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2008年5月16日，我被批准为“预备党员”，我的党龄从这一天开始算起。这一年我43岁，已经过了不惑之年。
“入党”在一个人的政治生命中是一件大事，是个好消息，我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的第一个人，就是我的父亲。但是，父亲已经在这一年的3月3日告别了人世，再也不能当面听到我带给他的任何喜讯了。我能想像得到，如果他还活着，听到这个喜讯时，脸上喜悦的神情。
但我还是要告诉他。次年的清明节，我们兄弟五个，带着各自的家眷，回老家农村去给父亲上坟。我们家在村里是个大姓，有自己的坟地，一排一排的坟头下，长眠着我一代一代的祖先。站在父亲的坟前，我们兄弟五个，逐一汇报了上一年我们的进步。我一共汇报了五件事，其中第一件，就是告诉父亲，我入了党。本来我想用平静的语气汇报，可是我没有管住自己，刚说了两句，泪水就蒙住了我的眼睛。
我知道，即使父亲已经长眠于地下，听到这个消息，仍然会露出笑容。
我父亲一生在政治上要求进步，生前写过无数的入党申请，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一辈子也没有完成这个夙愿。
我祖父有五个孩子，一个儿子即我的父亲，四个闺女即我的四个姑姑。我的姑姑们在村里人眼里个个如花似玉，当年村支书的弟弟看上我的二姑，找我祖父提亲。祖父看不上男方，说他是不务正业的二流子，没有答应这门亲事。这就得罪了支书一家，很快，他们就颠倒黑白地把父亲家的“成分”，由“中农”变成了“富农”。
“成分”一改，性质就变了，好人变成了坏人，祖父和祖母就成了游街和批斗的对象。1964年4月的一天，祖父因为不愿忍受屈辱，像之前的诗人屈原和后来的作家老舍一样，投水自尽了。
1952年，19岁的父亲从河北怀来师范毕业，便开始了他为人师表的工作。家里出了这样的事情，年轻有为的父亲在学校的日子，一下子就不好过了。当时，他已经是县城一所中心校的教导主任了，一夜之间就被免了；组织上本来正在培养他，出了这事儿，也就不敢再培养了。
很快，父亲便被“发配”到学区里一个最穷最小的村子，一人一校了。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村子叫“孙庄”，不足百户，以孙姓为主。村里的小学年久失修，早已破败不堪了。因为没有老师愿意到这里来教书，村里的学生已经被放羊多时了。学区把父亲发配到这里，根本没想让他在这里有什么作为，只是一种惩罚，甚至是一种保护。因为村里的“造反派”总去学区要人，想把父亲带回去，接替我的祖父，继续批斗。村里人听说父亲被免了中心校的职务，发配了，感觉他没有什么前途了，也就不再找他的麻烦了。
谁也没有想到，父亲会在孙庄小学“东山再起”，并且干出了一番对他来说，可谓“轰轰烈烈”的事迹。
父亲没有被家庭的灾难击倒，没有因为命运的坎坷而一蹶不振，更没有仇视社会。他一到了孙庄小学，就像一个战士一样，投入了战斗。他带领家长把校舍粉刷一新，把折胳膊、断腿儿的桌椅重新打造得结结实实，把失学多时的学生召回教室，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中山装，开始给孩子们上课了。
学校只有一个大教室，一二三四五每个年级都有，共19个学生，是个复式班。父亲一个人，既是校长又是勤杂，主科、副科一肩挑儿了。村子穷，很多家庭连饭都吃不饱，哪儿还有钱买书本，买文具。父亲就带着孩子们勤工俭学，放学后和节假日，父亲带着他们去筛沙子，在荒地上种蓖麻。他用卖沙子和蓖麻的钱，给所有的学生买了书本和文具，后来还给所有的学生买了校服。以前，总有孩子退学，自从父亲来了以后，再也没有一个学生退学，以前退学的，又都纷纷返回了课堂。
父亲还买了一个收音机，每天和学生们一起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倾听外面的世界。
父亲在孙庄小学干了十六年，几乎年年被县里和学区评为先进，他带领学生勤工俭学的事迹还上过《北京日报》和《辅导员》《班主任》等杂志。
孙庄小学以前的统考成绩都是全学区倒数第一，父亲去后，很快这里的统考成绩就在学区里名列前茅了。父亲还每天早晨带着学生锻炼，长跑、短跑、跳高、跳远，孩子们舍不得穿着鞋锻炼，就光着脚飞跑。这些光着脚跑步的孩子们，终于跑到了学区的运动会上，一个个飞毛腿一样，拿了各个参赛项目的第一名。学区为此还引起了轰动。
后来父亲又被调到了谁也不愿意去的上郝庄小学，这里就像当初的孙庄小学一样破败不堪，他没有一句怨言，重新开始，又是勤工俭学，又是年年的先进，又是名列前茅。
