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小学。白老师。一篇作文。天安门。
天生一副缺五音少六律的嗓子，甭管多流行的歌曲，从我嘴里跑出来，也得走调。但是，有一首歌却历久弥新，即使是刚睡醒也能完整地字正腔圆地把它歌唱，那便是小时候唱了又唱唱过无数遍的《我爱北京天安门》。
在10岁以前，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天安门的城楼和广场是用水果糖的糖块建成的；因为，那时候水果糖在我的心目中比金子还要珍贵和美好。
8岁和13岁的时候，我曾有两次到北京看天安门的机会都被我的老师很不人道地剥夺了。现在让我去回想当时我泪流满面地坐在山坡上的情景，我的心仍会感到阵阵痛楚。那两位不喜欢我同样不被我喜欢的老师也许根本不会料到，他们在我的心上制造的创痛是如此巨大而持久。当然，他们更不会料到，一个被侮辱和歧视的孩子在想象中会一次又一次地拧断他们的脖子。
8岁那年，我正在我们村那所破败不堪的小学校里读三年级。那一年我们班新换了一个班主任。原来的班主任被当做牛鬼蛇神“挖”了出来，这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全班同学无不欢呼雀跃。但是好景不长，新来的班主任不仅相貌丑陋，令人心惊胆战，而且性情古怪，不得人心。我们这才意识到失去的是什么而得到的又是什么，于是不由自主地怀念起原来的班主任的种种好处。新旧班主任放在心里一比较，相差简直有十万八千里。
原来的班主任教育我们说话要语言美，新来的班主任却满嘴脏话，讲课就像骂大街，常常让我们惊讶得目瞪口呆；原来的班主任从不打人，新来的这位，第一节课就把两个男生踢出了教室，在一个女生的脸上“贴”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我操你妈！”新来的老师用食指戳着一个上课时做小动作的男生的鼻子吼道。
“我把你的眼珠子抠出来！”一个没看黑板的女生遭到了这样的恐吓。
新来的班主任是个中年妇女，姓白，可她的皮肤一点儿也不白，黑得像一道菜里放多了酱油。现在让我去想当时我们课上课下地喊着她“白老师”的情景，我觉得那真是一个天大的幽默和讽刺。我们当着她的面喊她“白老师”背地里却叫她“白骨精”。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白老师并没有和我过不去，既没骂过我也没打过我，对我还真是不赖。但是，好景不长。在一次作文课后，我们的关系急剧恶化。从此她便千方百计地刁难我，鸡蛋里头挑骨头，给我小鞋儿穿，让我无所适从后悔不迭满腔仇恨咬牙切齿。
那次，白老师给我们留了一道作文题：我的老师。
有同学问她：“白老师，写您行吗？”
她说：“当然行，不过要说实话，只能说实话；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样就把我写成什么样，一是一二是二，黑是黑白是白，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我们齐声高喊。
后来我才知道只有我一个人真正“听清楚了”并为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吃亏就吃在太听白老师的话了，妈的。
我在写这篇题为《我的老师》的作文时，牢记着白老师“只能讲实话，是什么样就写成什么样，黑是黑白是白”的教导，写得轻松流畅自然，洋洋自得，我写的就是我们的班主任白老师。我是这样写的：
“我的班主任白老师是个女人，个子矮矮的，皮肤黑黑的，头发黄黄的，嘴巴大大的，门牙宽宽的，眼睛细细的，鼻子红红的。她的脸上有很多小坑儿，我爹说那叫麻子。为什么有的人脸上有麻子有的人没有呢？我爹说有出息的孩子，长大后脸上就不长麻子，没出息的孩子，长大后脸上就会长满麻子。我说白老师的脸上全是麻子，那她小时候肯定是个没出息的孩子，我爹赶紧用手捂住我的嘴，嘱咐我到学校千万不要乱说。白老师经常打学生，她说打是亲骂是爱。我们都很怕她，被她打过的同学说她打人可狠了，比爹娘打得疼多了，所以她比我们的爹娘更爱我们。”
作文写完，交给白老师后，我沾沾自喜踌躇满志，因为我的作文和其他所有同学的都不一样。他们的作文里净是废话而且满纸谎言，比如他们的作文里几乎全有诸如“白老师像花朵一样美丽”、“白老师的皮肤比雪还白”、“白老师的微笑比糖还甜”、“身材高大”、“从不打我们，也不骂我们”的句子，连鬼都不会信。
第二天作文讲评课，我坐得昂首挺胸准备接受白老师的表扬。让我没想到的是，她把那些满纸谎话的作文夸了又夸夸了整整一节课，却只字未提我和我的那篇作文，这让我感到非常失望和不解。
下课了，白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她打开我的作文本，指着我前一天写的那篇作文问道：“这是你写的？”
