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惜自己的心灵，相信真理，但要一辈子对它进行紧张的探索。
陀思妥耶夫斯基致纳杰日达的信
从国外回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立即前往弗拉基米尔。他在那里得知妻子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的病情已无痊愈的希望，现在再让她一个人留在这座小城市里无论如何是不合适的了。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赶紧在莫斯科租了一处住房，安了个家，把玛丽娅接了回来。虽然为了筹办新的杂志，他不得不常去彼得堡，但是1863年的冬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大部分时间都陪伴在病重的妻子身边。
尽管《时代》中途夭折，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米哈伊尔不甘心搞得红红火火的事业就此偃旗息鼓，他们打算再办一个名叫《真理》的杂志以延续《时代》的生命。经过多方努力，事情终于有了眉目。米哈伊尔出面向内务大臣提出了正式申请，后又根据当局要求新起了一个刊名叫《当代》。然而当局的批文一直拖到1864年1月底才下达，这使《当代》这个新生儿一出世就面临尴尬的局面。
报刊的征订时间已经过去，这首先意味着新杂志失去了订户。唯一的出路是依赖老杂志《时代》原有的订户，不过要这样做首先就得补足这些订户因停刊而短缺的份数。这也就是说，那些订户只要寄上6个卢布就能获得1864年全年的杂志。于是事情明摆着，《当代》一开始就只能负债运行。其次，过了征订时间也意味着新杂志失去了好的稿源。按当时的惯例，作者总是在报刊征订期内与刊物签订供稿协议的。尽管老朋友迈科夫、斯特拉霍夫、格里戈里耶夫和屠格涅夫等人伸出了援助之手，创刊号在3月底总算差强人意地赶了出来，但难免有捉襟见肘之感。
陀思妥耶夫斯基原想在创刊号上全文刊出他的中篇小说《地下室手记》，可是妻子的病情和杂志的事务使他难以一气呵成，只得用连载的方式在创刊号和第四期上刊出。这部小说的构思始于1862年，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一种独特的艺术典型已呼之欲出。小说终于写成了，而且写得别具一格。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这样对哥哥说：“这篇小说比我想象的要难写得多……小说的基调十分奇怪，尖刻而乖戾，可能不会受欢迎”；“它将是深刻有力和直言不讳的，其中会有真理”，“很可能产生强烈印象”；“小说分三章……第一章有一个半印张……难道能把它单独付印？别人会笑话它的，更何况没有了其余两章，它的精华便丧失殆尽。你知道音乐中的移调是怎么回事吗？这里也正是这样。第一章似乎全是空话，但这些空话在后面两章里突然以出人意外的悲惨结局而告终……”
作品发表时分“地下室”和“漫话潮雪”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由主人公“我”近似病态的大段的内心独白构成，写出了“我”对社会和人生的一些看法；第二部分写“我”经历的几个故事，如“我”受有钱有势者凌辱和“我”凌辱一个可怜的妓女的故事等。这个“我”是个四十岁左右的退职的小官吏，他在彼得堡地下室中待了二十来年，几乎与世隔绝。他的生活道路并不平坦，现今已落到穷困潦倒的境地，不过他仍爱分析自己的内心世界，作“过度的思考”。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已由一个向往“美和崇高”的“幻想家”变成了内心满溢着痛苦和屈辱的人格分裂的“地下人”。他既没有能力改变现实环境，也没有能力找到确立自我个性的正确途径，于是渐渐堕落下去，成了一个失去信仰和否定一切道德原则的自我中心主义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为自己能在《地下室手记》中捕捉到这样一个具有广泛的典型意义的“地下人”形象而颇感自豪。他表示：“我感到自豪的是，我最早描绘了一个代表俄国大多数人的真正的人，我最早揭示了他那反常变态的悲剧性的一面……只有我一个人指明了地下室的悲剧性在于经受苦难，在于自我折磨，在于看清了美好的事物而不可得；而最主要的是这些不幸的人们有一种明确的观念，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如此，因此也就不求改正自己，什么东西能支持人去改正呢？奖励，信仰？奖励有谁分发，信仰有谁可信？从这里再向前一步，那就是极端的腐化、犯罪（谋杀）。真是个谜……地下室的原因是丧失了对一般准则的信仰，‘不存在任何神圣的东西’。”他还认为：“‘地下人’是俄罗斯世界中的主要人物。关于他，我比所有别的作家要谈得多……”在小说中他也写道：小说描绘的是“一个不久以前产生的人物。他是还活着的一代的代表中的一个”；而这种人物所作的“过度的思考，那是一种病，是真正的、十足的病……我们那不幸的19世纪有教养的人”的病。显然作者在这里想塑造的是带有“世纪病”特征的人物典型。
