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誉世界的美国著名通俗历史作家房龙1925年出版了一本名为《宽容》的书，这本书现在已成了世界经典名著。房东在该书中叙述了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倡导思想的自由，主张对待不同观点的人要宽容，并对一切不宽容的行为深恶痛绝。他在书中痛斥和嘲弄不宽容，并大声疾呼：“打到这个可恶的东西，让我们全都宽容吧！”房龙认为：“个人的不宽容是个讨厌的东西，它导致在社团内部的极大不快，比麻疹、天花和饶舌妇人加在一起的弊处还要大。”
大凡有成就的领导，无不具备宽容的度量。无论亲疏好恶，无论智愚贤不肖，我都以大度来容纳他们，让他们都像鱼儿那样忘记了自己身在江湖。人如果忘记自己身在天地之间，即便不想追求圣贤的境界也能达到圣贤的境界。如此，又何须忧虑人们不服从我的领导呢？
欲成就继往开来的大业，怎么可以缺乏恢弘豁达、浩然无比的气象。恢弘豁达、浩然无比的气象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海洋之大，非一川之水所能汇成；天下的事业，非一人之力所能办到。海洋之大，非一川之水所能汇成；天下的事业，非一人之力所能办到。依靠众人的力量就能生存，个人刚愎自用，独断专横就会失败。
天地有容纳之量，希望成就大业者需要大度量。项羽虽有拔山之力、盖世之气，白手起家抗秦朝，驰骋天下，但和刘邦的较量中，终究逃不过失败的噩运。项羽就败在无容人之量，就是范增这样的旷世奇才他也无法容纳，而刘邦却能容纳无数个像范增这样的人才。所以说，大度盖及天下而后能容纳天下，大量盖及天下而后能使用天下，智慧盖及天下而后能扭转天下，勇气盖及天下而后能托举天下。一位领导有如此雅量，自然能与天地同广大，与日月光辉。
唐朝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而唐太宗李世民就是这一历史进程开端的伟大奠基者，他以泱泱大国的气势征服了周边的少数民族，保证了边境地区的安宁。更能体现其博大胸襟的是他能在战争结束后，缓解了民族间的矛盾，改善了民族关系，促进了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他让许多部落首领在京城长安任职。对被任用的少数民族首领，李世民十分信任，用他自己的话说，“待其达官皆如吾百察”。受重用的少数民族将领几乎参加了所有的征讨战争，他们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军事才能，立下卓越战功。这种直接任命少数民族首领带领少数民族军队征战，并能完全信任这些人，在历史上有如此恢弘气度者。李世民大概是第一人。李世民用他博大的胸襟把各个民族团结在大唐帝国周围。于是，京都长安不仅是国内各民族的大都会，也成了世界都会，形成万国来朝的鼎盛时代。
所以，作为一个领导者要具有一定的气度。气度包括一个人的雅量、容量与气量。修养气度的方法，在于戒除忌妒、怨恨之心，对人能容忍、宽恕，自能心量涵广、不计得失。
明万历中期以后，朝政内外，乌烟瘴气，天下有志之士皆会聚东林党旗下，弹劾贪官，指陈朝政，确实有相当大的号召力。一时之间，国家栋梁无不以东林相标榜。但是，东林党人在大局的把握上，不仅犯了“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毛病，而且过于意气用事，排挤他人，摆出一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架势。他们壁垒森严，门户之见甚深，只要有不合东林之旨的人，他们都将之斥为异党，竞相反对。在东林最盛时，即使是卓然自立，不附任何党派者，也遭东林攻击，被斥为小人。这样就使东林为全天下人侧目，人人共愤。而且，在危如累卵的时局下，东林人和其他派别也不肯联手一致对外，还要寸门户之见，置国家于不问，以后竟然又相倾轧，发生内乱，窝里反。最终，东林党被大太监魏忠贤一手铲除了。
东林党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太意气用事，自以为是，从而孤立了自己。身为领导者，必须能够不收细节或感情的束缚，凡事包容。要做一个好领导，就要有一个大的胸怀，人与人相处，总要有一方先打开胸襟，对他人要真心实意，不能做两面三刀的事。如果彼此都等待对方先有所表示，那么别指望会有互相理解、彼此合作的那一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