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既然“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那么，作为邓小平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邓小平发展观，不仅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而且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以及时代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新时期朝气勃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乃至整个进步人类谋求和平与发展的生动实践密切结合的产物。邓小平发展观是对中华民族的腾飞与复兴，对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前途乃至当今人类社会的命运和前途所作的理性思考。任何思想、理论观点都有其产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同样邓小平发展观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也是有轨迹可寻的。为了便于总结和说明这一过程，我们把邓小平发展观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大致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邓小平早年参加革命至新中国成立。这是邓小平发展观产生的萌芽阶段
邓小平，原名邓希贤，后改名邓小平，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和积极活动家。1919年秋，他考入重庆勤工俭学留法预备学校。1920年，年仅16岁的邓小平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远离故土，漂洋过海赴法国勤工俭学，寻求实现理想之路。他认为，只要每个青年都掌握一种科学本领，立志改变国家现状，中国就会成为一个不怕帝国主义欺侮的富强国家。在赵世炎、周恩来等人的影响下，邓小平积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各种政治宣传活动。1922年他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领导工作。从此，他走上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1926年初，邓小平离法赴苏，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春，他受党的派遣回国。1928年至1929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29年夏，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广西领导武装起义。他化名邓斌，任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书记，同张云逸等于12月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了红军第七军和右江根据地。次年2月，又发动龙州起义，建立了红军第八军和左江根据地。他出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1931年夏，邓小平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1934年10月，邓小平随中央红军长征，年底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5年1月，他参加了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党的遵义会议。
邓小平从领导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到指挥威震中外的淮海战略大决战，从广西前敌委员会书记到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从中共中央秘书长、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到中共中央晋冀豫中央局书记，从抗日劲旅八路军一二九师的政治委员到解放战争中赫赫有名的“刘邓大军”（初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改称中原野战军，以后又称第二野战军）的政治委员，邓小平一直是我党的高级干部、我军的高级将领、大战略区负责人和野战军领导人。就他所领导的战略区本身而言，它是一个全局，但相对整个中国革命而言，它又是一个局部。在这一时期，亦即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邓小平在领导武装斗争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特别是农业生产、粮食生产，把发展生产视为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的基础，是胜利进行革命战争的根本保证。例如，在1942年至1943年，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的邓小平，针对当时晋冀鲁豫地区的困难局面，提出了全面开展根据地建设的任务，把根据地建设提到与对敌斗争同样高的战略地位。他说：“没有对敌斗争，谈不上根据地建设，没有根据地建设，更谈不上对敌斗争。”其中关于经济工作，他要求加强根据地经济建设，强调“发展生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也是打破敌人封锁、建设自给自足经济的基础”。而发展生产，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着重是发展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这是生产的重心。邓小平说：“经验告诉我们：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只有发展生产，增产粮食，战胜灾荒，保证军需民食，才能打下自给自足的基础，巩固抗日根据地。1943年7月2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邓小平撰写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的重要文章，专门论述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问题。其主要精神是：“发展生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围绕这一中心，邓小平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就是要制定和贯彻正确的方针政策，他说：“没有正确的政策，就谈不上经济建设，而这些政策的制定，必须以人民福利和抗战需要为出发点。”文章具体阐述了关于“负担政策”、“税收贸易政策”、“货币政策”以及“减轻人民对敌负担、保护人民的利益的方针”等。文章特别强调：“百倍地加强经济建设的领导，应该是今后始终贯彻的方向。”由于党加强了对经济建设的领导，正确地确定了把农业生产、优先解决粮食问题作为经济建设的中心环节，并制定了正确的政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组织工作，从而领导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克服了种种困难，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
在解放战争时期，时任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书记同时是晋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后又任晋冀鲁豫野战军政治委员的邓小平，在指挥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严酷的军事斗争的同时，也十分重视解放区的经济建设，领导晋冀鲁豫解放区军民开展生产运动。例如，1946年2月16日，邓小平、刘伯承等发出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与军区关于全区军民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同年2月24日，邓小平为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办的《人民军队》报撰写发刊词，指出，人民的军队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惟一宗旨，要加强发动群众的工作，积极参加根据地的生产建设，认真完成练兵任务。他并为《人民军队》报题词：“人民军队的责任是随时随地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人民利益着想。今天我们必须亲自动手，努力生产，克服困难，以减少人民负担，使人民经济向上，逐渐恢复八年战争的创伤，走向丰衣足食的道路。”1948年6月，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为中原局起草的《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的指示》中指出：“为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以便保证人民生计和支援战争，必须注意领导人民加紧生产。”
从邓小平的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在民主革命时期，既然我们党的主要任务是武装斗争，是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邓小平在指挥革命战争，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同时，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发展生产是相当重视的，阐明了许多重要思想观点，这是邓小平发展观产生的萌芽时期或者说是准备时期。
