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
话多的女人，说不完……
有一年，在巴黎度过我3月4号的生日，其时还是冬天，午后甚至飘起小雪。而杜拉斯死于1996年3月3号。我想，那也该是一个飘雪的日子，还要有呼啸的北风——她这么凛冽的一个人，必须有一个凛冽的日子与之相匹配；她这么纯粹的人，必须用一个最简单的墓来安放她那直截了当的灵魂。
这个墓，如今就在蒙巴纳斯公墓，它真的就如杜拉斯的文字一样简短、直白。墓是平躺的，没有立碑，名字和生卒年得靠近了俯视才看得见：
“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1914～1996”
十几年过去了，上面有些青苔，是时间的痕迹。如此质朴，又让人难以与特立独行的杜拉斯联系起来。但也许，最简约的往往才是最有力量的吧。墓上有小盆栽，也会有鲜花。我在想，哪个会是扬·安德烈亚放下的呢？杜拉斯最后一个情人，如今又在何方？
“来特鲁维尔吧，我们一起喝一杯。”
倒叙杜拉斯，只能从扬·安德烈亚开始。这句话是扬给杜拉斯足足写了7年的信才得到的一句回复，这句话也真正拉开了他们之间恋情的帷幕，他们生活在一起，从杜拉斯66岁到82岁，人生最后的16年。其实，几乎可以断定，早在扬给杜拉斯写信之初，杜拉斯就已经爱上了他，这个比他小了39岁的年轻人。只是出于女人的近乎变态的矜持，让她一直表现得不为所动，然后用7年的时间慢慢堆积这份古怪的情感，等到终于爆发的那天起，就变成一种专制的、病态的爱。扬从此成为杜拉斯的情人、秘书、助手、读者、奴隶、佣人、出气筒。
“你滚吧！滚出我的生活。”
“你以为自己是谁？你觉得自己变成作家了吗？”
“你回来吧，遇见你是我的命！”杜拉斯粗鲁地骂扬。
扬无数次地离开又回来。
“难以忍受而又必须亲近，随时建立而又破坏的联系。”扬形容杜拉斯对待他们之间的关系，“她不惜一切代价，要得到那种联系，她被迷住了，但同时又想摧毁它。好像爱情就像一个点，永远达不到，却又存在，已经存在，一个精确的点，明亮而又说不清楚。”我想被迷住的还有扬自己本身，才会万般纠缠了整整16年，噢，不，不止16年，虽然杜拉斯已经死去，但这种情感还会继续纠缠扬的余生。都说，他将以咀嚼和杜拉斯的往事度日。
当我走在诺曼底迷人小城特鲁维尔的沙滩上，眺望他俩长期居住的黑岩公寓，我还是为这份情感所迷惑，这不是常人所能体会所能品尝的，也就只有像杜拉斯这样奇特的人物才能造就，也只有扬——一个说不清的男人才能忍受，或者说享受。
遇见扬之前，她已经是著名的杜拉斯了，这个取自父亲故乡一条小河的名字伴随着她的整个文学生涯，从1943年开始，从荒芜的巴黎开始。
18岁那年，她从出生地越南嘉定，首次返回祖国法国，在巴黎的大学攻读法律、数学、政治学，但却立志要做小说家，并最终如愿以偿。
“一个堪称当代法国文化骄傲的作家，一个引导世界文学时尚的作家，一个坦荡走入通俗读者群体的严肃作家，一个与昆德拉、村上春树和张爱玲并列小资读者时尚标志的女作家，一个富有传奇的人生经历、惊世骇俗的叛逆性格、五彩斑斓爱情的艺术家。”
这就是这位叫杜拉斯的女人头上所顶着的光环。但是，这些光环必须放远了来看，走近了，不过也是生活的琐碎。
有一天，当我步行穿过巴黎市政厅广场，再经过巴黎圣母院广场，踏过塞纳河桥，到了著名的左岸地区，继续南行，路过圣·日尔曼教堂，路过“花神”、“双叟”咖啡馆，然后拐进一条古老而不起眼的小街。街里全是古董老楼——我曾经在这种老楼里住过，房子通常都是旧的，地板一踩就嘎吱嘎吱作响，老旧吊筐式电梯则吱吱呀呀、上上下下，小街其中一栋写着“第六区圣伯努瓦街五号”，喏，就是这里了，去掉光环，必须跟你我一样真实生活的杜拉斯以前就是生活在此，在此吃喝拉撒。
凭空想象杜拉斯在这房子里的日常生活，想象她在巴黎雾蒙蒙的早晨，用老式的咖啡机煮一杯热气腾腾的黑咖啡；想象拥有一手好厨艺的杜拉斯在那个窄小的厨房里做出一桌美味丰盛的法国餐——当然她拥有好厨艺却厌倦动手，这种机会少之又少；想象她用一台老旧的打字机在窗边写出了无数作品；想象她在这里私会多个情人，连绵不绝地做爱。
