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理解通常是一种上升的运动，这就是为何领悟总会被凝固的原因。（人绝不可能到达洞穴之外，因为他本身就来自洞穴。）
——西蒙·韦伊：《最初与最后的笔记》
摘自1960年9月我的日记：
我的孩子使我感到极度痛苦，我对这种痛苦感受至深。这种痛苦是自相矛盾的：苦涩的愤怒、赤裸的粗鲁与幸福的温柔、巨大的满足总是致命地交替出现。有时，我似乎对自己的感觉也会像对这些瘦小、无罪的生命，一种自私和不容异己的怪物的感觉一样。他们的声音会撕裂我的神经，他们永无止境的需求，首先是他们出于无知和不厌其烦的需求，让我的内心充满了一种失败的绝望感，也让我为我的命运感到绝望。这将会造成一种我无法去适应的身体机能。有时，由于被愤怒的情绪所控制，我会感到非常虚弱。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当我感到唯有死亡才能使我们彼此得到解脱时，我会十分嫉妒那些不能生育的女人，尽管有很大的遗憾，但她们过的却是一种自我和自由的生活。
然而，有时候我又会被他们的无助、魅力、不可抗拒的美——他们那种能够继续去爱与信赖的能力——他们的坚定、正直、无私深深感动。我爱他们。只不过在这种深厚而不可避免的爱中掺杂有不少痛苦的情感。
1961年4月：
我对孩子那种祈福的爱一次次把我吞没，这让我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从这些幼小、不断成长的生命中，我获得了一种审美的快感，一种被爱的感觉。不管这种感觉带有多大的依赖性，但它还是让我觉得我并不完全是一个不正常、泼妇式的母亲——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我是这样的母亲。
1965年5月：
在母性、自我中心、神经官能症的意义上，为怀上、要还是不要一个孩子而感到痛苦，有时，这种痛苦是由一种无助感而引起的，有时它又出于那种知性智慧的幻觉，只是不管在什么地方，这种痛苦都会发生在身与心的两个层面。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就在于这个孩子——因为这孩子是一个人自身生命的组成部分。
由于被卷入爱与恨的波涛，我们甚至对孩子的童年都会充满顾虑，为他的成熟充满希望与恐惧。渴望免除责任的拖累，摆脱人之每一条纽带的束缚。
那是一种奇怪的原始保护本能的反映，连野兽都会保护它的幼崽，当有人袭击或指责他时，我相信没有谁比我对袭击者的表现更为强硬！
1965年9月：
消减愤怒，对孩子的愤怒。我怎样才能学会化解暴力，弄明白唯有关心才是最重要的？愤怒的平息。意志的胜利。代价太高，近乎奢侈！
1966年3月：
也许人是一种怪物——反女性的怪物——是某种被动的、对其他人身上那种正常的、富有吸引力的爱、母性、欢乐无动于衷的存在之物……
以下是一些没有经过检验的设想：首先，人们设想一个“自然的”母亲是一个没有进一步身份的人，是一个整天都围着她的孩子打转，在生活的每一个阶段都以孩子为中心的过程中能够获得她主要满足的个体；人们设想在家中母亲与孩子彼此的孤独是理所当然的；设想母爱是，也应该是，完全出于无私的动机；设想孩子与母亲是使双方彼此痛苦的“原因”。我纠缠在这种认为母爱是“无条件的”陈规老套里，在这种字义、形象单一的母亲身份的意象中不能自拔。要是我知道我自己的存在角色与这类意象毫无关系，那这些角色岂不成了一些变态的怪物吗？正如我现年21岁的大儿子读到上面的话所说的：“你似乎觉得在所有的时候你都应该爱我们，但这种要求你在每一个时刻都去爱别人的人类关系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是的，我试图向他作出解释，但女人们——首先是母亲们——一直都被人们设想是以这种方式去爱的。
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我记得一种周而复始的现象。它常常发生在我拿起一本书，试着写一封信的时刻，或者甚至发生在我与某人通话中找到了自我的时刻，在通话过程中，我的声音对之表露了诚恳，流露了大量的同情。孩子（或孩子们）也许会被吸引到他的忙碌之中，沉迷在他自己梦想的世界里。但只要他感觉到我溜进了一个没有把他纳入其中的世界，他就会拖着我的手，要求帮助，用手猛击打字机的键盘。此刻，我能感觉到他的愿望是欺骗，是一种企图，哪怕是对属于我自己生命中的15分钟时间，他都要进行敲诈。我自然会愤怒至极。我会觉得任何试图去挽救我的想法都会落空。此外，我能感觉到存在于我们之间的那种不平等：我的需要总是与孩子的需要发生冲突，并且总是以失败告终。即使是出于自己的考虑，为了安静，与我的孩子分开一刻钟后，我也会对自己说，要是我能给予他们更多的爱就好了。就这么几分钟！然而，这就仿佛一根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无形的线索突然发生了断裂，考虑到孩子那种无可告慰的被抛弃的感情，就好像我逃进了——显然不是肉体上，而是精神上——一个远离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就好像我的胎盘已拒绝向他提供他生存所需的生命之氧。像大多数女人一样，我耐着性子，期盼着他们父亲下班回家的那一刻。其时，至少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那种存在于母子之间的周期性反应将会得到缓和，我们之间的紧张感会得到消释，因为在家里出现了另外一个成年人。
