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5月，埃德加·斯诺在去延安前最后一次拜访了鲁迅。当斯诺问及最优秀的左翼作家有哪些时，鲁迅在提到茅盾、叶紫、萧军等人后接着表示，萧军的妻子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当时的萧红，登上文坛不过三年，凭借中篇小说《生死场》和“商市街”系列散文为文坛瞩目，鲁迅确实慧眼独具。萧红文字的力量究竟来自哪里？国家、民族的宏大主题？对传统文化的批评？对乡土的追忆？女性立场？儿童视角？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艺术样式？感伤的风格？这些分析都有各自的道理。笔者认为，萧红有着极强的观察力、感受力和表现力，在她的小说中总能保持一种奇妙的平衡。这种平衡与其说是源于写作的技巧，不如说是出于作者对人性的洞察和人类的悲悯。
一、个体经验和人类命运
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小说都有一定的自传性。对于自传性写作，女性主义学者的看法呈现出一定的分歧。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微笑》中主张女性写作要带有自己的影子，写自己在生活、情感、身体等方面不同于男性的经验。伍尔夫则认为艺术的根基在于人性的自然流露，女性在写作时所要克服的正是那种“因自身受到歧视而感到愤怒、因自身不受重视而想大声呼吁的女性意识”。伍尔夫认为夏洛蒂·勃朗特比简·奥斯汀更有才华，但她在写人物时总带有自己的影子，影响了才华的发挥，致使《简·爱》逊色于《傲慢与偏见》。伍尔夫赞赏简·奥斯汀：“竟然有这样一个女人，她在1800年前后就能心平气和地写作，不怨恨，不哀诉，不恐惧，不愤怒，也不说教。”从夏洛蒂·勃朗特、简·奥斯汀到“五四”时期的中国女作家，隔了近一个世纪。从“五四”到现在，又是将近一个世纪。尽管笔者倾向于认同伍尔夫的观点，但客观地说，两种类型的小说各有特色。伍尔夫反对的不是作家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素材，而是仅对把小说仅仅视为一种自我表白和情绪宣泄的手段。与此同时，她希望女性在小说中建立新的语言形式和价值标准。
表面上看，萧红的写作带有很强的自传性。她对自己的书写比很多“五四”时期的女作家更为坦率，在“商市街”系列散文中，贫困、饥饿、惊恐、不安，一一跃然纸上。但萧红的写作并不是以自我表白为目的，而是以明澈的心境和洞察的眼光，通过个体经验观照人类命运，思考人生的意义。在痛苦的时候，她以诗（如《苦杯》组诗）抒发自己的情绪，这些诗是写给自己看的，并未打算发表。自尊倔强的性格，使她在散文这种最可能通过絮语和倾诉来进行自我疗伤的文体中，始终保持着相当的节制和距离，用笔冷静、平和、不动声色。
“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以这份憧憬和追求做底色，即使自己的人生如何艰辛，萧红总能以温暖和爱的眼光，表同情于弱者。在她那些书写个人不幸的散文中，我们总是能看见更广大的苦难者。她把自己的个体经验融入人类的命运中，为他/她们痛苦，为他/她们说话。散文《破落之街》开头便描写了一个细节：一条鞋带也要分成两段，两个人束着一条鞋带。穷到这个地步，只能去墙壁集满苍蝇的饭馆吃饭。一个老人发现粥里的苍蝇，伤心地嚷了起来。“大家都笑了，笑他一定在发神经。”在文章的最后，萧红写道：
这破落之街我们一年没有到过了，我们的生活技术比他们高，和他们不同，我们是从水泥中向外爬。可是他们永远留在那里，那里淹没着他们的一生，也淹没着他们的子子孙孙，但是这要淹没到什么时代呢？
我们也是一条狗，和别的狗一样没有心肝。我们从水泥中自己向外爬，忘记别人，忘记自己。
萧红以自己的个体经验，打通了和淹没在水泥中的奴隶之间的壁垒。令萧红痛苦的不只是自己暂时的穷困，更是那些永远处在穷困中的民众。写这篇文章时，萧红已经开始进入上海文坛，她无法忘记的是自己感同身受的那些“别人”的命运。她自责是没有心肝的狗，她心痛自己的无力。
