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学批评史上，最早的一篇专门性的理论文章，一般都认为当数曹丕的《典论·论文》。该文破题就写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并且举出班固藐视傅毅作例证。他还认为“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文人相轻”事出有因。他能够理解，却不赞同文人“不自见之患”。在《与吴质书》中还写到，“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作为一位封建帝王，又兼诗人、文学批评家，应该说，曹丕道出了人所未言，点中了搞文学的文人们的一处死穴，百代千秋仍然具备警示价值。不过他的主业毕竟是封建帝王，写诗、作论仅止为业余爱好而已，这些批评并不等于政治评价。而文人们历来只有一部分寄兴文学，按照孔、孟以来的“入世”传统，大多数文人，尤其是所谓“智计之士”，总会搅和到政治当中去，有些还变成了文人政治家（或者政客）。三国人物不乏其例。
先秦文人通称为“士”。春秋战国时期的王纲解纽，诸侯割据，战乱不断，与三国时期颇为相似。然而又有一个根本的区别，那时候的“士”还是一个受尊重的社会阶层，诸子百家各宣其说，争鸣共存，“士”们多能坚守相对独立的人格操守和理想诉求。经历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被封建皇权政治阉割过的儒、法、道学说逐步沦为专制统治术的解说辞，赖以存身的“士”们也相应地逐步沦为专制统治术的卫道士。不是靠立说扬名立万，而是凭做官求荣至显，顺理成章地变成“士”们的基本选择，于是形成了“士大夫”群体。“士大夫”群体再也不是先前那个社会阶层，而是逐步变成了一个不少成员业已人格去势的，总体结构常在趋时变异的，那样一个专制集权体制内的附庸性阶层。
这个阶层的人兼有双重身份：既是官僚文人，又是帮闲文人。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他们既要遵从专制集权体制内的明规则，恪守封建宗法正统的“三纲五常”，无条件效忠君主，又要接受专制集权体制内的潜规则，人身依附于君王主子，帮闲、帮忙乃至于帮凶。专制集权体制原本就是一口政治污秽大染缸，除了一部分确实追崇孔孟，能够人格自律的正人君子，相当多的“士大夫”和候备“士大夫”都难免人格异化，染上奴性、俳优病毒。魏明帝时期做过县令的李康，写过一篇《运命论》，把自贱文人称作“希世苟合之士”。他抨击这类人“俯仰尊贵之颜，逶迤势利之间”，“以窥看为精神，以向背为变通”，却以辱为荣，“脉脉然自以为得”。文人自贱作为这种社会历史的恶性产物，连“治世”尚且不免屡见不鲜，到了三国这种“乱世”自然更为五花八门，层出不穷。
从三国前期到三国中期，贾诩的权谋智计，对于北方地区的军阀混战，甚至当时历史的走向，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他先后投靠董卓、李傕、郭氾、张绣和曹操，到曹丕称帝后官至太尉，爵封魏寿乡侯，活到77岁才寿终正寝。生前为张绣献计智胜曹操，其后又劝张绣审时度势，归顺曹操，以及建安十六年（211）为曹操献计离间韩遂、马超，战而胜之，他的形势分析和谋略运用都极精明，堪称为奇才。但他这样地屡次易主，从必效忠，始终如一都是以“家与身俱全”作为利益准则，为之不惜让千万人头落地。