我无法理解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这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极富魅力的领域，它不是一种自然的现象。
从理智上讲，我肯定能理解，但从一个在其中我发现自己扮演的是一个大妈角色的带有情感与深厚传统色彩的形式看，似乎它又像潮水一样不可避免。由于这种形式，这种我的孩子和我可以在其中形成一种小范围的、私密情感联系的环境，我们有时能够在其中（如天气恶劣或有某人生病之时）一口气度过好些日子。在这段时间中，除了他们的父亲，我们见不着其他的成年人。当我好像要从他的身边溜开时，一种真正的需求就会产生，而这种需求是他向我提出其他要求的基础。他会一直安慰自己说，在我身上仍然存在着一种对他的热情、温柔、持续的爱和不变的信赖。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他母亲——也许作为一个女人就要逊色得多——我的那种独特性和唯一性唤起了某种需求，这种需求比任何人所能获得的满足更宽广，除了从黎明到黄昏，并且常常是午夜付出的那种不断的、无条件的爱，没有什么能与之相比。
二
1975年在一间客厅里，我和一群女诗人呆了一个晚上，她们当中有些人已经有了孩子。有一个还把她的孩子带在身边，她们在隔壁的房间睡觉或玩耍。我们谈论诗，此外还谈到一个本地妇女的杀婴事件。她是八个孩子的母亲，从她生第三个孩子以来，就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她最近杀死并肢解了她两个最小的孩子，屠杀就发生在她郊区住宅房前的草坪上。其中有几位能直接感受她绝望的妇女联名给当地的报纸写了信，对新闻界接受她行为、公共精神健康组织控制她行为的做法表示抗议。那间屋子里每个有孩子的女人、每个诗人都对她的做法表示认同。我们谈论由她的故事在我们内心炸开的一口口愤怒的黑井。我们谈到在孩子面前萌生的那种置人于死地的愤怒的时刻，因为没有谁，也没有任何事能够在此刻消除我们的愤怒。我们用一种时而迟疑，时而亢奋，时而苦涩、嘲讽、毫不修饰的语气与口吻来谈论那些女人，她们把我们平时的作品、诗歌汇集起来，并且在一种让人不能接受，但又无法争辩的愤怒之中为它们寻觅到另一个共同的基础。当时谈论的那些话被记录了下来。于是，禁忌被打破了，母性那层神秘的面纱被彻底揭开。
几百年来，没有人谈到过这些感受。20世纪50年代，在一个以家庭为中心、消费至上、普遍信奉弗洛伊德学说的美国人的世界中，我成了一个母亲。我丈夫迫切地说他想要一个孩子。我父母等待着他们孙子的出生。我不知道我究竟想要什么，对于我想要的，我又不知道该如何作出选择。我唯一知道的是，拥有孩子就意味着成熟的女性身份将会得到充分的体现，就能证明自己也成了“和其他女人一样”的女人。
要变得和“其他女人一样”，对我来说，始终是一个问题。从十三四岁开始，我就感觉我仅仅是在扮演一个女性创造物的角色。在十六岁的时候，我经常用墨水来涂抹手指，用唇膏和大耳环来劳神费力地进行打扮。1945年，我非常认真地创作诗歌，抱着一种要去战后的欧洲做新闻记者的幻想，睡在被炸毁城市的废墟中，记录纳粹倒台后欧洲文明的复兴。但同时，我也像我认识的每一个女孩子一样，把时间花在熟练地涂抹唇膏、抚平长统袜上的皱纹、谈论“男孩子”上面。我的生活已经被分割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除了写诗，对旅行的幻想和自我满足似乎对我更加真实。我感觉作为一个新型的“真实女人”，我是一个冒牌货。尤其当我遇到年轻的男孩子时，我会惊得目瞪口呆。我想我能感觉到男人们都会受骗——或希望受骗——把我想象成一个真正的“女人”。我猜想就像一颗子弹一样，一个孩子一眼就能把我看穿。这种扮演某一角色的感觉会导致一种犯罪感，即使这一角色是出于生存的需要而产生的。
对我结婚后的那天，我有清晰而敏感的记忆：那天，我正在擦地板。也许，地板并不真的需要去擦；也许，我完全不知道除此之外该去做什么。只是当我擦地板的时候，我想：“现在我是一个女人。这是一种古老的行为。这是一件女人们一直都在做的事。”我感觉我在屈从于某种古老的仪式，它太古老了，以致不成其为一个问题。是的，这是女人们一直都在做的事。
一旦我明显怀上了孩子，在我青少年和成年的生活中，我第一次没有了负罪感。我沉浸在一种被赞美的氛围中——即使在大街上我行走在那些陌生人旁边，就仿佛我身上携带着芳香。在这种氛围中，所有的疑虑、恐惧、担忧全都无影无踪。这是女人们一直都在做的事。
