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流光的水，已经把我记忆中的北京冲淡了。那些零星的碎片，只会在某一个夏天的某一个没情没绪的下午，在头脑的角角落落里，忽然浮现又忽然消失。
不错，现在正是21世纪的某一个年头，是某一个夏天的某一个没情没绪的下午。楼上的男孩每日在烈日午后，都听从母亲的命令，弹奏一首钢琴曲—因为还是练习曲的阶段，钢琴的调子断断续续的，手指像是生怕说错了话，小心翼翼地，完全破除了正常的节奏。有时候一个音，要等很久才掉落下来，听得人提心吊胆，心烦得紧。门口的外省保安，皱着眉，烦躁地在阳光下走来走去。我被散乱的音符牵扯，人整个地落在尘土里。眼睛没有调整焦距，愣瞌瞌的，朝向地毯上的某一朵花。在夏天的烈日午后，人是要变作植物人的。
就在这个时候，在零散的钢琴声中，忽然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身体的角角落落里觉醒。它最先是一些流散的浮云，一面变幻一面聚拢，最终集合成一个四体伏地的舞人，具有蝴蝶的羽翼和孔雀的色泽，潜伏于暗蓝色的追光下。它一只手臂升扬起来，尖长的手指慌乱颤动。它活灵活现，细节逼真，连脚趾的弯曲都充满力度。然后整个人如闻魔咒，火焰一般升腾蹿动，蔓延和逼近。
记忆的风把它们吹醒了。如同平静的湖水骤起涟漪，苍白的旧日起死回生，一个毫无姿色的女人忽然堕入爱情。
遥远的声响在很远处零散地跌落，如金色的铃，一簇一簇，满天飘飞，丁零脆响。它们储存于我的记忆那么久，却曾经无知觉地静默和潜伏。它们像柜子底的那件滚着金边的暗紫旗袍，全盛时代已经过去，式样老旧，溢彩流光。
那是我的—我的童年被编织进她的纹理里去，我的青春在她怀抱里呢喃，飘浮的心倚靠着她，我的呼吸也随她呼吸。
她是我的，我的老旧而亲切的北京。
二
车子拐进北海一段弧度圆满的弯道，可以看见老城暗红的砖墙，联结一排排冷冷的白栏杆，对面的角楼兀自辉煌—暗色的金配合了暗色的蓝，上面描画了繁复的花纹。角楼的飞檐上卧着惺松的睡鸟。它们只在黄昏时分，一群一群，飞去飞来。老树的枯枝狰狞如爪牙，黑色枝条的背景是朱红墙面。处处是旧北京的印迹。20世纪70年代末的北京，正在这里复活和苏醒。
鸽子飞旋，羽翼拍动。它们不停歇地，从过去飞到现在。羽翅下快速掠过的北京，旧房子被推倒翻新，孩子长大成人，街道被日渐格式化，暗灰的底子，代之以明艳和灯辉。人们的笑容里加了技术和艺术。以往悠然的生活，变作时髦的电视片头的快动作。机器和钢铁，把茫然的人群包围起来。
那些鸽子也许正是20多年前飞翔的那一群吧。那时候的鸽子在胡同的电线杆之间盘旋，飞不太高也飞不太远。它们扑扇着翅膀成群结队地飞越灰暗的老屋顶，飞跃横七竖八的晾衣服的竹竿，飞跃竹竿上裂着大洞的破背心和小女孩的花裤衩。屋顶上蒿草多高，远处传来邻居家男孩们惨烈的呐喊，檐角处昂立一排鼓鼓的小兽，我的大花猫就蹲在旁边“喵喵”叫唤。我正仰着头冲它努嘴：“虎子，下来下来，给你肉吃……”
20多年，真快。总说时间是金钱，可如今时间也像金钱一样地不经花，一不留神就流失一大把。如今，在横平竖直的样板都市里，野趣横生的散漫的村落，依照盆景的命运，被快速地规范化了。破坏，正以建立的名义进行。镂空雕花的窗棂和屋檐上的小兽坍塌下来，随垃圾一同消失。路边风情万种的高一朵低一朵的野花也不见了，它们都被转移到了规矩的花圃里，而且整齐划一地，以一样的品种，呈现一样的表情、一样的姿势。像是20世纪50年代的一种舞蹈：一排舞姿绰约的姑娘穿同样的衣裙，脖颈向一侧扭动相同的角度，柔美得同出一辙，好似一个人的多个重影。街边的楼房，被红蓝条子的装饰布覆盖，一天天以令人惊讶的速度猛涨，不肖多时，露出真相，就有老人不认识原先的路了。这一些楼房，伴随新世纪的人们的欲望，热带雨林般疯长和膨胀。新建的街道，正是欲望无限伸展的枝条。
我的北京，永远是纪录片里的黑白电影，断章如缕，历久弥新。
关于北京的曾经，关于它的岁月与风尘……浓缩与板结的故事，正像一块方正的茶砖，与沸腾之水亲爱，浸润与渗透相互作用，使得每一片细节都自由舒展，缓慢复原一朵朵菊花的形状，焕发朴素的清香。就连零星的叶片，也枝蔓一般纠结游动，扑朔迷离；一个早衰的女人，拘谨而刻板的身体僵硬，面无表情。在某一个美好之夜，经受美好的情爱滋润，亢奋的舞蹈似狂想的思路。绝不仅仅是一个吻。力量伴随异样的生长，缩紧的身与心顿时铺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活力荡漾；一群沉睡的孩子，带着棉被的香味，早晨被母亲的亲吻一一唤醒了。现在，它们叫嚷起来，清醒起来，放肆起来。彼此呼应，眼神喧嚣。然后以百倍的力量狂奔。
三
一切都低沉下去，不可遏止。这是我和我的朋友风子的口头语。风子像所有不太年轻也不太美貌的都市女子一样的爱时髦，面带满不在乎的表情，对生活保持无所谓的颓废态度—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尚，在90年代末期也并未过时，直至跨了世纪。风子穿着件麻布大衫儿，长发胡乱披散，眼睛半张半阖，嘴唇是一朵暗淡的紫，细瘦的裤腿上满是细细密密蔓藤一样的小碎花，站在故宫暗红的砖墙边上，身体前倾，双肘向后抵住鼓鼓的大门钉，头扭向一侧眺望远方的天空。飞檐上的怪兽张牙舞爪，制造了时空颠倒的惊愕。而她本身也是这个时代的综合体：冷静、现代、时髦，又蕴涵某种旧时日的风情。