孙庄和上郝庄离我们老家苏庄并不远，都不到十华里，父亲完全可以每天回家，但他从来没有，他几十年如一日地住在学校，只有周六的下午回家，过一夜，周日的下午就又返回学校了。他虽然只是一个乡村小学教师，平凡而又普通，但他却有一种崇高的精神，坚韧不拔，埋头苦干，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的墙壁上，贴满了父亲各种各样的奖状。父亲年年向组织递交入党申请，可是因为家庭出身的“污点”，他的愿望直到退休也没能实现。但是，父亲身上所表现出的平凡而伟大的精神，他追求上进的锲而不舍的态度，踏踏实实干好本职工作的行动，永远激励着我。
父亲晚年得了绝症，在生命的最后时期，还经常询问我的工作，嘱咐我一定要在政治上要求进步。父亲用行动为我树立了做人的榜样，我不能也不敢让他失望。
2009年5月15日，党组织通过了我的转正申请，我终于成为了一名正式党员，当时我在谈自己的感受时，说道：“我不仅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心愿，也是完成了我父亲的一个心愿。我觉得任重而道远。”
我的母亲
1942年，我的母亲4岁。那年秋天，日本鬼子对京郊延庆县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一次扫荡。母亲的老家叫黄柏寺，是个有二百余户人家的村庄，这里就是著名的抗日根据地之一。
这个村子依山而建，村后就是燕山山脉的一段—海坨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八路军和游击队，就在这一带频繁活动。黄柏寺村也就成了抗日的根据地，八路来了，就住在老乡的家里。村里的家家户户都给八路军缝过军鞋，集过粮食。母亲后来经常回忆当年的情景，她说：“八路军一来，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帮着老乡家挑水、打扫院子、收庄稼，晚上给乡亲们唱歌、读书。有时来的人多，到了晚上，屋里的炕上人挨人，躺了满满一排；屋里睡不下，就睡在院子里，睡在柴禾堆上，牲口棚里。”
母亲的奶奶，我应该叫太姥姥，是村里的妇女队长，带头儿给八路做军鞋，做衣裳，每次八路来，她都把家里最好的被子给八路盖，把炕上最热的位置留给八路的伤员。太姥姥对八路好，八路也和太姥姥亲。
日伪军为了报复黄柏寺村的村民，曾先后两次对这里进行了扫荡，鬼子一来，村民和八路的伤员就都躲进了村后的山里，鬼子就两次烧光了村里的房子。等鬼子走了，村里人回到化为焦土的村庄，重建家园，继续生活，仍然是八路军的根据地。
1942年的秋天，日伪军第三次对黄柏寺村进行扫荡。站在高处放哨的人，老远就看见了日本鬼子的军车经过时带起的尘土，还有他们的刺刀在阳光下的反光，于是通知全村人迅速转移到村后的大山。
四岁的母亲趴在她奶奶的背上，挤在向山里转移的人群中。日伪军赶到了村边，隔着村庄向正在转移的人群开枪，其中一颗子弹，从日本人的“三八大盖儿”里飞出，击中了母亲的奶奶，我的太姥姥。
太姥姥背着我母亲，背向鬼子往山里跑。鬼子的子弹没有打中我的母亲，却打中了她的奶奶。中弹的太姥姥一点儿也没有意识到已经中弹，背着我的母亲，继续向前飞跑，雨点般的子弹打在她身边的岩石上，一次次溅起沙石和火星，打在她们的脸上、身上。等她跑到了安全的地方，把我的母亲从身上放下时，才发现我的母亲已经被鲜血染红，才发现原来自己已经中了鬼子的子弹。
子弹从太姥姥身体的左侧穿进，从右边射出。穿进时的入口很小，射出时的出口很大，鲜血正在从两个洞口汩汩流出。母亲的奶奶躺在藏身的山洞里，身边的人想了很多办法也不能把血止住，三天后，她离开了人世。
鬼子离开后，村里人把太姥姥的尸体抬回了她自己的家中。得知太姥姥遇难的消息后，很多曾在她家吃住过的八路军和游击队队员，还有被她精心照顾过的伤病员，都赶来了，站在太姥姥的尸体前发誓：我们一定为你报仇！血债要用血来还！
都说四岁的母亲命大。在血泊中死里逃生的母亲，于是对她的奶奶，有了一份特殊的感情，性格里也多了一份敢作敢为的侠气。有了这样一段特殊的经历，母亲对日本鬼子就多了一份仇恨，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就多了一份真情。我曾问过母亲，她奶奶叫什么名字，她说她奶奶娘家姓吕，嫁到他们陈家，叫个陈吕氏。
母亲只念过四年书，虽然认字不多，一生却最爱看两套书，一套是《毛泽东选集》，一套是《邓小平文选》。母亲常常教育我们，世界上的道理有两种，一种是大道理，一种是小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做人要懂得小道理，更要懂得大道理。只懂小道理，不懂大道理，可能会占到小便宜，将来肯定要吃大亏。小道理可以糊涂，大道理必须明白。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书，讲得都是大道理。大道理就是要爱我们的国家，要爱我们的党，要好好学习，要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