我说：“对。”
我回答时带着满脸的自豪。我想她把我叫到办公室，是为了单独表扬我。我觉得全班同学的作文数我写得最好，不表扬我是没有道理的。
万没想到白老师会弯下身来，把一张大嘴凑到我的脸上吼道：
“放你妈的臭屁！”
接着，她便用作文本抽我的脸，左右开弓抽了四下。抽完我的脸，她把我的作文本撕碎，摔在我的脸上，然后一指房门，说：“滚出去！”
在我转身晕头转向地刚要往出走时，“比我们的爹娘更爱我们”的白老师在我的屁股上猛地踹了一脚，我就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出办公室，很快又像泥巴样重重地拍在了地上。那滋味美妙极了也痛苦极了，经历一次，终生难忘。
从此，我和白老师的关系一落千丈。她把我当成眼中钉、肉中刺，我把她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几乎每堂课，她都会找出各种理由，罚我到教室前面“展览示众”；或者不需要任何理由，便当众拧我的耳朵、揪我的头发、抽我的嘴巴、踢我的屁股。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白老师这么恶毒地对待我，我在做梦时都想着怎么报复她。一天深夜，当月亮渐渐潜入云中，已经在小学校的墙角躲藏多时的我，迅速跳出，把两块砖头扔进了白老师的宿舍，然后仓皇而逃。白老师当然怀疑到了我，但是不管她怎样威胁、恐吓、诱导，我咬紧牙关，坚决不承认。那两块砖头虽然没能让白老师的脑袋开花，倒也把她吓得够戗，因为在以后的三天里她的脸就像死人的一样白；从此，她在对待我们时的凶狠劲儿也稍有收敛。
在我和白老师的关系恶化了两个月后的一天，学校要组织三年级以上的全体同学到首都北京参观天安门广场。对于我们这些从小生长在农村，甚至连县城都没去过的孩子来说，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喜讯。那时，天安门在我们的心目中，比天堂还要神秘和遥远。
老师在向我们宣布了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后，补充说：“咱们班26名同学，除了3名没有资格，其他23名都可以参加；这3名没有资格的同学是金塔、记石和华夏。”
在这种时刻意外地听到自己的名字，让我感到措手不及，好像失足掉进了万丈深渊。金塔、记石分别是地主和富农家的“狗崽子”，没有资格去首都北京参观天安门，那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可我们家三代贫农，竟也失去了“资格”，真是岂有此理。
下课了，我去找白老师，问她：“为什么不让我去北京参观天安门？”
她说：“为什么你自己知道。”
我说：“是嫌我们家成分不好？”
她说：“你们家三代贫农，这我知道。”
我说：“知道为什么还不让我去？”
她说：“因为你平时太不是个玩艺儿了。”
我两眼满含泪水，真诚地对白老师说：“我以后一定好好听老师的话，变得是个玩艺儿；求求您，就让我去北京看看天安门吧。”
白老师听完我的话，面带微笑语气亲切声调轻柔地对我说：“你这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死了这条心，你给我滚吧。”
说完，她有力的大手掐着我细小的后脖梗子，将我推出了办公室。我当然不会甘心，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的能把碌碡举过头顶的父亲，我想父亲听后肯定会暴跳如雷，用他的像小簸箕一样的大巴掌去教训教训黑了心的白老师，迫使她改变主意。父亲听完我的哭诉后，竟无动于衷。相反，却说：“不让去也好，省得糟踏那份闲钱。那天正好你可以到地里帮我干一天活儿。”
那些日子我心急如焚精神恍惚六神无主度日如年满腔仇恨失望痛苦自轻自贱，差一点儿就投河上吊寻了短见。至少有半年时间我觉得自己在同学中间抬不起头，活得低三下四狼狈不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并且疑神疑鬼草木皆兵，觉得所有同学都在孤立我议论我挤兑我踩咕我，我的内心虽然极度自卑但外表却像一个浑身长满刺儿的刺猬，只要别的同学对我稍有触犯，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一律夸张地将他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本来我是一个性情温和懂事听话人缘很好的孩子，很快我就变得易怒好斗，和全班同学人均干了一次架，最后自己把自己弄成了全班同学孤立的对象。
