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我对海雯的要求是有问题自己独立去面对(1)

1.海雯的理想是做一名医生，拯救所有人的生命，所以她常常去医院做义工。她相信在这一行工作过，再到学校去学习会掌握得要好。

海雯想学医，她的理想是做一名医生，拯救所有人的生命，所以她就常常去医院做义工，因为这样她会对病人和医院的情况有比较多地了解。她相信，在这一行工作过，再到学校去学习这一专业时，会比陌生人容易理解，也掌握得要好。

在高中十一年级时，海雯就申请到医院做义工。每周课后去两次，在医院可以观摩手术，帮助照顾病人，医院还给她提供一份免费的晚餐。尤其是儿童病人，有时对只比他们大几岁的姐姐更感亲切和信赖。

海雯在她的作文中谈到在医院做义工的经历时写到：有一次，一个5岁的小女孩，在进行手术后醒来，护士问她是否要找她妈妈进来和她说话。那女孩指着海雯说，我只要她。这事把海雯自己臭美了一整晚，她感到非常自豪，体验到做义工的真正价值了，感受到了帮助他人的快乐。

还有一次，有一位讲西班牙语的病人不会讲英文，值班的护士也不会说西班牙语，海雯在学校学过西班牙语，虽然AP考试西班牙语是海雯最没把握的课程，但这时还是派上用场了，她与病人用西班牙语沟通得还不错。

海雯在申请Elks奖学金时，她服务的医院也热心地为她写了推荐信。

教育学生要关爱他人，最终就意味着要对他们进行社会正义感教育。那也就意味着到上游去，发现问题之源。

罗伯特·斯塔拉特是弗德姆大学的教授，他一直与高中生一道就社会正义问题展开工作。斯塔拉特教授说，教育学生区分“怜悯行为”和“正义行为”是有必要的。看望一个被不当监禁的人并对他所遭受的苦难表示同情是一种怜悯行为，而努力恢复这个人的政治权利则是一种正义行为。在圣诞节给穷人送去食品，是一种怜悯行为，而试图改变使人们陷于贫困的那种社会状况，则是一种正义行为。

斯塔拉特说，学生们的舍己为人往往是从怜悯行为开始的。但是，我们必须帮助他们，让他们懂得有必要超越这种怜悯而从事正义的行为。学生们必须懂得：“我们能够也应当给那些因不公的法律而受苦受难的人以帮助，但是，如果我们能迫使那些不公法律被改变的话，我们的功劳就大了。”斯塔拉特说，最好的教育，是让学生与穷人一起工作，然后，回到课堂之后，分析那些人的生活带来不利影响的社会结构美国学校要求学生要参加社区服务，可以在社区活动中搬椅子，搞卫生，也可以到老人院服务或做其他义工。美国学校很提倡服务社会的奉献精神，换句话说就是学雷锋吧。学校有时还会动员学生去推销一些产品，把回扣用来为学校图书馆或电脑室集资。

美国人非常注重培养孩子对他人负责，例如看护年幼的弟弟妹妹、陪他们玩、给他们读书、帮忙打扫房间、在厨房当帮手、照管宠物或者整理花园和院子、修理房屋。通过帮上年纪的邻居铲雪或割草，他们还能学习如何成为街道中负责任的一分子。

十几岁的青少年通过在医院、疗养院或日间看护中心做志愿工作，能强化他们为社区作贡献的意识。即使在孩子上小学期间，也能通过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募捐、参加为动脉硬化症患者筹资而举行的步行马拉松、或拿出零花钱的一部分捐给知名的慈善团体等活动，为更广泛的社会团体作贡献。

很多中国移民家长乐于给小孩安排课后补习，非常看重考试成绩，非A不可。高中的GPA成绩4.0分，SAT成绩接近满分，目标就是申请几所名牌大学。拿不到奖学金也就算了，可有时没想到连录取通知都没有拿到。移民家长很自然会认为这些大学是否对中国学生有某种偏见，我想很多时候问题可能是出在社区服务上。

中国移民小孩很多学业优秀，个人才艺也很棒，但就是缺少服务社会的精神。从学生自己的作文、自传及学校评语和老师的推荐信都可能被招生委员会看出你的不足而落选。

在巴尔地摩中学，除了要修完一定的学分外，没有75个小时的社区服务，你拿不到高中毕业文凭。而申请大学、申请奖学金、荣誉学生评比，社区服务这一栏你绝对不能少。

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乐于尽义务的人。但是要发展孩子的义务感，他们必须先对自己负责任——照顾自己，完成家庭作业，信守承诺，到一定年龄时打工挣自己的零花钱。

然而，今天我们很多家长认为孩子的义务仅限于完成作业和收拾自己房间。但我认为这些还远远不够，这只是针对自我的义务，而不是针对他人的义务。

义务训练应该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就开始抓起。即使是两岁的孩子也已经能够帮忙布置桌子、拿银器或迭好擦碗毛巾了。孩子们帮忙越多，越能习惯于给别人帮忙。一旦他们对为什么应该帮助别人这个问题有了更好地理解，业已形成的良好习惯会帮他们继续这样干下去的。