在想象的空隙中，我仿佛看见一个个子矮小、满脸皱纹、戴着粗框黑眼睛的老妇人从那个小小的吊筐电梯中出来，推开厚厚的老楼木大门，迈着缓缓的步子走上街，这不就是老年的杜拉斯吗？在这秋日的午后，巴黎的天碧蓝如洗，连空气都带着清新的蓝色的味道，她走在古老的巴黎城细碎的石板路上，来到“花神”咖啡馆，在她的老位置面窗坐下，年轻的侍应轻快地跑过来轻声和她打了声招呼——他们早已相熟，一会就端来一杯她每次必喝的咖啡。她摊开手中的本子，一手拿着一支烟，一手拿起笔，写下：
“写作是走向死亡，身处死亡之中。”
“我爱男人，我只爱男人。我可以一次有50个男人。”
“写作”、“男人”，杜拉斯一生的两大主题。
那个荒芜的巴黎，成就了杜拉斯。
那个繁华的巴黎，升华了杜拉斯。
让我们跳过巴黎，跳过杜拉斯的那些情人，跳过她的丈夫和儿子，来到越南，去看看杜拉斯最初成型的地方，去看看当杜拉斯还不是杜拉斯，而是一个16岁的少女，玛格丽特时那段光景。
在越南，亚热带的热气和湿气中，空气里满是溽热、委靡、暧昧，16岁的少女初长成，漂亮、性感，如夏天新鲜的樱桃般诱人。而吃下这颗樱桃的是那个被动著名的中国男人，李云泰，高，瘦，苍白漠然，羞涩寡言。
我大概是10年前看的《情人》，书和电影。脑中最深刻的影像是，屋中，阳光透过木板门一道道渗透过来，李云泰脱光了玛格丽特（让我们就这样直呼其名吧）的衣服，然后是温柔而野蛮的一场好戏……
长期以来，杜拉斯对这段感情一直埋在心底，轻易不拿来与别人分享。直到1980年，她才用小说《情人》的形式将这段往事娓娓道来。其实，与其说他们相爱了，还不如说，他们做爱了。至少对成年后的杜拉斯来说，那个男人，只是跟她做过爱的男人，而不是她真正爱过的男人。杜拉斯在几十年后才动笔写这个故事，只是因为她还没构思完毕，而不是整理记忆。
据说，1971年李云泰和妻子去巴黎，忍不住给杜拉斯打了一个电话。杜拉斯一接电话就听出李云泰的声音来了，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后来在《情人》中写道：“他给她打了电话。她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他。他说：我只想听你的声音。她回答：是我。你好。他有点发慌，跟以前一样胆怯。他的声音也突然颤抖起来。听到这颤抖的声音，她也立即发现了那中国音调。他说他和过去一样，他仍然爱她，他不能停止爱她。他爱她，至死不渝。”前面的故事无法考证，但书中的描叙令人动容。我认为这种桥段、这种情感，只适合出现在小说里。
我在刚到法国的日子里，百无聊赖之时，曾经试图用自己蹩脚的法语翻译杜拉斯——我在巴黎的书店买到一本杜拉斯的小书，里面是别人的摄影作品，加她的一些呢喃语句，一些小诗：
“一切都变成了蓝色。这是蓝色。这如此刺眼的是蓝色……
我们哭，全世界也哭，但是，忧郁的蓝色仍然在那。”
“难道一切都要死亡？一切都要结束？都要停止吗？
包括眼泪，包括爱情，包括死亡吗？甚至包括敏感的心？”
“有一些人不想离开，仅仅是为了留下，留下来生活在不流动的时间里。”……
语句翻来覆去地修改，始终不能让自己满意。杜拉斯，她其实是不可翻译的，因为，杜拉斯，她完全是不可复制的，这个过分奇特的女人。
Jean-Paul Sartre Simone de Beauvoir 萨特和波伏娃爱了就永远吧
萨特和波伏娃的合葬墓在蒙巴纳斯，这个他们生前活动和生活的主要区域。墓同样很简单，甚至仅用混凝土建成，碑上写着：
让·保罗·萨特（Jean paul sartre）1905～1980
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
