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中国获得了快速的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的“中国奇迹”。下一个30年，中国还需要不需要，以及如何再续辉煌，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
一、科学发展观下的发展速度
我国虽然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世界第四，但人均GDP却排在世界后位，因而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济发展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据中科院现代化课题组的研究显示，我国的现代化水平离美国还有100年的差距，离日本也有50年的差距。中国的现代化还远没有实现，迅速现代化、赶超发达国家仍是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首要目标。中国要实现赶超和现代化，成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经济发展速度就必须快，对此我们别无选择。
我国在发展观的选择上经历了三次变化，即从快速稳定的发展、又快又好的发展到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但每次选择都没有放弃“快”。这就意味着：快速发展是我国始终必须坚持的基本理念，发展观变化的只是要什么样的快速发展。对于这一点，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时尤其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千万不能因为倡导科学发展观，而只记住了科学忘了发展；也不能因为强调统筹协调，而忘了或忽略经济发展。所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离开了发展这个主题就没有意义了。发展首先要抓好经济发展。”因此，对我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崛起而言，不仅不能不发展，而且发展慢了都不行。
中国要实现赶超和大国崛起，就需要有一个基本的经济发展速度。从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2050年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发展目标来看，我国的GDP发展速度应保持在年均7%以上。从我国的五年规划和年度规划发展速度来看，也都在7%以上。这意味着7%可能是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底线。究其原因，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要养活13亿人口，并使其生活水平逐年得到提高，以及在我国未富却进入老年社会的情况下，经济发展必须保持一个较快的速度。
第二，就业是我国民生的头等大事，而就业与经济发展速度密切相关。在我国目前正处在国企改革、事业单位改革、政府职能转换、科技兴军，以及推进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存在着巨大的就业压力，每年需要解决的就业大约为2500万个，2007年在经济发展速度达到11.8%的情况下才解决了1000多万人，尚有1000多万人无法解决。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高级化，就业弹性在短期内还会下降，这就对经济发展速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否则就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第三，从中国目前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来看，中国正处在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发展的关键时期。从各国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这个时期是各种矛盾的多发期、尖锐期。要解决和缓解这些矛盾，也需要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所以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面临一系列‘两难’问题。经济发展慢了不行，那样就业压力就会更大，财政收入就会减少，许多应该办的事业就会缺乏资金。”
中国要实现赶超和大国崛起，仅仅有一个基本的经济发展速度还是不够的。基本的经济发展速度只是为赶超和崛起奠定了基础和条件，而要实现赶超，特别是早日赶超，就需要在基本的经济发展速度基础上有一个更快的发展。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实现了年均GDP接近10%的发展速度，创造了世界的“中国奇迹”，但我国的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也仅仅提高到5%左右，与世界经济大国美国的27%和日本的17%左右相差甚远。这就是说，我国要达到世界经济大国的比重和发展水平，至少还需要保持几十年10%左右的经济发展速度。最早提出“金砖四国”这一概念的高盛公司在2003年10月1日推出的一份题为“与BRICs一起梦想”的全球经济报告中曾乐观地估计：到2050年全球新的六大经济体将变成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巴西和俄罗斯。即使这一梦想成真，也还需要40多年的努力奋斗。
对于中国经济能否实现持续增长，在国际上近些年来一直存在着悲观论调。早在1994年布朗就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疑问，认为中国土地资源的有限性和亩产提高的有限性，将无法满足中国人口的增长和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粮食的巨大需求，并由此引发中国经济的崩溃。1999年克鲁格曼在其出版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认为中国有可能发生类似于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金融危机，从而成为下一个陷入经济萧条的国家。2001年12月法国《费加罗报》评论说：中国内地腾飞了20多年的“经济奇迹”已经出现羽翼麻痹的症候，中国经济增长中结构性弊端日益显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正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有的西方学者以日本、韩国、新加坡的经济增长未超过20年为依据，认为同为亚洲国家的中国经济增长也不会突破“20年大限”。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斯基在《中国GDP统计发生了什么》中，以中国一些地方统计数据与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不一致为依据，认为中国经济的统计数据有水分，中国经济的增长是虚假的，中国经济将崩溃。2001年章家敦在《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中根据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政府投资、中国“入世”将遇到挑战、国际经济恶化将导致中国出口减少等因素判断中国经济将在4年后崩溃。同时，英国《经济学家》撰稿人、《中国经济季刊》总编辑斯图威尔在《中国梦———追寻地球上最后一个巨大未开发市场》一书中也预言：中国以大量公共和外来投资推动的增长是难以持久的。中国经济陷入危机之时，便是西方“中国梦”幻灭之日。
