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能发射十二磅炮弹的活动大炮和鱼雷，这艘潜艇黄昏时分由布莱肯堡港口悄悄驶出。这艘潜艇名为“爱欧塔号”，由约翰·瑟若士舰长指挥。
布莱肯堡是一个虚构小国诺兰的虚构首都，“爱欧塔号”也是想象出来的。可是它是第一艘备有大炮的潜艇，这样它可以在对抗于它没有威胁的船只时，升出海面，使用大炮，把鱼雷留来对付较危险的船只。除了德意志帝国有可能外，没有人想过这个主意。
在《危险！》中，柯南·道尔想象这个显然又弱又小的国家，正与大英帝国开战。拥有一支八艘潜艇的舰队，瑟若士舰长应允他将迫使英国订约，虽然英国已封锁了诺兰的港口。瑟若士舰长不碰战舰，他只击沉粮船、家畜船和任何国家或任何种类的食物船。
“对我而言，全是一样，”他轻描淡写的解释，“不论它挂的是哪一国的旗帜，只要它从事运送战时禁运品到不列颠岛去。”他第一艘用大炮击沉的中立国船只，是一艘美国船。
一个能躲藏的港口？他要港口干吗？在那里反而有可能被飞机或水上飞机侦知。他唯一需要的是一个添加燃料的沿海秘密基地。这些奇袭潜艇出发了，彼此用无线电联络；它们从泰晤士河口到地角之间大玩“饿杀游戏”，在地角，瑟若士的鱼雷击沉了巨大的“奥林匹克号”油轮。
布莱肯堡成功占领了，英国报纸全都以首页头条醒目的标出胜利，而在不被注目的地方登了一则小新闻。
“海中有几艘敌人的潜艇，对我们的商船造成了一点小损伤，”开头还有一点独特性，然后就像事情无关紧要的不提了。“由于潜艇无法在水中超过十
天而不加燃料，而且港口（布莱肯堡）又已经被占领，因此，这样的劫掠必定很快就会结束。”
不错，英国在几乎不可能的短期之内就被迫订了协议，原因是潜艇太少。
但是在经历了两次战争之后，现在看《危险！》一书的人，对于他书中所揭示的，特别有某种异样的阴森感觉。商船为了躲避鱼雷，曲折前行。豪华邮轮加装了武器，史蒂文舰长的“柴达号”，在潜望镜中没有看到大炮，升出海面时却被反击的炮火击掉了瞭望塔。瑟若士舰长发现，他最大的危险是来自于俯冲的飞机所投下的炸弹。每一个损伤都是如此的真实，以至于在今天，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九一四年二月——知道所有这些只是一场梦想，是柯南·道尔写的时，那真是大大松了一口气。
这就是未来会发生的战事精确蓝图。他要求格林豪·史密斯去征询，也许是十二个海军专家的意见。他们会被询问，这可能发生吗？然后把他们的意见，刊在《史全德》他的小说后面。
“海军的意见，”他写道，“不应该超过一百字左右，否则它会超过了小说的比重。而且，我们必须尽可能远离政治。”
这事必须完成。它十分重要，重要，重要！
同一时间，他致力于他的另一部小说，而格林豪·史密斯一直逼他透露小说的进一步讯息。
“《史全德》，”他在一九一四年二月六日回复道，“为这小说付如此高的代价，如果我拒绝提供任何讯息，那我实在是太吝啬了。
“小说的名字，我想是《恐惧之谷》。以目前可能的情形来看，它应该不下于五万字。我大致估算了一下，我已完成了将近二万五千字。运气好的话，三月底之前应该可以完成。”
“就像《暗红色研究》的剧情一样，至少有半本书是在美国发生的事，由此引发了在英国发生的罪案……这部分的情节会包含一个令人意外的发展，我希望能使大部分的忠实读者感到惊愕。不过，本书中大部分时候，我们遗弃了福尔摩斯。这是小说情节需要，没办法。”
在这封信的最顶端，他最后又追加了一句：“我想这是我的最后一部小
说。”
对格林豪·史密斯来说，这可是个大大的意外讯息，他要求他解释清楚。
