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持枢，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之正也。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虽成必败。故人君亦有天枢，生养成藏。亦复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虽盛必衰。此天道，人君之大纲也。
持枢，就是掌握行动的关键，控制事物的规律。比如春季耕种，夏季生长，秋季收割，冬季储藏，乃是天时的正常运作规律。不可悖反这一自然规律，而倒行逆施，凡是违反自然规律的，即使成功一时，也终究必败。由此而知，人君也有他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他要组织百姓生产生活，教养万民，收获、储藏等，也不能违抗这些规律，如果背逆客观规律，即使表面上看似强大，也必将衰弱。这是客观规律，是人君必须遵守的基本纲领。
现代释用
《持枢篇》主要探讨人主顺势自然的方法。持枢，就是掌握行动的关键，控制事物的规律，这是决策、执行等进行管理活动时应遵循的客观规律。鬼谷子在本篇中特别强调，顺天而治，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决策时要对形势、时局、环境等进行科学的分析，遵循客观规律，顺势而行，如果倒行逆施，违反客观规律，即使一时成功，也终究必败。
一位乱世皇帝为了探求治国安邦之道，找到了一名隐士。隐士在洪水泛滥的河边指着一团乱而不散的树枝笑而不言，皇帝豁然开朗。治国的奥秘就在于顺势，企业管理也是一样。只有顺势才能稳定，一团树枝如果挂在岸边，那么必然被水势冲散，只有顺着水势，树枝才能够聚而不分。而企业管理中的一些流动性就如水一样，是难以控制的。
“任人才流，把知识留”，这是一个IT公司的标语。与其他企业不一样，这家企业从不避讳人才的流动。员工也不必担心自己的秘密公开，大家能够在一种坦诚的关系中一起工作。“我们的员工和企业永远都是朋友。不管他走到哪里。”这家企业的管理者信奉这样的理念，“因为员工在这里坦白地做人，坦诚地做事。这种经验对于一个刚进入社会的大学生来说，是千金难买的历练。”“我们之所以不避讳员工离开，客观上是因为这种潮流不是避讳或横加阻拦可以遏制的，与其总是不欢而散，为什么不能够从容分手呢？”“主观上来说，如果你把员工当作朋友，你就要替他的前途着想。只有以心体人，才能换来真心相待。所以，我的员工离开后，不但一直和我保持朋友的关系而相互忠告，而且很多员工还在一段时间磨练后回到公司来。”“这种文化让我得到了两个保证：其一，每个员工离开都经过深思熟虑，不存在不理智的选择。其二，每个员工离开前都会把自己的心得介绍给老板和同事。”也许这样的理论有些过于理想化，但是一个开诚公布的组织氛围的确是保持企业活力的一个关键因素。好员工不是雇来的，而是培养出来的。
兵经曰：“能相地势、能立军势、善以技、战无不利”，创势、造势、依势能造就自己的江山，顺势才能造势，借力使力，也是顺势的一种，如何顺势而为并抓住趋势，这也是通往成功之路必学的功课之一。古人云，凡事“顺天、因时、依人”就能成，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这就好像四时的春夏秋冬，四季皆有其时，因为顺势而为才能“水到渠成”，唯有水到渠成才能理所当然。我们所处的时代几乎是每分每秒都在变动，如果你有说服他人的能力，便能成为顺势而行的领导者。
老子的“无为而治”，即是对遵循客观规律，顺势而行的“持枢”思想的另一种阐述，其在中国古代有很大的影响力。汉初的黄老之学吸取了先秦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适应秦末政治动乱之后，民心思定的形势，强调清静无为，主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对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采取不干涉主义或少干涉主义，借以安定民心，发展社会生产。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思想在当时起了积极作用。唐代初年和宋代初年的统治者都曾利用“无为而治”的思想协调处理当时的社会矛盾，并都有所收效。
