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是老舍先生95周年诞辰。想起一些往事。
44年前，有一天我坐在北京东单三条一间屋跟朋友聊天，那里是“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一间客厅，大家在等候开会。上次会我没来，偏偏那天老舍先生来了。他们谈对老舍的印象，我插不上嘴。听他们谈的带有太多恭维、崇敬色彩，跟我从小说中得到的印象不大一样。我想像他是跟拉车的、开店的都能论交情的平民文化人。他们说的更像是位地位高人一等，派头很大的教授名人。正在疑惑，一阵脚步声，从门外走进几个人来。最前边是位大高个，顶着干部帽，穿着件清河制呢厂出的粗呢干部服，裤子上有香烟烧的洞；中间一位穿着崭新的棉干部服，没戴帽子，微微有点“水蛇腰”，胸板挺得不直；最后一位个头不高，戴一顶英国呢子礼帽，穿一身剪裁合体、面料考究的绛色西装，戴金丝眼镜，手执“司提克”，活脱是个洋绅士(我并没见过洋绅士，这洋绅士的印象来自狄更斯的小说)。
前边这人我认识，是尊敬的赵树理同志。中间一位也知道，是我仰慕已久的端木老大哥；这最后一位大家就招呼他：“老舍先生。”
真的跟我想像中的老舍没对上号！
人们站起来抢着握手，端木没戴帽子赵树理不摘帽子，两人握手都应付自如。老舍右手拄着文明棍，一进门就摘下帽子托在左手上了，两手都不得闲，就有点措“手”不及。他眼睛往四处瞧了下说：“找不着钉子，帽子还是挂在头上吧。”把帽子挂在头上，这才腾出手来跟大家相握。大家都笑，他却面不改色，一本正经地跟大伙寒暄。
散会时，他对身边的人说：“明儿个上我那喝酒去吧，我有酒，你们带豆腐干花生豆怎么样？”回头又冲我找补一句：“你还小，就别跟我们学坏了！”
我觉得跟想像中的平民作家对上号了，还觉得老舍就该穿西服拄文明棍。直到后来有一次在他家中见他身穿长袍，脚蹬老头乐棉鞋，才觉得这样更对路。
“大众文艺研究会”是北京文联成立前，由李伯钊、赵树理、康濯、马烽等挑头的一个文学团体，是团结“大众大学”作家的一个团体。北京解放后写武侠、言情、侦探小说的通俗作家和小报撰稿人，一时没了章程。如李薰风、陈慎言、郑证因、梅娘等，一向卖文为生，没有固定的工作单位。如今照老路子写的作品没市场了，“革命小说”一时还写不来，又没大锅饭吃，生活发生困难。连张恨水、还珠楼主也很拮据。“创研会”就组织他们学习，采访，写些反映新生活的作品，并设法帮助一些人安排工作。从解放区来的作家和刚从大学出来的文学青年参加进来，一面向他们学习，更主要的是协助工作。那天开会谈的题目就是怎样帮助通俗作家们写出反映新生活的作品，解决他们生活困难。老舍先生出主意说：马上写成本大套的作品有困难，可以从最容易的人手。比如整理点民间传说，替曲艺界、戏曲界改点旧段子、旧剧本。他说：“拿大鼓说，有的段子人们都听熟了，会背了，可是谁也不懂什么意思，因为要么太文要么不通，唱的听的都糊涂多少年，解放了总不能再糊涂下去了吧。把它们改顺了，能听懂，这用不着学多少革命理论，伸手就能办嘛。拿《白帝城》说，是名段子，开头几句你们听得懂吗？”说着他点着一支烟哼了起来：
“壮怀无可与天争，泪洒重衾病枕红。江左仇深空切齿，桃园义重苦伤情。必根傲骨支床瘦，一点雄心至死明。闲消遣酒后茶余谈今古，唱一段先主托孤在白帝城。”
哼完他笑着问：“什么叫‘无可与天争’，怎么个‘重衾病枕红’，‘一点雄心至死明’是何意？而‘壮怀’、‘傲骨’又太文了，谁的耳朵能听懂？相声该改的更多了，大家先把容易做的做了，我想法给你们找唱家，找地方发表。要嫌这活小丢了身份，我带头先干。”
他刚从美国回来，家还没安下，人们把这话只当表态，并没当真。谁知没过几天，大众创研会的刊物《说说唱唱》就登出了他写的“太平歌词”《中苏同盟》，电台上播出了他改的相声段子《维生素》。随后《光明日报》就连续发表了他改编的相声段子《绕口令》、《假博士》和《铃铛谱》。大家才知道老舍不光说说，是动真格的，这时是1950年上半年。文化班头，知名作家，从美国回来竟用这些作品打炮，不仅令人叫绝，更令人起敬。看到了热情爱国，助人为乐，不摆谱，不拿大的老文化人本色。我不知这对别的文学青年有什么影响，反正那一年西河大鼓唱了个新段子叫《张树才舍身炸碉堡》，就是我受他感召写出来的。是我终生惟一被演唱的曲艺作品。