想了很久，应该分开写还是合起来写，结果查找资料的时候发现，有关萨特的文字通常只写萨特，而写波伏娃的一般都少不了萨特。这很有趣，仿佛男人是可以独立的，而女人却要依靠男人生存。而我等凡人最感兴趣的应该是这两人之间令人惊叹的爱情故事。那么还是合起来写吧。
真正的爱情开始都是纯洁而简单的。
1929年夏日的一天，波伏娃经朋友介绍，认识了萨特。两人几乎都是一见钟情，很快便单独约会了。每天清晨，家规严谨的波伏娃只要能溜出家门，就一定要去见萨特。他们的共同话题实在太多了，文学、艺术、理想、生活……长久的散步和漫长的谈话让他们彼此都欣喜不已。
那一年的巴黎夏天，蒙巴纳斯街角的咖啡馆里、卢森堡公园的林荫道上、塞纳河的岸边……总能看到一男一女，谈着笑着。男的矮小，结实，戴一副教师眼镜，右眼受过伤，让本来就不好看的脸更显得丑陋。女的瘦高，长发盘起，面容端庄。这男的就是萨特，女的就是波伏娃。这是他们爱情故事的开端，然后是长达51年的继续，对他们来说，这爱是永远的，因为他们葬在一起，在天堂也会相伴。
萨特后来回忆第一次见到波伏娃的印象：“我认为她很美，我一直认为她美貌迷人，波伏娃身上不可思议的是，她既有男人的智慧，又有女人的敏感。”
波伏娃后来也说过：“萨特完全符合我15岁时渴望的梦中伴侣。因为他的存在，我的爱好变得愈加强烈，和他在一起，我们能分享一切。”
他们的恋爱真正是谈出来的，是思想上的共振以及感觉上的共鸣。
最近，我总在想象着完美的爱情：物质丰沃，不用为此困扰；精神生活和谐，有共同语言和理想，能共同进退、相互包容。看似简单，实则不易。俗世的生活总会毁掉一切。所以，完美的爱情只能偶尔谈心，不能真实地生活在一起。
萨特和波伏娃之间正是如此，他们相恋51年，几乎都是分居而过的，各有各的生活空间，享受充分的自由。
但备受争议的事情也就是充分的自由。他们自由到可以各自有情人的地步，自由到可以两个人拥有同一个女人，一起3p的地步——波伏娃还是双性恋呢。
这在世人——特别是东方人眼里，简直是难以置信到骇人的地步了。但发生在法国人身上，我觉得并不奇怪。我的一个法国女友，婚后出轨，在家担心当战地记者的男友，她的先生还在旁边陪她一起担心，并且安慰她：“只要你快乐，我才快乐。”我问过一个法国男人，你能忍受你的爱人同时拥有两个男人吗，他耸耸肩膀，无所谓地说：“Pourquoi pas？si je l’aime。（为什么不？如果我爱她。）”但在萨特和波伏娃之间，我认为波伏娃其实处在一个被动的位置。从一开始，萨特就说：
“独身生活是我的原则，我生来就是当光棍的。”
“我不会结婚，永远单身，我要所有的女人……只要能搞到手。”
“在我们之间，存在着必要的爱情，同时我也认识到，需要偶然的爱情。”
这是萨特定下的爱情盟约，波伏娃崇拜萨特，所以不管她心里多么不愿意，她还是接受了。不仅接受，出于寻找心理平衡的心态，还仿效之，有了不少“偶然”的爱情，甚至把自己的女友介绍给萨特，说是为了讨萨特的欢心。在这样的感情维持中，唯一的条件是必须保持绝对的坦诚。于是就有了波伏娃向萨特描述她和情人之间的床事、萨特对其评头论足，这样让大家难以置信的事情。
这种状态的出现和维持，萨特始终是主导。他们之间就有过这样的时候：萨特爱上了生活在美国的法国女人多洛莱斯，多洛莱斯来巴黎找萨特，萨特就把波伏娃打发走了。后来波伏娃去美国访问，认识了作家情人阿尔格伦。于是，这段四角恋就这样展开了：每当多洛莱斯来找萨特，波伏娃就去美国找阿尔格伦。1948年的那次，波伏娃又被“赶去”美国了，本来她想待4个月的，结果萨特担心多洛莱斯爽约，就让波伏娃提前回来，波伏娃听话地回来了，萨特却告诉她多洛莱斯还没走。波伏娃于是给阿尔格伦发电报，说她还要去美国，可阿尔格伦还在为她提前离开而生气，回了电报说：“别来，太忙。”