不过，当时的许多评论家都把这部小说看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攻击，把小说主人公的思想完全等同于作者本人的思想。例如，萨尔蒂柯夫-谢德林就写过一篇题为《灵魂不灭手记》的讽刺作品，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精神沮丧的小说家”；评论家米海伊洛夫也在他的《残酷的天才》一文中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小说中“向读者抖落出自己的灵魂，竭力挖掘到灵魂的最深处，和盘托出这深底里的全部肮脏和卑劣”。用这样的眼光看，作者即主人公，作者在借小说中的人物之口宣扬随心所欲的自由，鼓吹“让世界毁灭去吧，我还是喝自己的茶”的极端个人主义，作者这样做无疑与时代的进步倾向相背离。可是事实上，“地下人”形象是作为那一时代某种社会意识的代表出现的。从“幻想家”到“地下人”，这是作者对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后一部分知识分子悲剧性的心路历程的概括，“地下人”是时代精神蜕化的典型。在黑暗的60年代，“地下人”形象的典型性表现得尤为明显。而作者对“地下人”基本取否定的态度。
当然，小说中确实存在着论战的成分，“地下人”身上也确有作家本人内心体验的某些印记。这种论战主要表现在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中的某些主张的抨击。《怎么办》塑造了遵循“合理利己主义”的道德原则的“新人”形象。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人的天性是利己的，但是除了庸俗的利己主义外，还有一种将“利益”建筑在“理性”和“思考能力”基础上的“合理利己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人的天性是难以理解的，并不那么合乎理性，受压抑的现代人往往不从“利益”出发，去努力表现自己的个性；“合理利己主义”不仅不符合人类天性的需要，它还有可能为自我中心主义者所利用；虚假的“崇高理想”以及由此而来的“崇高”行为未必能改变现实的悲惨状况，因此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应该问一下：“是廉价的幸福，还是崇高的苦难两者中哪一个更好些？”
比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先的作品，《地下室手记》显然复杂得多，也难懂得多。围绕着这部小说产生的种种争议，不仅与它的主题有关，也与其独特的形式相联系。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社会哲理小说的初步尝试，也是最早明显地表现出复调小说特征的一部作品。苏联学者格罗斯曼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巧妙地把音乐上从一个调转入另一个调的规则应用于文学作品的结构中。这部小说就是根据音乐上的对位法原理写成的。第二章中所描写的街头妓女的痛苦心理，是与第一章中折磨她的那个人所蒙受的侮辱相一致的，与此同时，按其非一致性来说，她的痛苦心理又是与他那受到戕害并变得凶狠起来的自尊心相对立的。这就是对位法。这就是用不同方法表示同一主题的多声部。这就是表现各式各样的生活以及人们复杂的心理感受的‘复调音乐’。”这部小说所表现的人的异化的主题、塑造的病态的“地下人”形象，以及独特的艺术形式等，都为后来的作家，特别是西方现代主义作家所珍视。
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紧张地创作《地下室手记》的时候，妻子玛丽娅的病情开始恶化，她逐渐接近生命的终点。生命垂危的玛丽娅常常发生可怕的幻觉，她会突然用微弱的声音喊叫起来：“有鬼，有鬼！”医生只得当着她的面打开窗，象征性地把鬼逐出房间，这时病人才会安静下来。在这些日子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天天在妻子的床边守夜。他心情沉痛地写信给哥哥说：“眼下有各种烦恼，痛苦极了，我都不愿提到它们。妻子真的快要死了。每天都有这样的时刻，我们等待着她的死亡。她的痛苦是难以忍受的，也影响到我……”“现在我的境遇困难极了，我从未落到如此地步。生活抑郁，身体不好，妻子快要死了，我的神经因为熬夜和白天所经受的一切而受到刺激……太痛苦了……”
