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的乔治·古纳教授在讲授秘书学时，提出这样一个案例：一天，某公司经理突然收到一封无理的来信，这封信来自一位与公司交往很深的代理商。经理怒气冲冲地把秘书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向他口述了这样一封回信：“我没有想到会收到你这样的来信，尽管我们之间存在一些交易，但是按照惯例，我有权将此事公之于众！”之后，经理命令秘书将信打印寄出。对于经理的命令，秘书人员可采用下列四种行为：
A。“是，遵命！”说完秘书人员立即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将信打印寄出。（照办法）
B。如果将信寄走，对公司和经理都是非常不利的。秘书想到自己是经理的助手，有责任提醒经理，为了公司的利益，哪怕是得罪了经理也值得。于是对经理这样说：“经理，这封信不能发，把它撕掉算啦！”（建议法）
C。秘书没有照办，而是向经理提出忠告：“经理，请您冷静一点！回这样一封信，后果会怎样呢？在这件事上，难道我们自己就没有值得反省的地方吗？”（批评法）
D。当天下班的时候，秘书将打印出来的信递给已心平气和的经理：“经理，可以将信寄走了吗？”（缓冲法）
乔治·古纳教授建议选择D行为，即缓冲法。他认为，A行为（照办法）对于经理的命令忠实坚决执行，作为秘书的确需要这种品质，但是仅仅“忠实坚决”照办，仍然可能失职。B行为（建议法）是从整个公司利益出发的，对于秘书来说，这种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也难能可贵，但是这种行为又超越了秘书应有的权限。C行为（批评法）从秘书是经理的助手这个高度来看是可取的，但是秘书干扰领导的最后决策，也是一种越权行为。乔治认为A和B行为“虽不足道但毕竟有商量的余地”，而C行为最不足取，因为经理是公司的领导人，他有自己的思考角度和方式，他必须权衡与各方面的关系和利益，自然也包括和这家代理商的关系。他提出中止与这家代理商的关系，也许并非出自一时之怒，那封无礼的来信也许只是引发的导火线而已。秘书在未明领导发火的真实原因时，就横加指责甚至干涉，是极不明智的。况且秘书只是助手而不是决策者，无权对经理的决策进行干涉。而采用D行为，在秘书的职权范围内巧妙地对领导的决策施加影响，既无越权之嫌，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因而是最佳的。
但是仅仅从秘书的角度去研究应当怎样做和不应当怎样做，仍然是片面的，还应该从领导的角度去考虑，要考虑领导允许、要求、提倡秘书做什么和怎样做。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找到正确答案。领导的类型不同，秘书的应对也就不尽相同。企图以一种行为模式来应对不同类型的领导，事实上是行不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