不久北京市召开了第一届文代会，成立市文联，老舍先生当选为主席。我也调到文联工作，就几乎天天见面了。老舍先生这主席当得很认真，风雨无阻，每日上午必到机关办公。但他又是我见过的最不像主席的主席。对属下像对家人，只有平辈与晚辈之别，没有职务高低之分。跟我们最大的不同是他特别注意仪表的整洁。我在《说说唱唱》编章部工作，他常上编章部来闲聊，他的整洁跟我的邋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就住在编章部对门，有天我就穿着裤衩背心进了编章部，正碰了他坐在那儿，他看见我先是一愣，随后笑笑说：
“小邓，把衣裳穿齐了再忙事儿吧，大小咱们也是个衙门不是，来个人看见招人笑话！”我从此开始注意整洁。我们写的习作他不仅亲自过目，而且评点。有次我写了篇凉山彝族的故事·里边有段描写！说：“山谷中的雾气，夜间落到草叶上变作露珠，太阳升起后又化作白云升到空中……”写完自己还很得意。交给编章部后，老舍先生批了几个字拿回给我，上边说：“云是云，雾是雾，露是露，你别瞎搅和。”那时我正崇拜苏联文学，连文风都模仿翻译文字。写文章绝不说“河边有三棵树”，而要写成“树，一棵，两棵，三棵直直地美丽地拉开距离排列在那看得见激流听得见水声的河上，挺立着。”有回我问老舍先生：“人家说我文章写得不顺溜，您说怎么才能顺溜？”他说：“写完了自己关上门先大声吟念两遍，自己念着顺嘴，不打夯儿，它就顺溜。要是连自己念着都绕口令似的，人家也看不顺眼厂这点教导，我受用了一辈子。至今写完文章还要关上门先念一遍。有不顺溜的地方，坚决改过。
除去公务，老舍还爱揽“闲事”，在他身上分不清哪是分内的事哪是分外的事，甚至有点“公私不分”。解放初期不光写旧小说的作家生活困难，国画家们日子也不好过。齐白石的画在中山公园展销，一幅中堂定价40元人民币还卖不动。陈半丁，于非间更不用提，有位名画家揭不开锅，裱画师傅知道老舍爱画，出于同情，拿了几幅画去找老舍说：“这位先生过不去年了，好歹您留下他幅画得了，价钱由您定……”老舍先生掏出几十元钱给来人说：“这点小意思拿去请他先垫办一下，画我不敢留，艺术是无价的，我哪能随便留人家画？”事后就跟文联的同志们说：“这国画家也是我们团结对象，得替他们想想办法。”在他倡议下成立了个“北京市新国画研究会”，组织大家学习和写生，帮助解决生活困难。当时正重，新翻修天安门。他就以文联名义跟有关领导请求，把天安门内部宫灯、隔扇的绘画工作全为国画家们包了下来，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老舍每天上班，总在胡同里碰见两个算命的盲人，见他们生活困难非常同情，又跟文化局和文联同志们说：“解放了，人们不迷信了，这算命的瞎子没生意了。他们里边多数人都能弹会唱，把他们组织起来，教他们为新中国唱歌，既解决了他们的生活困难，又扩大了我们宣传队伍，不是一举两得吗？这事咱文联、文化局也该管吧？”就在他的倡议、奔走下，北京市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盲艺人学习班”。他们下乡下厂，演唱歌颂新中国的节目很受欢迎，还整理了一批传统的曲艺段子，成为一个出色的残疾人演出队！
1957年因为阴错阳差，我被错划成右派分子。开批判会时，老舍先生对我一言未发。我去劳动改造后，有一次放假回家，见到老舍先生在场，我想躲避，但他看见我了，忙叫道：“这不是小邓吗7你躲什么？”我红着脸说：“犯了错误，不好意思见您。”他沉默半天，说道：“好好干吧，你还年轻呢不是？来日方长嘛。”
后来我去了东北，再没跟他联系。东北有个剧团，演出了老舍的剧本《女店员》。1965年那剧团派人到北京给老舍先生送演出税。老舍看他的介绍信，便问：“有个北京去的邓友梅，你们认得吗？”那人说认得。老舍就说：“回去告诉他，我问他好。叫他好好干。”那人回来后转告了我，我很感动。过了一年，那剧团搞什么运动。那人忽然跑来找我说：“老邓，你得帮我个忙，不然我没法活了。”我吃惊地问：“什么事？”他说剧团里有人诬告他贪污，他不承认，便派人到北京老舍先生家查证。不料，老舍先生家记的账真跟他交的收条数目不合。账上比收条少好几百元。那人哭咧咧地说：“老舍先生肯定记错了，他要不给我作证，我这辈子就毁了。我要自己到北京找他老人家去问清楚，怕他不见我。他既是你的老领导，求你写个信请他见我一见……”我说我自犯了错误，跟老舍先生已不来往。他说：“我去时他还叫带话问你好呢，你不能见死不救！”
