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发展观的形成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进程中的必然产物。基于我国特定的基本国情，借鉴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轨迹与趋势及其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借鉴于60年代以来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经验，邓小平在浓郁的忧国忧民忧党的忧患意识驱动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新中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及教训进行了深入思考，对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科学的探索和总结，找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富有成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形成了邓小平发展观的科学体系，为推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我国近百年来历史发展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
邓小平发展观的形成，既是邓小平站在时代和全球发展的角度进行横向科学思维的结果，又是对我国近百年发展的历史，尤其是对新中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进行纵向科学总结的产物。正是旧中国贫困落后、挨打受欺的经历及新中国的强国之愿望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教训，催化了邓小平发展观的形成与成熟。
1．旧中国的历史充分说明落后就要挨打受欺，在推翻三座大山后，只有发展才有出路
近代中国饱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蹂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是中华民族灾难的根源，是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虽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是个大国，却不是强国，是当时名副其实的各个列强都可欺凌的弱国。1900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以镇压义和团为借口，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侵略军先后攻陷天津、北京、山海关等地。沙俄又单独出兵侵占中国东北。清政府屈膝乞和，全盘接受帝国主义的条件，于1901年9月7日在条件极为苛刻的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上签字，中华民族受尽屈辱。1911年，中国爆发了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势力所支持的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是辛亥革命没有也不可能使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和民族独立，也没有使中国走向强大，更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国家统一的局面很快被军阀混战所代替。辛亥革命后，军阀和官僚代替了原来清王朝的皇室和贵族，成为全国最大的地主，他们依靠政治和军事力量，抢占和强买大量土地。据国民党农民部1927年的调查，占全国农村人口14％的地主和富农占有全国81％的耕地。此外，帝国主义也依据不平等条约，加紧对中国进行掠夺性的投资，到1914年，各国在中国的资本总额达16．72亿美元，比辛亥革命以前1902年的8．13亿美元增长1倍多。帝国主义在华的商行，垄断了中国80％的出口贸易和几乎全部的进口贸易；在华银行垄断中国的外汇，操纵对中国的政府借款和工商业投资，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市场。帝国主义势力还控制中国的海关，控制中国铁路的90％以上，内河航运轮船吨位数的70％-80％，远洋航线更全部为外资所垄断。帝国主义在华资本甚至控制了包括煤、铁、电力等在内的中国主要工业部门。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军阀政府的苛捐杂税，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掠夺，使中国人民饱受压迫和煎熬，中国的发展受到进一步的阻碍。据北洋政府工商部的不完全统计，从1914年到1918年，全国农户减少1500万户，耕地面积减少了2．6亿多亩，荒地面积增加了4．9亿多亩。当时的农业生产遭受了极大的破坏，严重地阻碍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蒋介石接着叛变革命，新军阀代替了旧军阀，使中国这一贫穷落后的国家雪上加霜，更加困苦。美、英、日等帝国主义乘机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伸向中国东北。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蓄意挑起卢沟桥事件，发动了意在灭亡全中国的侵略战争。日本持续八年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人数在2100万以上，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约1000亿美元（其中财产损失约600亿美元）。大量难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日寇占领区的中国人民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受尽亡国奴的屈辱。这段历史有力地说明，落后了就要挨打，贫穷就要受欺；而越受欺，越挨打就越加贫穷、更加落后。从而形成了“没发展、落后贫穷——受人欺负——更落后、更贫困”的恶性循环。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必须要通过发展来实现。这项重任资产阶级完不成，小资产阶级完不成，因而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人的肩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开展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从而为中华民族的强盛、国家的振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的统治使中国继续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地位，在日本侵华期间大片国土沦为殖民地。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后来发展起来的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中国继续贫穷下去。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所以，邓小平强调要了解历史，尊重历史，吸取历史的教训，要振兴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发展这个硬道理，只有中国发展了、强大了，在国际上才有地位，才能不受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欺负。也正是中国挨打受欺的惨痛历史，不断激发和催化了邓小平发展中国、振兴中华、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强国富民之路的发展观的形成和完善。
2．新中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与教训充分说明只有坚持发展才有出路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开展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事业。由于在中国这个生产力社会化水平十分落后、现代经济文化很不发达的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个异常艰难的事业，也由于没有经济建设的经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我们党和政府不得不基本上照抄照搬苏联的模式。但是苏联的经验很不完善，又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从而给我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