早在汉初平三年（192）三月董卓伏诛，追随董卓的凉州将士惊惶恐惧，“校尉李傕、郭氾、张济等欲解散，间行归乡里”的特殊关头，时任讨虏校尉的贾诩即主动地阻止他们说：“闻长安中议欲尽诛凉州人，而诸君弃众单行，即一亭长能束君矣。不如率众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幸而事济，奉国家以征天下；若不济，走未后也。”一言而逆转大势，直接促成李、郭等铤而走险，收众十万，一个月后就攻陷长安，赶走吕布，杀掉王允，屠戮士民达万余人。接下来李、郭等人连年混战，荼毒长安，进一步造成了“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满路”的空前惨状，古都长安珍积400年的简策帛书也毁损殆尽。李傕等要给贾诩论功封侯，他只是轻描淡写地推辞道：“此救命之计，何功之有？”裴松之特为此事作注，一针见血地评论道：“夫仁功难著，而乱源易成，是故有祸机一发而殃流百世者矣。当是时，元恶既枭，天地始开；致使厉阶重结，大梗殷流，邦国遭殄悴之哀，黎民婴周余之酷，岂不由贾诩片言乎？诩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乱，未有如此之甚！”贾诩为了“救”自己以及李、郭一帮主子的“命”，竟不惜帮凶助恶，主谋成恶，其残贼大罪真是令人发指，其人品卑贱真是无以复加！千百年以来，如此一言而祸国殃民，他真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反面教员！曹操集团的另外一个“智计之士”刘晔，也具备“佐世之才”。
他出身于刘姓皇室宗亲的一个分支，不仅擅谋略，还有几分豪气。20多岁时，扬州地区的部曲首领郑宝、张多、许乾等人聚众割据，郑宝尤为霸道，打算胁迫刘晔出面倡导，“驱略百姓越赴江表”。适逢曹操派使者来到扬州，刘晔立即去拜谒使者，邀其来家作客。又邀来郑宝，乘其不备而杀之，然后诈言“曹公有令，敢有动者，与宝同罪”，将郑宝随从全都吓走了。投靠曹操后，从司空仓曹掾升任主簿，一直做到行军长史兼领军，成为亲信智囊之一。建安二十年（215）征汉中，“山峻难登，军食颇乏”，曹操产生了“速还”之念，他却主张“不如致攻”。曹操采纳了他的建议，一战而“汉中遂平”。
曹丕于黄初元年（220）称帝，封刘晔为侍中，赐爵关内侯。分析蜀、吴形势，刘晔仍然头头是道，但又处处希迎曹丕旨意。曹丕想伐蜀，朝臣内外皆说“不可”，他竟当起两面派来了。单独入朝见曹丕，他总说“可伐”；出与朝臣言，他又改说“不可伐”。中领军杨暨为“帝之亲臣”，持不可伐之议最坚决；他敬重刘晔，每次同刘晔交换意见，刘晔都讲的不可伐之意。有一回，杨暨“切谏”反对伐蜀，曹丕责以“卿书生，焉知兵事”。杨暨就说：“臣言诚不足采，侍中刘晔先帝谋臣，常曰蜀不可伐。”于是曹丕召刘晔来对质，“帝问晔，终不言”。事后单独见曹丕，他说“伐国”是“大谋”，用兵是“诡道”，自己是为了保密才不说“可伐”的。单独见杨暨，又责备杨暨不懂钓“大鱼”要先“纵而随之”，等到“可制而后牵”的道理，宣称“人主之威，岂徒大鱼而已”，教训人家“不可不精思”。他这样巧舌“应变”，首鼠两端，终于引起他人“晔不尽忠，善伺上意所趋而合之”的非议和抨击，也引起了曹丕的怀疑，试验了几次，就真相大白。刘晔降职大鸿胪，失意发狂，终竟“以忧死”。裴注引《傅子》批评他说：“谚曰‘巧诈不如拙诚’，信矣！……独任才智，不与世士相经纬，内不推心事上，外困于俗，卒不能自安于天下，岂不惜哉？”