1864年4月15日，处在弥留状态的玛丽娅突然呼吸急促，大口吐血。稍稍平静下来后，她的神智似乎一下子清醒了过来。她同围在她身边的人告别，请求大家原谅，并向她一向仇视的米哈伊尔哥哥一家祝福。夜间，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与世长辞。那年，她才34岁。守在妻子的遗体旁，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失落和绝望。他当晚在笔记本上写下了长长一段关于生与死的思考：“玛莎躺在灵床上，我还能同玛莎见面吗？要想按照基督的遗训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是不可能的。人生在世的法则不允许这样做。‘自我’妨碍这样做……人在世界上极力追求一种与他的天性相对的最高理想。当一个人不履行这种追求最高理想的法则时，亦即当他不再用爱把自我奉献给人们时……他便感到痛苦，并把这种情况称之为罪孽……这种痛苦只有在履行遗训的天堂快乐中（即自我牺牲中）才会得到补偿。这就是尘世间的平衡。否则，尘世生活是毫无意义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次婚姻结束了。事后，他这样对弗兰格尔谈到这段令他刻骨铭心的婚姻：“她非常爱我，我也十分爱她，但我和她的生活并不幸福……虽然我和她一起生活无疑是痛苦的（原因是她的性格古怪、多疑和好幻想到病态程度），但我们不能不互相爱慕，甚至越是痛苦，彼此就更难分离。不论这有多么奇怪，但却是事实。”这真是一场令人费解的悲剧，也许这一悲剧的种子在当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失去理智”的热恋时已经埋下，而玛丽娅久治不愈的疾病、对死的预感和歇斯底里的频频发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膝下无子的失望和对苏斯洛娃的倾心，则加速了这一种子的萌发。尽管这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在努力使自己相信，玛丽娅是他“一生中所遇到的最纯洁、最高尚、最厚道的一位妇女”。他后来在小说《罪与罚》中，将玛丽娅身上的许多特征融入了马尔美拉多夫的妻子卡捷琳娜的形象之中。
玛丽娅离开人世不到三个月，米哈伊尔哥哥又突然在7月10日去世，这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是又一次极为沉重的打击。《当代》杂志出版的不顺利和举债运行，使米哈伊尔颇受拖累，偏偏这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因妻子病危和随后料理丧事而无力给杂志以更多的关照，米哈伊尔的身体明显地衰弱了。不幸的是，他又患上了肝炎。开始他并没十分在意，仍日夜操劳，谁知病魔竟一下子夺去了他年仅43岁的生命。在所有的亲人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哥哥的感情最为深厚。尽管两人性格截然不同，才赋差异明显，但对文学事业的共同爱好和某些相似的思想见解，将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下了深切悼念哥哥的文章。
二个多月后，风华正茂却又贫困潦倒的格里戈里耶夫竟也意外地中风去世。陀思妥耶夫斯基很看重这位朋友，且不说他曾在刊物上叱咤风云，就是他的个性、才华和不少观点都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亲近。“命运将我捉弄到了何等地步！”他由衷地感叹道。“现在我突然变得孤苦伶仃，简直感到可怕。我的生活一下子分裂成两部分。我所经历过的那一部分有我为之而生活的一切，另一部分还是未知数，一切都是陌生的，一切都是新的……我周围的一切都变得冷漠和空虚起来。”
此外，最令陀思妥耶夫斯基揪心的是米哈伊尔欠下的高达二万五千卢布的债务。他没有一定要承担这些债务的义务，但是若他置之不理，死者将就此名誉扫地。为了哥哥的名誉，陀思妥耶夫斯基决心咬咬牙关替他还债，并赡养他留下的那个大家庭。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明白，这需要他“一辈子从早到晚工作才行”。
还有一件紧迫的事要办，那就是得为《当代》物色一个新的主编（当局仍然不准陀思妥耶夫斯基担任主编），否则杂志又得停刊。这事紧赶慢赶总算也办妥了，新的形式上的主编由波列茨基担任，虽然波列茨基并无文学声望。《当代》又勉强躲开了一个旋涡，但这么一个折腾，刊物已经延期两个月。