天气算不上冷。虽说前几天下过一场小雨雪，街边的草坪依然挣扎着透露几分绿意，棕黄的树叶间杂地落遍草坪，一大碟子过了季的干瘪水果似的。天上飞过灰白的鸽子，带着袅袅的哨音。阳光下一个男人的表情就是一株木木的仙人掌。吸口烟，眼光透过车窗扫向路边。路边滑过一辆辆出租车。入了冬，出租司机都把自己裹紧了。他们没工夫讲究，裤子松松垮垮、皱巴巴地系在肚子下边，手上戴着金戒指，穿一件鲜红的羊毛衫。街上相拥的情侣造作地拿着玫瑰花，让人想起20世纪70年代旧上海的电影镜头。造作、狎昵、怀旧、张扬。他们在哨音底下的形态进入一个风情纪录片—凄婉的小提琴伴奏下，街景，行人，建筑……那些陌生的人们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要到什么地方去，表情恍恍惚惚的，仿佛随时可以原地消失。
“晚报，晚报！”一个外省人蛮强的口音。寂寞穿透空气。“晚报，晚报！”
一定有什么事情即将发生。这座城市危机四伏，神思不定，热闹而鼓噪。行人们影子倾斜，面无表情，举止慌张，形迹可疑。他们忽然朝一个方向奔跑，忽然又转向另一个方向。我和我的朋友风子，随同人群在北京的街头四处游走，远处间断着传来集体沉闷的口号—“抗压。”他们说。“搏斗。”他们说。“逃跑。”他们说。“性感。”他们说。
我的心像空气一样失重。一间简单的房间承载我的变形的心脏，它裸露透明，狂躁跳动。几面素色花布把墙壁、书架和桌子全面包裹，窗帘是大朵大朵细密的皱褶。那是一种暗蓝色的小碎花，细碎的花瓣儿像是漫天遍野刮了一场大风，把屋里的空气都给刮蓝了，给这屋里平添一股妖气。每一朵花都冒着蓝烟。从暗蓝的玻璃窗直望出去，街上的烟尘和人影一同飘浮，太阳怪异得和天空一样大小，它不是圆形是方形的，此时正像烧开的水一样汩汩冒着热气。
“沸腾和变异！”他们说。
四
正是那一年的那一天的那些时刻，高个子的安子带来了我少年时代的影子一样的朋友风子。遥远的旧时日已经远去，从别离风子到再次见面已时隔20年。我们重逢的背景是郊外一所艺人群居的巨大仓库。在宽大空阔的房间里、镜面一样反着光的地板上，一些披散长发、留胡子的人身份不明。他们光着脚，表情暧昧。或站或卧，思绪涣散，目光迷离，远远地朝我们看过来，目力带着雄性的分量。我和风子以防卫的姿态彼此慢慢靠近。张大的眼睛里，互相映出对方的小小的陌生的脸。
时间已把我们两人清洗、裁剪、压模、重组。我们是社会工厂的流水线上的合格产品。陌生使我们不敢正视。我凌乱地端详我少年时代的朋友—那个叫做风子的人。风子超越了我成长期间的每一年的每一种想象。她穿件蓝碎花的中式立领短袖衫，暗蓝裙子。头发中分，两边各别一个黑卡子，像哈德门香烟的广告画。她的那双鞋子，居然是绒布面、侧扣襻儿的那种。那可是我妈妈那个年代的时髦。这倒让我想起中戏的那帮故弄玄虚的学生，个个精怪，好像多超凡脱俗似的。可按说风子这个年龄，顶多只能是个中戏的蹲班生哪。微笑在我心里一圈一圈荡漾起来。我忽然灵魂归位，以一个经多识广的平庸女人的惯用口吻，用了“呦”或“啊哈”的感叹词，拉起她的手。时间把我的声音变得沙哑和陌生。
我说：“你—变—了！”
安子立时笑得老人一般呵呵的、孩子一样嘎嘎的，说：“你不也变了。我们都变了。视野之内的朋友，都慢慢变老变丑变糊涂了。”
我们互相静默着对望了一眼，没有再说客套的话。我的长发胡乱披散，嘴唇是一朵暗淡的紫。滴滴答答的耳坠垂下来，凉凉的，冰一样，冰到脑仁儿里。风子的眼睛黑白分明，睫毛很密集地，加重了眼睛的轮廓。因为眼梢长得有些向上挑，就使神情加了股愤世嫉俗的成分。她的头发是刺眼的浅黄，像是没有分量，眼圈却纹了深色的眼线，显得中间的眼珠是空的，深望下去，只觉得可怕。然后她自故自低了头咬手指甲，低顺的眉眼朝向地板上的空气。我知道她的眼睛并没有调整焦距，也许她的思想已经回到了我们少年时代的某一个瞬间。我们躲躲闪闪地互相端详着对方的脸，在脸上找寻旧日的遗迹。那个叫做风子的人已经不是多年以前我认识的那个孩子了。我也不是多年以前她认识的那个孩子了。我所理解的成长，就是漫长的时间化整为零，把人由瘦变胖，把城市由窄变宽，把心事由少变多，把事情由简单变复杂，把彼此由熟悉变为陌生。
在时间的洪流里我们是两个溺水的人。
五
走在北京东华门街边的那个面无表情的蒙昧的孩子就是我。细瘦的，短头发的，头发油润乌亮的，手里永远摆弄着一串小小的红色的圆珠子—扁圆的珠子，以一根极细的塑料线穿起，一毛八一串，那是一个孩子在1976年的东风市场一楼柜台里，能买到的最奢侈的商品。那时我的理想，是跳《红色娘子军》里芭蕾群舞的后排左起第二个。或者是当一个白雪公主，卷曲的头发，红润的脸，首饰繁复，穿泡泡纱连衣裙。但是脸上那股恨恨的神情，倒像是白雪公主的后母。
风子比我大一岁，个高一点，人大一圈。我和邋遢松散的风子，悄悄地走在1976年的北京的街道上。那时候的街还是北京老城的街，方圆多少里都是暗淡的北方灰。灰色中的那些被叫做胡同的路径曲里拐弯的。天上飞旋着一群一群的鸽子，灰的白的，呼啦一过去就是一阵呼哨。不肖说，穿破背心的老人，全熟悉这哨音，他们就是从年轻的时候听它们听老的。