西方学者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之所以会产生悲观的论调，需要从两个不同的层面来理解：一是恶意的攻击。一些国家和学者害怕一个强大中国的崛起，因而要尽其可能地遏制中国的发展。对于这种恶意的攻击而不是善意的科学研究，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加快发展予以还击。二是善意的研究。即使是善意的研究，那么这些学者也至少犯了两个错误：对中国经济运行不了解和运用了错误的方法。对中国经济运行不了解可以理解，错误的方法则是用静止的而不是动态的、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的问题。的确，这些学者敏锐地觉察到了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特别是结构性问题和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这些问题在静态上确实也是无法解决的。但是，他们恰恰忽略了一个重大的现实：即中国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大国。因此，这些问题甚至都不是一般发展中的问题，而是快速发展中的问题。快速发展中的问题，自然还要靠快速发展来解决。
二、中国实现经济发展的道路选择
由于我国人力资源丰富、国民高储蓄和引进外资的成功使资本相对充裕，以及广阔的国内市场等，使我国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赶超的道路已经相对平坦得多，这也是我国以往工业化和现代化比较顺利和快速的原因所在。但是，工业化又是一种资源消耗性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在重化工业发展阶段，能源、矿产资源消耗大量增加。可见，资源将是我国实现赶超的短板。
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已经遇到了资源和环境的严重制约。我国就总量来说是资源大国，可是从人均来看却是一个资源贫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人均水平。从总量来看，我国人均矿产占有量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2；人均耕地、人均水资源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3；人均森林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6；具体来看，我国人均占有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资源储量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4.5%和79%；45种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铁、铜、铝等主要矿产资源储量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6、1/6和1/9.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要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就不可能依赖资源的大规模投入，特别是水和石油将会成为我国未来发展的两大资源瓶颈。从石油资源来看，我国目前的人均石油消费量仅为0.16吨，如果达到美国人均石油消费量的50%，我国就将消耗全球石油产量的50%；如果人均消费量达到美国目前的水平，全球的石油产量都给我们消费还不够。显然，我国在经济上要赶超美国，但资源消耗上却不能赶超美国。这就逼迫我国的大国崛起不能走美国的道路。同样，在环境承载方面，我国才达到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就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大多数河流、湖泊的污染、大气污染、土地沙化等。显然，这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崛起道路在我国今后是根本行不通的。
形势更加严峻的是：第一，随着我国工业化的推进，从工业化进程的各项评价指标来看，我国整体上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根据世界工业化发展规律，工业化中期是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我国从2000年开始，重化工业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轻工业的发展速度。重化工业的发展，恰恰又是以大量的资源投入为特征的，从而使我国的工业化与资源环境的冲突更是雪上加霜。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00年以来，我国能源消费增长率一路走高，2003年和2004年都达到了15%以上，远远超过GDP的增长速度，显示了我国工业化结构转换对能源的严重依赖。
第二，从我国能源供给的未来趋势看，中国人口占世界1/5以上，但发展重化工业所需的主要能源、矿产资源如石油、天然气、铁矿、铝土矿等的蕴藏量却都在世界的5%以下，人均拥有量排在世界80位以后，相对于工业化中期重化工业发展对能源与原材料的需求来说肯定极为不足。这就意味着：我国的重化工业化进程将会伴随着国内能源供给的缺口。实际上，我国进入重化工业过程以来，国内能源供给的缺口已经明显出现。
第三，从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的经验来看，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共仅有7亿人口，就已经占有并消费了目前地球年产出资源总量的80%。如果中国也加入现代化国家行列，将会使世界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增加2倍，再考虑到俄罗斯、印度、巴西等许多国家工业化都在加速，显然地球现有的资源、环境将难以承载这些后发国家的工业化。
这就使中国的大国崛起道路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第一，中国是否可以跳跃重化工业发展阶段以缓解资源环境的压力？这是一条“明知山有虎，绕开虎山行”的躲避办法，这对我国的崛起可能也是不利的。