一位母亲还记得当年自己是如何被训练去帮助别人的：

我出生于一个贵族教派家庭。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不知怎么的，我知道不论我干什么，它一定是以某一方式为别人服务。

不论父亲还是母亲，总在不断投入这样或那样的社区工作。我记得当我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放学回家后，妈妈会说：“凯莉，亨利太太（住在街道另一头的一位老太太）整天只有一个人在家，我想她一定愿意和你说说话。”我记得自己总是不停地问，为什么我要去做这些事情而其他的孩子不用去做。妈妈于是告诉我说，其他孩子做什么并不重要，我应该去做所有我有能力做的事情。

孩子通过完成照看行为而学会如何服务别人。但是，当我们的生活变得紧张而繁忙的时候，花时间训练孩子去担当某种责任和照顾其他人的角色，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有时，要求孩子去帮忙比由我们自己去完成工作难得多。

然而，我们必须记住，服务他人的工作对孩子的成长是很重要的。如果孩子小时候更多地懂得他们不仅享有权利，而且还有责任，那么，就不会有许多青少年和成年人总在不停地要求权利而根本没有尽义务的意识。

说到这里，又忍不住想发几句牢骚。在国内常听到“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这样的漂亮口号，听起来很不错，但很多时候实现起来可能就很难。我一个人这样做了，可周围的人把你当傻瓜看怎么办呢？

我认为应再加一句“从大家做起”。虽然做起来可能更难，但我认为能更有效地达到目标。

因为，很多事情只有大家达成共识才容易实现。这就需要宣传、教育，或是用道德甚至是法律来约束，需要更多的人站出来去推动一项事业，而不仅仅限于自己默默无闻地一辈子做好事。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现在无论是美国小孩，还是中国小孩，他们都只顾自己，不体谅父母。

这已成为国内外教育的通病和难题。我认为，家长要时刻牢记教育孩子为他人着想——关心他人、帮助他人、心中有他人。其实，这个“他人”包括他们的父母。

2.海雯说不上是勤快小孩，但我们开中餐馆时，她放学后就先到餐馆来帮忙。她的“客户”有许多，还赚了不少小费，建立了小金库。

海雯说不上是个勤快小孩，但在我们开中餐馆时，她放学后就先到餐馆来帮忙。周围商店的老美都喜欢她，特别都要她在时才打电话来要她外送快餐。整个购物中心内所有商店都有她的“客户”，还赚了不少小费，建立了自己的小金库。

上了初中后，她可以自己单独在家里了，也就不喜欢到餐馆去了。除非餐馆特别忙，周末、假期才去帮忙。平时我们不在家时，她可以自己煮饭烧菜，我们在家她就“退居二线”。只是偶尔给我们搞几道“洋餐”，烤个蛋糕什么的，让我们开开洋荤。

平时家里也有一点分工，剪草是我的任务，而花木剪枝是海雯的任务。夏天每一两星期就要修剪一次，草长得太长，影响美观，如果不剪会被罚款。洗衣服一般是妈妈负责，而叠衣服是海雯的事，她可以边看电视边叠衣服，两头兼顾。

平时家里客厅经常是乱七八糟的，偶尔我回家时，见海雯把房子整理得干干净净，不用问大概她的同学又要来了。不过海雯说她们同学的房间有些比她还乱。这是五十步笑百步吧。

海雯也曾参与课外打工的行列。她有位叫杰米的美国同学，小提琴拉得很好，钢琴也弹得很棒，是马里兰州的乐队成员，他想高中毕业后上音乐学院深造。经常有人请他去演出，可以赚不少的钱，有时人手不够，也会叫上海雯去滥竽充数。

高中最后一个学期，5月初考试后，学校已没什么事情可做，到不到学校都无所谓。杰米又到附近的咖啡店找了一份工作，因为他刚买了一部车，他需要赚更多一些钱。咖啡店老板对员工有很多的折扣，所以海雯几个同学没事就都跑到咖啡店聚会。

有一次，我和一位家长聊天时，谈到她读高中的女儿周末在一家中餐馆打工。一天，她女儿生病请假没去打工，第二天病还没全好就要去打工。母亲心疼女儿，说再请假一天，家里又不缺这一点钱。可女儿说：“我的工作位置虽然不是特别重要，但我不在总要别人兼做我的工作，要给别人添许多麻烦的。”

我想在美国，不管是富人穷人，常常让小孩出去工作，除了知道金钱的价值，也丰富了社会经验，会锻炼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海雯有个同年级的朋友柯特住在纽约州长岛的富人区。由于公立学校的经费除了州政府的拨款外，其他经费来源于地方税收，其中最主要是房地产税。因为是富人区，房地产税也高，学校也就有钱。有钱也就能出高薪请好老师，他们学校老师中有博士学位的一大帮，各种AP课程都能开。