如今，杂志的事务全落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人身上，他“不惜花费精力和健康……看清样，与作者、检查机关打交道，修改文章，筹款，一直工作到早上六点，每天只睡五小时，虽然使刊物上了轨道，但已经晚了”。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病、检查官或印刷厂的拖延，《当代》一再脱期，引起了读者越来越大的不满。更致命的是刊物质量的下降，缺少好的稿源和体现时代精神的思想。用斯特拉霍夫的话来说：“主要是刊物丝毫没有表现出现代性，对当前现实无关紧要；这只是些普通的集子，尽管可读，却毫无吸引人的东西。”还有更主要原因是刊物上没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任何作品，“在这种苦役般的、困难的工作情况下我自己不能创作，也没有在杂志上发表过一个字，读者没有见到过我的名字，不仅在外省，甚至在彼得堡都不知道我在主编杂志”，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诉说道。一条误传的消息还使不明内情的读者以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最近已经去世，他们对不知名的波列茨基办的《当代》不感兴趣。于是，订户的数量直线下降，而债务的困扰则日益加剧。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痛苦地对弗兰格尔写道：“啊，我的朋友，我情愿再去服几年苦役，如果这能抵偿债务并使我感到自由自在的话。”
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耗尽了心血，但《当代》编辑部终于到了不名一文的地步。1865年3月，杂志出了第十三期后，被迫停办。对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痛心，他把这次失败看做是事业上的一次大挫折。不过，他没有绝望。在给友人的倾诉内心“最无情的苦恼”的信中，他同时写道：“我总觉得，我还刚刚开始生活。非常可笑，是吗？多么顽强的生命力。”他甚至还表示，“想再找一个知音”。
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杂志的生存而奔走的时候，一位女性闯进了他的视野。1864年年底，作家戈尔斯基将女友玛尔法？布劳恩带到了《当代》编辑部。玛尔法的经历十分奇特。她从少年时代起就开始了自己的冒险生涯，她的足迹几乎遍布整个欧洲。在她看来，“不论命运把我抛向何方，对我来说都完全一样……”。在异国他乡的漂泊生活中，她混迹于形形色色的人物中间，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两年前她回到俄国，因举目无亲，生活悲惨。她对文学很感兴趣，也有才气，但缺乏必要的耐心，因而只能在三流杂志上发表一些短文。就这样，她认识了一些文学圈里的人，先是与编词典的弗莱明同居，后又与小说家戈尔斯基一起生活，可两人都嗜酒成癖，日子过得像流浪汉一样。为了生活，玛尔法出卖过肉体，并因此住进了医院。认识玛尔法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同情她的遭遇，并为她那奇异而又苦难的经历所深深吸引。他向她伸出了真诚的援助之手，玛尔法为此深受感动。两人开始频频通信。但在次年一月，玛尔法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最后一封信：“您给了我这么多温厚的关怀和深切的信任！请相信我，只要您能把这友谊和关怀中的小小一部分给我，就足以使我终生对您怀有感激之情了。上帝是见证：我是多么幸福，因为我遇到了一个精神上这样安详，这样耐心，头脑这样健全，心胸又这样公正的人……我向您发誓，您没有嫌弃我这样一个堕落的女人，您把我看得比我自己还要高，我把这一点看得比任何物质上的好处要珍贵得多……”此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再也没有得到过她的音讯，他们之间的短暂而又难忘的交往就此结束了。
也是在办刊的后期，他又结识了另一位出色的女性，20岁左右的才貌出众的姑娘安娜？华西里耶夫娜？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从来稿中发现这位姑娘的才华的，他立即写信给予鼓励，也善意地指出了小说中的不足之处。后来，《当代》杂志先后刊载了姑娘的中篇小说《梦》和《米哈伊尔》。