他戏谑的回答说，所谓他最后的作品——“或许我应该说是最后的聒噪吧。”——他的意思只是，他现在已颇富有；他的经济情形十分稳健，他可以去致力于他钟爱的历史小说。至于目前：
“我的步骤是开头写两章福尔摩斯，然后转到美国的部分（这不会是出版的顺序）。现阶段寄给你任何东西，很容易对你造成误导。”
有些书评人企图贬低《恐惧之谷》，他们不喜欢后半部中他们所认为的“政治”观点——煤矿场中的不法集团——于是声称写作的技术不佳。这些“左翼”作者常如此抱怨，其实他们自己连最简单的故事情节都创造不出来。
可是这些很容易不开心的人，其实不该被自己的情感蒙蔽而没看出前半部——《波尔史东的悲剧》——是一部写作技艺几近完美的侦探小说。
从一开头的章节中，通过福尔摩斯-华生的深奥对话，到研究罪案的解决办法，读者已经被告知每一个重要的线索。这些线索被强调，被夸示，被注明。不仅如此，这也是柯南·道尔对侦探小说的贡献，最清楚的一个例子。
在波尔史东大宅的花园里，一个人被残忍的枪杀了，现场一些古怪的线索之中，包括了一截蜡烛和一处血迹。福尔摩斯注意到，书房中一对练身的哑铃少了一个。事后福尔摩斯与华生辩论着这件案子。
“我并不是说我们对案子已彻底明白——还差得远呢——但是如果我们找到哑铃——”
“哑铃！”
“老天，华生，难道你还不了解这个案子系于失踪的哑铃这件事实吗？”
福尔摩斯滔滔不绝的说，直到华生和读者都已迫不及待。哑铃究竟有什么意义？华生的雨伞又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在第一次提到哑铃的重要性时，福尔摩斯坐在那儿，“嘴中塞满了吐司，眼睛闪着戏谑的光，看着我的脑袋一团混乱。”然而，事实真相却直直瞪着我们的面孔。
我们习惯说，柯南·道尔由爱伦·坡那里学得了某个方法，又从伽保里欧那里得了另一个方法，或者第三个方法又是来自某人。这个说法掩盖了他真正
所做的：他创造了不可思议的线索。我们发现这些线索布满了整部小说，一再重复的以一段段文字明显的举证：
“有没有什么你希望我注意的地方？”
“注意那只狗晚上的不寻常举动。”
“那只狗整个晚上没做什么啊。”
“这正是古怪之处。”
你可以称这个是“福尔摩斯学说”，或任何漂亮的名字；但事实仍旧是：
这是一个线索，一个十分好的线索。也就是用这个方法，这位侦探——同时也给你十分公平的机会去猜——不管怎样，使你怀疑他究竟是什么意思。福尔摩斯的创造者发明了这些；除了切斯特顿之外，没有任何人能写得有他一半好。
至于后者，他的“布朗神父”的小说，深受柯南·道尔如此手法的影响。
认真来说，这个失踪的哑铃比晚间的狗，或两只狗（如果我们把《巴斯克村猎犬》的线索也包括进去）更好。作为一个中间人，福尔摩斯不论是解开波洛克密码，或是对困惑的麦唐纳探长讲解建筑学，在整个一九一四年，他都没有失去重要性。让那些书评人去为《暗红色研究》或《四个人的签名》搅尽脑汁，这部小说的确有着千变万化的手法。可是千万别让他们对《恐惧之谷》说些胡言乱语的评论。
他在四月完成了此书，诚如他写给格林豪·史密斯的信中所说的，“有太多其他的事情干扰。”这些所谓的其他事已逼近他居家之地。
女权运动又再次炽热起来。他们烧掉了顿桥井的纳维板球休息亭，引起了反女权运动的一个集会，柯南在会中有一番措辞强烈的演说。在伦敦，当他在道德教会对离婚改革做演讲时，他们试图混入教堂之中。在女权运动拥护者破坏了一些画廊的画和纵火之后，一般大众对他们的反感愈来愈深。这解释了他后来的一些评论文字。
他后来很后悔，一年以前，由于太忙，他没有接受加拿大政府的邀请，到北落基山的杰士柏公园去检阅国家后备军，并观光加拿大。他们在一九一四年再度提出邀请。