在散文《失眠之夜》中，萧红写到了自己和萧军对于打回满洲国的不同心情。先是两人轮流打断对方，抢着讲述自己家的情形。“我们讲的故事，彼此都好像是讲给自己听，而不是为着对方。”有一天，萧军买回一张《东北富源图》挂在墙上，他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我想将来我回家的时候，先买两匹驴，一匹你骑着，一匹我骑着”，到姑姑家、姐姐家、舅舅家。“我”的心情如何呢？
“你们家对于外来的所谓‘媳妇’也一样吗？”我想着这样说了。
这失眠大概也许不是因为这个。但买驴子的买驴子，吃咸盐豆的吃咸盐豆，而我呢？坐在驴子上，所去的仍是生疏的地方，我停着的仍然是别人的家乡。
家乡这个观念，在我本不甚切的，但当别人说起来的时候，我也就心慌了！虽然那块土地在没有成为日本的之前，“家”在我就等于没有了。
萧红的个人体验深刻地连接着作为一个整体的女性的性别困境：因为反抗父权失去第一个家，作为一个媳妇亦没有可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家。在抗日战争刚爆发不久的1937年8月23日，萧红写下这样的文字，不合时宜地表达了国家、民族主题下被掩盖、被漠视的性别议题。
这篇散文中，“我”的困境和萧红在《生死场》中借金枝这一形象所探讨的女性命运构成了清晰的互文关系。在丈夫眼里，金枝不过是泄欲的工具、烧饭洗衣的佣人、施暴的对象。丈夫被日本人所害，金枝扮成老丑的讨饭婆，从农村来到都市，以缝补为生。因为脏污侥幸逃过日本人的魔掌，却还是被中国男人强奸。当王婆控诉日本人的恶行时，金枝鼻子作出哼声，她恨日本人，更恨给她带来伤害的男人，恨默许男人任意欺凌女人的男权文化。“金枝走向哪里去？她想出家，庙庵早已空了！”作为沦陷地区的一名乡村妇女，金枝无家可归，无路可走。现实的萧红和虚构的金枝，她们的人生经历或许不同，却必须面对作为女性的共同命运——无家可归。
萧红自由地出入于真实与虚构之间，深刻地揭示人性和文化的弊端，生动地呈现女性乃至整个弱势群体的命运。她极少迫不及待地诉说，她总是在沉思，她的个体经验言说正是她对人类命运的个性化观照。正如伍尔夫所说，“人生的经历，如果它是一种严肃的经历，必须把它深深地沉没在记忆中，让时间的流逝来使它净化，然后她才能允许自己把它在小说中表现出来。”在阅读萧红的作品时，我们不只是在了解作者的经历，还是在感受她观察世界和人生的角度。
二、嘲讽和悲悯
萧红认为写作应该针对人类的愚昧，在她的《生死场》、《马伯乐》、《呼兰河传》等代表性作品中，都继承了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在《马伯乐》中，作者描写了一幕难民过淞江桥的场景：
强壮如疯牛疯马者，天生就应该跑在前边。老弱妇女，自然就应该挤掉江去。因为既老并弱，或者是哭哭啼啼的妇女或孩子，未免因为笨手笨脚就要走得慢了一点。他们这些弱者，自己走的太慢那倒没有什关系，而最主要的是横住了那些健康的，使优秀的不能如风似箭向前进。只这一点，不向前挤，怎么办？
于是强壮的男人如风似箭地挤过去了；老弱的或者是孩子，毫无抵抗之力，被稀啦哗啦地挤掉江里去了。
优胜劣败的哲学，到了这淞江桥才能够证明不误，才能完全具体化啊。
萧红在写《马伯乐》时，直接继承了鲁迅的国民性批判传统。但因为性别立场不同，萧红的关注层面显然与鲁迅有所不同。“在我们今天看到的战时作品中，还找不到哪一部作品，着意这么一种庸众的日常，在通常被认为属于女性的生活空间——家居、夫妻关系、闹别扭斗气里，书写男性主角。”即使是对胆小悲观、遇事就逃、爱钱吝啬、虚张声势、死要面子、自私卑劣、懦弱窝囊、一事无成，集各种劣根性于一身的马伯乐，作者也并非一味嘲讽。因书店倒闭回到家中的马伯乐，受到了全家的冷遇。“秋天树叶飘了一院子，一游廊。夜里来了风，就往玻璃子上直打，这时马伯乐在床上左翻右转，思来想去。古人说得好，人生是苦多乐少，有了钱，妻、子、父、兄；没有钱，还不如丧家的狗。”在描述马伯乐的悲哀时，叙述者收敛了嘲讽的调子，表现出几分同情。