《山海经》里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讲的是在远古的中国，在尧帝的统治下，天下大治，百姓无事，田间老父击壤而歌，观者叹息道：“大哉帝德！”老父回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位饮，耕田为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尧听了以后，就默默地走开了。
从击壤而歌我们看到，中国古代的人们并不希望有“帝力”。老子更是希望有这样的社会：“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楫，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认为，统治者要无为而治，少一点作为，少一点欲望，这样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可惜，中国古代老子的思想并没有成为主流。而是孔子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孔子是强调有为的，历代有为的君主均为人称道。其实，正是许多有为的君主，倒是坑苦了老百姓。
秦始皇统一六国，实行“书同文，车同轨”，是一个典型的有为君王。他修长城，也是为了抵御外敌，功绩可谓大矣。但老百姓不认同他，终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秦皇朝顷刻之间土崩瓦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打击匈奴人，立下功业，但到后期却为自己的穷兵黩武下了“罪己诏”。隋炀帝修大运河，主观是为了自己游乐，客观上却疏通了南北交通，最后也被斥为劳民伤财。分析这些情况，可以看到，其实这些君主最大的问题是得罪了老百姓，他们的有为是建立在对百姓利益的侵犯之上的，也就是所谓“与民争利”。这就不能不引起民怨沸腾了。
但反思一下，难道尧真的一点作用也没有吗？其实在“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感叹下，这正反映了尧作为领导者的高明之处：他从不居高临下擅作威福，也从不对百姓的日常生活横加干预，而是遵循客观规律，顺势而行，他的管理风格如同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几乎让人民感受不到他的存在。因此，这才是管理的最高境界。
企业中，领导者往往能决定企业的命运和重大转折。因此，领导者素质也是现代管理的一个重要因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依老子看来，先前的人，总以为日月星辰、山河大地都有一个主宰者临于其上，并且把周遭一切自然现象都视为有生命的东西。人类常以一己的愿望，给予大自然以人格化，因而以为自然界对人类有一种特别的关心、特别的爱意。老子却反对这种说法，他认为天地间的一切事物都依照自然的规律“道”运行，其间并没有人类所具有的好恶情感或目的性的意图存在着。在这里，老子击破了主宰之说，更重要的是，他强调了万物自然生长的状况，并以这种状况来说明理想治天下者效法自然规律，任百姓自我发展，消除外在强制性与干预性，而使人的个别性、特殊性以及差异性获得充分发展。
对于管理者境界高低的标准，老子说：“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在这里，老子提出了评判领导者优劣的四个标准。在他看来，太上型领导是领导者的最高级别，这种领导者给民众的印象是“不知有之”，就好像这个领导不存在似的，领导真正做到了“无为而治”，“身教不言”，他虽隐于众，却能以无形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来规范民众的行为，使民众以为是自己要那样干的，而不是受领导支使所为。
