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市场化、工业化与城镇化
刘文勇
一、庞大的“劳动力蓄水池”———我国经济发展的负累
农村中的隐性失业被刘易斯在《二元经济论》中称为“劳动力蓄水池”，主要指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他指出：劳动力蓄水池是二元经济形成的结果和特征，随着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型，即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劳动力蓄水池发挥供给作用并逐渐被消耗掉。它的存在状态关系到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状态，如果城市的劳动力供给满足不了工业化的资本扩张所需要的劳动力需求，则将加快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逐步改善二元经济的结构。如在19世纪西欧主要国家进行工业化时，工业人口要比城市人口的比例大。1856年，法国只有10%的人口生活在2万人以上的城市中，而有20%的劳动力在制造业中工作；1870年，德国这两个比率为12%和30%。工业化的发展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加速了城市化的发展。然而，从我国来看，尽管在1953年开始的工业化初期，城乡人口的比率分别为13.3%和86.7%，城市人口同样比率很低，但由于其后的一段时期内城市一直实行严格的进入控制，我国的城市化过程一直发展平稳，加之工业化发展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实行的重化工业战略，制造业并没有形成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强大吸引力。同时，由于城市过快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使城市劳动力的供给十分丰富，城市劳动力增长的速度也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所以，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化进程几乎没有对城镇化起到多大作用，根本无法像西欧发达国家那样在工业化进程中顺理成章地解决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型问题。我国目前依然是刘易斯所描述的典型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社会，庞大的劳动力蓄水池正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负累。从劳均产值来看，按“国际美元”（1979～1981年价）计算，我国每个农业劳动力1994年生产的农产品产值仅422美元，世界平均水平为1080美元，日本为4 547美元，荷兰为44339美元，美国为51561美元；从劳均谷物产量来看，1998年我国每个农业劳动力年均谷物产量为1194公斤，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70%，日本的1／3，法国的1／39，美国的1／84，加拿大的1／111；从劳均肉类产量来看，1998年我国每个农业劳动力年均肉类生产量136公斤，是世界平均水平的88%，法国的1／32，加拿大的1／51，美国的1／84；从劳均生产农产品养活人口数来看，目前，我国每个农业劳动力年生产的农产品仅能养活3～4个人，1998年以色列为90人，2000年美国为128人。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产米国，但就人均产量而言，在同比单位情况下，我国仅为0.15%，泰国则跨过0.38%，我国农业的效率不到泰国的一半。
那么，蓄水池里到底有多少水呢？对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进行估算一般采用两种方法：一是基于刘易斯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为负数的劳动力为剩余劳动力”的概念基础上的被西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派认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法；二是由我国学者郭熙保、宋林飞等人以经验观察为依据从劳均耕地面积变动的长期下降趋势来定义剩余劳动力的基础上提出的被我国部分经济学家认定的劳动力合理负担耕地法。就两种方法的优劣比较而言，第一种方法计算比较复杂而且只能计算增量，但是比较精确一些；第二种方法虽然计算的数字不够精确，但是，计算简单而且能够计算存量。两种方法都存在缺陷：第一种方法采用零值边际生产率来界定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这实际上是将农业与现代工业视为同质性产业，忽视了农业是一种广泛依赖外部自然条件（如生态环境、气候等）的风险性弱质产业。这种方法会造成以灾害年份边际生产率下降为零或为负来判定农业中存在剩余劳动力的多少，其结果就值得怀疑了。第二种方法的主要缺陷是，劳均耕地面积下降只是剩余劳动力存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它完全排除了农业生产其他要素，如资本以及技术进步、自然条件等内生变量，仅是考虑了地—劳关系，因而缺乏量化分析的基础，确定剩余劳动力存在及其数量多少有很大的随意性。特别对于土地资源等天然禀赋条件差异极大的国家，如美国与我国、日本等，就很难用统一的尺度测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及其规模。在实践中两种方法都有所采用。运用前一种方法，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我国在2000年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为1.7亿人。采用后一种方法，农业部课题组估算出我国1998年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为1.52亿人。杨韵新估算2000年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为1.42亿人。这样看来，保守地估计，农村剩余劳动力约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2／5以上，“3个人的饭5个人吃”。可见“蓄水池”里的水是够满的。
