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内新军士兵起义，清廷急调海军统制萨镇冰率舰队前往武汉，协助陆军大臣荫昌率领的北洋军对起义进行镇压。萨镇冰接到清廷电令后，即电告长江舰队协都统沈寿垄率舰上驶，并急电山东海面的“海琛”舰、“海容”舰及广东海面的“海筹”舰兼程赴鄂。至10月17日，萨镇冰所调集的军舰陆续到达汉口刘家庙附近的江面，并一度攻占汉口。
当时武汉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出身海军，他致信众多海军同僚，邀其共同举义。
11月3日，驻沪水师反正；8日，清廷派驻南京的长江水师13艘舰艇在宋文翱带领下宣布起义，并夜袭南京城。之后不久，宋文翔被任命为军政府海军第2舰队司令，统领长江水师；12日，“海琛”号、“海筹”号和“海容”号三大巡洋舰脱离武汉战场，宣布起义，成为整个海军异动的标志；数日后，九江巡洋水师其余舰只在黄钟瑛、汤芗铭带领下举义，黄钟瑛被任命为军政府第1舰队司令，统领巡洋水师。至此，清王朝海军全部倒戈，民国海军诞生。
1912年1月3日，民国临时政府筹组海军部，黄钟瑛、汤芗铭分任正副海军部总长。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并筹组内阁。1912年3月，刘冠雄被任命为海军部长，黄钟瑛任海军总司令，海军统一在了海军部的领导下。
截至1912年，新生的民国海军共有轻甲巡洋舰9艘，海防炮舰27艘，驱逐炮舰6艘，鱼雷艇8艘，共计舰艇50艘，总吨位45000余吨，均为海（江）防舰艇，排名世界第16位。在国难当头、危机四伏的20世纪上半叶，这一薄弱的海军力量显然不足以维护中国海疆和陆地的安全。
1918年，段祺瑞政府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德奥宣战，因此以战胜国的身份接收了德奥两国在中国的30余艘舰只，其中有两艘军舰：炮艇“利捷”与“利绥”。后来，这两艘军舰成为东北舰队的起家班底。
1919年，英国认为中国军阀无休止的内战影响列强在华利益均衡，遂与其他诸国一道达成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的协议。协议规定，列强禁止向中国各军阀政府提供武器，中国成立统一的政府后，武器禁运方能解除。两年后，在华盛顿海军会议上，中国代表向各国提出解禁要求，却因不符当时的裁军气氛而未能成功。1925年，美、英、日、法、意、荷、比、德等国签订了《禁助中国海军协议》，限制更加严苛，不但禁止中国向列强购舰，就连对自造舰的技术协助、顾问派遣、教育训练、火炮弹药器械输入、中国海军员生留学等也均在禁止之列。中国海军的建设完全停顿。从1919年禁令开始直到1929年因中国完成形式上统一而解禁，10年间中国没有购买一艘舰只，唯一的例外是1925年自英国购人的一艘民用“甘露”号测量舰。
当然，从民国纪元到民国十八年（1912—1929年）问，海军还是自建了一些舰只。中国各船厂曾经建造了8艘200吨以下的小型炮艇，均是以“海”字号命名；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在9艘江轮上加装火炮，改为炮舰，以“胜”字号命名；另外，将“甘露”号与“青天”号测量舰改为武装舰只，这就是17年间全部的海军建设成绩。
1929年6月，国民党政府成立海军部，杨树庄任海军上将部长，陈绍宽为中将政务次长兼第2舰队司令，陈季良为中将常务次长兼第1舰队司令。
同时，为了牵制闽系军阀，东北海军改编的第3舰队、广东海军改编的第4舰队（或称粤海舰队）和电雷学校并未划归海军部统领，而是由军政部管辖，出现了“一军四制”的奇怪现象。但是，海军部的建立，对中国海军发展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至少制订了一些海军建设计划。
1930年，国民党政府提出雄心勃勃的“海军6年造舰计划案”，准备在6年内制造航空母舰l艘、装甲巡洋舰2艘、巡洋舰2艘、大小型驱逐舰28艘、大小型潜艇24艘，还有炮舰、扫雷艇、潜水母舰、鱼雷艇、运输舰等共计106艘。由于国民党政府忙于平复派系内斗和准备内战，财政极其困难，这份造舰计划自然也就成了“空中楼阁”。