街上没有这么多的车子，偶有浅蓝色的伏尔加，一晃而过。永久飞鸽或者凤凰自行车一群一群地，迁徙的大雁一样掠过。路上还有马粪，拉石灰的马车偶尔会在东皇城根现露踪迹。碰巧遇上马车，我、风子和二骚子，悄悄跟在后头，瞧准尾部结实木板子，双手一撑，多少可以省几步路。可是只要嘻嘻一笑，手就没劲儿了。赶车的发现了，嘟囔几句，并不真骂。骑二八男车的那个人，前大梁上绑一个孩子的竹坐椅，车把上挂着联结了许多窟窿的网兜，里面的韭菜杂草丛生。他们生活的华彩，就是去东风市场买二毛钱的肉馅、五分钱的猫鱼，或者过年领油票粮票买瓜子花生，到民族文化宫等退票看一场张振富耿连凤的歌舞什么的。
零零碎碎的日子没有胡琴的伴奏，没有伶人的粉白的脸，京腔的念白却一句一句的。从早上说到晚上，从街头直说到院落，从多少年以前说到多少年以后。
院子里的枣树张牙舞爪，狰狞地覆盖了整个院子。树上常常有毛毛虫，俗称毛剌子，有时候会掉在头发上。早上我在院子里梳头，风子帮我扎成四股小辫，忽见地上一条扭动的毛剌子，我登时吓得汗毛倒竖，狂奔回家。
院子里弥漫着厕所的尿臊味儿。水池子上不知谁弯了一个铁架，歪歪斜斜，洗衣洗菜的时候好放东西。下雨后积水，漂着一只黑色的胶皮雨鞋。水渗干了，蚯蚓钻出来。中午太阳晒得人迷糊，知了的鼓噪没完没了。
“磨剪子嘞，锵菜刀”的吆喝，断续传来。
“呵啊”，有人很响地打个哈欠。
“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院子里风子妈一边拣米一边大声说。
“那合着一年四季都睡觉哇？”我和风子蹲在她旁边，手指头纠缠着一根红毛线绳，它能变换出无尽花样，可以是“面条”，也可以是“勾针”。我们俩像两只猫一样小，一个低头，一个仰头，头低住头。“那合着一年四季都睡觉哇！”我和风子问，“那我们还上学干吗？”问得她笑了起来。
安子和那帮半大孩子成群结队，在院子门口奔过来又奔过去。他们吸着鼻涕，穿洗得发白的蓝褂子，破旧的臭球鞋，裤子上用细密的大麻针缝着补丁。干裂的手指甲盖全是黑的。“二骚子你丫是吃卫生球长大的！”他们狂燥地起哄。“小皮鞋，嘎嘎响，资产阶级臭思想。”他们笑得龇牙咧嘴，肆无忌惮。军绿的书包拖在屁股以下，兜里“哗啦哗啦”响着一堆钢镚儿。
二骚子对着院里的水管子喝口凉水，然后蹲在一边看蚂蚁。风子和我拿着小木凳子，坐在旁边。我们不太答理二骚子。他算算术必须脱了鞋子，每早吃过油条，将手上的油抹在头发上。有太阳的院子里经常挂出他的旗帜—有时是床单，有时是被褥。老柴头每个月给二骚子二毛六打发他去清华池洗澡，否则他身上将常年累月地弥漫一股尿臊味。
院儿里还有一个乒乓球台子。有时候红姐姐她们用猪棒骨和一个乒乓球，玩一种叫做“玩拐”的游戏。先将猪棒骨一撒，乒乓球弹在空中的时候，迅速用手将猪骨翻转成一个角度—或放平、或立起—然后将乒乓球接住。没接住或者没来得及将猪骨放好，都算输。
谁家厨房里，传出“刺啦”的炒菜声。她妈妈喊：“风子，回家吃饭！”
老柴头吃完了炸酱面，骂够了二骚子，光着膀子一抹嘴坐在院子里，满院子就是他的叫板。老柴头唱得摇头晃脑，陶醉得很。手里的大蒲扇自然是少不了的，偶尔打一个很响的喷嚏。院子里就断断续续地响起《空城记》或者《四郎探母》，一句一句地，忽然从一个段落跳跃到另一个段落，意识流一般，横穿起七国五代。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
晚上上灯的时候，我在纸上在画着古装侍女的一只眼睛。一张白纸上，永远是一条眉毛，白描式的，细长的，向上挑上去。眼神木木的，没有表情。这是我跟红姐姐学的，用一张透明的纸拓着日历画下来。有时候是秋香，一只手托住腮，红嘴唇微微上翘，满脸的喜色。有时候是月亮下的貂蝉，愁眉苦脸的。也许是受了委屈的唐婉儿。这诗句正是古装仕女的伴奏。但是她们的愁永远比不上西施。水边浣纱的西施扫娥眉，斜发髻，手倒没有藏在水袖里。腰间的佩环以绸带层层系住，垂下的流苏随风飘摆。
我哥哥躺在床上看《水浒》，直看得手舞足蹈忘乎所以。他对鲁提辖敬慕至极，常常说书般自言自语大声道：“几个泼皮破落户，抱腰的抱腰，扳腿的扳腿，鲁提辖一腿一个……教那厮看洒家手脚！”以致于我背到了最后一句，却成了“红稣手，黄藤酒，鲁智深倒拔垂杨柳”。
晚上蚊子多得很，屋里必须点一盘绿蚊香。雨天有点潮，它一小截一小截地燃烧，落一地香灰。因为热，晚上开着门。门帘子由寸长的竹棍和圆珠串联起来，月色中，组合成一幅模糊的熊猫拥竹图。风一吹声响轻微，摇摆不定，熊猫眼睛变了形，竹节也分裂了。
六
那些零散的话题从1976年开始。我6岁的时候就在王府井小学上学。风子是我的邻居和同学，比我大一岁。
现在的王府井步行街，那时候也不过是一条朴素的街道。它像一条鱼的脊骨，甘雨胡同、大元府胡同、大甜水井胡同、东单三条，都是些长长短短的鱼刺，旁逸斜出，曲里拐弯地向四处延伸。胡同的深处，串联了各种不规则形状的院子。胡同口停满自行车，戴红箍的老头清清嗓子嚷：“走哇您，两分钱。得嘞！”然后咳嗽一声，很远地吐一口痰……我并不喜欢他那种泛滥的、亲热的、自来熟的口气。好像有多大能耐似的，天下的人，他都能攀上亲！但是我又喜欢享受他的特惠，比如偶尔为我买一支五分钱的果丹皮，或者几块沾满白糖的柿饼，也可能是一小包江米条。递给我的时候，马粪纸袋子上浸透了油。