未来，随着农业集约化经营程度的提高，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的技术与管理水平从事农业生产，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将大幅度增加。我国现在与美、德、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发展阶段差不多，都是处于重化工业加速发展时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在1000美元左右，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村劳动力份额约为25%左右。但是，如果考虑到发达国家农村就业量在社会总就业量中的比重都低于10%，我国农村潜在的剩余劳动力将达到3亿～3.5亿人。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间表是从现在起到建党100周年，不到20年的时间。为此，经济学家们相应地提出了许多建议。例如，“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就必须在加速提高工业产值占GDP份额的同时，加速城市化率的增长，将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比例从现在的36∶64转换为2020年的55∶45”。也就是说，从现在起，只有年均增加一个百分点的城市化率，即每年至少有1200万以上的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才有望实现这一目标。再如“考虑到中国要在21世纪头20年，实现人均GDP翻两番的伟大目标，与20世纪70年代美国水平相当，农业就业比重下降到美国70年代10%的水平，则每年将必须有1800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无论是1200万还是1800万，总之，“水满则溢”早已成为共识。但问题是，“水”流向何方？由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制度、户籍制度等道道“闸门”，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已达到很大的规模，这股庞大的剩余劳动力规模形成的“洪水”一旦无节制地溢出，泛滥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民工潮”带来城市交通的拥挤和治安的混乱，农民进城达不到预期目的必然要“违规”，我国渐进式的改革探索和脆弱的经济不可能承受住农村剩余劳动力无序而大量的释放。所以，“泄洪”必须要做好“导流”。
二、“水”流向何方———目前农村城镇化在更大程度上还是个战略
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通过的“十五”计划纲要中，政府把城镇化提高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将其称为城镇化战略。
农村城镇化是指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实现农村小规模社会化服务体系向城镇大规模社会化服务体系的转化，第一产业的农业人口向第二产业接着又向第三产业为主的城镇化人口转化，农村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的城镇化。通过农村城镇化、发展小城镇来转化农业剩余劳动力，已经被国外的实践证明是一种极为有效的途径。因为通过农村城镇化后形成的小城镇，地域分布广、数量多，新建扩建都有潜力，农民实现身份转移的难度和风险较低，其经济技术结构、职业结构同目前农村劳动力的文化技术状况比较接近，容易协调并在发展中同步提高。城镇是农村工业、服务业发展的载体，对乡镇企业、文化、科学、教育、娱乐业等产业都有明显的集聚作用。而且城镇还为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提供了优越的交通、通信、金融、信息等服务以及人才、技术支持。城镇化程度一般以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当这个比例超过50%以上时，被称为基本实现城市化，超过70%时被称为高度城市化，我国目前的城市化率为36%。加速城镇化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积极作用。据世界银行专家估算，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至少能带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
但是，从我国目前的国情来看，目前的农村城镇化只能作为一个战略，而不是一个战术。为什么呢？一般来讲，战略是具有指导意义的，在较长时期内具有方向性的作用；而战术在相对的短期内更具有可操作性，可操作性即存在实施的具体条件，战术是在战略的框架下制定的。我国现阶段经济运行的体制框架是市场经济体制，主题内容是现代化的工业体系。这两个前提是战术实施的具体条件。“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具有以下逻辑关系：（1）市场化因为工业化而得到发展，即工业化是市场化得以发展的充要条件之一。早在工业革命以前，就已经有了市场交换与商品的生产，但是，其真正的快速发展则是在工业革命以后，大规模工业生产形成的商品促进了市场化的发展。（2）城镇化同样因为工业化而得到快速发展，即工业化也是城镇化得以发展的充要条件之一。早在人类的初期，由于军事与安全的考虑产生了城镇，随着发展，其功能也不断变化，但真正得以快速发展的时期还是在工业革命以后，工业生产需要大规模的聚集人群为其提供劳动力和消费市场。