这种事情，99.9%的女人都是不能忍受的，但是波伏娃却能。我想，他们的关系之所以能维持这么久，很大部分原因就是在于波伏娃的忍让。那么他们的爱情是不是就不美好了呢？见仁见智吧。我不懂的是，波伏娃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怎么能如此忍让呢？有人也许会跳出来说，这不是忍让，这是波伏娃的聪明之处，以退为进，是她控制萨特的高明手段。但我很讨厌这种说法，这通常是那些愚蠢的介绍夫妻相处之道的书中，对女人的要求，我相信聪慧的波伏娃不会是这样的人：我更愿意相信，她的忍让是为了给自己争取自由，萨特不愿受束缚，她也不愿意，甚至到死，波伏娃都说：“即便把我埋在你的旁边，你的灰烬和我的尸体也没有任何交集。”因为，他们彼此都是独立的、自由的个体。
关于他们的爱情，我还想说一句，相比起相貌端庄的波伏娃来说，萨特未免过于丑陋了，一个丑陋的自大狂，真的有那么可爱吗？
借此也闲话几句法国人的爱情观，我的一个法国朋友曾这样描述过爱，他说：“爱情不是一件东西，可以让你去占有它、控制它，爱情其实像空气，是一个爱的氛围，相爱的人是沐浴其中、享受其中的。”说得多好啊，我觉得足以代表大多数法国人的爱情观，而这种爱情观也使他们对待爱情的态度是很开放很单纯很直接的，爱就是爱，没有那么多道德人伦的枷锁，也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附属品。你看看法国现任总统萨科奇的爱情故事就知道了，这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几乎都是不可能发生的。当然，如何看待这种爱情，也是见仁见智的事。
好了，说回我们的主人翁。如果萨特和波伏娃仅仅只有他们的爱情可供谈论，那么他们也就不是萨特和波伏娃了，他们的头上，比“爱情”更大的帽子是“战士”！萨特扛着的是存在主义的大旗，而波伏娃扛的则是女权主义的大旗。
仔细看了一下存在主义的理论，发现，原来可以为萨特的花花公子行为开脱啊！萨特的存在主义有一句中心思想：“存在先于本质。”他的意思是说，“除了人的生存之外没有天经地义的道德或体外的灵魂。道德和灵魂都是人在生存中创造出来的。人没有义务遵守某个道德标准或宗教信仰，人有选择的自由。要评价一个人，要评价他的所作所为，而不是评价他是个什么人物，因为一个人是由他的行动来定义的。存在主义否认神或其他任何预先定义的规则的存在。”这么一来，对萨特来说，只要他心中没有所谓的道德、所谓的责任，他就不需要为他的行为有所内疚，也不需要为他的行为承担什么责任，不结婚又怎样？多角恋又怎样？专门找处女又怎样？他是自由的！有了存在主义为挡箭牌，他可以完全无视世间既定的规则和道德！
一个如此这般的自由战士，他还做了什么？他还坚决拒领诺贝尔奖！这事成了1946年世界文坛的轰动事件，对此的各种评论都有，赞美的，臭骂的。据说事发的当天，记者们在他的寓所前围得水泄不通，想请他就此事表态，人群直到凌晨两点都没散去，萨特不得已只好出来说了几句：“我拒绝荣誉称号，因为它会使人受到约束，而我一心想做一个自由人！”
在当时的法国，萨特绝对是头号文化偶像，追随者甚多，特别是战后无所事事的年轻人。那时的巴黎街头，你总能看到这样一些年轻人：男孩子都是乱蓬蓬的头发，衬衣打开至肚脐，穿着颜色鲜艳的直条纹袜子；女孩子则长发及胸，裤袋中必定有几只白老鼠，不用任何化妆品。一致的是，他们人人都会怀揣一本萨特的《存在与虚无》。
同样的，波伏娃的女权主义理论也是为争取自由而来。1949年，波伏娃的《第二性》在法国出版时，在社会上引起两种极端的反应。“女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而是后来才变成女人。”波伏娃在书中以存在主义的思维，提出这个著名的观点，这句话的进一步解释是：女人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命运，是男性硬安在她们头上，用来限制她们自由的。这一观点有如炸弹，震动了很多人，甚至包括教皇——梵蒂冈直接把它列为禁书，而女性主义者则奉为至宝。