我第一个孩子出生的前两天，我身上一下子长满了皮疹，被医生暂时诊断为麻疹，由于是传染性疾病，我被人送到医院，在那儿等待分娩前的阵痛发作。对我未出生的孩子，我第一次萌发了一种强烈的恐惧感和负罪感，因为我身体的这种状况，很可能会导致“流产”。在旁边的房间里，住着九个患有小儿麻痹症的病人，除非穿上医院的白大褂和戴上口罩，任何人都不允许进入我的病房。要是在怀孕期间，我对我的身体状况有一点模糊的察觉的话，那我现在就可以完全依赖我的产科医生了，一个高大的、精力充沛的、像父亲一样的男人，充满了自信，常常会主动用手捏我的脸颊。我在整个怀孕期间，情况都非常好，只是好像被催眠了似的，有一种梦游的感觉。我参加了一个缝纫班，在此期间，我做了一件宽松的、裁剪得很糟糕的孕妇衫。为孩子的房间做了窗帘，选购了婴儿用的衣服，尽最大的可能抹掉了几个月前还存在于我身上的那些明显的女人特征。我的第二本诗集当时正在印刷中，但我已经不再写诗，除了读一些家庭杂志、育儿方面的书籍，我几乎不再读其他书。作为一个孕妇，我感觉我是被世界完全接受的，这一切似乎显得非常轻松，没有更多的困扰，我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认可自己。我孩子出生以后，作为对怀孕的过敏反应，身上的“麻疹”又出现了。
没出两年时间，我再次怀孕，我在一本笔记本中这样写道：
1956年9月：
是怀孕早期的极度困乏，还是因为某些更为重要的事情，我不知道。但我能感到就诗歌而言——读诗和写诗——似乎为时已晚，除了厌烦与淡漠，我不能感受到其他东西。尤其对我自己以及我周围的同龄人就更是如此。当我收到一封约稿信，或有人提到我的“职业”时，我就会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想逃避所有的责任，而只去关心那个写作或曾经在写作的人。
要是我的生活会发生一场严重的危机的话，我想，现在就有可能是这场危机爆发的最佳时刻。很长一段时间以前，我就对我自己、我的工作感到极其不满。
我丈夫是一个敏感的、充满感情的人，他想要孩子——这在20世纪50年代那种看重专业和学术成就的环境中，显得极不寻常——并且乐意为我提供“帮助”。但显而易见的是，我只能把这种“帮助”理解成一种宽宏大量的行为，因为他的工作、他的职业生涯在我们家庭中才是真正重要的。事实上，这就是这么多年我们之间没有出问题的原因。我理解我作为作家的那种努力是奢侈的，是我的一种怪癖。我的工作几乎不能带来任何报酬，甚至还会花掉不少的钱，因为只有当我雇上一个保姆时，我才有可能在一周之中挤出几个小时的时间来用于写作。1958年3月，我曾经这样写道：“不管我试图要他给予我什么，但主动提出的一方肯定是我。”我感到沮丧，经常冒火，陷入了一种困境，因为他爱我，我仿佛就成了他一种必须要去承担的包袱。尽管给他带来的是负担，但能够被人爱，我仍然充满了感激。
但我仍在努力，以便让我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我没有真正放弃诗歌，也没有放弃改变我生活的决心。当时的生活大概是这样一种情景：坎布里奇一个廉价公寓的后院，充满了一群孩子，吵闹声反复出现，夜不能寐，安静与沉思的时刻经常被打断，荒唐滑稽的餐饮聚会，到场的全是年轻的妻子，一些人具有很高的学历，她们把所有的聪明才智和人生中重要的东西都奉献给了孩子的幸福和丈夫的事业，试图再次酝酿波士顿文人雅士们的那种宜人气氛，陶醉于法国的烹调与毫不费力的矫揉造作——最重要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只有彻底消除了那股认真严肃劲，女人才会受到尊重——当然，这一切还不足以对那一时期的生活作出概括与分析，只是我清楚我必须去谈论我的生活。当时我不明白我们这些生活在学院环境的女人——就像那个时期生活在中产阶级社会的大多数女人一样——人们期待我们去扮演的只不过是两种角色：悠闲的维多利亚式的太太、家庭中的天使，另外就是维多利亚式的厨娘、洗碗的佣人、熨衣的女工、保姆，还有护士。我唯一能感到的就是有许多虚假的消遣在吞没着我，我想不顾一切地剥离掉我生活中的杂质，去面对一种真正的生活。
1958年6月：
这几个月，我完全被一种愤懑与恼怒的情绪弄得乱成一团；为社会，为自己感到痛苦、幻灭，对人世满怀敌意，拒绝参与一切。那么对我来说，什么——如果有的话——才算是具有肯定意味的东西呢？也许就是那种想去谈论我生活的愿望，那种仅仅想通过时光的流逝和转换来拯救我生活的期盼……
摆在我面前的工作既严肃又困难，我一点也不清楚该如何去下手。思想与精神的自律，表达的独一无二性，日常生活的有序化，人本身最有效的作用，这些东西我都想拥有。迄今为止，我一直有能力去做的就是尽量去珍惜时间。对周围的很多东西都采取一种拒绝之态。
大约在1958年7月，我再次怀孕了。我第三个孩子，正如我决定的我最后一个孩子的诞生成了我生命的转折点。我已经知道，我的身体并不受我控制。我并不打算怀上这第三个孩子。我比以前更加清楚，一次新的怀孕，一个新生的婴儿对我的身体和精神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我并不想让这个孩子流产。从某种意义上说，与他的两个哥哥比起来，我生第三个儿子是一种更加主动的选择。因为当时我就知道，我是由于他的缘故才怀孕的，所以也就没有再出现梦游。
1958年8月：
当早晨的阳光照射在山坡和西边的窗前，我写下这些。与孩子一起凌晨5：30起床，喂了他奶，然后进早餐。这是少有的一个早晨，我没有感受到恐怖的精神压力和身体的极度困乏。
