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协调沟通工作也是如此。针对不同的事项和不同的对象，必须采取不同的协调沟通方法。但无论你用什么方法，要想取得协调的成功，在协调沟通时都要善于抓住问题的要害。
历史上有很多杰出人士，由于他们具有高瞻远瞩的目光和洞察事物本质的能力，因此，往往能透过扑朔迷离、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抓住问题的要害，从而取得协调和决断的成功。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三国时期，魏国司马懿之子司马昭，就是一个具有犀利眼光和高超判断能力的杰出政治家和军事家。
公元263年，把持魏国朝政的大将军司马昭在对蜀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地形、气候条件和综合国力等作出全面分析后，看出蜀国政权日趋衰弱，灭蜀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及时把握战机，派遣智勇双全、善于用兵的大将钟会和邓艾率兵征伐蜀国。魏军的军事行动完全按照司马昭的战略部署进行，蜀国大将姜维被邓艾牵制在汉中，钟会乘机“出其空虚之地”，一举攻克蜀汉战略要地汉中。接着，魏军势如破竹，直通成都。正如司马昭所料，蜀国“边城外破，士女内震”，朝野上下一片慌乱。最后，蜀后主刘禅投降，蜀国灭亡。岂料，邓艾和钟会伐蜀成功后，两人都有自立为王、反叛魏国的野心。《三国志》这样描写钟会：“自谓功名盖世，不可复为人下，加猛将锐卒，皆在己手，遂谋反。”
面对邓艾和钟会先后叛乱的严峻局势，司马昭毫不惊慌，因为他在派钟会和邓艾伐取蜀国之前，就做了一番细致独到的分析，猜测这两人可能会谋反，事先就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钟会和邓艾紧紧地控制在股掌之中。其实，早在司马昭派钟会伐蜀时，谋士邵悌就进言说：“钟会不值得信任，不能派他去伐蜀。”他建议司马昭另选伐蜀统帅。司马昭笑着说：“我难道不懂得这个道理吗？蜀国给天下带来灾难，使黎民不得安宁，我讨伐蜀国，胜利如在指掌之中。但众人都说蜀国不可以征伐，人如果犹豫胆怯，智慧和勇气就会丧失，没有智慧和勇气，即使勉强去了，估计也打不了胜仗。只有钟会与我的意见相同，现在派钟会去伐蜀国，一定可以灭掉蜀国。灭蜀之后，即使发生了你所担心的事情，又能怎么样呢？凡败军之将不可以同他谈论勇气，亡国的大夫不可以与他谋划保存国家，因为他们心胆都已被吓破了。倘若西蜀被攻破，残留下来的人震惊恐惧，没有勇气与钟会一起图谋不轨；中原的将士各自思乡心切，也不会与他同心。在这种情况下，倘若钟会作乱，只会自取灭族之祸罢了。所以，你不必为这件事担忧，只是不要把我的这些话告诉别人。”
从表面上看，钟会和邓艾两人皆有反心，在取了成都之后，必然会反叛，似乎不宜派遣他们去伐蜀。但司马昭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看到了问题的本质，即钟会和邓艾两人都想称王，但又必然会相互牵制。即使邓艾和钟会在蜀地反叛成功，司马昭也不怕，因为他早已断定，蜀军败将不可用，蜀地人心不可依靠，他们成不了大事。况且司马昭听到钟会报来邓艾反叛的消息后，就挥军西行，表面上看是去镇压邓艾叛乱，实际上是准备在平息邓艾叛乱之后应对钟会的谋反。事实果如司马昭所料，当钟会借镇压反叛之名除掉邓艾后，自以为得计，就准备谋反。但这时司马昭已亲自率军十万屯驻长安，并令中护军贾充领军入斜谷，随时准备镇压钟会的叛乱。钟会发觉司马昭对他已有防范，慌忙诈传郭太后遗诏，公开打出讨伐司马昭的旗号，但其部将都不愿随他作乱，钟会就把他们都关押起来，“严兵围困欲尽杀之”。不料其谋泄漏，军营一片哗然，部属起兵攻打钟会，钟会猝不及防，最终被杀，这场叛乱遂以失败而告终。正如司马昭所料，蜀亡之后，遗民宁可归于晋，也不拥护钟会再行割据。北方将士各自思归，更不愿随他留在蜀中。所以钟会作乱，只能是自取灭亡。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昭之所以能在如此错综复杂的局势中先利用钟会和邓艾之勇轻松地灭掉蜀汉，后利用钟会和邓艾的矛盾迅速平息叛乱，稳定蜀中局势，是因为他不被事物的表象所蒙蔽，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抓住主要矛盾，并预测矛盾的发展变化方向。简单地说，就是司马昭能准确抓住问题的要害。
协调沟通和用兵打仗一样，要想取得成功和胜利，就要善于抓住问题的要害，从一般情况中分析规律，从偶然事件中发现必然因素，通过简单的表象，挖掘出隐藏在表象后面的内因，并据此进行有针对性的协调沟通，从而推动问题的解决。古人对此有极为精辟的总结：“百智之首，知人为上；百谋之尊，知时为先；顶知成败，功业可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