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豪华的曼谷皇宫大酒店。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召开的、有24个国家和地区著名的整形外科专家、教授任教的“促进世界皮肤和整形科学研讨班”结业典礼，正在隆重举行。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此次活动的组织者小川秀行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总代表、泰国卫生部长，向以优异成绩毕业的各国学子颁发毕业证书。当读到“中国，蔡国斌”的时候，世界各地前来参加此次不寻常的结业典礼的1000多双眼睛，看到一个高高大大的年轻人走上颁奖台，接过世界卫生组织代表颁发的毕业证书。这不是一张普通的毕业证书，它是通向世界所有国家的高水平行医执照。
小川秀行在介绍他时说：
“这是来自中国的最好的学生。”
中国驻泰国大使握着他的手说：
“你为中国增了光。”
在闪烁的镁光灯下，他眼里闪着激动的泪花，将那沉甸甸的证书捧在手里。
他知道，那不只是一纸证书，那是崇高的使命。他将为此奉献毕生的精力。
打拼才能赢
东北寒冷的季节是那样漫长。自从蔡国斌的父亲从台北到了日本，然后又辗转到长春定居以来，30多个寒暑已转瞬流逝。海峡那边的故土已经成了遥远的梦幻。蔡国斌和他的5个姐弟，除了偶尔从父亲嘴里听到台湾的气候与这里的差别以外，几乎很少听到在那儿的亲友的消息。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大陆的台胞在台亲友的消息已被封杀到几乎是音信皆无的地步。但即使这样也无法摆脱“海外关系”的阴影。虽然蔡国斌的父母都是医生，但5个孩子中有4个先后到农村插队落户去了，只剩下蔡国斌留在身边照顾家庭。这孩子生性要强，也能吃苦。父母上班了，他就一边做家务，一边翻看家里的医学书籍，竟这样对医学产生了兴趣。
正是有这样的基础，他一工作就上了医士班，成了长春“铁北医院”的外科大夫。但他总不满足那些已经取得的工作经验。“四人帮”倒台了，高等学府在沉寂了十余年之后，开始考试招生。他立即报名参加，并考入有名的白求恩医科大学。出众的学业和对校务活动的热心，使他被同学们推选为系团总支书记。1982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学士学位，并被分配到北京，成了中国医学科学院的整形外科医生。
整形外科与内科、外科、口腔科、妇科、儿科、泌尿科、胸外科等十几门学科有联系，不但要进行基础学科的病理研究、组织培养……同时，还要具备心理治疗的能力。老师告诉他：“干这一行，靠过去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法不行。新的整形外科治疗方式，准确地说，叫‘心理、生物、社会医学模式’。”在实践中他体会到，这门交叉学科的确很复杂。譬如接到一个患者，第一步就要去做患者的心理工作。尤其那种心理很偏狭的病人，往往十分敏感，你必须让他相信你能够为他治疗好，能让他回到自己的工作中去，回到社会中去，在各种社交场合像常人一样健康。要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民族习惯、职业和家庭……这就和人文科学联系在一起了。所以，往往做一个手术只消三四个小时，而解释工作要用三四个月。患者能够配合你之后，还得拿出高水平的手术，以真正达到预想的治疗效果。
他虚心地向老一代整形外科专家们求教，同时努力争取机会实践。第二年，他便当了主刀大夫。这样干了三年，他仍不满足，一心想考研究生。每天，他上班时全力以赴地工作，下班就猫在家里刻苦攻读医学和心理学书籍，逢上星期天他又夹上笔记本，带上两个馒头去中国医科院图书馆或北京图书馆。他说：“我每次去都是满载而归，除了笔记本上记满了珍贵的资料以外，还会借回几本有关书籍。”回忆起当博士生的那几年，他感慨到极点。那时，他已经成了家，有了孩子。每个月76元工资，物价又如雨后春笋般涨起来。当时社会上流行这样的话：“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刮胡刀的。”“博士是傻子，教授是呆子。”蔡国斌不管那一套。他相信发展的社会是一定会捋顺和摆正价值观的。所以他从来也没有动摇钻研学业的那股劲。为攻下某个学科，他常常夜里3点睡觉，打个盹，凌晨5点又爬起来继续攻读。那时，他搞了一个研究课题，每年的研究经费只有7000元。可是他早已学会了精打细算，竟在保证完成研究课题的前提下，还购买了一台电脑来处理资料信息。
“我们的责任很重大的！”
1988年，世界卫生组织为了促进皮肤科学和整形科学的发展，决定在世界各国招收若干年轻的医学博士，参加为期一年多的学术交流。挑选人才的过程极为严格，首先要通过卫生部的考试，然后根据联合国的标准再考一次。严格的筛选使得众多的中国考生只剩下两名，蔡国斌是其中之一。