我必须让自己弄明白，我不应该作出要更多孩子的选择，我应该去期盼一段岁月，在不远的将来，届时，我能重获自由，不再如此身心疲惫，应该去追求一种或多或少带有智慧和创造色彩的生活……我目前唯一能去做的，就是坚持不懈通过大量艰苦、有意义的工作，以避免我现在的生活原封不动地重复。另一个孩子意味着这一切将会往后拖延好几年——而这几年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不能轻易地把它们搁置一边。
然而，总有某种东西，我们可以称之为事物的本性，或者是人的一种顽强的宿命，在以某种方式使我意识到，实际上有一些必然要发生的事情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们不会满足于那么多的作为一种反抗堵塞、停滞与精神之死额外手段的生育行为（因为真正的死亡是我对一种能够被认可的、独立的自我，对诗歌和生命中的一种创造所一直怀有的恐惧——是对粉碎那张没有生命的面具的恐惧，为了赋予这张面具以生命，我的整个生活曾经为之战斗不息）。
如果更多的努力必须要付出，那我愿意尽我所能。如果更多的绝望必须要伴随我的生活，那我想我能正确地对待，并且通过它而生存。
当时，我们以一种不同寻常和超乎预想的方式，真心地期待着我们的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
当然，这里存在着一种经济上的，同时也是精神上的理由，它允许我不把第三个孩子的出生当做一种我自己死亡的证明，而是看做一种“反抗死亡的补充手段”。我的身体，尽管关节炎经常复发，但它仍然是健康的。我受到了很好的产前护理，我们并没有生活在营养不良的边缘。我清楚，我的所有孩子都会有饭吃，有衣穿，能够呼吸新鲜的空气。事实上，这方面不幸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倒有可能在其他方面表现出来。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从一种非物质的层面讲，虽然在要孩子还是不要孩子的问题上我不太弄得清楚，但我知道我一直都在为我的生活奋斗。我总是试图赋予我的生活以新的生命与活力，并且以某种倔强与朦胧的方式，决心在这一过程中甚至采取怀孕和分娩的形式也在所不惜。
在第三个孩子出生之前，我就决定不再要更多的孩子了，并且做了绝育手术（在这个手术当中，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东西从女人的身上被拿走，排卵和月经仍然在继续进行。然而语言所暗指的却是切除或毁掉她最重要的女性特征，就像那个古老的词汇“不育的”所挑明的，女人意味着永恒的空虚与匮乏）。尽管我丈夫支持我的决定，但他还是会问我，是否确信这真的不会给我带来那种“丧失女性特征”的感觉。为了真的要做这个手术，我必须提交一个由我丈夫签字的信函副本，使那些能够批准此类手术的医生委员会的成员相信我已经生了三个孩子，并且要向他们陈述我不想生孩子的理由。因为我患类风湿性关节炎已有好几年，所以我能向那些负责讨论我病历的男性委员提出一个可让人信服的理由。一般的情况下，我的陈述往往不会被他们接受。我孩子出生后的24小时，当我从手术中苏醒过来时，一个年轻的护士看着我的图表冷冰冰地问我：“你切除了卵巢，是这样吗？”
第一位伟大的节制生育的身体力行者马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说，在20世纪初期，就有成百上千的妇女给她写信，为避孕的起诉辩护，所有人都谈到为了成为她们孩子更好的母亲，她们希望拥有健康和强壮的身体，或者希望对她们的丈夫表现出肉体上的亲密而不必伴有怀孕的恐惧。没有人在完全拒绝她的母亲身份，或要求过一种安逸悠闲的生活。这些妇女——大多数都很贫穷，许多人只有十几岁，却已有了好几个孩子——完全感觉到由于她们家人的缘故不可能做得“更出色”，因为家人期待的是要她们继续提供服务和操持家务。然而人们对以下的说法一直都心存，现在也仍然怀有一种强烈的恐惧心理，这种说法认为，在如何使用我们身体这个问题上，最终还是女人说了算。这无异于说母亲的痛苦、作为母亲的女人的那种最重要的身份对人类社会的情感基础来说是如此必要，以致人们在各个方面（包括那些最没有问题的方面）都应为减轻这种痛苦、取消这种身份作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三
“Vous travaillez pour l'armée，madame？”（你正在为军队工作吗？）在越南战争初期，一个法国女人这样问我。听到这话时，我已经有三个孩子了。
1965年4月：
愤怒、沮丧、消沉。一阵突如其来的泪涌。一种强烈的匮乏感油然而生，从瞬间到永恒……
我为存在的诸种关系感到困惑，比如我对最大那个孩子的愤怒与拒绝、我敏感的生活、反战的思想与性（我指的是这个词最广泛的那种含义，不是仅仅指人的肉体欲望）——这是一种相互纠缠在一起的存在关系，要是我能对之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使它有充分的存在理由，那它们就有可能在我的生活中发挥积极、有益的作用——但我却深陷其中，只能在这些黑暗之网中摸索。
