国国内角度来看，华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有着共同利益，按理说中华文化也是会得到支持的。不料世界上的事常常和我们想的不完全合拍。偏偏是这位有色人种的领导人，向华人文化使出了杀手锏。只是这件事牵扯的面太大了，引起了美国所有中文学者的愤慨，大家联名写呼吁书给国会才把中国文化在美国大学中的地位保留下来。郑清茂也才保住饭碗。
清茂是极有风度也极有修养的人，谈什么都不愠不躁。谈到这件事时也仍然感慨多于愤怒。他说民族偏见不只是大民族有，少数民族也有。那位先生是想多挤出点经费开展他那个民族的文化研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学者在这里受到不公正待遇是常事，许多学校中国老师教的学生出来当了系主任，当了研究室负责人，而老师仍然在学生领导下当他的教员。这是屡见不鲜的。他已投身教育多年，无法再改变，只能认命。他不明白有些在国内极为有成就、有名气的作家、诗人，何以要放弃在国内的优越地位，上这里来改行谋生。想来总是有难言之苦吧。
在家政管理上，秋鸿看来比于梨华要强得多。这晚上她做的一顿中国饭，是我从出国后吃的最好的。有酱菜、什锦火锅，还有海鲜，而且喝了地道的功夫茶。台湾近来受日本茶道影响，也在喝茶上下功夫了，成套的茶具中，除了壶、碗，还有一套闻杯。茶先倒进闻杯中，端起来嗅其芬芳之气，观其柔美之色，并欣赏茶具之精，然后再倒进饮用的杯中，轻轻啜饮，很有兴味。我们国内出口的茶具，似乎至今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喝茶时当然伴随着聊天，这天聊的主要内容是不久前秋鸿随凌云大法师去中国朝圣的情况。大师不久前曾去过西藏，随后又去了北京和西安。大师到天安门上去看了一下，说比起来西安比北京的运气更好些，北京有些不良现象，其中之一是北京青年人头发留得太长，把运气压住了，应该劝北京青年不要再留长发。改革开放的成效会有更明显的成绩。
九
清茂家待客的规矩是，早餐客人自便，他把冰箱的位置，灶具的开关方法，各种食物放置的地方全向你交待清楚，早上起来你爱吃什么自己动手。因为他们夫妻是要迟起的。
我起床后照例先出去锻炼，平时是打太极拳或练气功，到一个生地方就借此机会漫步闲游，这天我就观看周围环境。清茂的家是坐落在一个小山谷里，这山谷里共有两户人家，另一户是位很有名的诗人，哪一派的已忘记了，我出门时他正抡着把扫帚打扫落叶。山上树很茂密，金黄和褐色的叶子落满山道。工作量很大，但看得出他干得很有兴致。见我出来，很友好地笑了一笑，冲我说了一大串话，大概是说我的朋友清茂起得太晚，看不腆落叶缤纷景色有点可惜。我回答说：“古得毛宁”。因为我不会说别的。
走出山口，就上了一段小公路，沿着这小路走不远就到了昨天打电话的皮札店。继续走下去。就来到一个小教堂的门前。旁边一条街上有些商店。卖早点的店已经开门了，但吃的人不多。从商店的橱窗看，这些店虽小，但货物很齐全。吃穿用学，几乎什么都能买到，但仍不知这是在大学范围内，还是大学在它的近旁。
转了一阵，回到郑家，主人客人还没一个起来的。我就动手弄自己的早饭。弄的是地地道道的美式早餐。果汁、黄油、起斯、火腿、水果、面包。就是一个原则，不动烟火。倒不是客气，实在是他那套电气灶具太复杂，昨天秋鸿讲解半天，我当时以为会了，现在一看，根本没门。好在吃到一半时秋鸿起来了，为我煮了咖啡，不然这顿冷餐够肚子受的。