母亲对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有很深的感情。她说，毛主席带领我们赶走了日本鬼子，建立了新中国；邓小平改革开放，让你们兄弟几个都从农村考了出去，过上了富裕的生活。这是永远都不能忘的。
母亲从小对我们的管教非常严格。父亲一心扑在工作上，平时住在学校，家里的事情基本上什么都不管，生活的重担就都落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母亲要求我们要做到勤劳和勤奋，干活儿的时候要勤劳，学习的时候要勤奋。
母亲一辈子生养了五个儿子，我们兄弟五个很小就都学会干所有的农活儿了。每到节假日，我们就和大人们一块儿下地劳动，挣工分了。每到冬天，我们都要到附近的林场去搂果树叶，然后卖到一家饲料加工厂。早晨上学前，要每人搂回一麻袋。天还没亮，我们就被母亲叫醒，外面很冷，我们想在被窝儿里多睡一会儿。母亲看我们动作迟缓，掀开被子，手中的火棍儿就落在我们的屁股上了。顿时睡意全消，我们迅速地从热炕上爬了起来。
我们兄弟五个，全是从农村一路考出来的，并且都有了自己稳定的工作和幸福的生活。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在农村是很少见的。兄弟姐妹几个，能有一个或者两个懂得学习并最终出人头地的，就很不错了。我们兄弟格外懂得学习，要求进步，全是母亲教育的结果。
生活艰难，母亲没少揍我们，逼着我们迎难而上。母亲的火棍儿打在我们的屁股上很疼，但是我们和母亲的感情却很深。小时候，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我们兄弟总是在村里受欺负。这时母亲就大义凛然地站在了我们的身边，给欺负我们的人以迎头痛击，为我们撑腰做主。村里人都了解母亲的身世，所以都怕她三分，敬她七分。
母亲爱憎分明，乐于助人。虽然我们家的生活也很困难，但是母亲还是经常帮助村里更困难的人，送给他们吃的、穿的，甚至借给他们钱。母亲总是教育我们要挺起腰杆做人，要追求进步。她虽然是个农村妇女，虽然一辈子也没有写过入党申请，但她对党却有着真挚而又深厚的感情。
母亲晚年得了三次脑血栓，以至卧床不起，以至脑室萎缩，失去语言表达的能力。当我把入党的消息告诉她的时候，母亲脸上的表情突然生动起来，连说了三个“好”字。
母亲是我的第一任老师，也是终身的老师。
我的爱人
2003年年初，我们国家开始闹非典，形势非常严峻。开始是南方，到了4月，北京也变得异常紧张。
我爱人是京城一家大医院的护士，曾经在临床科室，后来调到管理科室。他们医院准备组建北京市第一支抗击非典的医疗队，动员医护人员报名。报名者须是临床科室的医护人员，大夫应为中青年的业务骨干，护士为临床的年轻护士。
当时我爱人已经调离临床科室两年多了，年龄也已经37岁，是一个12岁儿子的母亲了，不再年轻，所以她没有报名。让我爱人没想到的是，他们科主任，一个爱激动、爱替别人做主的女同志，她自己没报名，却自作主张，替我爱人报了名。回到科室，她打着哈哈对我爱人说，抗非医疗队，我给你报名了啊！我爱人以为她是开玩笑，说，我根本不符合报名条件，你替我报了，上边也得把我刷下来。
回家后，我爱人还把这件事儿当成笑话讲给我。我听了，也只是一笑，我知道他们科主任经常做一些不靠谱儿的事儿。后来我曾经根据我爱人的这次经历，写了一篇题为《前线》的报告文学，发表在报刊上，出于某些顾虑，这些情节都没有写上。这位热心的科主任，在我爱人上了前线以后，突然感到非常后悔，她说她担心我爱人感染上非典，牺牲在病房，或者落下终身残疾，没法儿向我和我的儿子交代。我和我爱人倒是从来也没有为这件事埋怨过她。
让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是，4月19日傍晚，我们刚吃完晚饭，家里的电话就响了，医院打来电话，说接到上边的紧急通知，让他们立即组建第一批医疗队，赶赴指定地点。电话里问，你是不是报了名，你能不能参加？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立刻赶到医院报到！
我爱人没有一点儿心里准备，以为是玩笑，结果却变成了现实。她对着电话说，让我和爱人商量一下。放下电话，她问我怎么办，去不去？当时我们想，如果把实情告诉医院，一个是不在临床科室两年多了，护理那套工作已经生疏了；二是年龄已经37岁，是个12岁儿子的妈妈了，已经不再年轻；最关键的是第三点，她自己根本没有去报名！不去的理由非常充分。
如果不去，当然是安全的。去了，有可能就回不来了。电视里已经报道了多个医护人员感染上非典，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因为形势严峻，当时在医院工作的人都非常紧张，有的人因为害怕甚至辞去了工作，还有的人报名参加了医疗队，临走时又被家人领了回去。
