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1870年回国时，屠格涅夫就开始构思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并拟好了这部未来的小说草图。1873年，第六部长篇小说《处女地》的构思已经在他脑中成熟。在这几年中，俄国社会思潮又出现了新的热点，民粹派知识分子登上了社会历史舞台，他们继承了60年代平民革命家的未竟事业，热烈主张“到民间去”，号召知识分子深入到广大民众中去，为他们启蒙，为他们服务，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号召他们起来与专制制度抗争，最终解放自己。这样，死气沉沉的俄国社会重新又出现了一场民主主义运动的热潮。
屠格涅夫无疑是从这种现实中汲取了灵感和素材。他认识到俄国社会中这种新思潮的深刻和重要性，洞察到包蕴在这场运动深处的种种问题及其悲剧性质和前景。他的心中重又萌发出抓住和揭示社会发展新动向的创作渴望。
1871年底，屠格涅夫和维亚尔多夫人一家从伦敦迁回巴黎。这时，巴黎又成了俄国政治流亡者的避难所。屠格涅夫在这里重见了民粹派著名思想家拉符罗夫，并且通过他又结识了著名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克鲁泡特金、著名活动家罗伯丁等被迫流亡到这里来的俄国革命家。屠格涅夫和这些二三十岁的年轻革命家相处，精神上受到很大感染。他对这些青年充满敬意，认为他们身上有着真正的力量和智慧。从他们那里他了解到许多国内的情况，特别是了解到一些英勇的俄罗斯姑娘献身于民众解放事业的动人故事，从而为未来的小说积累了素材。这些年轻的政治流亡者在异国他乡遇到很多困难。屠格涅夫热情地帮助他们，为他们筹集资金，把他们的作品推荐到报刊杂志上发表，为他们的各种事情而奔走或出面向法国当局交涉，还慷慨解囊，每年拿出五百法郎资助流亡者们创办杂志。他认为帮助这些为俄国解放事业而遭受迫害的青年，是自己不容推卸的责任。他痛恨沙皇政府的镇压手段，他自己就曾多次尝到这种痛苦滋味。他实际上早已对沙皇政权彻底绝望，不再抱任何希望。他知道自己对这些革命青年所做的任何一点帮助，都有助于俄国解放事业的发展，“这是对政府的打击，我准备尽我所能帮助大家”。
不过，对于俄国社会解放的道路，屠格涅夫并不乐观。1875年，他曾这样对朋友说：“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比我们年轻时生活的时代更坏。”1876年，他进一步明确指出：“农奴制在另一种形态中保留了下来，现在农民又处在完全从属于富农的地位。”沙皇宣布废除农奴制已15年，那种既让狼吃饱又让羊长好的政策，早已成为一幅可悲可笑的政治漫画。他认为，可怕的并不在沙皇政权，而在若干世纪以来广大的农民群众精神上的病态。他知道，单靠一场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直到1876年2月，他开始在巴黎全力写作他的第六部也是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处女地》。6月他又回国，一个月后，他终于在故乡完成了这部作品。随即再度回到巴黎。1877年，《欧洲导报》第一、二两期发表了这部小说。这是他六部长篇小说中最长的一部。他说，他要把心灵中的一切融入这部作品，此后就完全放弃文学写作。
如同屠格涅夫所有的长篇小说一样，《处女地》一开头就点明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1868年春。这时在俄罗斯开始出现民粹派“到民间去”的运动。小说主人公——23岁的涅日达诺夫就是一个民粹派。他是一位公爵与家庭女教师的私生子，身上有贵族血统，天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热情，勇敢，又有些神经质。起初，他居住在彼得堡，但他忍受不了那里沉闷的生活，便来到莫斯科，在枢密顾问官西皮雅京家中当家庭教师。