《第二性》未面世之前，波伏娃不论从生活上还是文学上都被认为是萨特的跟班，而《第二性》的出版和轰动，终于使她地位骤升，从某种意义上跟萨特平起平坐了。这本书被尊为“有史以来讨论妇女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西方妇女的“圣经”。波伏娃俨然也成为一个自由战士、一个女权斗士，成为一代文化偶像，甚至她的感情生活也同样成为法国现代女性争相效仿的榜样。法国媒体就指出，如今风头最劲的两位法国女性——总统萨科奇的原配夫人塞西莉亚和现任“第一夫人”卡拉·布吕尼，都属于受到波伏娃直接影响的一代人。她们强势、独立，尤其在婚姻生活上毫无心灵负累。尤其是前超级名模、歌手、词作者、时尚界性感女神布吕尼，私生活更像是一位当代波伏娃，永远处于绯闻的中心，甚至曾公开放话，“尽管有时也会一夫一妻，但更偏爱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
2005年，萨特诞辰100周年纪念时，我还在巴黎，那会街头到处都是萨特巨幅的照片，这糟老头依然用他那对古怪的眼睛冷冷地看着这个世界。2008年，到了波伏娃100周年，我已离开法国，据说，塞纳河上的第37座桥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成为这条河上第一座以女性命名的桥。这两个无畏的自由战士，他们对法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影响还将持续很久很久……
因为这么些风流韵事，萨特和波伏娃被戏称为“存在主义的舞王、舞后”。而这对舞王舞后的乐园非巴黎莫属了。在艺术巴黎的四五十年代，乃至六七十年代，这两个人都是这里的中坚人物，围绕他们的是同时期的一些文艺名人，如存在主义的另一代表人物：加缪、怪才鲍里斯·维昂、法国摄影大师布列松、至今仍在歌唱的歌后朱丽叶特·格雷科等。
他们的活动场所通常在蒙巴纳斯和左岸一带的咖啡馆里。你可以想象着这样一个场景：夜晚，塞纳河上灯光通明，照着巴黎的夜空，在左岸某处咖啡馆里，多才多艺的鲍里斯·维昂吹着小号，朱丽叶特·格雷科则唱着情歌，咖啡馆里坐着萨特、波伏娃和加缪等人，他们慢慢地喝着咖啡，时而倾听时而交谈，巴黎的一个夜晚就这样如水般轻轻流淌。
而白天，萨特们则在这咖啡馆里写作、思考、看人、看风景。当然，他们或许没有想到，当年是他们看着别人当风景，而今，他们则成了大家的风景，这些他们待过的咖啡馆都以他们为招牌来招揽生意，其中的“花神”和“双叟”虽然已经被说腻了，但却无法越过，这里曾经是萨特们的聚会点，也是当年“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大本营。
西蒙波夫瓦在日记中这样写着：“我坐在双叟咖啡馆内，眼睛瞪着咖啡桌上的白纸……我感觉得到我的手指蠢蠢欲动，我需要写作……”
在“花神”，至今堂内还保留着他俩靠窗的专座，价目单上印着广告词般的萨特语录“自由之神经由花神之路”，我有朋友就曾经不小心坐在他们的专座上，发现有很多人朝她拍照，她不知情，还以为自己突然美丽起来了。
我是没兴趣进入其中当一名好奇的观光客的，不要说我对萨特和波伏娃没有特殊爱好，就算很爱很爱，去这种“热门旅游景点”也绝非我所乐意。但是另一个地方，我是很喜欢去的，那是卢森堡公园。
对于出生成长在巴黎的人们来说，卢森堡公园绝对是童年时代的一大去处，萨特和波伏娃也是如此。据说，萨特很小的时候，便在卢森堡公园编木偶戏吸引女孩子的目光。而家住卢森堡公园附近的波伏娃，小时候就经常被保姆带到这个大公园里玩耍，之后的岁月里，她也一直是这里的常客，她说：“天气好时，我到卢森堡公园去念书，兴奋地漫步在阳光下，我在水池的四周，重复着我喜欢的句子。”——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日子，在公园中，白色铁椅上，树阴下，看书，发呆，看巴黎爱巴黎。
而他们的巴黎，还有太多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