我伤心流泪，流泪，一种巨大的无力感像癌细胞一样在我的全身扩散。
1965年8月：
必须遵循一种更不具屈从色彩的生活原则。
认识到盲目的愤怒是徒劳无益的。
社会具有局限性。
为了工作与独处，应更好地利用孩子去学校的时间。
不应为自己的生活风格感到困惑。
尽量珍惜时间。
为诗歌努力，更努力。
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人经常问我：“你没有写过关于你孩子的诗吗？”我同时代的男诗人就写过关于他们孩子的诗，尤其是关于他们女儿的诗。对于我来说，诗歌是一个我还没有成为人之母时曾经生活过的场所，是我作为我自己时曾经存在过的地方。对于我来说，那糟糕和美好的时光都不是多余的。我记得这些时光，当我给我的每个孩子喂奶、看见他们把眼睛睁得圆圆的直盯着我时，我就会感到：我们每个人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不仅通过嘴唇和乳头，而且还通过我们彼此的注视：那种深邃、安详、热情、专注、充满深蓝色眸光的眼神。我记得有一次孩子吮吸我乳头时，我充满乳汁的乳房给我带来的那种生理上的快感，当时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除了那种由饕餮之饮带来的掺杂有负罪感的快感外，我根本就没有其他类似的快感。我记得当初那种矛盾的感受，那种无人可以做出选择的进入一个战场的感受，那种在无止境的欲望的角逐中，不管他愿意不愿意，既是观众又是演员的感受。由于我有三个七岁以下的孩子，这就意味着这一切都有可能在我的身上发生。但我也记得每个孩子各自不同的身体，每个孩子的精巧、瘦削而结实、温柔、优雅，记得这些小不点儿的美丽，他们并没有被人教导说，男人的身体必须要僵硬而刚直。我记得那些静谧的时光，其时，我能心安理得地一人走进浴室。我记得我经常从质量差的睡眠中突然惊醒，必须对孩子的噩梦作出反应，披上毛毯，把奶瓶弄暖和，带某个半睡半醒的孩子去卫生间。我记得我清醒地返回床边，由于恼怒而变得虚弱，心里很清楚这残缺的睡眠将使我的第二天变成地狱。因为疲惫不堪，我会无缘无故对孩子冒一些他们不能理解的火。这势必会导致更多的梦魇，从而引起对安慰更多的渴盼。我记得我以为我不会再去做梦了（当睡眠中的梦好几年来都背离了她时，难道在一个年轻母亲的下意识中，她还会去相信梦所提供给她的那些信息吗）。
许多年以来，我都不敢去回忆孩子生命中第一个10年中的那些日子。在这转眼即逝的10年中，我看见一个笑容满面的年轻女人，穿着孕妇服，或者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一个半裸着身体的孩子身上，渐渐地她的脸上没有了笑容，面带一种冷漠略为悲伤的表情，就仿佛她在倾听着什么。在这段时间中，我的儿子逐渐长大，我开始改变我的生活，我们开始彼此平等地交谈。我们一起生活，共同经历了我和我丈夫的离婚，经历了他们父亲的自杀。我们成了幸存者，成了四个由结实的纽带联系在一起的不同的人。由于我总是试图告诉他们事物的真相，由于他们新的独立就意味着我新的自由，由于我们彼此信任，即使在我们对事物有不同看法的时候，所以，他们在小小的年纪就变得非常自信，并且对他们不熟悉的事物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有些事情让我知道，如果他们能够容忍我的愤怒、我的自责，仍然坚信我的爱和我们彼此之间的爱，那他们就是强大的。他们的生活一直都不是，将来也不会是轻松的，但他们真实的存在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馈赠，他们的活力、幽默、机智、和善、对生活的爱、独立的人生态度随时随地都在感染我。我不知道是怎样通过他们好斗的儿童天性和我防范的母性性格来促成我们自己与我们彼此之间的那种认同的。也许，这种由社会和传统铺垫的彼此认同一直就存在在那里，从母亲和吃奶的婴儿她们之间的第一次凝视开始就存在了。但我的确清楚，在好几年的时间中，我都相信我绝不可能是谁的母亲，那是因为我只能感觉到自己强烈的需要，并且常常粗暴地表达这些需要，因为我是卡莉（Kali）、美狄亚（Medea），是那头吞食它小崽的母猪，那个背叛女性特征的没有女人味的女人，是一个信奉尼采学说的怪物。即使到了现在，一读到那些过去的日记，一回忆起往昔的事情，我也会感到悲哀和愤怒，只不过这些悲哀和愤怒的对象不再是我和我的孩子。我感到悲哀是因为那些年我荒废了我的生活，愤怒是因为存在于母子关系中的那种残缺和人为控制，而这种关系本应是爱之伟大的经验与源泉。
