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一个人要想求得发展，并非一日之功，而是一个积累的过程，需要与时代的节奏同步。也就是说，在时势变化时，你必须跟上“节拍”，以变应变，寻找出路，不然你会处于被动地位。所以，我们必须能顺应时势，善于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行动方案，这是我们适应现实的一种方法。
在这里我们以曾国藩为例，从他一生“三变”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成大事者“善识时务”的人生策略。
曾国藩的为人处世之道，实际上是一种灵活辩证的处世态度和方法。虽然他勤于功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恪守仁义的宗旨未改，但在为人做事上却是一生“三变”。有记载说：“曾国藩一生‘三变’：书字初学柳宗元，中年学黄山谷，晚年学李黄海；而参以刘石，故挺健之中，愈饶妩媚。”这是说习字的“三变”。“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即与庸镜海太常游，究心儒先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在京为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义变而为申韩。尝自欲著《挺经》，言其刚也。”这是学问上的“三变”。
纵观曾国藩一生的思想倾向，他是以儒家为本，杂以百家通用。各家思想，几乎在他的每个时期都有所体现。但是，随着形势、处境和地位的变化，各家学说在他思想中体现的强弱程度又有所不同，这些都反映了他深谙各家学说的“权变”之术。
曾国藩的思想一生有“三变”：早年在京城时信奉儒家，治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转为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又采用了老庄的道家。
曾国藩扎实的儒家功底，是在做京官时期打下的。他用程朱理学这块门砖敲开了做官的大门之后，并没有把它丢在一边，而是对它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同时在理学素养上也有了巨大的飞跃。除此之外，曾国藩还发挥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张经世致用。曾国藩对儒家，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深入探究，是他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而对于这一套理论、方法的运用，则贯穿了他整个一生。
太平天国起义后，曾国藩返回故里，组建了一支湘军。在对待起义军和管理湘军的问题上，他的一系列主张措施表现出他对法家严峻刑法思想的极力推崇。他提出要“纯用重典”，认为只有采取烈火般的手段才能处理好一切事情。而且，他还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残忍严酷之名，也在所不惜。他设立审案局，对所捕农民严刑拷打，任意杀戮。同时还规定，不纳粮者，一经抓获，就地正法。在他看来，儒家的“中庸”之道，在这个时候是行不通的。
曾同藩在为官方面，恪守的却是“清静无为”的老庄思想。他常常表示，于名利之处，须存退让之心。太平天国败局已定，即将大功告成之时，这种思想愈加强烈，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时常萦绕在心头。他写信给弟弟说，自古以来，权高名重者没有几个能善始善终，而要将权力推让几成，才能保持晚节。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立即遣散湘军，并做出了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除清政府的疑忌。
曾国藩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思想倾向，说明他善于从诸子百家中吸取养分以适应不同的情况，在曾国藩身上，熔铸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基因，正是这些基因，才使曾同藩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三个不朽”人物之一一。
当今社会，各种事物都在飞速发展变化，因此深处其中的人，必须审时度势，顺势而变，才能取得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