现在让我去回想当时的自己，我的脑海里会立刻浮现出一个8岁少年孤零零与整个世界为敌的样子，他头发蓬乱面色苍白精神紧张，内心虚弱却摆出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架势，端着肩膀歪着脖子，滑稽可笑。这种突然间的性格变态，竟一直影响到我的今天。想想真是可怕。
从那时起，一直到小学六年级念完，我和白老师再没说过一句话，即使在街上走成对面，也视而不见形同陌路。白老师再没骂过我更没打过我，她已经看出，如果她敢再揪我的头发抽我的耳光，我会把一截钢片磨成的匕首插进她的胸腹。当然，她在上课时也再没向我提过问题，我的作业也是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她从不过问。当时我觉得自己随心所欲悠哉游哉一身轻松像个神仙，后来我才明白她是在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对我进行惩罚。
下篇：中学。马老师。漫画。情书。天安门。
13岁的时候，我正读初中二年级。学校在离我们村七里远的另一个村子的边上。那时候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个姓马的粗壮汉子，身材魁梧浓眉大眼相貌堂堂，教语文，嗓音浑厚底气十足，接我们班没多久，就倾倒了班上所有少女的芳心。马老师虽然长得威风凛凛气壮山河，却从来也没有打骂过我们，这真是难得。但是，马老师这人有一个特点，就是极端不待见男生，特别喜欢女生。开始我们对马老师的这一特点不能理解，心想：你自己就是个男人为什么还不待见男人哪？后来，我们在物理课上学了“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原理，才恍然大悟。
马老师对待男生总是一脸冰霜，眉头皱成疙瘩，带搭不理含含糊糊哼哼哈哈似是而非心不在焉，不论你是请教问题还是反映情况，他表现出的都是一副极不耐烦的神情。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对待女生却像春天般温暖，在给女生补课或找她们谈话时，他的那张标准的男子汉的面孔上，不仅冰融雪化而且桃花盛开。他是多么热衷于给女生补课或找她们谈话啊，在做这项工作的时候，你不仅能在他的脸上感到温暖和耐心，而且还能看出幸福和陶醉。身材魁梧的马老师正在给小巧玲珑的女生补课或找她们谈心的时候，你若是在旁边看到了，肯定会立刻联想到一个孩子正在贪婪地忘情地吮吸着一根奶油冰棍儿。味道好极了。
马老师不仅是我们班的班主任，而且还兼着全校的团支部书记，他利用手中的职权，把全校的漂亮女生都发展成了团员，男生不论怎么努力，入选者却总是寥寥无几，有人便在背后议论，马老师准备把学校的团组织建成红色娘子军。
马老师如此讨厌男生，我们男生就没法不反感他了。因为力量悬殊过大，我们不敢当面跟他犯刺儿，就在背后和他作对。我们在教室的黑板上、厕所里的墙壁上以及我们居住的房前屋后，涂满了一个高大粗壮的男人正在给一个小巧玲珑的女孩子补课或谈心的漫画；画面上的男人异常硕大，女孩子却非常小巧，男人有时把女孩儿捧在手上，有时把女孩儿抱在怀里或者放在腿上；后来，我们的想象越来越大胆新奇，我们让画面上的女孩儿蹲在或坐在男人的鼻子上、嘴唇上、牙齿上、舌头上；画面上的男人酷似我们的马老师，女孩子却分别与我们学校里那几个漂亮女生相象。
那段时间，全校的所有男生都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漫画的创作之中。铺天盖地的漫画作品，像投枪像匕首像手榴弹像炸药包像哈哈镜像毛毛虫，对准了校团支部书记、我们的班主任马老师，我们陶醉在自己的天赐灵感和非凡的相象之中，无比幸福。
若不是校长以“开除”相威胁，若不是马老师以“入团”为诱饵，分散瓦解摧残了我们这支浩大整齐热情高涨才气逼人的创作队伍，我们当中肯定会有几个人日后成为闻名全国甚至全球的漫画大师。
少数男生为了早日加入团组织，赢得马老师的信任，反戈一击，成了我们这支队伍中最早出现的叛徒。他们向马老师写投降书、忏悔信，检举揭发，信誓旦旦，痛哭流涕，嘴脸丑恶，丢人现眼。马老师为了收买人心，拉拢大多数，孤立极少数，挖出组织者，很快便把这支队伍中的第一批叛徒发展成为共青团员。这一招儿果然有效，这支实力雄厚极有发展前途的漫画创作队伍，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便土崩瓦解了。
全校所有的男生，昨天，还是一个团结的整体，大伙儿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众志成城；今天，便成了一群乌合之众，你告我我告你，互相揭短儿；为了邀功请赏，极尽造谣诽谤之能事，贬低他人抬高自己，弄得人人自危个个肝儿颤，朝不保夕；昨天还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今天就成了势不两立的敌人。校园成了你死我活的战场，课堂成了钩心斗角的舞台。小小年纪很快就无师自通地掌握了整套的捣鬼术。