出入这个家庭里的有各式各样的人物，其中一个叫卡洛美依采夫的反动贵族最令涅日达诺夫反感。一次在客厅里，卡洛美依采夫大放厥词，从法国雅各宾党一直骂到俄国虚无主义者，涅日达诺夫忍无可忍，奋起痛斥卡洛美依采夫。在西皮雅京家中，涅日达诺夫结识了少女玛利安娜，她是西皮雅京的外甥女，从小就寄居在这个贵族家庭中，一直过着一种被压抑的生活。涅日达诺夫的到来和他脱俗的举止及锐利见解，使玛利安娜感到从未有过的欢愉。在这里，涅日达诺夫还结识了西皮雅京的内兄马尔凯洛夫、为西皮雅京开办工厂的实业家索洛明以及他的助手巴威尔等人，与这些民粹主义者和革命活动家在一起，涅日达诺夫策划和参加了“到民间去”的各项活动，如散发小册子、号召农民起来斗争等。在共同的实践活动中，涅日达诺夫和玛利安娜之间逐步建立起了爱情。后来，他们在索洛明的帮助下，离开了西皮雅京的公馆，在索洛明的工厂里安顿下来。可是，在后来的活动中，涅日达诺夫不断地遭到失败，虽然他换上了农民的服装，但他的宣传活动仍遭到农民的奚落和嘲弄，一时间使他心灰意懒，情绪消沉。而马尔凯洛夫在暴动中被农民捆绑，送交官府。
民粹派“到民间去”的活动的全面失败，使涅日达诺夫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勇气，在一个阴冷的日子，他开枪自杀了。而玛利安娜追随着目光远大、脚踏实地的索洛明，继续着自己的生活道路。
《处女地》发表后，招来各个方面的批评和攻击。虽说屠格涅夫用心良苦，声称把他“心中所有的一切都注入了”这部作品，但还是落得个“四面楚歌”的境地，以致他后来这样感叹“除了一片责难声，我再也听不到什么了”。
《处女地》力图以民粹派“到民间去”的运动为背景，反映出“改革”后俄国各个阶层的动态，在批判自由主义派和反动贵族的同时，对民粹派革命家的进步活动及其弱点也力图作出客观的反映和评价。并且，在与民粹派革命家的对照中，通过艺术形象提出了作家自己的社会主张，也就是谁能够完成开垦“处女地”的使命的问题。
自从屠格涅夫把当代社会作为他的主要描写对象后，他的任何一部作品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甚至强烈的抨击。如果说《父与子》还只是“两边不讨好”，《烟》还只是“打击了两边”，那《处女地》引起的后果就更为复杂和严重：几乎各个阶层都在抨击这部作品。看来，对一个严肃的艺术家来说，写现实题材何其难矣！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原因首先要到现实本身去找。1861年后的俄国社会是极其复杂的：一方面，虚伪的“改革”并未真正触动农奴制度的根基，旧的社会制度并未动摇，旧的社会势力依然猖獗；另一方面，革命的条件仍未完全成熟，但各种新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又在酝酿之中。一句话，旧的还没有死亡，而新的也没有成熟。新旧两种力量处于胶着状态。要真实地反映出存在着如此之多的不确定性的现实，确实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但以“准确而生动地反映”当代社会实况为天职的屠格涅夫仍不畏艰难，耗尽心血，花费六年的时间，把时代风云的变幻置于自己的笔端，创作出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处女地》。作品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反响，说明它触及到了社会的敏感点，这本身就是作品成功的标志之一。相反，如果一部作品问世后，社会上对它全无反应，那倒是真正的悲哀。至于它招来各方面的抨击，那也应当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何况屠格涅夫也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从《前夜》起，他的以当代现实生活为题材的长篇作品，没有一部不遭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或抨击。要是这部反映严峻而又复杂的当代社会的作品，在各派力量相互对峙着的社会上获得众口一词的赞扬，那倒是不太正常的。