萧红在谈到《生死场》时说：“鲁迅以一个自觉的知识分子，从高处去悲悯他的人物。”而“我开始也悲悯我的人物，他们都是自然的奴隶，一切主子的奴隶。但写来写去，我的感觉变了。我觉得我不配悲悯他们，恐怕他们倒应该悲悯我咧！悲悯只能从上到下，不能从下到上，也不能施之于同辈之间。我的人物比我高。”对于人性的弱点和文化的弊端，她有极深刻的洞察，但她并不认为自己有资格批判。她对于愚昧、可悲的弱者有真切的同情，对于他/她们的不幸总能感同身受。洞察者不仅没有心理上的优势，反而因为这份洞察，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芸芸众生有了一份极为宽广的悲悯。
在《生死场》第一节“麦场”中出场的第一个角色是一只山羊，第一个情节是二里半一家人焦急地寻找山羊。在一段宁静的乡村风光描写之后，逐渐展开的乡村世界混乱、愚昧、恐怖，触目惊心。二里半找羊时踩了别人的白菜而被打，老王婆讲述自己如何摔死孩子，讲述她的牛和麦子。这个看似平常琐碎的开篇，意在以山羊、牛和麦子的重要性反衬孩子、村民生命的微贱，同时也涉及人和动物之间的相处模式。在第三节“老马走进屠场”中，既以老马的处境隐喻王婆的命运，又描写了老马的生命伤痛，以及村民和动物的情感关系：
深秋带来的黄叶，赶走了夏季的蝴蝶。一张叶子落到王婆的头上，叶子是安静地伏贴在那里。王婆驱着她的老马，头上顶着飘落的黄叶；老马，老人，配着一张老的叶子，他们走在进城的大道。
叙述者一再强调人（王婆和路遇的二里半）对老马的痛苦感同身受：“二里半感到非常悲痛。他痉挛着了”；王婆“颤寒起来，幻想着屠刀要像穿过自己的背脊”，“被血痕所恐吓的老太婆好像自己踏在刑场了”。摩罗认为“鲁迅作品处理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阶级、国家、政府）的关系，萧红作品处理的则是人与存在的关系甚至包括人之外的其他生命与存在的关系”。这是颇有见地的论断，萧红的作品中的确有一种宽广的生命关注。此外，对于乡间生的坚强、死的挣扎，对于弱者的生命尊严，她都持有一种由衷的尊重和热爱。在第六节“刑罚的日子”中，叙述者点出了小说的主题：“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这个“忙”字，既见出冷冷的嘲讽，又包含了深深的悲悯。
小说第一节中王婆摔死孩子的冷静麻木和第四节中送老马进屠场的痛苦哀伤，于不经意间形成鲜明而强烈的对比。王婆的温情和爱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太过微弱和无力。村里最美丽的女人月英患了瘫病，臀下腐烂生蛆，丈夫任她自生自灭。“宛如一个人和一个鬼安放在一起，彼此不相关联。”王婆约了五姑姑来看月英，给她生火、揩身。从月英家出来后，王婆晕眩了：
为着强的光线，为着瘫人的气味，为着生，老，病，死的烦恼，她的思路被一些烦恼的波所遮拦。
五姑姑当走进大门时向王婆打了个招呼。留下一段更长的路途，给那个经验过多样人生的老太婆去走吧！
王婆束紧头上的蓝布巾，加快了速度，雪在脚下也相伴而狂速地呼叫。
三天以后，月英的棺材抬着横过荒山而奔着去埋葬，葬在荒山下。
死人死了！活人计算着怎样活下去。冬天女人们预备夏季的衣裳；男人们计虑着怎样开始明年的耕种。
无数的生老病死经验磨砺出王婆坚强的心，她只能在讲述和眼泪中，冲淡内心的哀伤和绝望，从而获得在饥饿、疾病、死亡的阴影中挣扎着活下去的力量。在萧红冷峻、从容的笔调中，饱含着对这种生的坚强和力量的大尊敬和大热爱。这大概正是萧红认为自己的《生死场》“也是低沉的”、“也不低沉”的原因所在。
《呼兰河传》以第一人称“我”为叙述视角，但在这个叙述视角中包含了两种叙述的眼光。一种是追忆时饱经沧桑的成年“我”的眼光，一种是稚气人性的儿童“我”的眼光。两种眼光见出呼兰河城的愚昧、落后、残酷、寂寞、荒凉与温暖、鲜明、热闹、自由、欢快。小说开头的两章，作为儿童的“我”和“我”所熟悉人物尚未登场，叙述者缓缓拉开呼兰河的帷幕，为读者逐一描绘这个小城的环境气候、街道胡同、日常生活、风土人情，乃至生活态度，笔调完全是嘲讽的。在这个严寒、荒凉、贫瘠、闭塞的小城里，一群愚昧、保守、迷信、自大的人过着单调、卑琐、穷困的生活。