我是极少的几个没有向马老师写效忠信的男生之一。我很想得到马老师的信任和喜爱，更想加入到团组织中去，但我不想出卖良心，我一看见那些像狗一样在马老师的身边摇尾乞怜的软骨头，就一阵阵地倒胃。他们端着半盆清水，举着一块抹布，在烈日下大汗淋漓地擦着过去一笔一划画在墙上的杰作，为的是得到马老师的一个微笑或一句表扬。令人婉惜的是，除了第一批叛徒，后来投降的大批男生无一人再被马老师吸收进团组织。马老师降服了他们，接着便又抛弃了他们，将热情和耐心重又完全彻底地倾注到漂亮的女生身上。
马老师对男生漠不关心，对女生过分热情的嘴脸，让我们再次感到深恶痛绝。我和一个叫丁宽的同学想啊想啊想，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游戏，然后便着手实施。我们俩模仿班上一个最漂亮的女生的笔迹和口气，给马老师写了一封情书，写了满满5页信纸，要多肉麻就有多肉麻，一边写着一边笑得流出了眼泪，写到精彩处我们有时会兴奋得手舞足蹈，这比画漫画还要有趣。情书写罢，在结尾处我们写上了那个女生的名字；想了想，我们又把那个女生的名字涂掉，另起一行，写的是：你的小花猫。这天才的一改，更使这个游戏妙趣横生，而且增加了神秘感。
在下午放学之前，我和丁宽伺机将这封情书，端端正正地放在了马老师的办公桌上。第二天的头一节课就是马老师的语文，平时风度很好的马老师这堂课却讲得大失水准，嗓音暗哑，词不达意，布满血丝的眼睛却炯炯有神，目光如炬地在班上几个漂亮女生的脸上扫来扫去。全班同学都感到了异样，互相小声询问马老师今天犯了什么病。只有我和丁宽知道其中的奥秘，但我们只是相视一笑，不敢告诉别人。第四节是自习课，马老师迫不及待地从班上叫走一个女生，很快，那个女生就哭着跑了回来；过了一会儿，马老师又从班上叫走一个女生，很快，这个女生也回来了，没哭，却带着满脸的疑惑和不解；第三个被叫走的女生，直到下课的铃声响过很久，仍没有走出马老师房门紧闭的宿舍。
以后的日子里，我和丁宽把原来画漫画的热情成倍地投入到这项游戏当中。这项游戏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乐趣，而且使我们的写作水平迅速提高。那些日子，我们俩几乎每天都要以“小花猫”的名义给马老师写一封情书。这个游戏我们玩了将近一个月，渐入佳境，不料却被马老师识破并活捉。从没打过我们的马老师这次却大开杀戒，赏给我们俩每人四个嘴巴，打得我们眼冒金星，好长时间找不到东西南北。
这一学年快结束时，学校组织全体学生去北京参观天安门广场，我们班有两个人被取消了参加的资格，那便是我和丁宽。
马老师和白老师同样不得人心，我和丁宽痛哭流涕地向他表决心，求他大发慈悲，只要让我们去北京看看天安门，他怎么打我们都行让我们干什么都行，可那孙子一脸坏笑，终于没有给我们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
初中三年级的时候，马老师终于因乱搞女学生而搞出了麻烦，被一辆警车带走了。全校的所有男生像过节一样快乐，唱啊跳啊喊呀叫呀疯呀闹呀恨不得打滚儿翻跟头跳舞扭秧歌，最高兴的两个人当然要属我和丁宽了。
高中二年级那年，我如愿以偿地和全班同学一起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望望纪念碑，再看看天安门，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白老师和马老师，心像被蜜蜂猛地蜇了一下，疼痛难忍，泪水便夺眶而出了，若不是身边有男男女女的同学，我真的会失声痛哭起来。
三十岁的时候，我把老婆、儿子和家一块儿搬进了京城，安置在距天安门广场不到一站地远的两间民房里，虽然这两间平房年久失修，阴暗潮湿，房租昂贵，但一家人总算结束了两地分居之苦，可以朝夕相守了。
夏天的傍晚，常常是美丽的傍晚，我们一家三口或步行或骑车，在晚饭后来到天安门广场，这里凉风习习，视野开阔，是避暑纳凉的好去处。我们和大家一起放风筝，踢足球，或者随便走走坐坐，看看风景。有时，我们也会到天安门两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里遛遛，享受一下悠闲与宁静。这是我在8岁和13岁的时候，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当然，这也是白老师和马老师绝对不会料到的。
我爱北京天安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