终于全体都起来了，热热闹闹的吃完已不算早的早饭，送梨华等上路。梨华他们的车在前，清茂开车和我在后边相随，开到州际公路边上停下来，互相握手告别。看他们走远，清茂就开车拉着我去游览市容。我们先从郊区看起。车到河边，登上了一个瞭望台似的小塔，整个城市全展现在眼底了。原来清茂的家是在个小山谷里，而城市和大学是在一个大山谷里，河水就从城中流过。河很宽大，有轮船在航行，叫什么名字却没记住，但可以肯定不叫亚马逊也不叫密西西比。我在美国一共就玩过三条河，密西西比在新奥尔良，上那儿去之前我重读了马克吐温的小说，不会弄错。至于亚马逊河，才把护照从那里找来，至今惊魂未定，也不会忘怀。这条河去前既未做准备，事后又没丢东西，记不住是难免的了。河两边有不少菜田和一个很大的木材场。清茂告诉我，这里是英国人最早的殖民区，以前有很多农场，后来工业发达，农场反而衰退了，所以地价有一度很便宜。许多华人移民，看到这里地价贱而菜贵，就在这里买地经营农场种植蔬菜，有一个留学生毕业后没找到职业，便贷款开办菜园，发了好大的财。说到这里笑了笑说：“这一个农场里还住着你的一个熟人呢。”
“谁？”
“林希翎！”他说林从法国来到这里后，和中国之春王秉章那批人闹翻了，她不会英语，又没有职业，生活颇狼狈。这里一位华人农场主出于同情，就接她到这里住了下来。并且出资帮她办了份刊物。不过这位财主只资助一期，估计第二期就要停刊，创刊号就是终刊号。听说林也要离开此地了。塔上风很大，看了一会儿我们就下来去开车漫游。他还拉我在林小姐借住的农场外绕了个圈儿，林刚来时他在一个华人集会场合见过她，后来便没什么来往了。清茂是个做学问的人，不太愿意参加政治意味太浓的活动。
他拉我到一个中国餐馆去吃饭，这个餐馆就是原来生意不好，被凌云大师指开财路，起死回生的那个。我看了凌云大师指点另开的门和挂祥物，确是妙不可测。
晚上7时，我在大学礼堂作演讲，到的人比奧伯尼是少多了，也难怪这里演讲费比那里少得多，好处是在坐的全是中国人或中国血统的美国人，只有两个白种人，还会说汉语，这样我就可以不用翻译，我觉得讲得倒比奥伯尼还要自如洒脱些。演讲完后，一位年轻女生跑上来问我道：“邓老师，您还认得我吗？”我一看：这不是我们的小陆吗！
小陆是我们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的翻译，和我一起工作好几年，非常单纯可爱的一个孩子。前年离开中国到美国来留学，但我没想到是在这个学校。他乡遇故知，叫人高兴。清茂告诉我小陆还在他们系里打工，当助教。今晚为我开的家庭酒会，请的客人也有她。
这晚上的酒会请的人不多，但都是炎黄子孙，吃中国饭，说中国话，谈和中国有关的事。所以非常亲切。除去小陆还有位女士是我朋友的妹妹。这位女士已经延期一年，快要回国了。说起初来时的打工生活，她一肚子气。她说一些美国老板对中国临时打工的人之残酷就像奴隶主，令人不堪忍受。正说着有位久居美国的华裔来插话了，他表示对她的看法不以为然：“什么叫剥削？不是你自愿去干的吗？他不是给了你挣钱的机会吗？他要不给你这机会你也许要挨饿不是？再说他还要承担经营的风险呢。”于是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几位从国内去留学的孩子反驳他时措辞之锋利，阶级观点之鲜明，是我近年在国内很少听到的。我估计他们几个人在国内也没有为此这么激动过。我倒真希望有几个国内青年听到这场争论。几个人举出的实际事例，如今在国内已经见不到了，改革开放以来，虽有了小型个体企业，但在社会主义法律保护下，是绝不允许采取那样苛刻的雇佣手段的。其实在美国这样的超经济剥削也不被法律允许，就因为不少中国人舍此便没其他活路，或是其打工行为本身就不合美国之法。老板们当然就肆无忌惮的露出其阶级本色来了。
这场争论对我还有个好处，使我无意中了解了一个本家叔叔在美国生活的真实状况。
十