如今看，刘晔与贾诩大不一样，他是尽忠而帮闲、帮忙，帮得过了头，既养成了刻意揣摩，迎合主子意向的奴性，又学会做逢人说人话，逢鬼说鬼话，自以为灵巧变通，其实挺愚蠢可笑的俳优，落入了人格分裂、丧失自我的泥淖。裴松之为他惋惜，我认为，可怜、可哂亦复可悲，难以一语了之。
如果说，贾诩出坏主意，刘晔做两面派，都有保身而不明哲的因素使然，那么，华歆作过恶事，就是自觉地为虎作伥。年轻时，他与邴原、管宁一起游学，三人结为朋友，时人称誉三人为“一龙”，华歆为龙头，邴原为龙腹，管宁为龙尾。据《世说新语·德行》记述，华歆曾与管宁一起在园中锄菜，发现菜地有片金，管宁视之若瓦石，照旧挥锄不顾，他却拾起来掂了又掂，然后才掷去。又曾同在一席上读书，偶有乘轩冕者从门外经过，管宁读书如故，华歆却停止读书跑出去伫足观望。由这两件小事情，管宁看出华歆希慕财宝和权势，便与他在席子上割划开来分坐，当面声明“子非吾友也”。成语“管宁割席”，即本于此。
华歆以后出仕为官，跟从过董卓、袁术、孙策、孙权，官渡之战时投效曹操，由议郎，参司空军事，入为尚书，转为侍中，一直做到尚书令，颇受曹操信任。建安十九年（214），伏皇后给其父亲伏完写信，“言曹操残逼之状，令密图之”事状泄密，曹操派时任尚书令的华歆为副手，随同御史大夫郗虑进宫去强迫汉献帝废除伏皇后。华歆带兵入后宫收伏皇后，伏皇后“闭户藏壁中”，出身文人的华歆竟抓住伏皇后的头发把她拖到外殿。当时傀儡皇帝刘协也在外殿，与郗虑同坐，恐惧不安。伏皇后披头散发，赤足跣行，哭泣着对刘协说：“不能复相活邪？”刘协答道：“我亦不知命在何时！”掉头问郗虑：“郗公，天下宁有是邪？”结果是将伏皇后下于暴室，幽禁而死，她生的两个皇子一并鸩杀。（事见《后汉书·皇后纪》）身为副手的华歆如此冷酷无情，心狠手辣，无非是要挣表现，凸显自己比郗虑更能坚决贯彻曹操的“最高指示”，从而用伏皇后母子的鲜血进一步“染红”自己的“顶子”。果不其然，他在曹操、曹丕治下都官运亨通，进一步由御史大夫升任为相国、司徒，生封安乐乡侯，死谥敬侯，直活了75岁。如华歆之类文人，从来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只追求现世安乐，并确认助纣为虐能有好报。
许攸另是一种文人。年轻时，他与袁绍、曹操相友善，算得上老朋友。汉初平年间（190-193），他随袁绍在冀州，常在坐中发表议论。建安四年（199）袁绍消灭公孙瓒领四州后，他与田丰、荀湛“为谋主”，成为这位老朋友的“智囊”之一。但“许攸贪财”，袁绍不能满足他过度的欲求，他竟在次年官渡之战的紧急关头，自发性地背叛了厚待他十年之久的袁绍，改换门庭，投奔到另一位老朋友曹操的麾下。曹操一听说许攸来了，顾不得穿鞋，打着赤足就出门迎接，一见面就拍着巴掌眉开眼笑地说道：“子远（许攸的字），卿来，吾事济矣！”果然许攸带来一份极珍贵的“见面礼”，向曹操献计，派出轻兵偷袭乌巢，烧毁袁军囤积的军粮，“不过三日，袁氏自败”。曹操依计行事，迅速扭转了不利形势，最终取得官渡之战的重大胜利。
乌巢一役中，曹军俘获了袁军大将淳于仲简，割掉他的鼻子计功。曹操见到淳于仲简，问他“为何如是”，仲简答以“胜负自天，何用为问乎”，操壮其言，“意欲不杀”。许攸却在旁边烧阴火，阴阳怪气地说道：“明旦鉴于镜，此益不忘人！”于是乎，一位老同事，就因此一言而被杀掉了。曹操进而打败袁绍，占据冀州后，许攸“自恃勋劳，时与太祖相戏”。每每在席间，他总爱发人来疯，直呼曹操小名炫耀说：“阿瞒，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曹操当面给他留面子，答谓“汝言是也”，实已“内嫌之”。其后随同曹操出邺城东门，许攸顾谓左右说：“此家（曹家）非得我，则不得出入此门也。”终于使曹操忍无可忍，将许攸收系下狱，诛杀无赦。曹操如何性忌，如何嗜杀，姑且置于不论，许攸身死口闭，确属咎由自取。他那样贪财，背友，叛主，夸功，辱人，实在把太多的“文人无行”积聚于一身，自古及今非常典型。