因而，管理者主要应当在对外事务及企业宏观决策上要有为，对员工应越无为越好，只当裁判员，不当运动员。学一学鬼谷子的“持枢”思想很有好处，将企业各项规章制度建设好了，管理者就是去睡觉钓鱼，员工也会自觉高兴地去工作。
但无为管理、隐性领导，并不是取消管理和对员工的控制，而是让管理进入更高层次和更高的境界，人人都是管理者，都是重大决策的参与者，也是决策的执行者。管理达到如此境界，才能使管理者摆脱日常事务，面对未来，综观世界，审时度势，筹谋大计。貌似无为，事实是更加有为，更加有效率。
在《吕氏春秋》中也有鬼谷子“持枢”思想的体现，其说：“使乌获疾引牛尾，尾绝力尽，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竖子引其鼻，而牛恣所以之，顺也。”乌获是古代著名的大力士，然而让他去牵牛，如果不顾牛脾气，抓住牛尾巴就拉，那么即使使尽力气，把牛尾巴拉断了，老牛也依然故我站在那里寸步不动；相反，如果顺应牛的习性，牵住牛鼻环走，那么即使一个矮小的孩童，也能使牛听话。
对有效执行而言，更应该秉承“持枢”思想。作为领导者，即使他的智慧再大、本事再高，其能量总归有一定的限度，他总归要受到各种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的限制。因而，要进行有效执行，就必须通过借人、求物等的方法，顺应客观规律，走一条用力小而成功概率大的道路。也就是说要从势而行，顺应自然。
“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荀子·劝学》）。对于领导者来说，从势而行，顺应自然，就是在执行过程中，寻求属下最大的支持，使民意与己意合。
东汉末年，朝政紊乱，宦官和外戚斗争激烈，百姓痛苦不堪，天下纷扰，汉室倾危，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农民起义——黄巾军起义，各地军阀乘势而起，趁机扩充实力，扩大地盘，天下四分五裂。孙坚孙策父子、曹操等人就抓住了这个机会，乘势成就了一代霸业。
历史惊人地重复着。元朝末年，蒙古帝国由盛而衰，统治阶层不恤民力，导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当各地发生饥荒，百姓疾苦无处可诉时，终于爆发了红巾军大起义，起义摧毁了元朝的统治基础。朱元璋乘势而起，削平群雄，于1368年推翻元朝，建立明朝。
其实，不惟朝代的更迭、创建时这样，现代企业的决策执行更是如此，乘势者总是会与胜利结姻。中兴通讯能够屹立于今，与华为一起成为中国电信业的老大就是得力于老总侯玉贵的从势领导。
中兴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至2004年止，中兴已实现合同销售额340亿元，其中海外实现合同销售额136亿元（折合16.44亿美元），海外销售同比增长达169.5%，中兴的发展得力于侯玉贵务实、顺势的领导风格。
我们可以从中兴对技术的“低成本偿试”中感受到中兴顺势而行的企业文化。在中兴老总侯玉贵看来，技术的生命力来自市场，所以在中兴从来不提技术至上。在技术研发上，中兴倡导一种“低成本尝试”原则，使技术能够借市场之势而生、而长。它包括五层意思：
对于各种可能出现的、已经形成一定热点的技术或产品，不管其市场前景最终如何，在没有足够的证据否定之前，不放弃任何一次尝试的机会；
产品或技术没有足够的把握可以做出来之前，只做尝试性研究；
产品或技术虽然可以做出来，但在不能发现一个明确的、有足够容量的市场之前，只停留在产品和技术的实验室研究上，不做市场投入；
在市场出现明显征兆但尚未启动之前，在有足够把握的情况下，根据市场成熟的进度，进行有节奏的大规模投入，以求突破；
对于比较大的项目或不明确的项目，通过借助外力进行开发，以便将风险分散。
这种“低成本尝试”的原则导致了两种结果：一是再先进的技术在中兴的技术库中也不会显出令人瞩目的光芒，一切都要由市场去成全；二是在任何时候，中兴的技术库里都会有足够的技术储备，一旦市场需要，立马可上。