1956年底，我国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宣告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在中国基本消灭，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本建立，尽管我国还没有完成过渡时期规定的工业化任务，但是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1957年，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从1956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20多年中，我党对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过有益的探索，虽取得了重要成就，但经历过曲折，甚至发生过重大失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1956年春季起，就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探索是全方位的，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理论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诸多方面的基本方针政策。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把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提到了全党面前。这个报告以苏联为借鉴，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就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思想和原则，希望通过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同年7月，毛泽东指出，随着农业合作化和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的全面胜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业已在基本上决定了胜负”。同年9月22日，毛泽东在谈及斯大林肃反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从这一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这时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但是在思想上却没有认识这一点，还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错误的根源。”当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同志在探索中也提出许多正确的观点。由此可见，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是花了很多精力来分析国内形势和任务，思考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走中国自己的路，全面地建设社会主义，并清醒地认识到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完结以后，应当用和平方法来保护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用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对国内的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是清醒的，也是符合实际的，探索的方向是正确的。党中央和毛泽东等的积极探索，使得随着革命战争结束和三大改造胜利完成而开始的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取得了进展。对此，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科学地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八大政治报告指出：“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阐明：“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八大的这些重要论断，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最核心的问题，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问题。这是我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重要成果。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文中也明确提出要“向自然界开战”。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和党的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未能坚持下来，使我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程中，出现了曲折，发生了严重失误。表现为：一是阶级斗争扩大化。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1959年又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等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二是在生产关系上急于过渡。1958年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的基础上，就轻率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三是在生产力的发展上急于求成。在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同时，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相结合，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重大损失。据估算，“大跃进”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达2000亿元。1960年冬季，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同时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使经济领域里的探索又有了进展，到1965年，我国经济建设呈现了欣欣向荣的可喜景象。
1966年5月发生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是我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误入歧途的10年，是给我国带来巨大灾难的10年。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给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带来的破坏十分惊人，可以估算出来的经济损失即达5000亿元，几乎等于建国到1976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总和。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此外，“文化大革命”中散布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和推行的极“左”政策，以及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不仅造成至少两代的人才断层，而且使文盲、半文盲增多，致使劳动者文化素质下降。科学被打入冷宫，知识分子被贬为“臭老九”，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遭到残酷迫害，使得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原先已经缩小的差距又拉大了。1952年至1957年，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是比较大的。而“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大幅度下降到3．65％。由于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乡镇企业未能得到应有的发展，到1976年，社队两级企业总产值仅272亿元，广大农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从1957年到1976年，农民人均年收入仅增长1元，人均年纯收入一直徘徊在100元左右，1978年人均收入只有133．57元。在“斗批改”的口号下，多年形成的比较符合现代化生产要求的规章制度被“砸烂”，许多工厂的生产和管理处于无政府状态。整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由此可见，我党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邓小平认真总结了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了既要反“左”，也要反右。建国30多年来，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抓住时机，加快发展。1980年，邓小平在论述建国30多年来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时指出：“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耽误了时间，生产力的发展太慢。任何革命都是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社会主义总要比资本主义优越。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使经济发展得比较快，人民生活逐渐好起来，国家也就相应地更加强盛一些。在这一方面我们经过了几次曲折。”邓小平根据我党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十分精辟地指出：“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邓小平正是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不断探索、总结，才使得邓小平的发展观逐步形成和不断发展完善。
二、我国的基本国情。迫切需要我们利用当前的有利条件加快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