1934年，国民党政府再次提出海军造舰计划案，准备在5年的时间内建造2400吨级巡洋舰l艘担任旗舰，800吨级驱逐舰16艘，潜艇21艘，布雷舰4艘，扫雷舰8艘，水上轰炸机150架。应该说，这份造舰计划还是比较客观的。但不久后抗日战争爆发，中国的海岸线全被日军控制，该计划最终也未实现。
1927—1937年问，中国海军（闽系海军）共造舰17艘，其中巡洋舰“平海”、“逸仙”和炮舰“咸宁”、“永绥”、“民权”“民生”与10艘“宁”字号舰等共16艘舰均为江南造船厂自制，巡洋舰“宁海”号购自日本。
此外，闽系海军还改造废旧巡洋舰两艘：“建威、”建安“改造为”自强“及”大同号。电雷学校与广东海军曾向英德意等国共购置了19艘鱼雷快艇。
1929年，张学良与苏联因收回中东铁路路权谈判破裂而开战，中国海军（东北海军）遭遇了一次比较大的损失。“利捷”、“江平”和“江泰”三舰被击沉，“江安”舰被炸为两段，“东乙”炮台船自沉。在之后的富锦海战中，“利绥”和“利川”舰自沉以阻塞航道，“江亨”舰被击沉。
至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民国海军实力如下：第1舰队共有军舰12艘，包括7艘巡洋舰，3艘炮舰，2艘运输舰，总排水量为20000吨，约占全国海军舰艇总排水量的30%；第2舰队共有军舰19艘，包括13艘炮舰，2艘水上飞机母舰，4艘鱼雷艇，总排水量为9359吨，为江防舰队；第3舰队共有舰船约10艘，总排水量约2000吨；粤海舰队（原广东舰队）有舰船约61艘，其中大舰3艘，一等舰（排水量300一1000吨）15艘，二等舰（150—300吨）4艘，三等舰（100～150吨）5艘，四等舰（100吨以下）34艘，总排水量约34000吨。与日本海军相比，中国海军在编制、舰艇数量、装备质量、官兵数量等方面都严重落后，中日海（江）上交手的结果不难想象。
抗日战争爆发后，经过艰苦卓绝的江阴保卫战，中国海军舰艇只剩下原来的15%，没有巡洋舰，只剩8艘炮舰和一些炮艇、鱼雷艇。再经过惨烈的武汉会战，中国海军大型作战舰艇丧失殆尽。此时，海军组织一些小型舰艇编成了布雷总队，开始用水雷打击日军舰艇。布雷总队下辖6个中队，主要活动于长江流域，中国沿海已经彻底放弃给了日本海军。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于1945年9月成立军政部海军处，12月改组为海军署，筹备重建海军。1946年5月，海军署扩编为海军总司令部，参谋总长陈诚兼总司令，桂永清任副总司令代总司令。在此期间，先后收缴侵华日军各型舰艇船舶1400艘，从日本本土分得降舰34艘；接受美国援助舰艇131艘，英国赠送舰艇11艘，经过甄选，保留大小舰艇420余艘，总排水量约19万吨，编入战斗序列275艘，官兵4万人，组建成海防第1和第2舰队、江防舰队、运输舰队及10个炮艇队。
1946年，海军总司令部提出《战后海军25年造舰计划案》，计划分5期造舰只734.艘，其中航母14艘，战斗舰20艘，重巡洋舰30艘，轻巡洋舰70艘，驱逐舰100艘，炮舰72艘，驱潜艇36艘，各类潜水舰艇120艘，扫（布）雷舰28艘，各类快艇200艘，测量舰艇18艘，运输补给舰20艘，总吨位1876040吨。随着内战的爆发，这个计划案也流产了。
1946年，国民政府派海军艇收复了东沙、西沙、中沙、南沙等南海诸岛。
从1949年2月到12月，国民党海军起义共计16起，起义舰艇73艘。比较著名的有：“黄安”舰起义、林遵海防第2舰队起义、“重庆”舰起义、“长治”舰起义等。其余舰艇于沿海港口、岛屿解放之际先后逃往台湾。
20世纪50—60年代：新中国海军初创新中国海军是在战争的炮火中诞生的。成立之初，全部家底就是原国民党海军起义的部分小型舰艇，全部加起来不过几千吨，还不如美国海军的一艘驱逐舰。1950年，刚刚就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的肖劲光大将风尘仆仆地来到海防重镇威海，对刘公岛进行了实地勘察。由于没有可用的通勤舰艇，随行的参谋人员在码头边向渔民租了一条小船，这就是人民海军创建初期所面临的真实困境。
20世纪50年代初期，海军各兵种武器装备没有正规来源，制式繁杂。之后，开始从苏联购买部分装备，并获得对部分装备的转让制造，这些构成了当时新中国海军的中坚力量。我国海军的第一支驱逐舰部队由从苏联购买的4艘旧驱逐舰组成，分别命名为“鞍山”号、“抚顺”号、“长春”号和“太原”号。这4艘驱逐舰建于1937年，1941年下水，满载排水量2000多吨，被称作是海军的“四大金刚”，为当时的标志性舰艇，配备给北海舰队，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才退役。在1968年我国开始自己制造驱逐舰以前，“四大金刚”一直是我国海军仅有的4艘驱逐舰。当时东海舰队以护卫舰为主，南海舰队实力最弱，只有一些小型舰艇。