“大干线铁路系统，”罗杰上校写道，“会安排一节私人车厢到魁北克或
蒙特娄接你，然后载你到任何加拿大东部你想去的地方；在大湖区，有最好的汽轮提供服务；到了威廉堡，另有一辆汽车等候在那里，载你游览西半部。”
这是一项荣誉，他没有意思要拒绝；这会带他进入巴克曼的土地——《难民》中的易洛魁族森林。他在加拿大期间备受尊敬，几乎是皇家的待遇。不过，首先，他和琴在纽约度过了喧闹忙乱的一周，美国人仍把他看成是他们的。一八九四年，他只是一个有名的作家，现在他则是个伟大的人物。可是，他就像后来所表现的，绝对没有装腔作势，摆一副高贵的样子。
一九一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奥林匹克号”缓缓驶过下曼哈顿以天空为背景所映出的建筑物时，欢迎的讯息已在报上刊出。他和琴在电影摄影机前、在记者的照相机前，以及似乎是世界上所有的记者面前，让大家照相。
那些建筑物，现在最巨大的是渥沃斯百货公司，变化多大啊！
“啊，上次来，最高的还是陶华公司！那个是什么？女权运动啊？”
寒暑表上指的是华氏九十二度。穿着黑色外衣、白色短背心，戴着圆顶高帽，他汗流浃背的不断回答问题。他同船有一位乘客名字是巴斯克维尔先生，这引起了彼此极大的好奇与某些疑惑。
“罗斯福上校，你是这么说的吗？他是个伟人。如果他说他在巴西发现了一条河，你可以相信他绝对是这样。女权运动？我的意见是——”
他们住在广场旅馆。更多的记者把他包围在大厅的一个角落；而琴，则在他们楼上玫瑰红的套房客厅，俯视雷雨中的中央公园，并回答一些妇女代表的问题。当他们全体一致的写他看起来大约四十岁，而且绝对可以做个好的交通警察时，他尤其高兴。可是，当天晚上和第二天，有些报上的头条，使他的眼睛发出像在黑暗房间中闪光灯般的亮光。
纽约《世界新闻》，五月二十八日：
“福尔摩斯抵此；预期‘野女人’将遭到私刑制裁。”
纽约《邮讯》：
“施以私刑是柯南·道尔对付女权运动的处方。”
纽约《美国人》：
“柯南·道尔说：让女权运动者死于饥饿吧。”
“我从来没这么说过！”他对琴大吼着抗议。
“可是，亲爱的，依我觉得，你好像的确说过非常类似的话。”
“我说我‘恐怕’他们会遭到私刑制裁。《日报》说我会领导一个施刑团体，亲手把他们都吊死！”
他深深忧虑。他，一个如此拘于礼教，绝不会在有妇女的场合说一句脏话的人，能想象他把妇女运动者吊上瑞琴街的路灯杆上吗？但现在已无法更正了。
可是，它却被更正了。同一位记者，除了在新乡一地被扣押起来，要他闭嘴外，他每一分钟都追踪着柯南·道尔。该记者把他所说的话照实全文登出，这事才因此而了。只有一份正式邀请，经由中亚特兰大的马可尼无线电报传来，他接受了：殖民地清教徒协会的午餐会，他是该协会伦敦创始者之一。前驻英大使约瑟夫·查欧特，介绍他是目前仍活着的最知名的英国人，他的讲题是英美两国的关系。
除此之外——“这城里的每个人似乎都下定决心要带我们观光！”——这一个礼拜晕头转向的过去了。当时新流行的舞蹈是探戈；百老汇很以它的灯光为傲，他们看了约翰·杜鲁和艾莎·贝瑞莫小姐的《一张纸》。在老“坟墓”
的第七层，他被介绍给一个自称为约翰·葛雷爵士的英国囚犯，警方称他为纸领子裘伊。
“阿瑟爵士，”《太阳晚报》写道，“对查理士·毕克感兴趣。他知道所有‘血腥吉普’、‘左拐子路易’，以及其他持枪抢劫者其人其事。”
铿！安打上垒的声音清晰可闻，这是最好的运动竞赛。当他看萧基为康尼·马克无敌的运动家队投球时，他立刻对棒球着了迷：“无敌”，但当年的世界冠军赛系列中，他们连着四场败给波士顿勇士队。棒球精彩的一面，打一开始就吸引住这位来访者。