二、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是邓小平发展观初步形态的产生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肃清大陆上的残余敌人、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土地改革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在继续担任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的同时，还受命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会同刘伯承、贺龙率部挺进大西南、解放大西南。尔后领导西南全区的政权建设、社会改造和经济恢复。1952年7月，邓小平调到中央，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后又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部长。1954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4月在党的七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9月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毛泽东在推荐邓小平当总书记时，说他比较顾全大局，比较有才干，比较周到和公道，是个厚道的人。1959年他又担任中央军委常委。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作为毛泽东主席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重要助手、周恩来总理的左右臂膀和内定担任党的一线领导工作和接班人之一，参与了党和国家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内许多重大决策以及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探索，使他有可能从更广阔的视野更高的层次上全面思考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他初步提出和逐渐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若干观点。
1952年底，党中央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1953年起，我国从恢复国民经济转到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国家财政工作如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这是必须解决的新问题、新任务。当时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和财政部长的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关于财政与经济统一以及“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具体阐述了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思想。他在《地方财政工作要有全局观念》一文中，强调财政工作“必须服从总路线，即必须保证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实现”。必须“保证国家工业化和两翼改造所需的资金”，为建立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服务。他还说：“财政部门要看到大事，要有战略观念。”为此，邓小平提出了三个重要的财政观点：一是必须“把国家财政放在经常的、稳固的、可靠的基础上”，而且要留有后备。他说：“有了后备力量，国家财政才能集中力量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二是“为了把国家财政放在稳固的基础上，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必须节减一切可以节减的开支，克服浪费。”三是财政工作要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以及增强地方、部门的全局观念。
自1956年9月起至1966年，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长达十年之久。其间参与党和国家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同样在国家发展特别是在经济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提出一条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强调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要面对国家现实”，二“要面对群众的需要”。例如，1957年3月至4月间，邓小平视察了太原、西安、兰州三市，针对着城市建设中严重存在的不顾国情、不顾群众需要、贪新贪大、盲目追求现代化的倾向，他尖锐指出：“我们国家很穷，很困难，任何时候不要忽略这个问题。”“我们要面对国家的现实，在建设当中考虑经济、实用、美观。”又说：中国是贫穷的国家，落后的国家，“要把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先进的工业国家，需要长期刻苦的努力。”他还说：要面对群众的需要，“我们的建设工作应该面对群众，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围绕着这些根本的指导思想，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邓小平就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初步构成了他的社会主义发展观。这些重要的理论观点是：
1．要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
1956年11月17日，邓小平在会见国际青年代表团时，着重联系当时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和平改造的方针，深刻地阐明一个重要观点：搞革命需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搞社会主义建设也需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叫结合本国实际。我们历来认为丢开任何一面都不行。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看来，普遍真理有这样一条，就是消灭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将来还要实现共产主义……但是，中国怎样才能比较快地消灭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这就必须研究本国的特点。离开本国的特点去硬搬外国的东西，这条普遍真理就不能实现。”他还说：“一个国家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不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如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首先要几万、几十万骨干懂得这条原则，这条原则才会得到实行。”
2．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
1957年4月8日，邓小平在西安市干部会上根据党的八大作出的关于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新阶段的阶级矛盾的科学论断，明确阐述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的观点。他说：我们前一阶段做的事情是干革命。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我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这就是我们今后很长时期的任务。”邓小平强调指出：“搞建设这件事情比我们过去熟悉的搞革命那件事情来说要困难一些，至少不比搞革命容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全党还是小学生，我们的本领差得很。”所以，搞经济建设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邓小平说：“我们既要接受成功的经验，也要接受犯错误的教训；既要善于学习国际的经验，也要善于学习自己的经验。”如果不好好学习，不善于总结经验，我们也会在建设问题上栽跟头。
3．农业问题影响大，农业要踩稳
1958年至1959年，由于“大跃进”而掀起的“大炼钢铁运动”，严重冲击了农业生产，造成了包括北京市在内的全国许多地区的农副产品市场供应严重短缺。针对这种情况，1959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开会讨论北京市场商品供应问题。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阐述了农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广大人民生活的重大作用。他说：“直接影响我国建设规模和七亿人口生活的真正的东西是农业。这一脚踩不稳，会天下大乱。”在我国国民经济困难时期，1962年7月他又说：“我们要克服困难，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要从恢复农业着手。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了。”而要恢复农业，关键在于制定正确的政策，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邓小平说：“我们要一步步地使农民缓过气来。农民缓过气来了，生产积极性就提高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就有希望了”。
4．着眼于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哪种农业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有利于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就采取哪种具体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