王府井小学的操场很大。它原是一所破败的教堂，暗灰、尖顶，高大而结实，表层装饰不多，只在局部十分细腻地浮雕着一些花。许多院墙上都有对称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的宋体字，还有“批林批孔”之类。暗红颜色并不新鲜，惊叹号却震撼有力。这所小学想是教堂在“文革”时候闲置了改建的。在21世纪到来的时候，它又复原为一所宏阔辉煌的教堂了。
那时候是冬季入学。我因为夏天刚刚从南方来，就插个班，直升小学一年级下学期，算跳了半班。我们院的风子、二骚子和旁边院的冬云和我同班。安子比我们都大两岁，他神出鬼没，无恶不作，谁也不清楚他住在哪条胡同里。那时候每一个大人都摸着我头，让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大人们的道理向来天经地义，确凿无误。他们最大的擅长就是说：“你应该……”让我想起洗脸的瞬间—不管愿意不愿意，很湿很热的毛巾迎面糊上来，令人无处躲藏，几欲窒息。
“天天只向上一点点。”我嘟囔说。
学校的院子里果然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几个大字。院子中间有一个篮球场，对称竖立着两座很高的篮板，是两个相对无言的高个子。后院还有一个防空洞，有一排秋千架。秋千架下是一簇紫色的花，也许是淡粉色？我和风子课间坐在台阶上，看它们随风摇曳。后来过来很多年，四季的风从不同的方向吹，怎也吹不来那时候的气息。
下课的时候，男生和女生尖叫着疯跑。从教室到操场，从院子到厕所。气急败坏的，兴奋到极点，尖叫声纷纷在空气中划过，如交叠一处的杂乱树枝，很有些凄厉的意思。
“一年级的小豆包，一打一蹦高。”高年级的男孩子扯着嗓子喊。
高个、长睫毛的风子过于美丽，遭到男生们的围攻。他们是以正义战士的形象出现的，而她永远是花枝招展的女特务。肩上披一片蓝色戴穗的蓝围巾，上面起了些毛毛小球。她呵呵笑着晃过两个男生，躲躲闪闪地往女厕所跑。几个男生直冲到女厕所门口，嘎然止步。不知谁在门口拿着一个灌了水的橡皮管子，一边滋水一边换了国军的口气：“给老子出来，弟兄们冲啊！”
风子说她不记得在厕所门口笑得喘不上气，不记得捏着嗓子嚷讨厌，也不记得装模作样满蕴笑意，偶尔还夸张地白他们一眼。我们四年级时才学“风骚”这个词，当时只对“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句话颇为陶醉，所以对于上述情形，无以形容。女生干部一干人多半是烧饼脸，头发如枯草，说话刻薄，平常不大有人理，只能自己宠着自己，靠墙根儿扎堆儿嗑瓜子。她们远远地看着风子，冷冷地说：“风子可真够疯的！”
男生们在战斗状态，执著地专等风子出来。几个男孩扯着衣服捉住她，拖回教室里去。其实拖回去也必然没有下文。然而还是要跑出来，捉回去，情节反反复复，每次都从头再来。
我在台阶上看风子和他们热闹好玩，心里快乐得简直想在地上左右打滚。在所有的热闹里我都是一个热情的看客。可又不知道为什么，总要远远地躲开他们，一个人跑到操场上去，在秋千前面的台阶上坐着。
七
平常我们就在教堂里上课。我可是记得教堂顶端的花窗玻璃—暗红和艳蓝，明黄和墨绿，色块交错，光线羞涩地照进来。它过滤的阳光色泽微红，像是一个女孩子害了羞的脸，低垂了目光。我们就是在教堂里学习“波坡摸佛”。
“波，波浪的波；坡，土坡的坡……”
班主任冯老师身似铁塔，手执竹节教鞭，戳在地上，另一手折了似的，以手背叉腰，身体曲折起伏。她重心放在一条腿上，另一条腿打着晃，没完没了地念下去。我们齐声朗读，嫩嫩的声音，既没有什么音调，也没有什么意义。如果你去过庙堂殿宇，就知道儿童诵经较之成人更具奇异的魔力，像是召唤一群叫做寂寞的魔，立时把人身心穿透。我们把声音拖得很长。教堂空阔，回声四起。
“波，波浪的波；坡，土坡的坡……”
平常总是几个班占据不同的角落一同上课，朗读的声音此起彼伏，像是一个声音在不同阶段的回响。昏暗的光线，阴郁的基调，无聊的诵经一样的课文，催眠了我—对，那个孩子就是我，懵懵懂懂，恍恍惚惚，只有眼睛黑白分明。我仰头，看顶上的花玻璃：暗红和艳蓝交错的地方，生出一种奇异的紫。色块拼接，无止境地叠加，变化到无限。而它们奇妙的图案，又似一圈花斑蝴蝶，首尾相接。
“认真听讲！有些同学精力不集中，我就不点名了！”冯老师严厉地说。
我收回眼光小心翼翼地看她，以前面的风子的头发挡着，只露出半张脸。冯老师也只露出半张脸。她正目光炯炯、威力十足地看我。仿佛她的眼睛里射出一排子弹，我需要一个护障。我埋伏在风子身后，风子永远是我的掩体。我把头慢慢地，慢慢地，全部转移到风子的头发后面。冯老师于是月食一样消失。
“认真听讲。集中精力。手背后坐好。不许说话。不许追跑打闹。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这是20世纪70时代的校园规则。每篇作文的结尾，都要落在“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或者“争当一名合格的社会主义少年儿童”上。“祖国的花朵”永远是作文标题。而我满脑子想的是一毛八一串的扁圆的珠子，吴清华的芭蕾舞鞋和她摔倒的姿势，还有贺年片上，古装仕女的水袖和头上的珠翠。