中兴的技术战略核心其实是“技术的生命力来自市场”。它具有一般高科技企业少有的市场化倾向，对客户需求变化规律的把握近乎炉火纯青。
顺应市场，上马小灵通项目是中兴从势而行，顺应自然的最好例证。其决策主要基于五个理由：第一，中国电信在无线接入方面存在迫切需求；第二，小灵通的资费和中国移动的资费相比，有很大的优势；第三，中国电信的用户有移动的需求；第四，3G的启动不会很快，通过小灵通进入移动市场，可以为未来的3G业务培养准客户；第五，小灵通在日本得到大规模应用，技术上有保障。
五条理由，技术居末，前四条都是市场需求，都是蓄势之笔。
有人称侯玉贵为“温和的机会主义者”，其实这里面有着很传统的思维方式，包含着很高明的中国式顺应自然的智慧。如果企业领导者能够透彻地理解其中奥妙所在，从市场之势而行，又何尝不能把企业做成中兴第二呢？
那么，作为管理者，怎样才能顺势而为地进行管理呢？无数实践证明，只有抓住趋势才能顺势而为。趋势不是一天造就的，而是一点一滴逐渐累积形成的，等它形成时，就如潮水般，沛然莫之能御。成功者就是能及早发现趋势的人，而能运用趋势的人，在人生的道路上，就已经打开了成功的大门。当你抓住时代的脉动、掌握趋势的发展，再加上因势利导，那么你所做的一切就能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当然也因此而事半功倍。趋势的产生可能是由个人所带动的，一种是听从外来的讯息，随波逐流；另一种是运用自己的脑子，选择能使自己和世界变得更好的想法和做法。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在十九岁的时候创立微软公司，他认为个人电脑革命将影响数以百万人的生活。当然，事实证明他的眼光是正确的，微软公司不但成为非常成功的企业，他本人也成为世界的首富。成功的人自然就是符合趋势潮流的人，了解趋势是无价之宝，要如何抢先一步在消费者抵达前，到达他们所在的位置，并提供消费者他们还不知道的事物，就能成功。
因此，要想抓住趋势，顺势而为，就要善“变”，养成“变”的思维习惯。未来最大的敌人莫过于不确定性，只要能够克服不确定性，就能拥有肯定的未来、可掌握的未来。也因为我们正处于瞬息万变的资讯社会，所以不可不注意未来可能变化的趋势，特别是和本身有密切关系的东西，例如工作或生涯规划方面的讯息，到底未来全球资讯社会的就业情况会产生哪些巨变，若能早一分准备，则能少一分被淘汰的危机，多一分对未来乐观的前景。总之，“变”是21世纪社会中变迁的自然趋势，但不管外在环境怎么变，仍然有其轨迹及脉络可循，只要掌握“变”的核心，就可掌握“变”的准则。
中南大学商学院湖南营销研究中心主任周文辉先生认为，顺势而为主要要注意以下三点：
（1）识势。“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城。”识势，就是指企业领导者要能站在宏观的角度，以全局和长远的眼光，在纷繁复杂的市场环境中，及时准确地把握消费者需求变动的脉搏，预见其发展趋势，并对有利的形势巧妙地加以利用，也就是审时度势。这是关系到企业生死存亡的大事。倘若企业所选的航向错了，那么这艘航海之船驶得越快，可能离目标越远。现在的关键在于，如何才能及时有效地识别出有利的形势？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曾说：“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前因后果，都有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背景。”也就是说，突然变化必有先兆。所谓“突然”，仅仅是对不能捉住征兆的人而言的。如果善于观察征兆，并且能够回避正在迫近的危险，那么就会得到别人意想不到的利益。要着眼于小事，随着时间的流逝，若对有关的细微小事都能做到触目“留心”，穷源朔流，那么，便能察觉出未来将要发生的变化。如果把它运用到管理中去，从各种蛛丝马迹和先兆中，早早地估计出接下去可能会发生什么重大变化，并对进行预测有启发意义的情报，哪怕是微不足道，也要及时收集起来，加以分析判断，以确切预测事物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如此长期训练，我们便能拥有一双识势的“火眼金睛”。