1953年，我国与苏联签订海军技术援助协定，转让建造苏式轻型护卫舰。
“鞍山”号驱逐舰
1955一1958年，上海沪东造船厂和广州黄浦造船厂装配建造了4艘苏式“里加”级火炮护卫舰，代号01型，西方称为“成都”级火炮护卫舰。这是一种对海攻击力较强，具有一定反潜与防空能力的近海轻型水面战舰，标准排水量1200吨，动力为两台蒸汽轮机，最高航速28节，配备有100毫米单管主炮3门，37毫米双管舰炮两门，三联装533毫米鱼雷发射管两套以及24管火箭式深弹发射器。
1954年6月24日，海军独立潜艇大队接收了2艘苏联M级老式小型潜艇，命名为“新中国11号”和“新中国12号”。7月，又接收了2艘苏联“斯大林”级（c级）中型潜艇，命名为“国防21号”和“国防22号”，并开始执行远航巡逻警戒任务。1953年6月4日，我国和苏联政府签订了“海军订货协定”，苏联向我国有偿转让w级常规动力攻击潜艇建造权，提供成套器材设备和设计图纸资料，由我国船厂装配制造，并派专家来华指导。
1956年3月26日，我国装配制造的第一艘w级潜艇下水，1957年10月验收入列。
在苏联的帮助下，20世纪50年代，我国海军共从苏联实际购得舰艇137艘（成品42艘、半成品95艘），并获得部分护卫舰、扫雷舰、鱼雷快艇、潜艇、猎潜艇等舰艇的技术图纸资料和材料设备，海军武器装备初步形成较完整的体系，并具备了一定规模。
20世纪60年代，我国海军武器装备的仿制能力明显增强，很多苏制装备逐步实现了国产化并进入大批量建造中，海军装备已不再是初创时期的“万国牌”。1963年8月，我国仿制的第一艘R级常规动力攻击潜艇下水，1965年9月验收入列，代号033型。我国仿制的第一艘G级常规动力导弹潜艇于1964年9月下水，1966年8月人列，代号031型。1969年6月22日，全部采用国产材料设备建造的第一艘033型潜艇交付海军潜艇部队使用。65型（国外称“江南”级）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火炮护卫舰，于1962年底下达任务，1966年8月首舰交付，满载排水量1700吨，但是武器系统只有火炮和反潜火箭深弹，与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已经落后。在驱逐舰方面，虽然60年代初就已经提出研发计划，但由于经济和技术原因以及文革的影响，并未得到落实。
这一时期，新中国在海上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台湾和美国。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虽已实力大减，却仍想卷土重来，不断利用优势的装备对大陆进行海空封锁和骚扰破坏。与此同时，在中美对抗的冷战格局下，我国也面临着美帝国主义从海上大规模入侵的可能。这说明，面对敌人占优势的海上力量，一方面我们没有实力去争夺对近海的制海权；另一方面，我国的国土安全也正处在危险之中，海军的主要任务只能是协助陆军和空军守卫国土，歼灭海上来犯之敌。另外，从我国当时的经济结构看，除了渔业，谈不上有什么像样的海洋经济，对海洋也没有渴望与依赖。在上述背景下，20世纪50～60年代，我国海军执行的是近岸防御战略，以海上游击战为主要方式，遏制国民党军队的窜犯和骚扰，伺机打击国民党海军的作战舰艇。通过一系列战斗，年轻的人民海军不仅协助其他军兵种解放了除台湾、澎湖、金门、马祖以外的东南沿海全部岛屿，而且还在海上作战中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的海上袭扰行动，遏制了美军可能对我的侵犯，实现了保家卫国的目标。但是，由于海军力量的薄弱，我国海军无力控制周边近海，导致属于我国的几百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基本上处于弃守状态，一些远离大陆的岛屿开始遭到周边国家侵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