吴清华，身上满是纵横的鞭痕，匍匐在地，双臂交叠。纵身跳跃时划过一道彩虹的弧度。而她的芭蕾舞鞋，竖立得如此圆满。她永远皱着眉头，透露仇恨的表情。她的特写出现在电影、小人书、画报和年历片上，我爱不释手，百看不厌。
周末天擦黑的时候，王府井南口的部队大院里常常八部样板戏一同放映。巨大的白色影幕隔开丈许，横竖放置毫无规则，之间是密密麻麻的绿马闸，横生起一股狂欢景象。影幕正面背面全坐着人。忽明忽暗的光线把人们的脸也染蓝了。
“奶奶，你听我说！”
“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
影幕上的人亢奋昂扬，一站一个架势。京剧的鼓点，鼓噪造势，一声比一声来得快。我惦记着铁梅的长辫子、李玉和手里的那盏马灯和小常宝的翻皮背心。我和风子手拉着手蹿来蹿去，热热闹闹地兜了一圈，躲过洪长青被烧死的惨烈情节，最后还是坐在《红色娘子军》前面。
吴清华是好人，因为受压迫；南霸天是坏人，因为压迫人。但是冯老师总压迫我们，她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比方冯老师喊“一臂间隔向前看齐”，我们都听话地平举起手。可她偏说“手—放—放—放—放—放”，同时目光炯炯地看着我们，直到我们手臂酸痛，她也不吐出那个“下”字。低智的游戏使冯老师得到无尽乐趣。这种折磨天天重复数遍。这仅仅是因为她拥有权力。我想。权力的意思就是，不管有趣没趣，对不对，合理不合理，一定要强迫你听从的那个东西。
我的判断一点没错。“老师说得不对，你们就不听了吗”这是冯老师的口头语，迫使我们屈从。“这不就是压迫吗？”我百无聊赖又无可奈何地想。心里连说“呸呸呸”。
一个孩子的意志，必须屈从于一些不相干的大人，这就是成长的代价。很久以后我回想这个场面：教室阴暗的角落里，一个女孩子—那就是我—以黑白分明的眼睛，面无表情地、秘密地看着老师。她被迫手背后坐好，这是当时学生们上课时的标准姿势。倾斜的黑板前面，又响起男孩女孩的声浪。
我和风子曾经努力找出好孩子和坏孩子的区别。他们的区别，就是一个是听话的，一个是不听话的。学校里什么人最坏呢？就是戴眼镜的人最坏。而且谁戴的眼镜越大谁越坏。
有时候我们也坐在操场边上的双杠上居高远望。屁股漏在两根杠之间，双手向后撑住，腿吊在半空中。这样的坐姿并不舒服。操场上安子那帮打篮球的高年级男生左右跑动，偶尔神情诡秘地看过来。风子把眼光藏在游动的头发丝后边，风吹起她的头发帘。她的眼神像是一艘渔船上的射鲸枪，牢牢射在他们背上，牵动着鲸鱼来回游动。她梦呓一样告诉我，“谁谁的哥”叫安子，是体育课代表。一般在学校里，谁的个子最高，谁就是体育课代表。但风子说“谁谁的哥”安子比较例外，只是班里第二高，却也是体育课代表。
“谁谁的哥”，就是那个屁股上有一个巨大补丁、粗白的线匝得一圈一圈的叫做安子的家伙。有时候安子冲他们喊叫，自己孤独地跑在一群人以外，还学我们体育老师的样子，倒退几步，拍手大笑。有时又突然疯狂疾驰。偶有一个孩子鞋子被踩掉了，他上去朝他屁股就是一脚。球队的阵势变换莫测，时而松散时而紧密，是海里高低起伏的浪。风子的眼光在高低起伏的浪里牢牢钉住他。安子就是那只左右摇摆又无法逃脱的鲸鱼。
“他才比我们高两个年级。”风子含笑对我说。我瞥了她一眼，她的笑意就是我洞悉她的钥匙。我们之间没有秘密。那时候是秋天，天高云淡。叶子还没有开始落，下午已经起风了。风一吹操场尘土飞扬。我带着绸子的一块钱一条的红领巾，风子的红领巾是两毛五一条的，布的。我们俩的红领巾都已经快成碎布条了，风一吹迎风飘摆不定。风子把一根布条咬在牙齿间，眼光穿过睫毛。直到很久以后我回想这一幕，总觉得她的眼光不太像孩子的。她有一排透明而齐整的牙齿，有很好的光泽。空气中干燥的秋天气息，要把我们身上的水分吸干了。
八
我对风子的记忆断断续续，零零散散，没有章法。关于她的父母、家境和身世我也记忆模糊，也许她是没有父亲吧。但她的确长得好看，眉目之间有一股媚气。现在她依然对自己的过去心怀崇拜，恨不能身外化身，拍着自己肩膀夸耀自己美丽。但我看着风子现在的模样，却很难想象她年少时的轮廓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我们对视的时间越来越长，我们的面容日渐清晰—我、风子以及风子们和安子们生于后毛泽东时代。我们认真上学，规范生活，父母健在，工作顺利，大学毕业以后在江湖上混世界，经历丰富多彩、惊心动魄的情感生活。
在新世纪在第N个年头我和风子经常见面。我再见到风子的这天，正巧是风子的30加N岁的生日。风子的生日正是21世纪的某一个圣诞夜。
今年圣诞，一个朋友家里招呼了一百来人，几间首尾相接的小平房里黑压压一片，挤得像公共汽车。午夜时分，这帮家伙喝得也差不多了，为了制造一点罗曼蒂克，就照例灭了灯点起十几只蜡烛，放起了音乐开始相拥起舞，跳的是文人们擅长的两步。荔枝红的烛光下，一团团黑影影影绰绰，蠕蠕摇动，多少带些恐怖意味。屋外惨白的月光透过一格子一格子的榆木窗棂斜照进来，人物的怪诞舞姿就成了剪影，而靠近烛光的人则在墙壁上被无限放大。这时候音乐狂燥起来，墙上的多余人物渐渐退去，只余一个出神入化的女子，她的头发飞扬，身体似乎也要爆裂开来，这时在音乐里跳舞不像是音乐为她伴奏，倒像是她浑身的劲力挥舞出的无数音符，五颜六色乱纷纷地落下。周围的风子们和安子们爆笑和尖叫，有人吹尖厉的口哨。每一个人都似乎变成了离了轨的星星，相互一碰撞就燃起一簇鬼火。然而情形忽又急转直下，嘻嘻哈哈走上两个人，说：“风子，别一个人跳哇，一块跳一块跳。”他们俩一前一后将风子包围。一人在前揽住她的腰肢，一人从后抚住她的双臂，三人张开一个蚌壳的角度。男人自是暗淡无光，风子可是抢眼的猩红色，像是张开口吐出的蛇信子，嘶嘶有声，吓得周围的女人们翻了白眼，男人咽着口水。风子却有说有笑的不大当回事，还面色从容地嚷：“你们怎么了？也跳哇！”