（2）借势。荀子在《劝学》中有一段善于借助他人力量和外部条件的精彩论述：“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即是说，登上高处挥动手臂，手臂并非加长，但在很远的地方也能看到；顺风而呼，声音并非宏亮，但听的人都觉得很清楚；借助车马，不用腿跑也能行千里之远；借助船，水性不好也能渡过大江河。君子并不是生来就与众不同，关键在于他能借助外力。经营管理也是如此。
（3）造势。很多时候，企业要抢占市场必须依靠某种有利的态势。但这种有利的态势并不总是事先就存在，它往往需要营销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创造出这种有利的形势，然后再一举夺取胜利。《孙子兵法·势篇》中曰：“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人择人而任势……故善战人之势，如转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即是说，善于指挥作战的人所造成的有利形势，就像转动的圆石从千仞的高山上滚下来那样，不可阻挡，这就是所谓的势。顺势而行，就要求管理者创造出有利条件，捕捉征服市场的战机。
春秋时齐国名相管仲说：“圣人只能顺应时势而不能违背时势，聪明的人虽然善于谋划，但总不如顺应时势高明。”一切行政手段都是用来匡正时弊、补救失误的。如果适合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就运用它，一旦过了时就舍弃它。在应当实行霸道的统治时，却推行王道的教化，就会适得其反；所以说，只有懂得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才是大智慧。管理者不可不知。
《中经篇》主要探讨争取人心、说服辩论的中国式权变原则。“中经”之道就是关于“见形为容，象体为貌，闻声和音，解仇斗郄，缀去却语，摄心守义”的原则探讨。鬼谷子认为，不论在任何时代，君子必然会尝尽苦难。但是如果经常有救人之穷和急人之难的善行，不论遭受何种灾祸苦难，最后也能靠能言厚德之士的力量度过难关。恪守“中经”之道的人，推重以“中经”之道施于人，而不要被他人控制。控制他人者掌握主动权，而一旦被他人控制，就会失掉许多机遇。
原典
中经，谓振穷趋急，施之能言厚德之人，救拘执，穷者不忘恩也。能言者，俦善博惠，施德者依道，而救拘执者，养使小人。盖士，当遭世异时，或当因免阗坑，或当伐害能言，或当破德为雄，或当抑拘成罪，或当戚戚自善，或当败败自立。故道贵制人，不贵制于人也。制人者握权，制于人者失命。是以见形为容，象体为貌，闻声和音，解仇斗郄，缀去却语，摄心守义。
本经记事者纪道数，其变要在《持枢》、《中经》。
见形为容，象体为貌者，谓爻为之生也。可以影响形容象貌而得之也。有守之人，目不视非，耳不听邪，言必《诗》、《书》，行不僻淫，以道为形，以德为容，貌庄色温，不可象貌而得也。如是隐情塞郄而去之。
闻声和音，谓声气不同，则恩爱不接，故商角不二合，徵羽不相配。能为四声主者，其唯宫乎？故音不和则不悲，是以声散伤丑害者，言必逆于耳也。虽有美行盛誉，不可比目合翼相须也。此乃气不合、音不调者也。
解仇斗郄，谓解羸微之仇。斗郄者，斗强也。强郄既斗，称胜者，高其功，盛其势。弱者哀其负，伤其卑，污其名，耻其宗。故胜者，闻其功势，苟进而不知退。弱者闻哀其负见其伤，则强大力倍，死为是也。郄无极大，御无强大，则皆可胁而并。
缀去者，谓缀己之系言，使有馀思也。故接贞信者，称其行，厉其志，言可为可复，会之期喜。以他人之庶引验，以结往明疑，疑而去之。
却语者，察伺短也。故言多必有数短之处，议其短验之。动以忌讳，示以时禁，其人因以怀惧，然后结信以安其心，收语尽藏而却之。无见己之所不能于多方之人。
摄心者，谓逢好学伎术者，则为之称远。方验之，惊以奇怪，人系其心于己。效之于人，验去乱其前，吾归诚于己。遭淫色酒者，为之术，音乐动之，以为必死，生日少之忧。喜以自所不见之事，终可以观漫澜之命，使有后会。
守义者，谓守以人义，探心在内以合也。探心，深得其主也。从外制内，事有系，由而随也。故小人比人，则左道而用之，至能败家夺国。非贤智，不能守家以义，不能守国以道。圣人所贵道微妙者，诚以其可以转危为安，救亡使存也。