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出身大贵族家庭，父亲是炮兵中将。她自幼在偏远的外省世袭领地中长大，并很早就在思想上表现出独立性。小时候她读过许多描写骑士生活的英国小说，也爱作浪漫主义的幻想。16岁那年，受一个从彼得堡回来度假的大学生的影响，对新思潮产生了强烈兴趣，开始埋头阅读《现代人》和《警钟》等进步刊物，以及新出现的自然科学或历史学方面的著作。她曾立志从医，但遭父母反对。她又悄悄地下决心献身自己所钟爱的文学事业。起初，她写小说的事只有妹妹索尼娅一个人知道。姐妹俩分享着由一个她们心目中的“伟大作家”寄给安妞塔的信所带来的巨大喜悦。事情终于瞒不住了，家里收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寄给安妞塔的杂志和稿费。“一个姑娘家竟收到一个陌生男人寄来的钱”，父母大吃一惊。而且，据说那人还是过去的苦役犯，根本不是上流社会的人！费了好大的劲，父亲终于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加上对女儿的才能也有几分欣喜，于是同意了女儿的请求：在她们和母亲同去彼得堡时，邀请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家做客。
1865年2月底，刚到彼得堡的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立即在姑姑家中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发出了一封热情的邀请信。3月初的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应邀来到了她们借居的姑姑家。那一天，由于有拘礼的母亲和两个刻板的姑姑在场，会面显得很尴尬。陀思妥耶夫斯基神经质地捋着稀稀拉拉的胡子，很不自然地回答着这些老太太提出的一个个自作聪明的问题，坐了不到半小时他就起身告辞了。他一走，安妞塔就失声痛哭起来：“都是你们搞的，他再也不会来了！”
但是四五天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一次登门拜访。那天，家里正好只有姐妹两个。“冰块一下子融化”，索尼娅后来回忆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握着安妞塔的手，并排坐在长沙发上，立即一见如故地谈了起来。这一回，谈话已不像上次那么拖拉和勉强，从一个谁也不感兴趣的话题扯到另一个话题上。此刻安妞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好像都急于要说话，笑嘻嘻地互相打断对方的话，开着玩笑……我觉得他此刻完全像是另外一个人，十分年轻，那么朴实，可爱，聪明……他还是个伟大的作家：和他在一起完全可以像和同学在一起一样！”三个小时的光景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她们都没发现母亲已外出回来。而母亲看到姐妹俩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此随随便便地单独待在一起的情景，几乎惊呆了。但是见到孩子们这么高兴，她也随之释然，并邀请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与她们一起吃顿便饭。
“从这一天起，他在我家完全成了自己人，由于我们在彼得堡逗留的时间不会太久，他开始经常上我们家来，一星期来三四次。特别精彩的是他晚上到我们家来，家里除他之外没有旁人。这时候他很活跃，变得异常可爱，诱人。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受不了大呼隆的交谈；他只会独白，而且要在所有在座的人对他都具有好感，并且全神贯注地听他讲话的情况下。如果这些条件具备，他可以讲得十分出色，绘形绘声，如浮雕一般，其他的人讲得这么好的，我没有听见过。”
陀思妥耶夫斯基热烈地爱上了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而姑娘只要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访，就会摒弃一切玩乐，谢绝一切邀请，与他待在一起。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她发现他们在信仰上有明显分歧，在性格上也不一定合得来。
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的姑姑家举行的一次上流社会的晚会，是他们关系发生变化的一个转折点。这种晚会本来就很乏味，可他应姑娘的母亲的邀请参加了。出于礼节，他还穿上了燕尾服。浑身不自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跨进客厅门槛那一刻起就开始生气……到场的人越是愚蠢、卑琐，他对之越没有好感，这种难堪的感觉就越强烈。他显然很想把由这种感觉所激起的怨气对着什么人发泄一通”。他特别不能容忍的是那个神气的青年军官对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的殷勤。他果然找到机会发泄了一通。晚会不欢而散。姑娘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举止感到不快。