实际上，工业化为城镇化提供了产品供给，而城镇化为工业化生产的产品提供了消费市场和劳动力供给。（3）在现阶段，无论是发展市场化还是发展城镇化，必须依托于工业化的发展，这是市场化和城镇化的共同要求。（4）市场化的基本原则要求工业化的资源配置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而我国现阶段的城镇化担负着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任务，基本目的是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改善二元经济格局，因此，若将此作为通过发展工业化来促进城镇化的原则，就与市场化的基本原则存在相悖。因为如果按照市场化原则，工业投资必然寻找那些交通便利、产业配套、市场经济制度成熟的环境，这些地方大部分集中于东部地区；而广大的农村大部分集中于中西部地区，要在这些地区实施城镇化，工业投资按照市场化的原则是不会流向那里的。因此，在目前以巩固十多年来市场化的成果为主要工作重点的战略指导下，就会造成对通过工业化来实施城镇化的充要条件的忽视，使其失去实施的前提条件，变成战略。现在的城镇化按照战术来实施，就使得城镇化有形（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无实（工业化体系），而且在具体的实施中还造成了许多负面效应。例如，在拥有15万人口的安徽省六安市叶集镇，搞了个占地100多亩的广场。由于镇里财政紧张，一些被征土地的农民至今没有得到足额补偿款，以致形成一道奇特景观：一边是号称皖西最大的豪华城市广场，另一边是农户透风露雨的低矮茅舍。这些失地农民找不到新的就业门路，陷入了种田无地、上班无岗的困境。在浙江省安吉县48万人口中，有40万是农业人口，近几年，这个县以“经济开发区”的名义征地上万亩，大量土地征用时没有批文，属于非法征用的“黑地”，兴起了新一轮“圈地运动”。
其实，所谓城镇化，主要解决的不是城市建设水平和质量提高的问题，而首先是产业发展，然后才是就业、社会福利等问题。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上述目标的一个重要手段。但一些乡镇却错把手段当成了目标，一些领导人在追求“政绩”的心理驱使下，大搞奢华的城镇形象工程。这样做的结果，势必将投资转化为债务，由企业及进城居民来负担，并通过提高土地出让金来加以弥补。这种虚幻的繁荣使投资者望而却步，限制了工业化发展和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最终背离了城镇化的主要目标。没有“产业的依托”，导致城镇化有形无实，且有不合时宜的地方政府行为使得目前的城镇化效果并不是很好。所以，各级政府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明确的思路：发展小城镇建设应以各地的产业发展需求为方向。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就是先提到“实”是指“工业化体系”，后又提到“产业作依托”才能把城镇化做“实”。其实，“工业化”和“产业化”二者的含义是不相同的：工业化主要是从技术角度来讲的，而产业化主要是从分工的细化和生产规模的角度来讲的；产业不仅仅指工业，还包括农业、第三产业等；产业化的发展并不一定就是工业化的发展，工业化的发展也并不一定立刻就形成产业化。但是，在解决就业的问题上，二者是有一致性的。从资源优化配置的角度来看，工业化只有形成产业化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获得规模效益和降低交易成本；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来看，工业化的发展是产业化发展的前提，工业化的发展对其他产业的发展有带动作用，为农业生产提供机械设备、为农业产品提供消费市场、为第三产业发展提供物质支持和需求。这种理解也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主要是实现现代化，而实现现代化在目前又主要是发展工业化特别是发展重化工工业。这样，从就业的角度来谈，工业化发展了可以带动就业，进一步来讲，经济发展形成以工业为基础的多个产业的产业化发展还可以大大地带动就业。所以，笔者将两个概念并用，是指以工业化发展为基础的产业化快速发展对促进就业有实质性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在有“部分条件”的地区，即符合市场化基本原则但自己没有工业化基础的地区，实施城镇化应该因地制宜，可以根据区域和周边地区的工业化情况，结合各自优势，配套进行其他产业的发展，形成带动就业的非工业化的产业化发展。
三、“围水造田”———农村工业化发展形成的产业化是个战术
城镇化是战略性指导原则。但是，从战术的角度目前该如何做呢？在坚持加快城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吸纳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同时，做实农村经济更是关键。
“实施农村城镇化，农村工业化和产业化要先行”。将剩余劳动力之“水”充分利用起来，造就“良田”，为农村城镇化战略提供“依托”。一般来讲，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而产生的一种现象，即传统的落后的乡村社会变为现代的、先进的城市社会的过程。工业化与城镇化是一种共生现象，工业化带动了城镇化，城镇化反过来促进了工业化。城镇化的程度在正常情况下是与工业化的程度相适应的，工业化水平越高，城镇化程度也就越高。以1925年的世界人口状况为例，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9.3%，发达国家城市人口则占总人口的40%左右。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新的情况：许多发展中国家城镇化的程度开始与工业化的程度相脱离，出现了城镇化水平超越工业化的超前发展趋势。1980年，拉丁美洲的城镇化程度为64.74%，东亚（不包括日本和中国）为58.85%，乌拉圭、阿根廷和智力甚至达到了80%以上，超过了美国（73%）、法国（78%）和日本（78%）。特别是出现了大城市、超大城市的超前发展以及人口高度集中的趋势。