请允许我把话扯远一点。我的祖籍是山东。据家谱所载，是燕王扫北时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移民而来的。有一说是同时迁来弟兄两人。但弟兄俩在路上干了一架，从此兄弟分家。到了山东地界后，一个在城东落了户，一个去城北扎了根。这样同一县里就有了两个邓庄。我是城东邓庄人，我们庄人都是一个祖宗的后代，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和城北邓庄则素无来往，是否有同族关系，本族人意见都不一致，倒是不认这门亲的多。不过近年台湾邓丽君小姐歌声传人大陆后情况有所改变。因为有情报说，邓小姐也是山东我县人氏我们村是肯定没有这一户人家的，邓小姐若真是出身本县，就定是城北那个邓庄。有人觉得这光荣不能归他村独享，这个同宗还是认了好。
我村风水虽没造化出歌星，据说却出了位有钱的美国公民，按辈分我要叫他叔叔。
这位叔叔(我绝不是因为人家成了美国人就冒认洋亲，有家谱为证。)虽说出了五服，但他家和我家走得较近，小时候和他常在一块玩。他父母去世得早，由哥哥当家。他哥哥想由他这儿改变一下门风。就竭尽全力供他念书，在一段时间内，他和我称得上我村仅有的两大知识分子。因为我念完了四年初级小学，而还升了初中。他一升中学，就进城住校，我参加了八路军从此就很少见面了。1943年冬天，我们的队伍住在我村附近，我乘机回家探亲，碰上他放假回来娶媳妇。我去祝贺了一番。那一年他大概是十五六岁。此后部队南下。我和家人失去联系，当然也就再也没见过他，全国解放后我回家探亲，见到他的哥哥，问到他的情况。他哥哥叹了口气，悄悄告诉我说：“日本投降后，县城为中央军所占，城乡交通就全断了，全国解放前整个中学往南方撤退，他随着去了台湾。他媳妇就在结婚时和他过了5天日子，从那以后再没见过他。我女人已去世了，几个孩子就靠这个小婶给带看，她要再走了，这个家可怎么维持呢？”我认为这问题很可笑，便说：“解放台湾还不是一句话的事，这还能等多久吗？”
从此我再没回过家乡，也就再没打听过这一家人的事。
“文化大革命”之后，家乡有人来北京办事，顺便来看我，说起家乡新闻。他们讲跑到台湾去的叔叔来信了，原来他早已离开台湾去美国了。现在很有钱，当了大资本家了。他想回来探亲，来信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人？叫他家里人给他去封信。他侄子问这信咋写法，公社干部研究好久，到现在还没回信呢！我问为什么没回信，现在开放改革，欢迎海外侨胞回来观光探亲。他们说不这么简单，他问家里有什么人？主要是问他女人还在不在。他女人以前倒是在的，20多年一直没改嫁也没离婚，把几个侄子全拉扯大了。到“文化革命”时可过不下去了，从城市里来了一伙串连的红卫兵，说这村里隐藏着一个台湾国民党反革命家属，走资派一直包庇着她，要再不揪出来斗倒斗臭，那就连包庇她的人一块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本家的人给她送了信，那女人连夜跑了，后来从外地来了封信宣布和邓家断绝一切关系。现在这信怎么写法呢，照实写影响不好，对外边人说这些，搞不好还要犯错误，不照直写，万一他真回来了，发现说的都不是实话就更不好。所以到现在还拖着。但是总拖着也不行，现在开放搞活，农村发展生产，也想引进外资，听说他很有钱，把财神爷放跑了也不合政策不是？
闲话说完，他们就走了，过了一年又有人来时，告诉我他侄子回了信，照直把真情告诉了叔叔，从此这人就再也没回过信。估计他收到信知道女人已离家，便不回来，大家很为放走这么个财神爷而遗憾。
1987年冬天，忽然我村支部书记和那位叔叔的亲侄儿一起半夜到我家来了，说是叔叔从美国回来了，今天到北京，他们来接他不知住在哪个饭店。问我可和他有过联系。我说我从没和他有过联系，根本不知道他回来的事。他们就要到一些饭店去询问，我说北京这么多饭店，如果没一点线索，怎能问到呢。我劝他们先住一夜，第二天一早买火车票去。他们听了我的话，不久就从山东写了信来，说是他们到家叔叔已经自己来到了，希望我回家乡去和他相会，还说这次回来带来不少钱。要在家乡作些投资，现在决定先为每个侄子修个养鱼池，以后还想买套房子，希望我去给他作作参谋。我工作走不开，只好谢绝了。