在20世纪70年代一个早春的某一天，我在大街上碰到了一个年轻的女朋友。她带着一个瘦小的婴儿，用一条浅色的棉带把婴儿吊在她胸前，她宽松的短衫挤压着婴儿的脸庞，婴儿用手紧紧抓住她衣衫的一角。我问：“她多大了？”那位母亲对我说：“刚好两周。”我感到吃惊，因为内心涌起了一股强烈的欲望，想再次把这个幼小的、新的生命紧紧地抱在我怀中。那婴儿就存在在那里，蜷曲地熟睡着，悬吊在母亲的双乳之间，就仿佛她蜷曲地睡在子宫中一样。那位年轻的母亲——她已经有了一个三岁大的孩子——说：一个人很快会把拥有这个无瑕、完美新生命的那种纯粹快乐忘得一干二净。我带着回忆、妒忌从她身边走开。只不过我还知道另外一些事情：她的生活并不是简单的；她是一个有着两个不到四岁孩子的数学家；即使现在，她也仍生活在别人生活的节奏里——不仅有那婴儿经常的啼哭，而且还有那个三岁孩子的要求，以及她丈夫的问题。在我们居住的公寓里，女人们仍然单独地带着孩子，在她们各自的家庭里日复一日地打发光阴，在家洗衣服，推三轮车去公园，等待丈夫回家。如果那儿有孩子坐浴的池子和儿童游戏室，年轻的父亲们也会在周末推着婴儿车去那里，但看管孩子的重任仍会落在母亲的肩上。我羡慕使一个两周大的婴儿蜷曲地靠在某人乳房前的那种感性愉悦，但我不羡慕电梯中充满小孩的那种嘈杂，不羡慕洗衣房中婴儿的那种号啕大哭，不羡慕冬天把七八个孩子塞入其中，为了使他们不伤心，能够安静下来，由一个大人来看管的那个房间，不羡慕他们生命中的那种基调与底色。
四
但有人仍会说，这就是人的处境，这处境就是痛苦与欢乐、破碎与完整不可分离的统一。是的，要是15或18年前，我也会这么认为。但与强奸、卖淫和奴隶制比起来，母性身份的父权制习俗一点也不显得更像是“人的处境”（那些竭力强调这种处境论的人通常都没有受到过这种处境的压迫——无论是性别的压迫、种族的压迫，还是劳役的压迫）。
母性——在征服与农奴制、战争与和约、扩张与帝国主义的历史中，并没有被人们提及——它具有自身的历史，拥有一种意识形态，它比宗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显得更为重要。我本人的，似乎又是一个母亲的隐秘的痛苦，一个个体的，似乎又是我周围和身边那些母亲们的痛苦，无论我们的阶级和肤色如何，在每一个极权主义制度和每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中，那种由男人来控制的女人的生育，由男人在法律和技术上对避孕、人口出生率、流产、产科学、妇科学及宫外受孕实验的主宰——这一切对父权制社会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这种父权制把不是母亲的女人看做是女人的一种消极和可疑的状态。
在整个父权制神话、梦的象征理论、神学和语言学中，以下两种观点总是并肩而立，同时存在。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女人的身体是不洁的、堕落的，相对于男人的身体而言，它是释放、流血和危险的场所，是精神与肉体败坏的源泉，是“邪恶的入口”。另一方面，作为母亲，女人是慈善的、纯洁的、神圣的、无性的、滋养的，母性身体的潜力——由于流血和神秘的同一个身体——是她独一无二的命运和生命正当存在的理由。这两种观点一直都深深植根在女人的心中，甚至植根在我们当中那些最具独立性的女人心中，但好像正是她们在试图去开创一种最自由的生活。
为了坚持这两种观点，实际上它们之间是非常矛盾的，男人的想象力就不得不对女人们进行分门别类，用一种非此即彼的方式来看我们，或者迫使我们用这种方式来看自己，要么善良，要么邪恶，要么丰孕，要么不孕，要么纯洁，要么不洁。没有性征的维多利亚式的天使妻子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妓女就是由这种双重思维创造出来的产物。实际上，这种思维方式与女人真正的官能特征毫无关系，而与男人对女人的主观臆想关系甚密。这种思维在政治与经济上的权宜之计是最无耻，也是最富戏剧性的，人们在此会发现，性别主义与种族主义成了同一个东西。社会历史学家A.W.卡尔霍恩（A.W.Calhoun）对人们纵容白人农场主的儿子对黑人妇女的强奸行为进行了描述，在一种为了生下更多混血奴隶的有意行为之中，人们认为生下这些混血儿是有利可图的。他摘录了19世纪中期两位南方作家就这一女性主题所作的论述：
在奴隶制环境中，白人最沉重的种族负担就是那些出现在白人门口、白人寓所里的非洲妇女，她们具有强烈的性本能，但缺乏性意识。“……在奴隶制条件下，对白种文明整体性的沉重打击是在那个反抗力最薄弱的时刻，由那位淫荡的混血女人的恶劣影响造成的。在上层白人母亲和妻子那种不妥协的忠贞中仅仅存在着一种种族未来品质的信念。”
由强奸所造成的母亲身份不仅被人鄙视，而且被强奸的妇女反倒成了有罪的人，成了袭击者。但又是谁把黑人妇女带到白人门口的呢？是谁的性意识缺乏才产生了这些在经济上有利可图的混血儿呢？应该问的是，是否“纯种的”白人母亲和妻子就不会被白人种植主强奸，因为人们设想她缺乏“强烈的性本能”？在美国南方，也像在别的地方一样，生孩子是一种经济上的需要，那些黑人和白人母亲仅仅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的一种工具。
不管是“纯洁”的，还是“淫荡”的妇女，不管是所谓的女主人，还是女奴隶，也不管是那位由于把自己降格为传种动物而受到赞美的女人，还是那位被人蔑视和惩罚而成了“老处女”或“同性恋”的女人，她们都不可能通过对这种女性身体（暂且不提女性的心灵）的颠覆来获得那种真正的人生自由和自主人格。然而，由于对那些无权无势的人来说，短期的利益通常是唯一可看到的东西，所以，我们也会在延续这种颠覆的过程中一直扮演我们的角色。
五