1983年，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和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人口都达到了全国人口的35%。城市的超高速发展使这些发展中国家本来就比较落后的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卫生、教育、社会福利等各个方面的不足更加突出，难以适应，社会问题更加严重。其实，发展中国家城镇化超前发展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且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这一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在逐步扩大，由此产生了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基本推动力。这种人口集中不是工业化进程本身所要求的，而是改变个人生活方式的经济动机所促动的。只要农民现有收入与向往中的城市就业获得的收入存在着差距，即使大城市存在着大量失业，也无法控制农民向城市流动。这对于我国的城镇化战略来说，是一个应该吸取的教训，即通过城镇化来解决失业问题离不开以农村工业化为基础的产业化的发展。只有从解决农村经济现代化问题入手，缩短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的差距，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农民进城寻找提高收入机会的经济动机问题，实现有序“泄洪”。正如发展经济学家迈耶所指出：“如果在过去几十年中，农业发展具有工业价值，那么，在未来几十年里，它必须具有本身的内在价值。”“农村的工业化与产业化发展”实际上是城镇化战略的具体战术———不仅建立若干城市集中相当数量的人口实现工业化和产业化，而且在成千上万个农村集镇推行工业化和产业化，使整个农村就地城镇化。
农村工业化发展形成产业化的指导方针应该是：在企业规模上，注重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在产业类型上，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经济类型上，注重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总的说来，就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民营中小企业。因为：第一，不同的产业结构形成的供给结构对劳动力的需求是不同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缓解劳动力过剩有重大的作用。据测算，劳动密集型的轻纺部门进行每一单位固定资本投资所吸纳的劳动力数量是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部门的2.5倍。第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为解决“三农”问题而向农村的投资不必也不应该是直接建立企业，形成“剪不断、理还乱”的产权关系，有必要和应该做的是：培育民营经济的投资主体。实践证明，目前在城市的民营经济已成为推动我国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下一步，大力发展农村中的民营经济将会成为未来普及实施城镇化战略的主导力量。第三，我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就业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各种中小企业、微型企业和自我雇佣方式的生产组织。这种类型企业的产业结构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征，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也符合城乡间产业发展的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需求，即由于城乡间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了供给的产业类型上的差异。从农村产业化发展和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角度出发，在生产组织类型上可以说“小的是美好的”。
农村工业化发展形成产业化的具体思路是：提高农村的工业化、现代化的程度，使大量从传统农业中“涌流”出来的剩余劳动力消化在现代农业内部和转移到其他产业中去。首先，要发展专业化商品的现代农业，建立农业经营的产业化模式，实行农企合作，进行农业公司化经营，走大农业的发展道路，使农业自身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其重点在于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来积累更多的资金，解决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农村就地城镇化建设所缺的工业化资金问题。其次，政府要改变不利于农业部门的贸易条件，消除工农产品“剪刀差”，使农业创造的价值能够实现，提高农业产值以增强其实力，其重点同样也是解决就地城镇化建设所缺的工业化资金问题。最后，大力发展乡村工业，在农业积累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政府实行金融、技术等方面的倾斜政策，扶持乡村工业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其重点也在于政府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增加农村资本进行工业化和产业化经营的“原始资本”积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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