稍后，在加拿大，他找到了个机会亲身上场。投手以为他只会伸出球棒轻轻碰到球意思意思，投给了他一个正中的完美直球。而他，相反的，想象他正打击一个板球中的长球。他全力一挥，结结实实的击中，球由一垒和二垒之间穿过，几乎打死一个向投手丘弯腰走去的摄影记者。
纽约，这个礼拜的最后一天：
道尔夫妇在康尼岛游乐：纽约《太阳报》，六月一日。
《世界晚报》：道尔夫人发现康尼岛迷人至极，不过，福尔摩斯并未解决热狗奇案。
反映在夜空的迷人彩色灯光，店外招徕顾客的把戏，云霄飞车上的呼叫，似乎是夫妇俩这个星期最喜欢的部分。他们一团人（总共大约有二十人）一起渡过月光闪耀的海面，到码头顶端的越野公园。在露娜公园，大伙儿叫得最起劲，他已匆匆去试了“射击降落伞”、“钓鱼”和“疯狂村”。
“真是有意思！”当他们凌晨回到广场旅馆（还有记者一起），拿下护目镜、脱下罩衫时，他如此说道。不过，有一件事，几乎所有的报纸都遗漏了。
当他穿过露娜公园大门时，经理人在旁边安排了一个乐队，他给了一个手势，要他们演奏一首特定的曲子。我们不须特别注意此事；这只是引人注意的一件趣事。但群众不约而同的反应，却是另一回事了。
他们知道福尔摩斯的创作者会到那里，他们知道那曲子的歌词与原来人们所熟悉的不同。而每个听见的人，居然全体肃静的恭听《天佑吾王》。他们一直肃静到所有客人都到自己桌前坐下为止。
在访客离去赴蒙特娄之前，媒体要他宣布（“他并没有真的说出”，《太阳报》六月二日承认），他会把福尔摩斯带到纽约，让这位侦探住到华盛顿广场。“他显然十分喜爱这个城市，”《日报》观察道；他的确如此。
然后，开始了醉人的加拿大之旅。在他们舒适的私人车厢中，有单独的客厅、卧室和餐厅，由蒙特娄到英属哥伦比亚省边界的杰士柏公园，他们一共走了三千英里。由乔治湖到瑞休利河，以前是易洛魁杀人族常出没的地方，他一直记得史蒂文生古怪诗句中的隐意：
战争在树林生长的地方，
远远大海的彼岸，
三月的战争在墨黑的夜里，
子弹由树后飞来……
《难民》中的旧景观，在渥太华到温尼皮克和爱德盟顿的长长旅程中逐渐消失。
“从我一踏上加拿大开始，除了演说外，什么事都没做。”他在爱德盟顿的一场演说中如此告诉听众，“我实在没有太多有关英国而你们还不知道的事可以告诉你们。真正的危险在于迫在眉睫的战争；当我们看到德国征收大额税捐而没有交代任何理由时，我们也必须开始征税。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是借贷，而我们不是。”
过了爱德盟顿，走到艾伯特省的另一边，蓝色的落基山高高耸起。在他的幻想中，曾经有一次，他与麦因·李德队长一起在那儿捕了好多大灰熊。现在，毫无问题的，他们可以在杰士柏公园的狩猎区射猎，他们是曼纳·罗杰士上校的上宾。
不过，他们却选择了在雪线之下无边无际的枞树林中骑马——琴在马背上真是如鱼得水，得其所哉。他们在木棍为架的篷帐中露营，并且在冰冻的湖中钓鱼。每天会有一个人骑着马送来莉丽·劳德西蒙的电报，让琴确知孩子们都安好。
“我们只是到处闲逛，”回程的路上他解释，“我们开始以为整个世界上只有我们两个人了，直到我们碰到了黄褐色的大熊。然后我们的梦就消失了，我们赶紧跑开。”
整个加拿大的旅游耗费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思索着写另一部以加拿大为背景的小说，而且在温尼皮克他还对媒体提到了这事。“不，不，它不会是福尔摩斯，或西北山区警察，或两者结合为一的小说。”七月初——那个不幸的一九一四年七月——他们回到了英国。
当“麦坚迪克号”的衔接火车抵达滑铁卢时，他可以看到书报摊上七月份