“中经”所说的是那些救人危难，给人教诲和施以大恩大德的人。如果他们救助了那些拘捕在牢房的人，那些被救者是不会忘记其恩德的。能言之士，能行善而广施恩惠；有德之人，按照一定的道义准则去救助那些被拘押的人，被拘押的人一旦被救，就会感恩而听命了。一些士人，生不逢时，在乱世里有的侥幸免遭兵乱；有的因善辩而受残害；有的起义成为英雄，更遭受陷害；有的恪守善道；有的虽遭失败，却自强自立。因此，恪守“中经”之道的人，推崇以“中经”之道施于人，而不要被他人控制。控制他人者掌握主动权，而一旦被他人控制，就会失掉许多机遇。“中经”之道就是关于“见形为容，象体为貌，闻声和音，解仇斗郄，缀去却语，摄心守义”的原则探讨。
《本经》中记载的理论，权变的要旨，均在《持枢》、《中经》两篇中。
所谓“见形为容，象体为貌”，是因人而变化的人的行为，它可以影响形容和相貌。伪狡者，仅凭他们的形容和外貌就可以识别他们；而恪守道德的有为之人，他们不看非礼的东西，他们不听邪恶之言，他们谈论的都是《诗经》、《尚书》之类，他们没有怪僻淫乱行为。他们以道为外貌，以德为容颜，相貌端庄、儒雅，常常隐名埋姓而回避人世。
“闻声和音”，听到声音是否与之相合，也是一种方法。如果说人与人意气不相投，也就不能接受对方的恩爱友好，就如同在五音中，商与角不相和，徵与羽不相配一样，能成为四声的主音唯有宫声而已。所以说，音声不和谐，悲伤韵律是不会产生的，散、伤、丑、害都是不和之音，如果把它表现出来一定是很难入耳的。如果有美好的言行，高尚的声誉，却不能像比目鱼或比翼鸟那样和谐，也是因为气质不和、音不协调所致。
所谓“解仇斗郄”，就是解决矛盾。“解仇”，是调解两个弱小者的不和；“斗郄”，则是当两个强大的国家不和时，使他们相争的策略。强大敌手相斗时，得胜的一方夸大其功业，虚张声势；而失败的一方，则因兵败力弱，玷污了自己声名，有辱于祖先而痛心。所以，得胜者，一听到人们称赞他的威势，就会轻敌而贸然进攻；而失败者，听到有人同情他的不幸时，反而会努力支撑，拼死抵抗。敌人虽然强大，往往有弱点，对方虽说有防御，而实际力量并不一定强大。我方可以用强大的兵势胁迫对方，让他们服从，以至吞并其国家。
所谓“缀去”的方法是说，对于即将离开自己的人，说出真心挽留的话，以便使对方留下回忆与追念。所以，遇到忠于信守的人，一定要赞许他的德行，鼓舞他的勇气。表示可以再度合作，后会有期，对方一定很高兴。以他人之幸运，去引验他往日的光荣，即使款款而去，也十分留恋我们。
“却语”的方法是说，要在暗中观察他人的短处。因为人言多时，必有失误之处。要议论他的失误处，并加以验证。要经常揭他忌讳的短处，并证明它是触犯了时政所禁止的。这样他就会因此而害怕，然后让他安心，对以前说过的话，也不再说了，暗中则藏起这些证据，秘不示人。而且，不能在众人面前，呈出自己的无能之处。
“摄心”的方法是，遇到那些好学技术的人，应该主动为他扩大影响，然后验证他的本领，让远近的人都尊敬他，并惊叹他的奇才异能，其则将会与自己心连心。为别人效力者，要将之与历史上的贤才相对照，称其与前贤一样，诚心诚意地相待，这样方能得到贤能的人。遇到沉于酒色的人，就要用音乐感动他们，并示以酒色会致人于死，要忧余命无多等道理，以此教育他们，让他们高兴地看到自己所未见的事，最终认识到遥远的未来，使命之重大，使之觉得将会与自己后会有期。
“守义”的方法说的是，自己坚持仁义之道，并用仁义探察人心，使对方从心底里广行仁义。从外到内控制人心，无论什么事，都可以由此而解决。而小人对待人，则用旁门左道，因此则常常会使家破国亡。如果不是圣贤之辈，是不能用义来治家的、用道来守国的。圣贤是特别重视“道”的微妙的。因为“道”确实可以使国家转危为安，救亡存国。
现代释用
《中经篇》主要探讨争取人心、说服辩论的中国式权变管理原则。“中经”之道就是关于“见形为容，象体为貌，闻声和音，解仇斗郄，缀去却语，摄心守义”的原则探讨。鬼谷子认为，不论在任何时代，君子必然会尝尽苦难。但是如果经常有救人之穷和急人之难的善行，不论遭受何种灾祸苦难，最后也能靠能言厚德之士的力量度过难关。恪守“中经”之道的人，推重以“中经”之道施于人，而不要被他人控制。控制他人者掌握主动权，而一旦被他人控制，就会失掉许多机遇。