从世界经济史发展来看，重化工业是大国综合实力的基础与核心，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大国国际地位的兴衰。从18世纪中叶，英国率先开始进行工业革命，到1820年，英国占世界生产总额的50%，迅速成为“世界工厂”、世界贸易大国和国际金融中心的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美国抓住19世纪70年代以电力革命为标志的科技革命机遇，迅速踏上工业化道路，1880~1910年，美国重工业产值增加5倍，而轻工业产值只增加3倍。1860年名列前茅的是面粉加工、棉纺织业、木材加工和制鞋业，到1900年，钢铁工业跃居第一位，机器制造业居第二位。19世纪晚期，重工业在美国工业生产中起主导作用。在美国实现对英国赶超的过程中，制造业，特别是其中的重工业的发展是其基础和关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以制造业的恢复和发展为起点，实现以煤炭、钢铁行业大企业为重点的“倾斜生产方式”，全力恢复经济和发展重化工业。其重化工业在制造业所占比重，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44.8%上升到70年代初的62%。经过短短30~40年的发展，日本便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目前，在世界前6位的经济大国中，重化工业无不占有重要的地位。
从韩国实现经济赶超来看，也在于其明确提出建立“自立经济”和优先发展重化工业的战略，将资源集中用于钢铁、机械设备、石油化工以及国防军事等产业，在很短时间内建立起了比较完备的以重化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在电子、造船、钢铁、汽车等产品上具备了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多年以来，人们一直以“四小龙”的称谓而将韩国与新加坡、中国台湾以及香港地区相提并论，事实上，无论是从经济规模，还是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而言，韩国都是其他三国或地区所无法比拟的。
因此，是否能够建立一个以重化工业为基础的工业体系，是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际经济与政治地位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要实现大国崛起，就必须要建立起自己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重化工业产业体系。
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重化工业产业体系。国外一些媒体评论中国正在或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其判断依据主要一是中国的许多产品如彩电、洗衣机、冰箱、空调、微波炉、摩托车等“中国制造”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已名列第一，特别是我国采取OEM的方式，使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产品走向世界。二是我国加入WTO以后，随着国际分工体系的结构性调整，跨国公司的生产基地开始大规模向中国转移。实际上，这种判断是没有说服力的。我国目前的制造业无论从生产量上看还是从质上看都没有达到当年英国、美国和日本被公认为是“世界工厂”的标准。中国制造业的企业还没有成为世界制造业领域的排头兵。2006年中国内地有19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其中只有3家是制造业企业，它们分别排在第296位（宝钢集团）、470位（一汽）和475位（上汽），而世界500强前10家企业中就有4家是制造业企业，这意味着中国的制造业企业与世界级制造业企业相比仍存在较大的距离。再有，从中国制造业的总量来看，中国制造业的产值目前仅占世界制造业产值的5%左右，而美国却占了20%以上，日本为15%。如果与当年的英国和美国相比，差距就更大，即使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的10%左右相比，也有相当的距离。这意味着我国的制造业发展仍存在着相当大的空间。我国要成为真正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还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第二，中国是否可以走用知识化代替工业化的发展道路？有人用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说明这条道路的正确性。这一选择在理论上是有问题的，在实践上还需要进一步的经验验证。这是因为：
世界虽然已进入不同于以往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知识经济新时代，但由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的依次演进，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它们之间存在着自然的内在联系，因而我国不可能跳跃工业化的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知识经济阶段。或者说，工业化是知识化的必经阶段。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演进来看，当一国实现工业化后，工业经济的确替代了农业经济，但这里的替代，并不是用工业替代了农业，而是用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替代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农业工业化了，农业继续存在，仍然是工业的基础，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同样，在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演进过程中，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的创新，将会彻底改变工业经济的传统生产方式，如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出现与运用，就使产品的生产方式从大规模的生产转向了大规模的定制；使流通方式发生了电子商务革命；使企业的组织形式出现了扁平化的趋势；等等。但是，这种改变不仅不否定工业，反而由于运用高新技术武装工业，使工业变得更加强大。不仅如此，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这些作为知识经济的基本要素，必须附着在工业上，在为工业服务的过程中才能创造出更大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知识经济还是属于服务经济。知识经济的这一特性，就决定了工业对知识经济的基础性地位大大超过了农业对工业化的基础性地位。因此，工业化就成为一国实现知识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不能不完成的历史任务。
印度的确走了一条不同于中国工业化的知识化发展道路，而且取得了初步的成功。1994~2004年，印度GDP以年均5.94%的速度增长。印度没有经历长期的工业化阶段的积累和发展而选择服务业优先发展的路径，在发展中国家这种发展模式是独一无二的，从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就目前研究的文献来看，对于印度知识化道路对大国崛起的作用，以及没有工业化支撑的知识化这条路还能走多远，学界存在着较大的争论，也期待着印度的进一步实践。但无论印度自身的发展如何，许多学者认为，印度的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具有可复制性。更重要的是，印度政府也已提出要大力发展制造业，以提高国家竞争力。为此，印度政府2005年9月公布了《印度制造业国家战略》报告，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提高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这一政策新导向耐人寻味。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中国绝不能因为资源环境的压力而放弃崛起或者放慢崛起，但中国的崛起又不能引起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严重冲突。在两难中的唯一选择就是：在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协调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