的《史全德》杂志，里面有他的《危险！》。故事的后面，编辑附了十二位海军官员的意见——作者已先看过初稿——讨论《危险！》中的情节有没有可能成真。
评论人中有七位是海军将官，大部分已退休。他们大多不重视小说中所提到的危险，指出大不列颠岛不可能被少数几艘潜艇所伤害，认为任何此类的企图只是少数几个胆大妄为之人的疯狂举动。
“我不得不说，”巴兹城的海军将官康普屯·汤维尔爵士写道，“我认为那是极不可能的事，非常像朱力士·佛恩的某一部小说。”
“英国的大众，”海军将官潘罗士·费兹杰罗说，“不会去注意他所说的这种极其不可能的战略。我自己便不认为任何文明国家会用鱼雷对付无武装、没有防御能力的商船。”
“没有国家会允许这样。”海军将官威廉·汉能·韩德森同意道，他更进一步宣称，任何潜艇指挥官如果这么做，会被他自己国家的军法处死。
简司令同意故事中的超级潜艇几年后可能存在，但他认为阻止潜艇进犯的最好办法是：任何敌方舰长及水兵，只要落入英国人手中，就把他们绞死。
“恐怖手段就必须以恐怖手段来对付。”他在想象的“海事法”中写道。我们可以报复！绞死他们几个人，杀一儆百，他们就怕了；就不会再这么做了！
辩论如此继续。
可是，奉我们的自身灵魂为名，在我们看到这些论点时，难道不应该认为我们可以批评这些人，说他们完全错了？毕竟有谁可以预见德国人的心理呢？
战争开打，海军部曾经试图阻止过吗？难道我们这样不等于是在二十五年后说些或想些不切实际的事？就像华生常常发现的那样，明显的事要在发现后才明显起来。没有东西遭到滋扰，甚至连壁炉架上的装饰品都文风未动，直到整个房子忽然被炸掉，不是这样吗？七月，没有谁察觉，巴尔干半岛上发生的一件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小事，却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兆。
一回到英国，柯南·道尔就开始为无辜的奥斯卡·史雷特争辩——一名老妇在格拉斯哥楼房中被击毙的案子——因为，就在他回国之前，政府六月
二十七日发表的白皮书中出现了新东西。
格拉斯哥警方的副探长约翰·汤玛士·特兰奇，是当初侦办吉克瑞斯特小姐命案的警员之一。有五年的时间，他一直深深为史雷特案忧心。然而，在不违反正式的职责之下，他无法公开说出他相信史雷特无辜的理由。
一九一四年三月，特兰奇副探长把他的忧虑向格拉斯哥的法官大卫·考克先生表白。在他认为自己得到保证——苏格兰总督的豁免之下，特兰奇副探长透露了一些具爆炸性的内幕。
他证实，为了某个不知名的理由，一些证据被隐瞒了，这使史雷特无法在庭上被宣告无罪。这些证据一部分与女仆海伦·蓝比有关。
如果我们记得案发当时的情景——海伦·蓝比匆匆到外头办了一些琐事回来，阿瑟·亚当猛拉门铃——我们就会记得他们两人如何在有灯的走廊上，面对面的碰到凶手。特兰奇副探长说，海伦认得那房中的人，而同一天晚上，她还将此事告诉吉克瑞斯特小姐的一位女性亲戚。
这个女性亲戚是玛格莉特·巴瑞尔，那时住在巴利斯伍德路。特兰奇副探长恳求调阅巴瑞尔小姐的证词，文件的一部分是：
我绝对忘不了凶案发生的那天晚上。吉克瑞斯特小姐的女仆海伦·蓝比在大约七点一刻来到我门前……门一开，她就冲进屋子大叫：
“噢，巴瑞尔小姐，巴瑞尔小姐，吉克瑞斯特小姐被谋杀了；她死在餐厅地上，还有，噢，巴瑞尔小姐，我看到是谁干的。”
我回答，“老天，伦妮，太可怕了。是谁，你认得他吗？”
她回答，“噢，巴瑞尔小姐，我想是某某。我确定是甲某。”
我对她说，“老天，伦妮，别这么说。”
某某就像张三李四，真名在后面的报告中被掩盖起来。这事，以及另外四个疑点被特兰奇副探长提出，程度严重到必须下令调查。虽然海伦·蓝比和巴瑞尔小姐否认了这项说法，特兰奇却能证明对奥斯卡·史雷特攸关生死的隐瞒证据的确是事实。