叙述者郑重其事地向读者介绍了东二道街上的一个五六尺深的大泥坑。小孩或马掉进去，人们都纷纷赶过来帮忙，拉的拉，抬的抬，“可没有一个人说把泥坑子用土填起来不就好了吗？没有一个。”叙述者讽刺道，总共这泥坑子施给当地居民的福利有两条：
第一条：常常抬车抬马，淹鸡淹鸭，闹得非常热闹，可使居民说长道短，得以消遣。
第二条就是这猪肉的问题了，若没有这泥坑子，可怎么吃瘟猪肉呢？吃是可以吃的，但是可怎么说法呢？真正说是吃的瘟猪肉，岂不太不讲卫生了吗？有这泥坑子可就好办，可以使瘟猪变成淹猪，居民们买起肉来，第一经济，第二也不算什么不卫生。
叙述者并没有一句评论，小城居民精神生活的贫瘠、爱看热闹、好面子、因循无建设性，早已跃然纸上。在写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时，叙述者自问自答：为什么泥像的男人凶猛，女人温顺呢？那意思是叫你对他一见生畏，对她则一见生欺侮之心。“可见温顺也不是怎么优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甚或是招打原由。”叙述者洞察小城文化的弊端和人性的弱点，但她并非站在高处睥睨一切，而是站在人物的角度体察一切。如写出嫁的姐妹们分离多年，只能趁着回娘家看野台子戏的机会重聚。但见了面却异常冷落，丝毫没有亲热的表现。作者写道：“这只是外表，她们的心里，早已沟通了。”明明是精心准备的礼物，但“这等乡下人，糊里糊涂，要表现的，无法表现，什么也说不出来，只能把东西递过去就算了事”。看似嘲讽她们的笨拙，本意却是赞美她们的朴实。
第三章“我”出场后，对于人、事很少直接发表见解，只是偶尔借助祖父之口稍作评点。如团圆媳妇来了，邻居们认为太大方了，不像个团圆媳妇，祖父却说她怪好的。因为团圆媳妇不是羞怯的、可怜的、弱小的，大家便认为她该打，而且每每兴致勃勃地簇拥着去看热闹，只有祖父几次三番说那人家不大好，捉弄好好的孩子。来了没几天，婆家就开始不分昼夜地打她，拧大腿，吊在大梁上用皮鞭子狠狠地抽，用烧红的烙铁烙脚心。小姑娘哭着要回家，婆婆就吓唬说要用铁链子把她锁起来。看着团圆媳妇一天天黄瘦下去，婆家开始给她治病：跳大神、赶鬼、偏方、野药、抽帖、看香、扶乩、烧“替身”、用滚开的水烫（烫了三次），“那黑乎乎的、笑呵呵的小团圆媳妇就死了”。整个杀人过程由一连串的表演构成，婆婆一家是表演者，邻居们是看客，小团圆媳妇充当着道具，人们以看免费表演的心情，参与这热闹的盛举。烧“替身”的那天，天冷人少，“团圆媳妇的婆婆一边烧着还一边后悔，若早知道没有什么看热闹的人，那又何必给这扎彩人穿上真衣服”。小团圆媳妇死了，不过是道具坏了。坏了便丢了，忘了。帮忙埋葬的有二伯和老厨子好像“是过年回来的，充满了欢天喜地的气象”。
对于这个施暴的婆婆，叙述者嘲讽的语气中带着几分怜悯，毕竟她也是愚昧落后文化的受害者。团圆媳妇死后，婆婆天天哭，哭瞎了一只眼睛，“哭她那花在团圆媳妇身上的倾家荡产的五千多吊钱”。她残暴、愚昧、迷信、好面子，但这五千多吊钱却来得无半分机巧，是她养鸡、养猪、喂狗、拾黄豆粒，一辈子兢兢业业、勤俭节约积攒起来的。“她养鸡，是养得很经心的，怕猫吃了，怕耗子咬了。她一看那小鸡，白天一打盹，她就给驱着苍蝇，怕苍蝇把小鸡咬醒了，她让它多睡一会，她怕小鸡睡眠不足，小鸡的腿上，若让蚊子咬了一块疤，她一发现了，她就立刻泡了艾蒿水给小鸡擦。”生活并没有因此善待她，不顺心时，她希望可以发泄。儿子、猫、狗、猪、鸡舍不得打，婆婆、丈夫不敢打，她能够打的只有小团圆媳妇。
萧红宽广的悲悯心在于她清楚大多数暴力、恶行、犯罪的症结在于落后的文化、愚昧的意识、贫穷的现实和不健全的人性，而并不只是某个人的问题。因而，她的嘲讽总是恰如其分，绝不会走向尖酸刻薄。她尽量冷静、客观地为读者描述、再现自己所看到的人与事，在嘲讽和悲悯之间保持着奇妙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