杨修也有相似之处。论文学才华，他在建安文人群体中虽非一流，亦颇知名。据裴注所引《典略》记载，“自魏太子（曹丕）已下，并争与交好”。曹植尤其对杨修爱重有加，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那篇著名的《与杨德祖（杨修的字）书》，就反映出把他引为“同好”的旨趣。而杨修的回信，虽然也文辞俊茂，对“建安七子”中人有所评论，但通篇流露出对曹植的谀美之意，文品和人品都差一筹。正因为如此，他不安心于做个作家（尽管当时没有作家协会，没有专业作家），而把聪明才智用于政治押宝。曹植的文学才情冠绝当世，诗、赋援笔立成，华彩在曹丕之上，曹操也有诗人气质，一度打算立曹植为太子。杨修时任丞相府主簿，相当于今之贴身秘书，窥探到了曹操的这一政治意向，便在同为文学朋友的曹氏兄弟之间作出了倾斜性选择，与丁仪、丁廙兄弟一起充当了曹植的“羽翼”。一方面，他仍然不忘敷衍曹丕，送给曹丕王髦剑什么的。另一方面，则尽心竭力地替曹植邀宠造势。曹操要召见子辈问事，杨修就帮曹植“豫作答教十余条”，使曹植总能抢先答对，博得欢心。殊不知次数多了，曹操不免“怪其捷”，推问出了真相。为考察曹丕和曹植的应对处事能力，有一次，曹操命二子各出邺城一门，又密令门吏不准开门。杨修预先教曹植，“若门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斩守者”，于是曹植杀死了门吏得以出门，而曹丕却“不得出而还”。
杨修的政治投资多在曹植方面，引发曹丕的不满，于是用车载废簏，内藏朝歌长吴质，入府商量对策。杨修知道了，立即向曹操举报。曹丕害怕了，又问吴质怎么办。吴质说：“何患？明日复以簏受绢车内以惑之，修必复重白，重白必推，而无验，则彼受罪矣。”曹丕依计而行，杨修果然上当，再次去举报，查验却无人，“太祖由是疑焉”。曹操虽有诗人气质，但他更是一个政治家，出牌总要讲政治规则，终究选中曹丕作继承人。杨修的宝押错了，却仍不懂得夹紧尾巴做人，反而在曹操眼皮底下卖弄小聪明，另搞政治投机。建安二十四年（219）五月，曹操攻汉中不利，打算退兵，出的口令为“鸡肋”。官属不知其意，杨修却收拾行装，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夫鸡肋，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以比汉中，知王欲还也”。殊不知聪明自误，惹怒曹操，新账、老账一起算，以惑乱军心、交构（结党营私）诸侯罪名将他处死。近因在露才扬己，犯了帮闲不能显得比主子高明之忌，远因和根子却在拥植抑丕，政治押宝押错了，到头来沦为政治牺牲品，诚然可悲，亦属自取。
杨修与孔融的好朋友祢衡，是一个另类文人，“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建安初年游历许都，有人建议他去认识名士陈群、司马朗，他狂傲地说“吾焉能从屠沽儿耶”。人又问他“荀文若、赵稚长云何”，他竟答以“文若可借面吊表，稚长可使监厨请客”，抓住荀仪容秀、赵肚腹大的生理特征，随口侮辱人格。他只瞧得起孔融和杨修，常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当时祢衡年“始弱冠，而融年四十”，足见他何等不尊重人。好在孔融豁达爱才，多次向曹操举荐他。
