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是从《台湾文学选刊》中一个栏目学来的，贴近于我们在草原看到的景色。
草原上的风景并不会行走，即使秋空的云朵也不易流散——孤悬于海子一样湛蓝的天幕，远远地羞涩地打量我们这些闯入者。云的样子一如牧区的孩子。听到吉普车的马达声，这些孩子像羊粪蛋子似地滚出来，三五成群聚在一起。他们远远地观察着外来人，眼睛眨也不眨，用牙咬着衣襟。在草原上，行走的是我们乘坐的吉普车和面包车。草原上的山形水势，造就得浑然大气。眼前的一座山，在草色的金黄中漫漫矗立起来，可以驱策坐骑一口气跑上山顶。这样的山自然不崎岖，也不勉强。草原上的景物无一样在眼里看着勉强。河流像一条镀银的鞭子曲折而来，草地在秋风中苍茫而去。所谓山——其实是丘陵，只在草地的背景下起伏了起伏而已。若在黄昏，天空将暮色像铁锅一样罩在草原上。在弧圆的天边，如有火烧云，地平线上便翻腾熔流着金汁。如宁静无云，天幕则一派澄蓝，浮几粒金星，天地之交是白茫茫的光带。在草原俯仰天地，很容易理解生活在这里的人为什么信神，为什么敬畏天地。人在此处是渺小的。在暮色中，你若发现一个牧归的人在行走，那个移动的剪影，无异于一株树、一头不关四季变化的狼或狗，或如帕斯卡尔较体面的说法——人是一棵会思想的苇草。站在草原，会感到这里的主人决不是人，而是众生。你能够理解，蒙古人赶着羊群漫游，人与羊那样和谐，已然融为一体。在天地威重的注视下，人仿佛不敢凌驾于其他生灵之上。外边的人还会发现，居于草原深处的蒙古人为什么谦逊，即使高龄的老人也很卑微，在他漫长的一生中，骨子里浸透了天的辽远和地的壮阔，他只能缩紧筋骨劳作，仰仗天地活下去，最好的人生姿态莫过于谦逊。你如果仰面卧在草地上，咬着一根草茎痴望高天，这时有人走来向你皱眉瞪眼，宣布指示或发脾气，你会觉得他的举动古怪、可笑以至于软弱。这里只能顺应天地，而无法在天地的睽视之下树立所谓人的权威。因此，在草原上无法开展“文化大革命”，因为人的力量过于单薄，缺乏天安门广场那种人头攒拥，也没办法群情激愤了。克什克腾草原，任何一个嘎查（生产队）的草场都比天安门广场辽阔。在牧人的眼里，朝岚暮霭，流年丰歉，山高水低，人事悲欢，必由一只比人的手更有力的手、比人的脑更深远的脑在安排。有关神的事迹或心迹，蒙古人并不热心追问。不像在实证主义影响下的西方人到处探听诺亚方舟在哪里？耶稣是不是真的复活了。蒙古人目睹了眼前的秩序，以为是大道，便默不作声了。这种顺应，使他们的人生观更近于老子的哲学。草原的景物，熔铸了蒙古人浑和自然的个性，蒙古人也给草原的天廓地幅贯注了懒散厚重的心思。可以说，江南园林全由勉强而来，炫耀着人的机巧，因而那里精明的人们常常恨自己不够精明。精明的结果是更多的钱或名。在草原，钱只是天地手指缝遗下的微不足道的副产品。老天爷垂爱施舍些雨水，革儿长起来，牛羊肥了，牧人就有日子过。再去谋更多的钱，蒙古人对此会冷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