权变哲学充分继承了古老的东方式智慧，尤其是中国古代兵学思想，包含了丰富的因势权变理念。现代管理权变理论思想在孙武的《孙子兵法》中早有论述，他十分强调“为将之道，重在权变”的领导权变理论。在《孙子兵法》中，孙武较详细的论述了“五事”、“七计”，以“道”为首的权变基础；“上下同欲”、“令文齐武”、“将能君不御”的权变情境；因敌而变、因势而变、因事制宜的权变规律和“知己知彼”、“料敌制胜”、“践墨随敌”的权变方法等。它为当代领导者研究借鉴其权变思想并在管理实践中灵活运用，提供了有力的帮助，并将有利于促进管理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季布原来是项羽的部将，骁勇善战，经常令刘邦伤透脑筋。汉高祖灭项羽之后，以重金悬赏季布的首级，并且颁布命令：凡是窝藏季布的人，一律诛杀全族。季布乔装打扮，以奴隶的身份藏匿在侠客朱家的家中。朱家知道实情，对他特别礼遇。有一天，朱家拜访汝阴侯夏侯婴说：“季布到底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被这么急急追赶？”“季布仕宦于项羽时，常造成陛下的困扰，陛下对他憎恨有加，所以无论如何都要捉到他。”“您对季布的看法如何呢？”“嗯，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为了君主鞠躬尽瘁，是臣下的义务，季布效忠项羽也是忠于自己的任务。就因为季布曾经是忠于项羽的部属就是非杀不可吗？天下平定，汉高祖身为一国之君，难道要为了一己的私怨而拼命追杀过去的敌将吗？这样不是显示自己的度量狭小吗？”夏侯婴觉得有理，所以上书汉高祖。汉高祖于是赦免季布，并且重用他。因此，身为管理者，不拘泥于固定礼法，善用权变之术，因时、因地制宜，以宽大胸怀容纳众人，方能招揽人才，吸引人才，为己所用。
汉建国，韩信居功甚伟，但是日后却被汉高祖怀疑有谋反的意图而被杀。韩信临终时说了一句名言，“狡兔死，走狗烹”，并且长叹了一口气，“早知如此，当初就应该听从蒯通的话。”蒯通原来是齐国的评论家，当年汉高祖和项羽争霸天下时，曾经力劝韩信自立为王。汉高祖一听到这个消息，就下令逮捕蒯通，汉高祖问蒯通说：“听说你曾怂恿韩信造反？”“不错，但是那个家伙没有采用我的策略才会惨死。如果他听我的话，陛下大概无法这么轻易就取得天下。”蒯通毫无戒心地回答。汉高祖满脸怒容地说：“用热水烫死他。”“为什么？我又没有犯罪。”“你怂恿韩信造反，这是重罪。”“不。陛下，请听我说，当时天下纷乱，各地群雄纷起，陛下是最优秀的，所以才能统一天下。”“从前大恶人盗跖所饲养的狗，即使是对圣人尧也会狂吠。而我就好比那只狗，当初只想到韩信，没想到陛下，所以才会怂恿韩自立为王。”“想当初，和陛下一样，想要统一天下即帝位的人非常多，只不过能力不足，不能实现罢了。难道如今陛下都要以他们窥视天下为理由，通通处以烹刑吗？”高祖深觉有理，因此赦免了蒯通。忠诚是一种美德，对于今天在商战中激烈竞争的公司来说，把忠诚者视为公司的一大财富，并给予重用，无疑是明智之举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管理者深谙权变之术。
权变管理观点认为，没有最好的管理，一切随条件而定。它强调灵活性和适应性，反对“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管理模式，要求管理者从具体实情出发，灵活处理各项具体管理业务。这样管理者就能把精力放在对实际情况的分析研究上，提出相应的管理对策，从而使其管理活动更加有效，符合客观情况。
权变管理思维是一种直观的逻辑性，它认为没有所谓的在各种情况下都普遍适用的原则，所有的原则都有用，也都无用，最重要的是因时导势，因地制宜。诚然，企业在组织规模大小、目标任务的中长期、环境的确定与否、个人的差异等方面存在太多的变量，其中某个变量出现变化，其他变量可能就受到影响。就像数学里的“排列组合”，可供选择的方案太多了。当然也不是完全束手无策，在不同阶段，对企业起决定作用的变量是不一样的。只要把握住主要变量，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总能找到相匹配的管理方法。红军时期的“四渡赤水”，古今中外战争史没有类似的案例，但毛泽东能想出，说明他太善于根据实际灵活变通。从这点看，抓主要变量其实就是抓主要矛盾，权变管理与辩证法的底蕴是一脉相通的！