疯狂的风子回来时恰是寒风冬月。她大大咧咧地对我说：“跳舞！是场运动啊—当你把一切当做运动之后，你就觉得一切是为了你自己了。”
风子把一切都当做运动，并且身体力行。反正风子按照乐观原则，信奉行动主义，也算是个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并期望都市女子们都是她的理论的追随者，她好做个精神领袖。她坚信“坐怀不乱”就是坐在别人怀里不乱动。致于养精蓄锐、锐不可当、鞭长莫及和切肤之痛，都用于形状男女的性焦虑。被气死的理论家咽气以前一定会争辩说，风子的错误，是“将公共话语在私人框架下进行了个体理解，并放大到社会领域”，“是对传统文化的涉犯和侵略”！
九
下午的院落是我们的。阳光下茂密的枝叶笼罩出一片浪漫的浓荫。运动项目如跳皮筋，砍包，猪拐。游戏在空气中散布远远近近的磁力，如同炒菜的香味一样在整条胡同里流传，一会儿就聚拢一大帮孩子，哪一项游戏都被玩得气急败坏、登峰造极。
“手心手背分拨！”孩子们喊。
我们都穿着侧扣盘的白塑料边的布鞋，围一条纱巾，戴着套袖，辫子梳得横七竖八。风子是全能冠军，各项游戏的成绩堪称优异。风子一只手张开，放在背后悄悄做个手势，我和冬云秘密偷笑，心照不宣，和孩子们头低头聚拢一处。散淡的云朵和茂密的枝叶组成不规则的画框，俯看这一群孩子就是一朵花，小小的身体和几颗圆脑袋组成花瓣，手心手背是深浅不一的花心。孩子们一哄而散，如花瓣四散。我们仨永远是密不可分的一小撮，联合起来无往不胜。
那些包是自己缝的。用六面小碎花布缝制成一个正方体，收口时往里灌进沙子或者小米。它是一颗柔软的子弹，被两名狙击手有力地抛来抛去。它所追踪的一群孩子嘻嘻哈哈，从一侧迅速躲到另一侧。技术高超的孩子接住它算是救同伴一命。但最终他们一个个被击中，牺牲，沙包也被弹飞了。
男孩子不玩这些，他们人多的时候玩抓特务、撞拐或者骑马打仗，人少的时候拍三角玩弹球。谁拥有更多的烟盒和弹球就是富翁。二骚子因为别的男孩子不跟他玩，就跟女孩子凑在一起。我们每次跳皮筋都带上他，他一跳就坏，永远是抻皮筋的最佳人选。
“我趁一筐小人书：《敌后武功队》一整套，有《铜柏英雄》，还有《兄弟民兵》！你趁几本？”有人自是得意非凡，趾高气扬，鼻子上却是一抹黑。“去你妈的！”他们表示快乐和愤怒时使用同样的话语。他们以声调和音量区分着情绪。
我们有时候也用糖纸玩“放电影”：把攒的那些花花绿绿的糖纸夹在一个红皮本子里，打开它眼前就熠熠生辉。我和风子各拿一些图案鲜艳的糖纸，在院子的一个角落挖几个寸方的小坑，糖纸放进去，再用一小块碎玻璃盖住。过几天，也许在一个暗红的黄昏，拂开玻璃上面的浮土，晶亮的玻璃里登时五彩斑斓，光芒四射。
那两年前后的夏天，王府井开始卖五分钱的奶油冰棍和红果冰棍。我和风子、冬云常常吮着冰棍满街乱逛。常常有男孩子骑辆破自行车，擦着我们身边掠过后，回头看一眼，留下丁零当啷一阵滥响。
有一天放学，冬云对我和风子说：“到我家练车吧。”冬云她们家有一辆破旧的二八女车，凤凰的，她妈妈要挤公共汽车，它就在家闲置。冬云妈妈在一家百货商店糕点部。那时候商店里的点心除了鸡蛋糕、萨其马、还是桃酥和江米条，还有一种很酥的小圆饼，中间点一颗红点。柿饼我们谁也不爱吃，要是果丹皮还凑合。她妈妈常常把点心渣以处理价买回家来，放在大铁饼干筒里。我们以前也去过她们家偷吃过几次，反正冬云做人大方。我还记得饼干筒上的香港明星，诸如米雪、凤飞飞之类，穿着高领毛衣，红嘴唇，长睫毛，嫣然巧笑，媚气十足。
冬云住在东单三条。胡同深处的院子口东一个西一个的防震棚，把道路收缩得十分狭窄，刚好过一个人，专供练车之用。中午的毒太阳晒得路人没了行踪，简直天时地利人和。我们慌慌张张拖出凤凰车。它形同一个巨型铁架，左右歪斜。推至过道处，风子个高，勉强上座，我和冬云分站两侧，四只手各抓住前把后座，风子一只手扶住墙壁一侧，三人如古典田间耕作方式，磕磕绊绊，推犁般前进。
风子的运动不得要领，前把摇晃得很厉害，车身一会儿向左倒，一会儿又向右倒。我们不敢让邻居的大人发现，不然他们准会多嘴告诉冬云的妈。埋怨、谩骂、嘻笑，均以低声。好在窄胡同有房屋的阴凉，否则准会中暑晕眩或者得心脏病。偶尔一只猫，行走如风，冷不丁“喵”地一叫，从头顶的房檐横蹿而过。
在腿、脚腕儿、屁股、手臂被陆续磨破以后，我们叫了暂停。冬云她家很暗，白天也得开白炽灯。那天，我们几个用鼻子在缝纫机的脚蹬子上找到了美女饼干筒，用钉子撬开。冬云自觉地拿来两只铁勺子。我和风子拼抢着把饼干筒朝向一个相对亮的地方。不出所料，里面是一些粉末颗粒，颜色深深浅浅，状如一筒杂面——眼睛并不能领会它的妙处，关键时刻还得靠嗅觉和味觉。风子用手拈了一大片放在嘴里，登时体会高潮一般五官变形，陶醉得一塌糊涂。我用勺子狠狠地深挖一舀，抖嗦着放进口中，奶油味和鸡蛋味特别浓郁，好吃得天旋地转。里面还有好多深色的颗粒，我们知道那叫做巧克力。