第二，中国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重化工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工业体系，形成大国崛起的产业基础，但在重化工业发展过程中，又必须化解重化工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足的巨大矛盾。
第三，工业化与知识化并不是相互替代、二者必具其一的关系。知识化的发展恰恰为工业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更为化解重化工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足的矛盾提供了可能，这也是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原因所在。
三、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资源矛盾化解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要顺利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大国崛起，需要解决的最大短板就是化解经济快速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巨大矛盾。从世界工业化发展的历史来看，并不是所有的后发国家在步入经济快速发展之后都能顺利化解这一矛盾，完成现代化追赶。有些国家在内部资源约束需要外部解决的时候，由于方法和途径不当，中断了现代化的进程。同样，如果一国内部产业演进过程是资源环境非友好型的，也会导致现代化经济追赶过程的中断。即使不能有效化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巨大矛盾，也会拖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有人运用计量分析得出，1978~2006年间资源环境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阻滞效应平均为0.44%，即由于资源环境约束使我国经济增长每年下降约0.44个百分点，远远高于美国的0.24个百分点。
从经济快速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巨大矛盾的化解途径来看，无非有两条：一是内部化解；二是寻求外部化解。所谓内部化解途径，就是在我国内部实行开源节流，但在我国资源储量贫乏的情况下，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实现节能减排。从我国的GDP能耗与发达国家比较来看，我国节能减排的空间是非常巨大的。但是，从我国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所需要的资源来看，单纯依靠节能减排的内部化解途径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快速发展与资源承载不足的尖锐矛盾，这就需要寻求外部化解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就是以利用国内外的“两个市场”、“两个资源”为必要条件的。日本就是一个资源稀缺的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高度依赖国外进口资源，但是，日本非但没有因为国内资源供给的制约而导致产业瘫痪和经济的滞后，反而形成了进口原料、燃料和食品，出口汽车、电器、机械和钢铁等工业制成品的“高度加工贸易型”产业结构，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在今天资源自由流动的全球化条件下，我国更有条件利用国际资源进行生产和投资，而不必受制于国内资源瓶颈的制约。同时，巨大的外汇储备也使得解决我国资源的进口问题有现实的可能性。
在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既是独立的，又是平等的，哪个国家能够先抓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对于提升其国家竞争力和经济发展水平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利用国际资源发展我国的经济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也是新条件下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特点。我国近几年石油、铁矿石、非食用原料等资源类产品的大幅进口，说明我国近几年出现的经济增长的良好势头，是与我国已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国际资源分不开的。斯蒂格利茨也认为，“全球化（世界各国更加紧密的一体化）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种挑战。当各个国家形成其自己的经济政策并且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时，全球化可以是收入之巨大增长的基础。……中国已经做到这一点。它的增长一直是建立在设法进入国际市场的基础上，它已经拥有巨大的出口额，并且已经以其自身的条件，吸引了外国投资者。”
从寻求外部的化解途径来看，根据已有的做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通过发动战争和建立海外殖民地的方式掠夺殖民地的资源支撑本国的工业化，如英、美等先发达国家；二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通过强制分工利用兄弟国家的资源和市场发展本国的工业化，如苏联；三是通过世界贸易的方式交换别国的资源。显然，前两种方式是我国不能也不可能采用的，这也是我国实行“和平崛起”的应有之意。但是，“和平崛起”不仅仅包括非战争，而且还包括非强权，即在国际贸易中遵循平等互利的原则，这就需要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条件下，通过互惠互利的多种方式利用国际资源。
在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利用国际资源的互惠互利方式一般有三种：一是传统的国际贸易方式；二是区域合作的方式；三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方式。