大多数关于儿童护理和心理学方面的著作都假定，向成熟个体发育的那个过程从本质上说都是一部儿童成长的戏剧，此戏剧围绕着他的单亲或双亲而展开。不管怎么样，在这个展开过程中，其单亲或双亲的角色是固定不变的。当我知道我仍处于一种无视自己存在的状态中时，就不会有任何东西能够把我从我曾是一个母亲（那些固定角色中的一员）这一现实中剥离出来。那位安静、自信、内心平和的女人，由于翻阅我读过的那些指南手册而深受感动，她作为一个宇航员似乎和我不大一样。完全有理由相信，没有什么能够把我从已经存在于我和一个生命之间的那种关系中分开，这个生命曾经被怀在我身上，现在被抱在我手中，由我的乳房供给他乳汁。在整个怀孕和哺乳过程中，人们只是劝女人应尽量放松，要表现出一种夫人太太般的安详，但没有人提到过怀第一个孩子时母亲所承受的那种精神上的危机，那种长期潜伏在心里的要成为人之母的欣喜之情，那种有能力还是无能力一方面要去胜任母亲之职，另一方面又要去涉足一种新的身体和心理体验的困惑，这种困惑必然是一种被强化了的感受，此感受可能是喜悦的，也可能是迷惑和耗费心血的。没有人提到过那种对一个如此瘦小，如此需要依靠，如此把自己缩成一团的生命所能引起的神奇诱惑，这种诱惑恰如恋爱早期那样专心致志、压倒一切，尽管这生命是也可能不是某人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母亲关心她的孩子开始，他们就被卷入了一场不断变化的交流之中，在这样一些时刻，这种交流是非常具体的，比如：听见孩子的哭声，她就会感觉到乳汁充满了她的乳房；孩子第一次吮吸，她的子宫就会开始收缩，然后又恢复到正常的大小；接下来，孩子的嘴会吸舔乳头，在他曾经呆过的子宫中便会产生一阵阵生理的快感；或一旦闻到乳房的气味，哪怕是在睡眠中，他也会开始寻找和摸索乳头的位置。
孩子有关他存在的最初意识是通过母亲回应的手势和表情来获得的。就好像在母亲的眼睛、微笑和触摸中，孩子第一次读到了这样的信息：你就在那里！同时，母亲也会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发现她自己的存在。通过一条最尘世、最无形的纽带，她与这个他者相互联系在了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除了在遥远的过去她的婴儿与她母亲相互联系这一事实，她又可能没有和别的什么人联系在一起。她也需要去作出努力，从那种一对一的身份关系中进入到一种新的现实，或者对她要成为她自己的那种存在再次作出肯定。
给孩子喂奶的行为，与性行为一样，也许是紧张的，伴有生理上的痛苦，会产生一种文化上的不适感和罪恶感。或者也像性行为一样，能给人带来一种生理上的快感，情感上的慰藉，让人的内心充满一种情色的温馨。但就像情人们在做爱后不得不分开，以便再次成为独立个体一样，母亲也必须使自己与婴儿分开，婴儿也必须从母亲那儿独立出来。在培养孩子的心理学著作中，从孩子的方面着想，人们把关注的重点放在“让他随心所欲”之上。但为了她自己的利益，母亲也需要同样多，或者更多这样的随心所欲。
母亲身份，在那种与某个特殊孩子或几个特殊孩子紧密关系的意义上说，它是女性历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在女性所有的生命岁月中，远不止这样一种身份。处于40岁阶段的家庭主妇也许会开玩笑地说：“我感觉我像个打工的人。”但用社会的眼光来看，只要我们曾经当过母亲，那我们不是母亲，又会是什么呢？“随心所欲”的过程——尽管要是没有这么做，我们会感到自责——是一种抵制父权制文化后果的举措。仅仅让我们的孩子去随心所欲是不够的，因为我们也需要重新返回我们的自我。
只要生过和哺育过孩子，我们就能明白，实际上正是父权制与生理学的结合才形成了对女性身份的定义。但同时也意味着女人能用一种强烈的方式来体验她们的身体和情感。我们不仅要经历生理、肉体方面的变化，而且还要经历角色定位的转变。我们知道（常常是通过痛苦的自我惩罚和自我麻痹的方式）我们身上的那些品质被人们设想为“天生的”，比如：忍耐、自我牺牲、乐意没完没了去重复那些使一个人社会化的家庭琐事。另外，我们也（这一点常使我们惊奇不已）为爱和暴力这两种感情热血沸腾，这两种感情比我们曾经了解的任何感情都显得更强烈、更残酷（有一个反战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母亲，最近就站在一个讲台上这么说过，“如果有谁敢把他的手放在我孩子身上，我就宰了他”）。
我们难以做到把这些相似的经历抛在一边。有点奇怪的是，即使是那些对看护孩子方面没完没了的要求咬牙切齿的妇女也会发现，要她们承认孩子的成长实际上与她们关系不大这一事实也是十分困难的。她们仍然觉得她们必须呆在家里，保持警觉，最好变成一只总是聆听危急之动静、求助之呼唤的耳朵。孩子的成长并不是一条平滑上升的曲线，而是一段凹凸不平的历程，他们的需求如同变化的天气一样反复无常。就一个8岁或9岁的孩子而言，文化的“规范”在决定具体的某一天她（他）将会表现出什么样的性格，或决定她（他）将会如何去面对危机、孤独、痛苦、饥饿完全是无能为力的。一个人应该始终认识到在青春期到来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人除了不是一种线形的存在，他可能会是任何其他东西，因为一个6岁大的孩子仍然是一个人。