可是他们让调查秘密进行；犯人既没在场，证人也未经发誓的程序作证；星形记号出现在一些令人玩味的地方。
“对于此案结果我已满意，”苏格兰总督说，“没有什么能说服我去干预已做成的判决。”那是一九一四年六月十七日。十天之后，似乎是强调他的判断，政府白皮书中出现了秘密调查的结果。
柯南·道尔已经相信史雷特是无辜的，从那时开始，他成了一个永不歇止的攻击者。从一九一二年他出版的小册子开始，有整整十六年的时间，他继续不断的为这个彼特海德监狱中的囚犯奋战。当他们终于站在同一个法庭上，聆听判决被宣告无效时，两个人的头发都白了。还是老问题和老答案：
“你要的是什么？”
“正义，就只有这个！正义！”
目前他是五十五岁，身材略胖，头发及胡子并未太灰白，蓝灰色眼睛在温和的脸上比以前更慈祥。他那无穷的精力丝毫不减；他仍能双手各执一把来福枪的枪管，举到肩膀的高度。而他也仍然没有找到他的宗教哲理。
“就算唯灵论是正确的，”他在一年前曾写过，“它也只让我们跨前了一小步。然而这一小步却能解决眼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死亡结束一切？”
一九○五到一九一三年中的某个时间（我们不知道确实时间，因为他并没有告知他儿子），他冲破了他的怀疑中最强大的障碍。他对许多灵异现象细小且不重要的本质无法释怀。灵异会不厌其烦只做移动桌子或台灯这类蠢事吗？
可是，这些，突然让他觉得，是纯粹情感上的需要，是道德上的需求，根本与宗教无关。那是原始部落所企求的伟大展现。大部分人从孩童时起，就有一个天生的概念，预言必须是西奈山上或击打亚述王西拿基立的闪电所书写的，其余的，都仅仅是扰乱了大自然的秩序而已。
“我该以可能的意义来评断此事，”你可能会问，“还是以它的大小来评断？”你不会以电话铃声来评断一个讯息的重要性，或是靠敲门声来辨认来访者是谁。如果有东西敲击，如果有什么在扯你的袖子——非常轻微，不易察觉——它仍然是在唤起注意。它可能需要被人听见。
可是，证明呢？他没有找到任何一点证明，一点都没有！
那个夏天，在“温厦”，充满了欢乐与趣事。
“我们希望能来看你们，老兄。”英尼斯写道，他现在是一个名叫约翰的两岁男孩的父亲。英尼斯还是喜欢以他平稳不激动的方式，滔滔说个不停。
“美国还是我们二十年前离开时的样子吗？你对这好天气感觉怎样？”
“温厦”的孩子们——五岁的丹尼斯和四岁的奥俊，还有他们的小妹妹小琴，在由外国带回来的玩具火车上跳来跳去。金士力，高大而且总是笑眯眯的，他装起了一个玩具轨道网。康妮与威廉·洪能，以及他们的儿子奥斯卡——比金士力略小一点——从西格林斯特园来此。
往后，对柯南·道尔的孩子们来说，在剧变前的这段日子，是他们记忆中最鲜明的片段。“温厦”会有正式的晚宴，轻谈笑语会由餐厅旁的弹子房传出。两个男孩子，在他们应该上床的时间，偷偷下到墙上挂着（福尔摩斯）及《失落的世界》插图的楼梯半中央。他们会从楼梯栏杆中朝开着的餐厅门望去，清楚的记得，粉红色的灯光照在白衬衫前襟和闪闪发亮的长裙上。
某某爵士或某某阁下并不代表什么；但是其中会有军人、探险家，还不算较没意思的政客和作家，这些人的谈话，如果他们听得懂，那才真叫有趣呢。
那里面有他们的父亲无比骄傲的熟悉餐桌。壁炉的对面，两把藤柄的剑之间，挂着纳格尔爵士的结婚照，人家告诉他们这是他们的父亲和母亲。嗡嗡的谈话声中，不时传来的阵阵笑声、珠宝的光彩，让他们有一种兴奋以及豪华的感觉，他们的记忆简直装不下了。