通过国际贸易的方式进口资源是获取国际资源最简单的初级方式。目前我国对国际资源的利用主要采用这种方式。如我国主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已从1990年的5%上升到目前的50%以上。铁矿石的50%、氧化铝的50%靠进口，原油的对外依存度2006年已达到47%。国际能源署甚至预计：到2020年中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有可能接近60%，与目前美国的水平相当。这意味着我国近些年来快速的经济发展是与大量使用国际资源分不开的。但是，通过国际贸易利用国际资源的方式走到一定程度会给我国稳定持续发展带来冲击：一是容易引发贸易争端；二是难以保证国际资源的稳定供给，无论是经济断供还是战争断供，都会威胁我国的政治和经济安全。为此，就需要提升和优化我国利用国际资源的方式。
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区域经济的一体化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潮流。据WTO2004年12月公布的《关于贸易环境进展的报告》显示：世界各地向WTO报告正式生效的区域经济合作协定共206个，其中2004年1~8月份正式生效的共21个，即将生效的有30个，正在谈判和研究中的还有60多个。世界贸易的2/3都是在这些协议内部发生的。为了适应这一发展潮流，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积极寻求同东南亚各国、东亚三国、俄罗斯等五国的区域经济合作，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最近，又与新西兰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推进两国的紧密合作。南美、非洲、澳洲和俄罗斯是全球资源的聚集区，我国积极推进与俄罗斯等五国的区域经济合作和与新西兰的自由贸易，无疑将大大提升利用国际资源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欧盟的建立与成功运行，为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拓展了空间，这突出表现在：一是国与国之间的发展水平差异并不是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障碍；二是国与国之间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的不同也不妨碍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因此，我国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市场化的改革，通过友好协商，存异求同，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为我国稳定安全地利用国际资源提供制度基础和保障。
我国企业对通过国际直接投资获取国际资源这种方式越来越重视。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位于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13位，占当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流量的2.72%。从2003~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行业分布中可以发现，采矿业占了主要比重，达到接近50%。可见，获得自然资源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动机。对于中国企业近几年来快速增长的对外资源型企业的收购，西方国家和学者发出了“中国威胁”的论调，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200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在2005年6月27日的《纽约时报》发表专栏文章称，今天的中国比日本精明，而且，比日本更有威胁力。他说：“15年前，当日本公司大规模买进美国公司的时候，我是那些站出来劝美国人不要惊慌的人。也许你期望我现在用同样的话语来说明中国和当年的日本差不多。可是，来自中国的挑战远比当年来自日本的要严重得多。”如今的中国不是往昔的日本，美国应该对此予以强烈的关注。他认为，应该防止中国海洋石油公司收购优尼科的交易成功。最后的结果的确如此。这意味着：通过对外投资获取资源是一个难度更高的方式，它的成功，不仅要取决于企业的实力，还需要国家在政治和外交上的协力。
由美国金融海啸引发的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获取国际资源提供了难得的契机。这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是金融海啸使许多国外资源企业面临资金短缺困境；二是金融海啸已经导致实体经济的衰退，从而对资源的需求锐减，导致国外资源企业面临经营困境；三是世界各国为防止经济衰退而采取刺激经济增长的宽松政策，会为中国企业收购国外资源企业降低门槛。中国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在这一新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利用好自己的外汇储备，抓住这次机会，就可以为未来30年的快速发展奠定必要的资源基础。
中国利用国际资源发展经济，就会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有的学者认为，根据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经验，10%的GDP增长率应是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如果超过了这个水平，我国经济就会出现过热。毫无疑问，10%的“警戒线”是我国以往经济发展经验的总结，有其科学的成分。但是，这里需要明确的是，这一经验数据是在过去我国尚未全面融入世界经济分工体系，即经济全球化尚未发展的情况下得出的。在经济全球化下，新一轮经济周期与以往的经济周期有所不同，资源价格的上涨并不能说明我国的经济发展已接近潜力的运用。首先，在全球化条件下，国内消费品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可以通过国际市场（出口）来解决。其次，资源的供给瓶颈也可以通过国际市场（进口）来解决。再次，经济全球化是市场机制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因而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特别是跨国公司进入带来的资本、技术、人才以及体制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因此，在新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10%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经验数据，就未必是科学的了，而用一个未经新的经验证实的传统经验数据束缚我国新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率，就很难说是科学的。“十五”期间的发展经验也进一步证明，在改变了的条件下，中国五年间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超过10%，并没有导致经济过热的出现，反而创造了新的世界发展“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