曹操也爱才，欲见之，他却“自称狂病，不肯往，而数有恣言”。
曹操因之而怀忿，但因其才名，不欲杀之。听说祢衡善击鼓，“乃召为鼓史”，“大会宾客，阅试音节”，当然也寓含羞辱的意思。祢衡去了就恶搞，不慌不忙地当着曹操的面脱光外衣内裤，祼身而立，再穿上鼓史衣裤，“参挝而去，颜色不怍”。曹操仍然宽容，笑道“本欲辱衡，衡反辱孤”。事后连孔融也批评他，你祢衡该作一个大雅君子，“固当尔邪（怎能这么搞呢）”。孔融再向他转达曹操爱才之意，他答应去见，去了居然“坐大营门，以杖捶地大骂”。言语悖逆，吏请收治，曹操又一次容忍，对孔融说道：“祢衡竖子，孤杀之犹雀鼠耳。顾此人素有虚名，远近将谓孤不能容之，今送与刘表，视当何如。”遂遣人骑送之。
到了荆州见刘表，祢衡老毛病不改，“坐而大号”。人问他为什么大哭，他说“坐者为冢，卧者为尸，尸冢之间，能不悲乎”，意谓在座者都实为“尸冢”。刘表先也包涵了，对他“甚礼宾之”，但他毫无感恩的情愫，“复侮慢于表”，导致刘表把他送到黄祖那里。在黄祖那里，祢衡对于“善待”照旧不领情，竟至当众骂黄祖为“死公”，终被杀死，时年二十六岁。这些行状详见《后汉书·文苑传》，《三国志》裴注附于《荀彧传》。《三国演义》第二十三回铺写“祢正平祼衣骂贼”，把他树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正气英雄，未免失之误读、误导。祢衡的无行表现出了另外一种人格自贱，那就是目中唯“我”，狂悖无度，既愤世、傲世，又要挤进名利场、权势场中去混，兼具文化黑客和政治俳优的双重性，由肆意辱人而自辱、自毁，实在不足为训。
彭羕与祢衡既有相似处，又有明显不同。他“姿性骄傲，多所轻忽”，没有几个人看得上眼。刘璋治蜀时期，由于狂傲得罪的人多，被众人谤毁，曾被髠（剃去头发）降为徒隶。刘备入蜀后，他“欲纳说先主，乃往见庞统”。庞统跟他素无交往，他一去就径直倒卧庞统床上，“又先责统食，然后共语，因留信宿，至于经日”。经庞统、法正联名推荐，他得到刘备赏识，受命“宣传军事，指授诸将”。
刘备领益州牧，提拔他作治中从事。彭羕从社会底层一个徒隶之人，“一朝处州人之上，形色嚣然，自矜得遇滋甚”。诸葛亮认为他“心大志广，难可保安”，多次在刘备面前加以贬抑。刘备也看出彭羕毛病深沉，有所疏远，外放他出任江阳（今四川泸州市）太守。
彭羕对远离政治中心极不顺心，就去见马超，言谈间骂刘备“老革荒悖”。古代以革为兵，所以有“兵革”之称，骂“老革”就如同称“老兵油子”。又煽动马超谋反，说“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定也”。马超寄身于刘备篱下，常怀危惧，闻言大惊，默然不答，事后立即具表告发了。彭羕被捕下狱，在狱中写信给诸葛亮，奴颜婢膝地乞怜求饶。他把刘备以前厚待自己比喻为“分子（父亲恩惠分给儿子）之厚”，说自己“一朝狂悖”，“负我慈父，罪有百死”。又为自己对马超说的“内外之言”进行狡辩，说成本意在“共讨曹操”，栽诬马超为“不分别其间，痛人心耳”。还极言吹捧诸葛亮为“当世伊、吕”，哀请其“明仆本心”，给条生路。前后对比，一朝得意时何等气势凌人，一旦失意时仍然胆大包天，既恶攻当今主子，又策反西凉降将，而下狱后丑态百出，判若两人，傲气荡然无存，媚骨斑然可见，分明另是一种无行文人典型。尽管被杀时年仅37岁，刘备、诸葛亮痛下杀手够严够狠，但他终究是自贱招祸，不值得怜悯。