过了一个月，他回美国，路经北京时来电话约我见面。多年不见，为了给他选择礼品，我们夫妻还真费了点心思，后来选定一件景泰蓝花瓶，心想他既是有钱的人，居住条件总会不错，送陈设品还算合用。
按他说的地址，我在招待所见到了他，一见面立刻都互相认了出来。他显得很疲惫，但还是很兴奋。穿得很朴素，行李也很简单。我问他为什么从第一次来信后过了这么久才回来，是不是因为那个婶婶走的事？他苦笑一下说：“那没什么，这次找着她了，我们谈了好久，她已经又结婚了，这样更好，我在台湾也已经又结过婚，两个孩子也都大了，不然也很难安排。”
问他何时到的美国？他说，他到台湾先服了几年兵役，退伍以后，就到一个建筑单位去当炊事员。那个公司承包了沙特阿拉伯的工程，他随着去了沙特阿拉伯。那里工程完了，他想回台湾也还是没办法，就设法去了美国。在那仍然当他的厨师，收入还不错，这次回来就为侄子们投资修建了两个鱼塘。还给他们留了点钱，多年没来，也请全村族里人喝了几顿。大家都很高兴。第二天他就要走，我们一起吃过饭就告别了。走前我把花瓶送他，他却说什么也不要。我见他态度坚决，只好作罢。我问他在美国的住址，以后若去美国，好去看他和没见面的婶子。他说他正要搬家，等住定了再写信告诉我。但给我留下一个电话号码，说如果我去美国，打这个电话就可以找到他。
这次到美国不久，我就打电话找他，接电话的是个中国妇人，我还以为是没见过的婶婶呢。说过几句话才知道，对方是个中国餐馆的女老板，她说这个人早已不在我这里做工了，不过有时还到我这儿来借宿。你留下电话号码好了，他来了我叫他回你电话。我问他家中电话号码，对方说他在美国没有安家。
我只好把电话挂上了。心中颇为疑惑。是不是女老板听错名字，他在美国这么久二而且据说发了财，怎会没有个家呢？
到麻省后，我又请郑清茂帮我打了一个电话。清茂一看电话号码说，看来这地方距此不远，是一个电话局。电话仍是女老板接的，她说那位叔叔还没来过，我又把清茂和愁予的号码告诉了她，请她转告那位叔叔。13日下午4时我在愁予的系里讲演，中午才动身。早晨小陆就开车来接我到附近另一个大学区去玩玩。她刚用很便宜的价钱从同学手中买来部二手车，车还很新，不过她的驾驶技术还不大行，为此特请了一位中国同事来帮忙。她们先拉我到一个著名女校去参观，这里比起麻省大学，似乎要更清静正规些，建筑也更带古典味。街上几家商店，大多更带文化气息，因为在一家古董店我流连了过多时间，出来时已到了中饭时间。小陆一定要请我吃饭，她那同事又坚持请我吃中餐。这里没有中国餐馆，所以又拉我到数十里外另一个较大的镇上去。找到了一家颇不错的中国料理。菜做得很好，可是我心中有事，一是惦着这位叔叔的电话，一是看到这个镇与清茂家方向刚好相反。怕耽搁时间太多，误了下午讲课，结果饭菜滋味都没吃出来，真辜负了小陆和朋友一片好心，匆匆吃完，赶回清茂家时，果然他们已经坐在车内等我。清茂说：“4点钟讲课，我们绝不能迟到，现在真要争分夺秒，动作快些。”我从这个车门出来就钻进另一个车门，还没来得及和小陆告别，车就箭一般开了出去。
车子上了公路，平稳前进了，清茂才不慌不忙地说：“你那位本家叔叔来电话了，说晚上再往愁予处打电话。”我问他：“弄清楚他住在什么地方了吗？”清茂慢吞吞地说：“就是刚才你们吃饭的那个镇上。过一会儿我们还要从这个镇处经过，不过来不及去找他了，我问他：“那镇上有几家中国料理？”他说：“大概只那一家。”我半天没说出话来，我想他就在我刚才吃饭的那个店里，怎么会就没见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