其次要到作品中去找。屠格涅夫在谈到他创作《处女地》的动机时说：“我决定描述年轻人，并且证明，尽管他们是正直的，但他们的事业本身却是如此错误和不切实际，所以不可能不促使他们一败涂地……青年人不会说，描写他们的是一个敌人，相反，他们应该感到我心中的同情……即使不是对他们目的的同情，那也是对他们个人的同情。”
作家的这种创作动机便决定了他对他笔下人物的基本态度。这首先要涉及到作品的主要人物，特别是要涉及到两个人物，那就是涅日达诺夫和索洛明，因为这两个人物是作品思想的直接体现者，作家的主观态度也在这两个人物身上表现得最为清楚。
涅日达诺夫是个青年民粹主义者，他“天生正直、善良和心地纯洁”，“以整个身心、以每一滴血爱着俄罗斯人民”。他对黑暗的现实有着深刻的认识，“俄国的一半人都快饿死了……到处都是侦探、迫害、告密、撒谎和欺骗，我们走投无路”。正是出于对人民的爱和对现实的不满，他参加了民粹派组织，投身“到民间去”的宣传活动。可是，这个外表上俨然一副堂吉诃德气派的青年人，骨子里却是个哈姆雷特。如果说他在驳斥反动贵族对革命派的诬蔑时还有一些英雄气概的话，那么当他在现实中碰壁以后则很快地就显露出“底气”不足，以致最终要放弃他的思想信念了。他对他的朋友说：“我‘到民间去’已有两个星期了。我绝不是撒谎，再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事情了。……我和我的小册子对它并没有一点儿用处。”在自杀之前，他对追随他的玛利安娜说：“我应当告诉你，我现在对那个把我们结合在一起的事业，对那个使我们为了它才一块儿从那个人家逃出来的事业，一点儿也不信仰了。说老实话，对那个事业我已冷淡下来了……我不相信它！我不相信它！”
就涅日达诺夫这个人物本身看，不能说没有真实性。作家通过这个人物表现了他对当时俄国社会运动的某些看法，即“他们的事业本身”是“如此错误和不切实际”的。其实，这在涅日达诺夫这个姓氏中就可以看出来：在俄文中，涅日达诺夫的意思就是“没有希望的”。如果这个人物是一个次要人物，作家通过他表达了自己的一些看法，那问题也许还不算太尖锐。可是从整个作品的客观的艺术表现来看，屠格涅夫恰恰是把涅日达诺夫作为民粹派的代表人物来描写的，所以，作品引起强烈批评便不足为怪。
当年不少批评都集中在这个人物对民粹派而言是否具有典型性的问题上：民粹派批评家认为，屠格涅夫所描写的革命者“不是典型的”，而是不常有的少数几个人。认为作家把涅日达诺夫写成了改革后的“多余人”，把玛利安娜写成“头脑极端简单的小姐”，是“不真实、不正确的”。
涅克拉索夫也认为，到民间去的活动并不像屠格涅夫所描写的那样“愚蠢”。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则指出：“屠格涅夫根本不认识俄国革命者，所以他作了歪曲的描写。”后来，对《处女地》的评价也不一。卢那察尔斯基认为：“《处女地》非常有力地鞭挞了旧世界，同时也无情地指责了民粹派，尽管作者的心情是沉痛而悲哀的。”有的研究者认为，作品真实地再现了“到民间去”运动不可避免的失败。有的研究者则认为，作品歌颂了70年代的民粹运动。
由此可见，由涅日达诺夫这个人物引起的争论的要害之处仍然是在这个人物产生的社会背景的历史评价上。但这个人物形象的意义与作家的主旨是统一的，换句话说，涅日达诺夫的形象比较成功地体现出了作家的主观意图，从艺术创作角度看，是无可指责的。至于民粹派及其活动的历史评价，则是另一个问题。屠格涅夫对错与否，还须历史作出评价。