柯特是位品学兼优的学生，已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录取。他父母很有钱，事业也很成功。但他父母还特别写信给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不一定要给他儿子太多的奖学金，要让他儿子打工赚些学费。

家长及教育人员常问：高中生课余打工好吗？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杰兰·莫提蒙教授（Jeylan T· Mortimerh）和她的同事长期追踪调查打工高中生后，出版了题为《在美国工作及成长》（Working and Growing Up in America）一书中指出，青少年打工只要时间不过长，就不会影响学业成绩，而且还对未来求学就业有正面影响。

她们从1987年起追踪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地区1000名随机取样的九年级打工学生，调查他们的意见、学业成绩，并访问他们的家长。结果发现，青少年打工并不影响学业，与一般人的想法恰恰相反。

调查发现，打工并不会减少学生做功课或参与课外活动的时间，大多数打工的青少年并不会牺牲这些活动。而且，适量地打工对日后有许多益处，特别是那些高中期间固定打工且每周不超过20小时的学生，将来上四年制大学时多有杰出表现。

此外，高中期间打工的学生日后较容易能找到相关的工作，学生适当地打工也比打工时间过长或不打工的要好。

接受调查的高中生表示，打工让他们了解责任心的重要性，而且学会了如何与人相处、处理金钱以及养成准时上班等好习惯。

不过，天普大学 （Temple University）心理学家罗蓝·史登勃格博士（Laurence Steinberg）觉得这份调查结果过于乐观，因为真正对青少年有益的工作机会很少，一般多在快餐店打工。只是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学校对学生的学业要求并不高，因此适量打工才对学业不至于有太大的影响。

主持调查的莫提蒙教授则认为，即使在快餐店打工也对青少年有益处，因为他们可以从中学习如何善用时间以及与他人相处。

美国人不论家庭贫富，大多数父母都鼓励小孩打工赚零花钱，这样，除了知道金钱的价值、丰富社会经验外，更重要的是，使小孩具有了责任感。图书馆、麦当劳或是帮别人看小孩等等都可以做。夏天剪草，冬天铲雪，也都有许多小孩在做。

改革开放后，早年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几乎绝大多数人都在中餐馆打过工。那时中国人还很穷，很多人除了打工挣钱生活和付学费外，有些还要寄钱给家里。那时，每当暑假，出来打工的学生多了，想找一份中餐馆的工作都很难。现在的中国留学生不一样了，随着中国人收入的提高，许多学生从国内就带来不少美钞，打工的学生也就少了许多。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件好事。

3.我对海雯的一贯要求是，有问题要自己去面对，让她学会为人处事，让她吸取经验教训。

海雯开车还不到半年，后车灯就撞坏了，吃了两张罚单。海雯自己去上法庭，我没理由插手，也不愿插手。我对海雯的一贯要求是，有问题要自己独立去面对。让她学会为人处事，让她吸取经验教训。

这事我开始还不太清楚，只听海雯母亲说她吃了警察的罚单。有一天，同时收到两张法院传票，都是在海雯名下，我才把信打开，平时我不会拆她的信。

一天要上两个法庭。一张大概是上课来不及，在停车标志前没有停车，另外一张是超速。因为她是新驾照，而且未满18岁，一犯错，不是吊销驾照也要进学习班，还要罚款，计点数。

这样保险费又要涨，3年才能消除记录。

所以，把罚单的钱交了，还不能解决问题，只有上法庭。因为在美国你付了罚单的钱，表示你认错，如果你不付，就要上法庭说明理由。上法庭需要时间，所以如果没有计点的问题，一般交几十块钱的罚单，寄张支票去就算了结。

我说驾照要是吊销了，我把车子卖了，保险退了，我可省了一大笔钱。海雯也有自己的办法，她给法庭写信，请求把两张传票开庭的时间安排在同一天，然后到学校请了一天假上法庭。

运气还不错，警察没来。过去警察不到庭，算控方缺席，被告就赢了，不用负任何责任。现在不这样，法官一般会采用折中的办法，问你是否愿意交罚单的钱，而不给你计点数。如果你同意，交了钱就完事，不留下任何记录。否则，要再另选开庭时间，如果警察还不来，那你就彻底赢了。警察每天开的罚单多了，他也不可能每庭都到，罚款不会赚到警察的口袋里，警察缺庭是经常的事。海雯选择交钱了事，保住了驾照。

中国人常说富不过三代。本来父辈创造了财富，子女有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又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应使祖辈的事业更加发扬光大。但常常并非如此，就以当年在美国大名鼎鼎的王安电脑公司为例，当初可以与电脑巨人IBM并驾齐驱，但王安先生过世后，公司也就销声匿迹了。也并不一定下一代就是“败家子”，我想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教育是否也有问题呢？而家族式管理，缺少继续奋斗的创新精神等等是否也是原因之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