权变管理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形成的一种管理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就是力图研究组织的各子系统内部和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组织和它所处的环境之间的联系，并确定各种变数的关系类型和结构类型。它强调在管理中要根据组织所处的内外部条件随机应变，针对不同的具体条件寻求不同的最合适的管理模式、方案或方法。美国尼布拉加斯大学教授卢桑斯在其著作《管理导论：一种权变学》一书中，系统地概括了权变管理理论。他认为：
（1）过去的管理理论可分为四种，即过程学说、计量学说、行为学说和系统学说。这些学说由于没有把管理和环境妥善地联系起来，其管理观念和技术在理论与实践上相脱节，所以都不能使管理有效地进行。而权变理论就是要把环境对管理的作用具体化，并使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
（2）权变管理理论就是考虑到有关环境的变数同相应的管理观念和技术之间的关系，使采用的管理观念和技术能有效地达到目标。在通常情况下，环境是自变量，而管理的观念和技术是因变量。这就是说，如果存在某种环境条件下，对于更快地达到目标来说，就要采用某种管理原理、方法和技术。比如，如果在经济衰退时期，企业在供过于求的市场中经营，采用集权的组织结构，就更适于达到组织目标；如果在经济繁荣时期，在供不应求的市场中经营，那么采用分权的组织结构可能会更好一些。
（3）环境变量与管理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就是权变关系，这是权变管理理论的核心内容。环境可分为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外部环境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由社会、技术、经济和政治、法律等所组成；另一种是由供应者、顾客、竞争者、雇员、股东等组成。内部环境基本上是正式组织系统，它的各个变量与外部环境各变量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决策、交流和控制、技术状况等管理变量包括上面所列四种学说所主张的管理观念和技术。
因而，权变管理理论的最大特点是：它强调根据不同的具体条件，采取相应的组织结构、领导方式、管理机制；把一个组织看作是社会系统中的分系统，要求组织各方面的活动都要适应外部环境的要求。
总之，在当今这个风云变幻的社会里，没有哪一条法则能长久不变！如果说还存在一条永恒的“金科玉律”的话，那么这世上惟一不变的原则就是“变”！变是获得生存的希望，不变就意味着面临死亡！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如雾里看花，不确定因素很多，如果缺乏应变的管理能力将难以生存；企业面临的融资环境也似水中望月，令人无法把握，如果缺乏应变的资本运作手段，企业将难以融资。总之，企业经营管理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有效管理模式，而应因时、因地、因人制宜，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地处理各项具体管理业务，并根据对于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提出相应的管理对策，从而才能使其管理活动更加符合实际情况，更加有效。企业经营管理要根据环境特点、企业技术及人员特点和发展需要等来调整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要发挥自身的持续竞争优势，立足创新，构筑自身的核心竞争力，竞争大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