在泰国学习交流期间，蔡国斌对泰国比较普遍却又难以治愈的病症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泰国人受日照影响，皮肤患基底细胞癌并产生恶性变化的较多。他发现，如果用紫外线加上一种叫补骨脂素的中药治疗皮肤色素脱失的病人，效果比较好。他做了大量的临床实践，并且完全用英文写出了两篇论文：《基底细胞癌：泰国69例病人的回顾》、《PUVAD临床进展》。恰好，在曼谷期间有两次“国际皮肤病研讨会”，他在会议上用英语宣读了论文，受到与会专家一致好评。同班的外国博士都很惊讶：“令人惊奇的效率！这么短的时间就搞出这么大的专题。”
面对来自多方面的很高的评价，蔡国斌并没有飘飘然。他非常清楚，既然选择了这一事业，就要全力以赴。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需要。
归国后的博士论文答辩，经7名一流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的考核，一致通过。
作为我国第二批博士学位的获得者，蔡国斌说：
“我们的责任是很重大的！尤其在专业上，我们必须攀登世界高峰。”
“嗬，了不起！”
在与各国整形科学界交流中，凡看到蔡国斌治愈患者的存档幻灯片或病历的专家，往往会说：“难以想象，你这么年轻就做了这么多手术！”
在西方，整形大夫起码是教授级别，年轻大夫很难得到主刀机会。据有关专家说，对于整形外科大夫来说，且不说手术成功与否，只要能做下全程就算不错。而蔡国斌已经做了不少带有突破性的手术。“在国内，我是第二代整形博士，”他想，“总得拿出像样的博士论文，做出像样的手术。”我国在烧伤病理中，一般采用的皮瓣是大腿皮瓣、腹部皮瓣或足背皮瓣……但这些皮瓣如果植在脸上，往往会长出毛发，植皮后的效果不甚理想。他便将侧胸皮瓣（此处的皮不但隐蔽而且还没毛发）选为“供区”。在整形外科中，这种手术最复杂、最高难，时间最长和跨度最大。蔡国斌却做了16例，成功率达到83%。他的博士论文便是《游离侧胸皮瓣修复面颊部大面积组织缺损的临床解剖学研究及临床手术学研究》，这个题目在我国整形学中很受重视。
有个青海姑娘前来就医。她下颌与颈、胸粘连，是严重烧伤造成的。她拿出过去的照片，是个楚楚动人的姑娘。可是现在，她的嘴唇上翻，下巴贴着胸。她戴着大口罩，低着头。即使叫她摘口罩，也是刚露一下又掩上。显然，无论外貌和精神，她都与伤前判若两人。她告诉蔡国斌说：“自从被烧伤以后，人人都躲着我，连弟弟都讨厌我……”他给她做了长达16个小时的大面积游离侧胸皮瓣小血管吻合的手术，皮瓣面积达28×16平方厘米。这是世界上最大面积的游离侧胸皮瓣移植成功的病例。他用最小的针，最细的线，最密的针脚，完成了这次手术。两个星期之后，又经过两次修薄去厚，她恢复了正常。移植的皮肤与原来的皮肤几乎没什么区别。那姑娘看到自己奇迹般地重现了往日的影子，感激地对他说：“蔡大夫，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不久前，那姑娘来信说，她已经谈上了朋友，弟弟也不再讨厌她。
香港的一位钢琴家通过在大陆的朋友找到他，请求他给做前额面除皱手术，这位年过半百的女士在除皱后奇迹般地年轻起来。一次，她和女儿一起出游，人们竟以为她们是姐妹俩。过去，她走路是一副老态，现在，总是挺胸抬头的，心情无比舒畅。谁也无法否认容貌对人的心理状态起着某种支配作用。
北京郊区的一个姑娘，戴着墨镜来找他。原来是先天上眼睑下垂，以致谈了几次恋爱都吹了。他精心设计了手术方案，手术后7天，拆线一看，她居然变成了双眼皮！眼睛又大又亮，整个变成一个漂亮姐儿！她后来来信说：“您的手术改变了我的一生。”她不但嫁到县城里，而且丈夫告诉她说，他就是因为这双眼睛才爱上她的。
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作为整形外科大夫，并非手术后就可以完事大吉了。一个显微血管皮瓣外科手术下来，蔡国斌需在病房连续观察5个昼夜。如果连续做了两例手术，就要轮流看护。这事他不愿意委托别人。尤其是手术后皮肤颜色的变化，必须有相当的经验，才能对那些微小的变化做出准确的判断。如果皮肤变紫了，就要赶紧检查血管有什么毛病，病人有什么血管异常情况史。皮瓣成功很重要的一点是与受区的血管有关。如果患者曾经做过化疗，以致受区血管萎缩，植皮瓣后没有血流功能，那手术只能失败。所以不能有任何一点疏忽。
“每做一例手术，我都把它当成对自己的一次挑战，就像艺术家在创作自己的作品，如果手术成功，那就是一件艺术品。”蔡国斌这样说，并且为此身体力行。他因此受到来自患者、单位和国际上的好评。一位西方整形学专家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做交流活动时，对他的治疗水平大为赞赏：“嗬，了不起！”
“一切不过刚刚开始。”蔡国斌平静地说。
如今，蔡国斌已经是科室副主任。由于他各方面优秀的表现，又被推选为北京市石景山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北京市台湾同胞联谊会理事、北京检察院特约检察员、中国医学院特约监察员……社会活动多了，他更加感到时间的紧迫。他严格地要求自己，在做好各种社会工作的同时，在业务上更要精益求精—就像四海闻名的白求恩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