冬云用手指点比画着说：“这儿，那儿。”理性与行动并行，我专挑巧克力密度较大的地方下手。吃得嘴上全是点心渣儿，几次差点噎死。风子在我旁边连连咳嗽要水喝。我后来吃过许多山珍海味可口美食，和那一天相比简直味同嚼蜡。
十
早上树叶泛着青绿，落满灰尘，天空洁净。我和风子同路上学，二骚子在门口等我们俩。“别忘了吃早点！”风子的妈冲我们嚷。我们胡同口就有一家早点铺，一般油条七分钱，豆浆五分钱。如果不加糖，是两分钱。我们每天都攥着一毛二分钱，到小吃部里买早点。屋里开一方小窗口。桌上的碗还没收，碗边豁口甚多，正是一颗颗牙齿的形状。大批的油条放在一个大竹筐里，上面盖了一层油脂麻花的白布。穿白制服的服务员，虎着脸，神龛一样站在柜台里。人往前拥，以胳膊肘互相制约。如果彼此顶上了也还算客气。但他们对孩子很好。
“小孩前边来，别挤了。”哪一个肥胖的大爷或者大妈说。反正胖子多半是好人。以致于多年以后，我仍认为肥胖就是善良的代名词。
我往前踮起脚，把一毛二分钱不知道通过谁的手递进去。服务员一只大手举着热豆浆，一边喊着留神，帮你放在桌上。如果遇上他今天高兴，还会给你舀一大勺糖。他的指甲也会浸到豆浆里，我们却并不觉得脏。因为碗、木桌子，大长条凳和墙壁都脏、灰暗、破破烂烂。人们坐在肮脏和破败里，吃喝得咋咋有声。
木头长条凳上一般坐三四个人。“走啦您。”屁股抬起来的时候，熟人说。两个人的时候，就分坐两头。一个人抬起屁股来，另一个人“啪”地坐到地上。“你丫有病啊你！”他掸掸屁股站起来。重音在“丫”上。“你丫才妈的有病！”重音在“你”上。互相愤怒地对视五秒钟，在七嘴八舌中走掉。
有时候也不吃早点。把一毛二分钱省下来，等攒了一定数目，就买邮票。或者偷着去东华门的馄饨候买一碗热腾腾的馄饨。
最高兴的是星期日吃了早点，跟我妈妈去逛瑞福祥布店。那时候还要布票。柜台上方有一条电动传送带。如果买了布，售货员开一张票，连同布票、钱，一同夹在夹子上，投枪一样“嗖”地一投，夹子沿着传送带到会计手里。我的眼睛总是随着这个夹子走。有时候它在上面走，我仰着头跟它走，一不小心就撞到前面的人身上。有时候好几个夹子同时在上面走—万一会计弄混了怎么办？我二年级的时候一直为这件事百思不解。
总之日子无聊。我和风子总是盼着发生什么事。比如说再地一次震、游行，老师死了，打雷下雨，或者天下大乱。
唐山地震以后，8月的天气非常闷热。北京的余震并非地动山摇，但是地震以后的慌乱惶恐，却往往和尘土一同掺杂弥漫。街道上一些砖墙倒了，青灰的砖，散落一地，很多是半块的，还有塑料布。墙壁的上面，以白灰书写大大的“危险”两个字。一些歪歪斜斜的棚子雨后蘑菇一样出现，屋顶上铺了污七八糟的油毡子。我们穿行在废墟中间，自然是兴奋得很。
“震了！”二骚子的爸在我们院里常常操着京腔，以巨大的音量大喝一声，解气又带劲。按照新世纪的语言表述，风子的爸在我们院里拥有话语霸权。他还常常说：“盖了帽了！”有时候他也说：“操，没治了！”
“震了、盖了、没治了”，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末的北京人都记得那个年代的语言时尚。另一批人晚上穿了露着大窟窿的破背心聚集在路灯下头，一边用蒲扇赶着蚊子一边说，“都是你们说的，这回真震了吧！震了又盖了吧，盖了又没治了吧……”声调越来越高，加了得意。这一整套对话在北京的角角落落毫无创意地穿行，我和风子就听过多少遍了。
街上有很多防震棚，许多人睡到了街上，反正那些天学也不要上了。我和风子满街乱逛，凑热闹起哄，看大人慌慌张张，这自由散漫的日子，简直是天堂。
9月后开学，王府井小学的体育课，全改成了防震练习。所谓防震练习，就是在课堂上，各就各位。老师小心地把铅笔盒竖起来。我们屏住呼吸，心跳不已。猛听见“哗”地一倒，即刻慌慌张张地钻到桌子底下去。不小心磕了头或者屁股事小。每次练习，都有胖的同学因为钻不进去而哭起来。似乎他们在逃生时候，被无情地抛弃了。
有个胖子的家长是军干，跑来学校提议说，防震练习这样搞怎么行哪！即使地震了，钻桌子也不能解决问题，应该练习往门外跑哇。过了几天，我们的防震练习果然变成了往门外跑。胖子的座位也很快转移到距离门较近的地方。
我的课桌在前排第二个，距门最近。每一次我都前几个跑出来。我怀着极大的优越感，回看逃生者们相互拥挤推搡，惊惶失措，丑态百出。每次总有人被踩掉了鞋子，哭叫，或者尿裤子。二骚子嚷得最凶：“别踩我的鞋！别踩！”他杀猪似的叫，裤子已湿了一片。我们赶紧捂着鼻子绕开他。
风子换到了我后面。有一次我和她在门口肩膀冲撞在一块，她侧一下身，让我先跑出来。后来即使我们俩碰到一块她也让我先跑。风子就是这点好，为朋友不惜命。当时的电影里，好看的女人都是坏蛋。我可不这么想。我还是觉得好看的女人好而难看的女人坏。所以不管难看的老师和难看的女生干部怎么诋毁好看的风子，我还是和她要好。
前两天，也就是新世纪某一个年头的某个夏天的凌晨，我正在家中昏睡。突然感到楼板晃了两晃。别忘了我是经过防震练习的训练的，童年记忆瞬间闪回。我机警地立刻抬头看看吊灯，吊灯上垂下来的玻璃珠子叮当作响，左右摇晃。赶紧跑，我想。但是实在困得要命，只是一味懒得动弹，所以只好临危不惧。看看没甚动静，一想算啦，先睡一觉再说，生死由命，随它去吧！第二天风子给我打电话。她打个呵欠说：“对……震了……啊哈……天下的事，还是睡觉最重要呀。”