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奥匈帝国突然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
“最好，”两个星期前，柏基托伯爵对奥国总司令说，“你与陆军部长能离开一阵子，这样，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不会有什么事发生。”
所有该做的和该加强的，现在都已准备周全。小塞尔维亚只是个借口。虽然塞尔维亚对奥国的最后通牒做了非常谦卑的回应，柏基托伯爵仍不满意。七月二十八日，年老的帝国皇帝法兰兹-约瑟夫被敦促签下了宣战书；一天后，奥国在多瑙河上的守卫对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开火。
德国支持奥国。俄国必须支持塞尔维亚，否则等于向德国低头。如果俄国肯让步，那就好了，因为俄国与法国有协约，不管哪一国一旦被德国攻击，两
国都将联手作战；而法国才是德国军阀的真正目标。一旦俄国涉入战争，奥国的军队和少数几个德国的部队，就可以把俄国一无所助的挡在东面。
而同时——在西面——德国会很快开拔二百万人，经由比利时，在六个星期之内击垮法国。
俄国没有任何让步的迹象。俄国已启动对抗奥国，德国对此不友善的态度表示愤怒。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真心想寻求和平，而德国皇帝则忽冷忽热，壁炉架上的装饰品被震动了，他现在并不确定，他是否真要一场血流成河的真实战争。沙皇与德国皇帝交换了一些用英文写的电报，签名都是用“威利”和“尼可”的昵称。可是戴尖刺头盔的人赢得了主控权。
当骚乱在英国愈嚷愈大声时：
“发生了什么事？”酒店里，一个迷惑的人问道，他一直注意着爱尔兰的问题。“这跟我们没关系吧？不是吗？”
八月一日，德国正式对俄宣战。对受协约牵制与俄国联盟的法国，德国大使发表了一项切勿插手的要求，语调中极尽侮辱之能事，不必在此多说。
法国无法妥协了事，于是，条顿常胜军，在宣战的第二天，八月三日大清早，进击卢森堡和比利时。
阿斯奎斯先生和爱德华·葛雷爵士，在骚动时想尽一切办法寻求和平，他们现在知道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了。英国对德国的最后通牒在八月四日晚上十一点告终。
在“温厦”的柯南·道尔，过去这一个礼拜来，就像一个人站在铁轨中央，有睁着迷惑的眼睛看着火车头驶来之感。八月四日，就在最后通牒告终的前几个小时，他收到了克劳镇上一名水管工人的信。
“克劳镇上的人们有种感觉，”勾史密斯先生郑重的告诉他，“我们必须做点事。”
他大笑；笑使他精神松弛下来。而且，毕竟，勾史密斯先生是对的。克劳镇代表了上千的村镇，他们的一致行动可以变得举足轻重。假如他们能把所有六十岁以下能用枪的人组织成一个人民后备队，这样就能让地方自卫队在国家受到侵略时成为正规军，抵御敌人。那个傍晚，当夏天的黄昏渐渐融入夜色之
中时，他组织了英国第一个自愿后备队。
同时间，在伦敦，一群假日的人群等待着，有些欢笑；不过所有人都兴致勃勃。白金汉宫外，高而苍白的街灯照耀下的广场上，一群群聚集的人们唱着《天佑吾王》。歌声中，伦敦大钟楼的钟敲响了十一点的第一声震颤钟声。
这是一群伟大的人民。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他们伟大如昔，但是他们的心已不再年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