而使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更加难以接受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嘲笑她十分珍视的思想和信仰，于是两人的摩擦自然无法避免了。
他们之间经常进行激烈争论的话题是虚无主义。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时常继续到半夜以后，两人越说火气越大，在剧烈的争论中各人说出的观点远远比他们原来所持的观点偏激得多。
“如今的青年人全都是头脑愚钝，思想不开展！”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时就用这种口气直着嗓子嚷道。“对于他们，涂过油的靴子就比普希金更可贵。”
“对我们的时代，普希金实在是过时了，”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不动声色地说，她知道没有什么东西比亵渎普希金更能使他怒火万丈的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怒不可遏，有时拿起帽子就走，激动地宣称与女虚无主义者争论毫无用处，今后他决计不再上她家的门。不过第二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来了，像什么事情也不曾发生过似的。他有时说出一种深刻的思想，或者和因循的旧道德正好针锋相对的看法，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会装得不解其意，还有意拿庸俗陈腐的道理去回答他。这时他会急躁地说：“您的心眼儿小，而且丑恶！您的妹妹就不同！她还是个孩子，可她多么了解我！因为她富有同情心！”
“我高兴得满脸通红，如果必要的话，我可以让人把我剖开，借此向他证明我是多么了解他”，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的妹妹索尼娅激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没有想到他竟成了少年时代的索尼娅初恋的对象。可是，就在她们即将离开彼得堡前的一天，索尼娅却无意中在小客厅里看到了这样一个场景：
“他们俩并排坐在一张小小的长沙发上。屋里的灯有大灯罩，灯光暗淡；灯影直接落在姐姐身上，所以我看不清她的脸；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脸我却看得清清楚楚：苍白又激动。他握着安妞塔的手，朝她俯着身子，用我很熟悉又喜欢的那种热情的、断断续续的低语声在说：‘安妞塔，我亲爱的，请您理解我，从我看见您的最初一刻起，我就爱上您了；还要早些，我从信上就已经预感到了。我爱您，不是友谊，是爱情，我以整个身心……’”
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拒绝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求婚。当天晚上，她向索尼娅解释说：“你知道，我自然是非常爱他的，而且非常非常尊敬他！他那么善良，聪明，有才华！但是我爱得跟他不一样，我爱他不是为了嫁给他……他需要的，压根儿不是像我这样的人做妻子。他的妻子应当是整个儿、整个儿地把自己奉献给他，把全部生命奉献给他，只想到他。这我可做不到……”
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这样说的：“她非常聪明，智力发达，很有文学天赋，还有一颗美好而善良的心。她是一位情操高尚的姑娘；但她的信念和我信念截然不同，她不可能放弃自己的信念，她的性格过于直率。因而，同她结婚未必会得到幸福。我解除了她的承诺，并衷心祝愿她能遇到一位与她志同道合的人，跟他在一起她会得到幸福。”
安娜？华西里耶夫娜？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确实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是他“一生中所遇到的最卓越的女性之一”。她后来嫁给了法国革命家雅克拉尔，并在巴黎公社时期担任了妇女联合会中央委员。70年代，她和丈夫一起来到俄国，住在旧鲁萨，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恢复了亲切的交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