迎着爱人询问的目光，我小心翼翼地说，我尊重你的选择。我的意见还是去，好比打仗，敌人来了，士兵就要上战场，保家卫国。现在非典就是敌人，你们医护人员就是战士，你们要是都不上战场，我们国家还怎么打赢这场战争呢？
后来很多人对我的这段话表示怀疑，一是怀疑我当时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二是怀疑我说这话是否出自真心？不仅别人怀疑，后来连我自己都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我会这样说吗？如果我真的说了，我是发自真心吗？如果我爱人真的倒在了抗击非典的战场上，我还会到处显摆我的这几句话吗？这样追问下去，会让我心虚得冒出汗来。
好在我爱人后来证实我当时确实是这么说的，而且说的非常真诚。爱人听了我的话，好像一块儿石头终于落了地，她说：我和你想的一样，我这就去收拾东西！她非常麻利地收拾了一下，就骑着自行车去了医院。我和正在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准备送送她，当我们下了楼，发现她的身影早就消失在小区的大门外了。
我知道即使我当时不那样说，以爱人的为人，她也会毅然奔赴前线的，但是我那样说和不那样说，对她的影响肯定是不一样的。
我爱人和她的同事当天晚上就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之中，病房真的就像战场，开始我爱人说她特别害怕，一工作起来就把害怕给忘了。为了防止传染，他们穿着一层又一层的防护服，戴着特制的帽子，把自己完全与外界隔离，整个装束就像防化部队似的，就像电视里看到的日本的731部队似的。穿着这身装束，别说不停地给病人打针、输液了，就是一动不动地呆上两个小时，也会热得受不了，憋闷得受不了。可他们医护人员，尤其是护士，每次进病房，就是4个小时，不停地工作，走出病房时，汗水已经把几层衣服全都湿透了，两只鞋里的汗水都能倒在地上。
有一个护士，戴着防护镜，输液时怎么也找不到病人的血管，结果把自己的手扎破了。用力过大，扎得很深，流了很多血。怕被感染，赶紧把她撤了下来。这样本来应该是她和我爱人两个人做的工作，就只有我爱人一个人干了。
我爱人虽然几年不在临床了，但她的技术还是那么好。输液从来都是一针成功，更不会把针头扎到自己的手上。我爱人曾在临床十多年，不论在哪个科室，她的技术都是最好的。关键时刻，危险时期，她的好技术终于帮了她的忙。在病房时，她对待患者也是最有耐心，态度最好的护士，她护理过的病人无数，没有一个人给她提过意见，很多都给她写过表扬信。她不论在哪个科室，都是表扬信收得最多的护士。
如果不是为了写这篇文章，为了表达她对我的激励和影响，我是不会说这些话的。一个男人用文字夸奖自己的妻子，总觉得不太好。既然说起来了，那就继续说下去吧。
一个病人刚进来的时候因为害怕，情绪很不稳定，对大夫和护士的治疗很不配合，别的护士弄不好，就叫来我爱人。我爱人接手后，在护理过程中，不论他怎么刁难，都能做到心平气和。最后，连这个病人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于是积极配合治疗。我爱人说，我并不比别人高明，我只是比别人多了一份耐心。
一个同事，轮到她的班上，突然就发起了高烧，赶紧将她隔离，观察。班上不能就这么少了一个人，人员紧张，谁上？已经上了四个小时的我爱人，正准备交班，听到这种状况，很平静地说，那就我接着来吧。领导不放心，却又没别的办法，问她：你行吗？意思是能撑得住吗？我爱人还是平静地说：没问题。
后来我爱人告诉我，四个小时上下来，一个人的体力已经到了极限，就恨不得立刻躺在地上，再接着上四个小时，要不是情况特殊，真是连想都不敢想。后边的四个小时，我爱人虽然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但是她说，好几次，她都恨不得就地躺下死了算了，因为实在是太累了。
我爱人在京城第一批抗非医疗队里紧张忙碌了一个月，出色地完成了她的本职工作。她的一举一动都被患者和同事看在了眼里，党组织决定将她火线发展为中共党员。
我爱人特殊的经历和她忘我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我觉得她关键时刻的出色表现，来自于她平时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我爱人入党以后，就经常鼓励我向组织靠拢。我在她的身上也看到了一个普通党员的优秀品质，这种品质激励着我，让我不能甘于落后，于是在2005年12月27日这天，我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
这一年我40岁，年届不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