我实在不好推脱，就冒昧地给老舍先生写了封信交给他。信中只说此人有事求助，请老主席见他一见。对此事我不了解，一切由他面谈。
过了些天，那人回来了。欢天喜地来看我向我道谢。我问他到底怎么回来，他把老舍先生写的证明抄了一份拿给我看。上面说：“该同志送来的演出税确是800元。但我只交家中500，其余300留下买烟抽了。特此证明。”看完我不由得大笑。春节期间，我回北京探亲，有天去青年宫看戏，正碰上老舍先生。我这回没躲避，赶紧凑上前去问候，并说：“我那封信写得很冒昧，您没生气吧？”他笑着说：“你解人之难，我生什么气？做人就该这样。”我又笑问道：“怎么您还留私房钱？师母不至于管得这么严吧！”他小声说：“说实在的，我也记不住他给了我多少钱。见他处在生死关头，我想我认了这笔账比他认了强。万一我记错，冤枉了人家，我这一辈子受良心责备；若是他有毛病，我想有了这次教训他也会改过的……”他说得很轻松，我听了真想掉泪。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就失去了自由，老舍先生拂袖而去的消息我却是在极奇特的方式中猜到的。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每次对我“触灵魂”时，大牌子都挂在我身上，上面写着“右派分子、现行反革命、文艺黑线爪牙”等一串封号，打满黑X。有一回在戏院里开大型斗争会，拉上台挨斗的足有十多人。每人除去身上牌子外，还在面前另立了个牌子，字朝外，不叫本人看，但“黑帮”们互相却能看到的。立着的那个牌子上写的都不是挨斗者本人的名字，而是名气比本人大得多的“黑帮头面人物”。斗谁时叫谁举着牌子站到台前去。发言也跟平日不一样，批判那立着牌子上的人比批判本人的内容多。斗争我时我一走向台前，台下就高喊：“砸烂文艺黑线，打倒反动文人老舍，扫清他的黑爪牙。”批判发言的内容也有点特殊，专说老舍罪行如何严重和我与他有“不可告人的关系”。举出的事例就是我写信为那人要来证明信，证明他没贪污。拿出来的物证则是从我家抄出来的画。那画是我结婚时林斤澜特意到老舍先生家中取来的。当时老舍一边替我找画，一边说：“友梅是山东人，我得找个跟他有点关系的画才称心。”费了半天劲找出一幅松小梦的画来。他亲笔写道：“松年字小梦，为宦山东，以书画名。老舍，一九五三年三月。”因我对此画爱不释手，发配到东北我还带着它，不时拿出来观看。我一进牛棚，造反派连我的被褥都拿去自己盖上了，这画自然也就早成了他们的战利品。挨斗的时候我还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等我被斗完，站在一边为别人陪斗时，我忽然发现那些写在立着的牌子上的名字，多是已经过世的人，心里马上咯噔一下。再一回忆造反派们批斗我时，反复说“死有余辜”、“遗臭万年”之类的话，我突然心有所悟，估计他已离开这红海洋了。
开过会后，造反派头头还找我谈了几分钟话。问我：“你对今天的大会有什么想法？服气不服气？”
我说：“我服了。”(后来看到有些朋友写的回忆录，才知道别人都那么铮铮铁骨般与造反派英勇搏斗，我真感到无地自容。只能腆见着脸活着就是。)
造反派头头说：“你有进步嘛，为什么这一回服了？说说活思想。”
我说：“要是老舍都已经被打倒在地踏上了一只脚了，我就没什么可委屈的。”
“就这一点？没有不同意的地方？”
我说：“那倒是也有一点。就是我只是在老舍领导的部门工作过，还不够做他黑爪牙的资格。更称不上他的徒弟或学生。你太抬举我了。”
他说我这是狡辩，推脱罪行，原则认罪，具体否定，是反革命分子已经用惯的坏招，造反派决不上我的当！
永远的巴金
巴金先生百年寿辰，对有社会责任感的中国文人，对有理想追求的读者，都是一个喜庆的日子。
50多年前读先生的书，想像中的作者形象高大而严肃。“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团长是巴金，我被任做秘书。第一次在这位大家身边工作，就出了个大漏子，刚到东京宾馆，就发现团长的行李不见了。到机场去找，机场说北京根本没运来这件行李。第二天一早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就要接见巴金和全团。巴老的衣服和准备送大平首相的礼品都在行李中。这下可把巴老女儿小林、翻译陈喜儒和我这个秘书急坏了。日中友协古川先生和我国驻日文化参赞听到后亲自出马和机场交涉，请他们与北京联络。查问结果是巴金的行李被发往上海去了。急得我们连晚饭都不想吃了。巴老虽然也着急，却不生气，反倒和颜悦色地来安慰我们说：“先去吃饭嘛，这又不是你们的责任。不要急！尽量想办法补救。看看谁还带有合适的礼品，另选一件。给我临时借件衣服穿就是了，把你们急坏就更麻烦了，是不是？”