今天，联系屠格涅夫一系列长篇小说来看，作家在《处女地》中通过涅日达诺夫的斗争和毁灭的经历所表现的悲剧，具有另一层更为深刻的思想意义，那就是革命家的悲剧问题。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一批人类的先知先觉——革命家总是能预感到革命的先兆，他们为了人民的利益，自觉地去进行群众的思想启蒙工作，一如罗亭、英沙罗夫、巴扎罗夫和涅日达诺夫所从事的宣传活动。可是，他们艰辛的工作一时总得不到大众的理解和支持，甚至还要遭受到他们的误解和奚落，乃至遭到被统治者愚弄的民众的手的打击而死于非命。《处女地》中的另一位革命者马尔凯洛夫就是在他发动的农民暴动中，被农民捆绑送交官府的。屠格涅夫后来在散文诗《干粗活的人和不干粗活的人》中含蓄地表现了这一思想。鲁迅在《药》这篇小说中也表现了类似的主题。据一些研究者分析，鲁迅创作《药》时有可能受到过屠格涅夫的这篇散文诗的影响。毫无疑问，屠格涅夫的这篇散文诗又是与《处女地》等作品的主人公们特别是涅日达诺夫、马尔凯洛夫的命运相联系的。
《处女地》中另一个重要人物是索洛明。他在英国受过教育，是一个“第一流的工程师和制造家”。这个实业家“并不相信俄国就要发生革命”，而只是在踏踏实实地从事着实际工作。他说话不多，但他的话总是“有道理和有分量的”。他说：“我的目的和马尔凯洛夫一样，只是走的路不同。”表明他对涅日达诺夫和马尔凯洛夫的活动有不同的看法。他在回答玛利安娜提出的“应当做什么？”的问题时说：“你心目中的开头是怎样的呢？不是堆筑路障，在上面插起一面旗子，高呼‘共和国万岁！’您现在应当干的，是找个路凯利雅什么的来教她学一些有用东西，而且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您又得给一个孩子洗澡，教他念字母，还要给病人拿药……这就是您的开头。”玛利安娜后来就是按照索洛明给她规划的路子走下去的。而且，屠格涅夫又采用他惯用的手法——让他笔下的少女“代表俄罗斯”来选择英雄——让玛利安娜最后选择索洛明作为自己的爱人，表明索洛明这个人物的意义。
可以这样说，索洛明是屠格涅夫的“理想人物”。为了充分肯定这个人物，作家还通过作品中的一个人物的口，对索洛明作出了全面的总结和赞扬：“一个有理想的人——却又不说空话；受过教育——却又是从老百姓中间出来的；纯朴——却又有点儿精明。真正的、我们自己的道路还在索洛明他们那儿，那些平凡的、纯朴的、精干的索洛明那儿。”屠格涅夫自己也这样说道：“最使我高兴的事是我把索洛明写成功了，而这是最难做到的。”
屠格涅夫通过涅日达诺夫的失败否定了激进的暴力手段，而通过索洛明为俄罗斯选择了一条“渐进的改良的”道路。这一思想倾向在《处女地》的题词中也很清楚地表现出来“要翻处女地，不能用吃土浅的木犁，而要用能深耕的铁犁”。屠格涅夫后来还对这一题词做了进一步的解释：“我这个题词中的犁不是指革命，而是指教育。”
《处女地》中的女主人公玛利安娜是一个动人的少女形象，在这个坚强、勇敢、“祖国的幸福、斗争、自由的化身”的少女身上，屠格涅夫描绘了当代革命青年的风貌。开始，她把涅日达诺夫当成心目中的英雄，抛弃了一切，勇敢地追随着他；后来，她转向索洛明，相信只有同人民一道实实在在地从事平凡细小工作的索洛明式的人，才能拯救自己的祖国。她的一切，包括爱情，无一不是以祖国的利益和前途为轴心的。就思想高度而言，玛利安娜丝毫也不低于《前夜》中的叶琳娜，而就其行动的现实意义来说，却又要高于后者。尽管这个形象和叶琳娜一样，也遭到过一些人的非议，但她始终在屠格涅夫的女性画廊里占有一席重要的显著的位置。卢那察尔斯基特别强调玛利安娜是一个最好的女性的典型，是整个俄罗斯文学星空中“一颗最明亮的巨星”。
从总体上说，《处女地》在艺术上也保留了屠格涅夫以往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但由于作品的主题和人物的差异，《处女地》的某些艺术手法和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果说《罗亭》和《父与子》是议论和抒情兼顾，《贵族之家》以抒情为主，《前夜》以心理表现见长，而《烟》中政论色彩浓厚，那么，《处女地》则以讽刺为主要基调。但这些差异只是相对的，它们从总体上则都服从于屠格涅夫长篇作品的共同特色——客观的艺术描写中渗透着浓烈的主观表现，因为无论是议论、抒情或心理表现，还是政论或讽刺色彩，都是作家主观评价的不同方式和手法的具体表现。
§§第六章 天鹅的歌唱
“我以词的音韵和琅琅声自娱”——散文诗《大高脚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