彭羕的四川老乡张松，同样是个贱骨头，只不过表现形式不一样。这个人生得身材短小，其貌不扬，但识达精果，确有才干，一贯放荡不治节操。在刘璋治下，其兄张肃任广汉太守，他担任别驾从事，那是一个跟随州牧、刺史出行的重要职务，可见颇受信任。刘璋曾派他出使拜见曹操，曹操瞧不起他的形容猥琐，不甚礼遇。杨修把曹操所撰兵书拿给他看，他浏览一遍便能谙诵，认为是个异才，建议曹操辟用，未获采纳。张松进身失意，取道荆州回益州，不期然间受到了刘备殷勤款待。欢宴当中，刘备探问蜀中阔狭，兵器府库人马众寡，以及诸要害道里远近，张松都逐一详细解答。他还画出一幅蜀中地图山川处所图送给刘备，使其尽知益州虚实，主动积极地叛主资敌，成为间谍。
建安十六年（211）曹操派兵征讨汉中，刘璋担心会顺道取蜀，内怀恐惧。张松献计说，刘备是“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仇”，并且“善用兵”，最好请刘备入蜀来帮忙。刘璋不晓得他已成为刘备间谍，依计而行之，结果造成引狼入室。第二年，刘备以曹操征吴，曹将乐进进犯荆州为借口，向刘璋索要“万兵及资实”，扬言欲“东行”。张松以为刘备真要回荆州，赶紧去信说：“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释此去乎？”生怕刘备不取益州。张肃知道了，惧怕祸患株连自身，即向刘璋告发了。于是刘璋收斩张松，与刘备翻脸，刘备获得了取蜀由头。张松的背叛行径，固然谈不上卖“国”，但至少是出卖本集团的主权，以换取自己飞黄腾达的最大效益，政治品质十分恶劣。
无行文人如果掌握了军政大权，那就更加不得了，了不得，钟会即是一个突出的代表。他是曹操集团太傅钟繇的老幺儿，从小就敏慧夙成，及壮更博览群书，精练名理，才华出众，声誉鹊起。从正始年间（240-249）步入仕途，历任秘书郎、尚书、中书侍郎等一系列清要之职，高贵乡公曹髦即位当年（254）受爵为关内侯。曹髦被诛后，他在政治上认清门庭，积极投靠司马氏，受到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的青睐。从正元二年（255）随司马师征讨反司马氏的母丘俭、文钦，“典知密事”，出谋有功，到甘露二年（257）向司马昭献策，镇压反司马氏而造反的诸葛诞，他所受“亲待日隆”，被司马昭目为自己的“子房（张良）”，进封陈侯，官任太仆。但他宁放着九卿之位的太仆不当，也要以中郎身份，留在司马昭的大将军府管记室事，犹如今之机要秘书。这其间，他不遗余力地帮助司马氏打击反对派，由于他的点水或使坏，当世著名文人嵇康和吕安都被当作“思想犯”，肉体被消灭。
景元四年（263）司马昭部署三路伐蜀，钟会作为亲信，以镇西将军头衔都督关中诸军事（相当于今之总指挥），率十万余人充当主力，而邓艾、诸葛绪则各率三万人作偏师配合。进军途中，他向司马昭密告诸葛绪畏缩不前，导致诸葛绪被撤职治罪，其部三万人悉归自己麾下。邓艾灭蜀建立首功，他又与监军卫瓘、将军胡烈等人串通一气，诬告邓艾欲反，造成邓艾父子被逮捕，囚车押送回京，路上被杀。而钟会本人却是“自谓功名盖世，不可复为人下，加猛将锐卒皆在己手”，很快与蜀汉降将姜维联手，图谋拥兵造反，割据一方。只可怜造反不成，被杀死于乱军中，时年40岁。在钟会身上，集中反映出了如他一类文人的人品邪恶，诡计多端，助纣为虐，残人以逞，一旦军政大权在握，就演变成阴谋家、野心家的人性裂变。谬种流传，绵延未绝，“文革”殷鉴不远，康生、张春桥等辈都有钟会的心传，善良的人们能不警惕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