在一种部落，或者甚至封建制度的文化中，一个6岁的儿童也许会被赋予沉重的责任和义务，我们的文化没有这种东西。但另一方面，人们并不认为在家带孩子的妇女正在做的是重要的工作，人们仅仅期望她去发挥母性的本能，去做一些男人们绝不会染指的琐碎家务，对她所做之事的意义，人们基本上不加评论。所以孩子和母亲同样被鄙视，因为只有能付出劳动力的成年男女才被认为是具有“生产性”的。
母与子的那种权力关系通常就成了父权制社会权力关系的一个缩影：在“你愿意这么做，因为我知道什么对你好”与“你愿意这么做，因为我能够使你这么做”这两者之间，人们就难以区别。无权的妇女总是把养育儿女作为她们拥有权力的一种方式（一种狭隘，而且没有深度的方式）来加以利用，也把它作为一种她们报复世界的需要来加以利用，而这世界一直都在把某些东西强加在她们头上。她们用手拽着孩子穿过房间去洗漱，为了让孩子多吃几口某种他们不喜欢的食物，她们便哄骗、威吓、贿赂孩子，而这种做法对按照“科学育儿法”的文化传统必须建立起来的标准来说是多余的。于是，她（他）就成了现实的一个碎片，世界的一个片断，这个世界能够通过一个女人来施加影响，甚至得到塑造，而这个女人只能对诸如尘土、食物之类的无生命的物质施加影响，而不能对其他任何东西发挥作用。
六
当我试图回到第一次怀孕、还是26岁那个年轻的身体时，当时，我没有顾及自己怀孕方面的生理知识，同时也逃避了我的智力生活和职业生涯，后来，我才意识到，由于母亲身份的习俗，而非事实，我真实的身体和真实的精神这两者实际上是分离的。这种习俗——就我们所知，它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一个基础——只允许我获得某些观点，拥有某些期望，无论这些观点、这些期望是表现在我产科医生接待室的小册子中，我读过的小说中，我祖母的认同中，我对自己母亲的回忆中，还是表现在西斯廷教堂那幅圣母像，或米开朗基罗那幅《圣母怜子图》中，情况都一样。一种肤浅的观点认为，怀孕的女人是一个安于满足，或者完全就是一个安于等待的女人。女人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一种等待的动物：等待被要求，等待来月经，在恐惧中等待它的来或是不来，等待男人们从战场上、从工作中回家，等待孩子长大，要不就等待一个新生儿的降生，或等待绝经期的来临。
由于否认了我生活中那些主动、积极和充满活力的因素，所以，我在怀孕期间就完全陷入了这种等待的状态，陷入了这种女人的宿命。我感觉我最近的、目前的、身体的经验与我阅读、思考、写作的经验是脱节的。就像一个在机场候机的旅行者，她乘坐的飞机被耽误了好几个小时，于是她便胡乱地去翻阅她平时根本不会认真读的杂志，去逛她不会感兴趣的商店，我沉溺在一种外在的宁静与内在的烦躁之中。要是烦躁完全是焦虑的一层面纱，那我就应该知道，作为一个女人，与其去探究隐藏在我西斯廷式平静之下的那种焦虑，还不如让自己烦躁透顶。我那真正诚实的身体最终给了我回报：我对怀孕产生了过敏性反应。
我相信，正如本书将要说明的，女性生物学——那种来自阴蒂、乳房、子宫、阴道的强烈而弥漫性的生理性灼热和官能性快感，那些发生在女性身体中的行经的周期，生命的孕育与完成——与我们理解的比较起来，将会有一些完整得多的解释。父权思想已经把女性生物学限制在了它狭隘的范围之内。为此，女权主义的目光应该摆脱女性生物学的桎梏。我相信，这样就会使我们把我们的身体特征看做是一种资源，而非一种宿命。为了过一种完整的生活，我们不仅要控制我们的身体（尽管这种控制是有先决条件的），而且必须考虑到我们身体状况的统一与平衡，考虑到我们与自然法则的和谐，还有我们心智的身体基础。
由于女性创造生命的那种能力，古代那种经久不衰的对男人的妒忌、敬畏与恐惧一直都对女性在其他方面的创造能力采取一种憎恨的态度。人们不仅要女人去忠实于她们的母亲身份，而且还告诉我们，我们在智力和审美方面的创造是欠缺、没有结果和见不得人的，仅仅是想变得“像男人一样”的一种企图，或者是逃避成熟母性“真正”责任的一种企图，这种责任就是结婚、生子。对于那些试图逃避身体陷阱的女人来说，试图“像男人一样”一直都既是赞美，又是囚禁。这一点也不让人感到奇怪，因为许多有知识和创造力的女人都坚持认为，男人才是最初存在的人，而女人只不过是派生出来的附属物，这些女人一直都在贬低她们的身体特征以及她们与其他女人的那种亲密关系。对女人来说，身体造成的麻烦是如此之多，以致很容易经常对它嗤之以鼻，把它当做一种行走的游魂。
只不过由于有对本身存在于女性生物学中那种实际上在发挥作用的生理机能——作为文化扭曲的一种对立物——的新的探索，这种对身体的反动现在正在变成一种更为复杂的混合物，不管在利用它时，我们作怎样的选择，也丝毫不能限制母亲的作用。
我自己的故事，已经贯穿在本书中，它仅仅是一个故事。最终我找到的是一种决心——就一个女人所能做到的和与其他女人一道尽可能去做到的而论——我决心去弥合存在于身与心之间的那道鸿沟，绝不想让自己在精神和肉体方面再次迷失。慢慢地，我懂得了存在于“我”母性经验中的那种矛盾，尽管它有别于许多其他女人的经验，但它仍不是独一无二的。我懂得了，作为一个女人，只有抛弃了我那种关于唯一性的幻想，我才有望去过一种完全可靠而可信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