幸好经过多方联络交涉，上海方面在半夜把行李急运到了东京，解了燃眉之急。从此我格外小心，怕再出纰漏。不料有天坐大巴旅行时，我身边的日中友协负责人秋岗先生突然问我：“邓友梅先生，你想不想到你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去看看？要去我们可以安排一下！”
我毫无准备，一下被问懵了。“文化大革命”刚过去，我谨言慎行，从没跟人说过自己在日本劳动的经历。没想到日本人的档案却如此清楚。我慌忙说了声：“谢谢，请让我跟团长商量后再回答您。”马上走到林林副团长身旁，胆怯地向他忙做汇报，并说明我决没有对日本朋友说过我的历史，是他们主动提出来的。林林同志点点头，低声说：“我理解你，好，等我跟巴金团长商量以后再作回答。先谢谢人家。”回到座位上向秋岗先生再次致谢意，坐下来心中忐忑不安，猜想领导研究起来一定要很费时间。车子到游览地，刚下车就见林林同志走到巴金先生面前低声商量起来，不一会就招手把我叫了过去。林林同志笑着说：“团长同意叫你去。”巴金先生温和地笑着对我小声说：“去吧，去吧。当年的小苦工，今天以中国作家代表团身份回来，显示了中国的变化嘛！好，好！”
这样。到达广岛后。全团都去宫岛参观时，由秋岗家荣先生陪着我去了山口县德山。本来我对这一个人活动很胆怯，正是巴金先生这几句话，大大增强了我的自豪感自信心。使我重访30年前的劳动故地之行，顺利而得体。
自此之后，我对巴金先生的文章就格外细心阅读，进一步体会到巴金先生洁身自律，真诚做人的高尚风范。他像一面镜子，面对其慎独反思，自我解剖的文字，人们会照清自己灵魂中的不洁。
去年我到巴黎，走到“先贤祠”的卢梭铜像下站住了脚步，耳边就响起了巴金先生1979年站在这座铜像下的独白：
“我想起52年前，多少个下着雨的黄昏，我站在这里，向‘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作家，倾吐我这样一个外国青年的寂寞痛苦。我从‘忏悔录’的作者这里得到了安慰，学到了说真话。”
从那时开始，半个多世纪以来，不论是“激流三部曲”那样的巨著，还是有感而发的随笔散文，发出的都是一个爱国者，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人心声。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青年，有无数人是看过《家》《春》《秋》后，决心推翻专制，腐朽，残酷的旧社会，投身参加革命的。拨乱反正后又有多少人读了“随想录”的“说真话”文章，引起反思自剖，精神上跨入一个新境界。
“说真话”三个字，绝不像有人讥讽的只有“小学二三年级的水平”。说别人的事讲真话不易。讲自己说真话就更难。“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近30年，当年紧跟“旗手”裙带、批斗别人起家，靠写大批判文章，演革命样板戏受宠的人物，今天谈起往事时，能“说真话”的占几个百分点？但巴金先生曾在当时被打翻在地踏上千百只脚，却仍在反思中自我忏悔，早在1978年拨乱反正初期，巴金就提出要超越个人苦难来诉说历史，每个知识分子乃至每个人都应反思自己的责任。
说真话，做真诚人，要以道德为准绳，敢于并勤于对自己的灵魂开刀，自责自审。达到“慎独”境界。“说真话”，有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次。本人经过十年磨难，重新出土后，也曾写过倾诉，揭示过某些人在那历史环境中的恶行，白以全是“真诚”，但很少谈自己当时隐蔽的心态。更没想到我本人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也有应负的责任。经巴金先生这块明镜一照，就看到了自己灵魂深处的软弱和虚伪。看看巴金先生是怎样说自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