下午上自习的时候，也在教堂里。外面上体育课的学生嘻笑叫闹，不知谁在吹口琴。零散的旋律，每个音都吹不准，有时候是好几个音一起吹出来，曲里拐弯，没腔没调的。夏天的下午，被烤热的板结般的空气，也被吹得松动了。
作业很快就能做完。我们用的是田字本。无非抄录一些很短的课文，比如《毛主席去安源》等。我的字大且有力，框架空阔，力透纸背，HB中华铅笔的笔尖一会儿就被写秃了。
课文抄到“毛主席”三个字，这一行却只剩下两个空格。老师说过“毛主席”三个字是不可以分开写的。我在地上磨了磨笔尖，左右环顾。二骚子正管别人借钢笔水—他有一支特别值得炫耀的钢笔，英雄的。我听见他嘟囔说，要纯蓝的，不要蓝黑的。老师的头在远处的窗口映出一个半圆轮廓，举手半天她也看不见。她永远在该出现的时候不出现，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和现在环路上的交警一样。
我觉着还是把“席”字写到格子里面更好看。就在最后两个格子里，一笔一画写上“毛”、…“主”两个字，将“席”字换行写到第一个格子里。“席”字写得不好，用橡皮蘸着吐沫擦了又写，险些把纸擦破了，格子里一片乌涂的蓝。
我旁边的二骚子探头张了张，惊叫道：“我们班同学说，‘毛主席’不能分开写！”二骚子把“班同学”理解成“班干部”、“班集体”一样的词组理解，他说“班同学”的口气十分古怪。
戴眼镜的冯老师闻声而至。俯身看了看厉声说：“你为什么不听话？”冯老师的眼光像两具探照灯，权威地看着我。我既不表态，也不反驳，脖颈僵硬，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坚硬的冷气。
冯老师抽出作业本面向大家问：“老师说过，‘毛主席’可不可以分开写呀？”
“不—可—以。”他们回答。他们永远知道老师的问题的指向，可以或者不可以，知道了，明白了，都回答得准确无误。
屋里没有人了。他们在门外玩皮筋和沙包，叫声和笑闹声传进来。口琴还在吹响，音调依然曲里拐弯的。一个同学进来拿东西，我瞥了他一眼。他双手一撑课桌，在椅子之间蹿过去，好奇地看了看我。
我被罚抄录10页“毛主席”。我的写字姿势是最吃力的一种，握笔的姿势也是最用力的一种—手拿笔很低，几乎用力擎住笔尖。我的字框架空阔，力透纸背。深深浅浅、大大小小的“毛主席”散布于田格本上—有的多出一个字，有的是空最后一个格，这些字密集而且深刻，一眼望去，直看得人眼晕。
门被推开，我知道是风子，就低头没有看她。我能感到她的轻轻的脚步和到我身边的影子，她的气息风尘仆仆的，能够渗透到我的细胞里去。忽然我的作业本上面出现一片叶子，一边卷曲了，一边还是鲜绿的。一滴一滴的眼泪滴到本子上，把字也洇湿了—我其实本来好好的，受了委屈本来是准备斗争到底，但是这时候风子却要对我好，我立刻就哭得没完没了。
教堂顶端的花窗玻璃，透出一方白。慢慢地变成了浅灰，又变成深灰。天渐渐暗了下去，仿佛一扇窗子缓缓地关闭了。
风子是我的朋友。她平时和男生打成一片，班里的女生也不大理她。有一回上课的时候，风子皮带露出来了。那时候我们都不穿有皮带的裤子，穿松紧带裤子。一个男生大叫起来：“给风子一大哄呕！”班干部们幸灾乐祸，远远地冷冷地看着，撇了嘴，偷偷地笑。风子的脸红了，求助地看着我。我现在还记得她的眼光，求助的，不知所措的，难堪的，还略带一点愤慨。我当时义愤填膺地站起来，指着那个男生说：“老猫，臭德行！讨厌！”我和风子以最大的限度合力白了他一眼，转过头去，友谊更加牢不可破。
多年以后的那一天，院子里的灯光把风子的眼睛映照得一明一暗。风子站在风里，头发是忽明忽暗的黑缎子，脸上的妆很浓。忘了哪一个好莱坞的神魔电影里，一阵风，那两个机器人的装备齐整的壳子，四分五裂，爆裂开来，土崩瓦解，鲜嫩的心脏与肢体终于暴露—这就是我和风子。
我们在新世纪重逢之后，再一次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
十一
毛主席逝世以后，我们放了几天假。秋老虎天气闷热。蒙昧状态的我们倒也不认真觉得。前几天学校已经开了隆重的追悼会。操场上站了许多人，喇叭里播放着哀乐。我们一臂间隔向前看齐，然后分开站立。我前边那个同学皮带露出来了，要是平常大家一定会笑，但是这会儿都哭得很伤心。我心情也很沉痛，很想哭、也很想看一看后面的左边的右边的同学，但他们都把头低到了肚子上。
一会儿班主任冯老师走过来问我有什么事。她的眼睛红得像桃。我说没事。我想上厕所。她那天倒态度温和，迟疑地看着我说，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就好了。……
那一阵坐在花前的台阶上的，就变成了我和忧郁的风子两个人。她的睫毛长极了，穿着和我一样的侧扣盘儿的方口布鞋。我们俩的裤子都是条绒的，比布的要好一些。她还有一件奢侈的金丝绒背心—这是当时最时髦的装束了。
操场上有人玩皮筋，松紧带做的，从小腿，到腰，到小举，再到大举。谁飞扬跋扈，就由谁决定到底是玩“小皮球”，还是“踩一踩二”。
我和风子就坐在院子里。远处的教堂是尖顶的，灰色的，以一种孩子不能接受的高大权威，矗立。操场还没有漆成板油，地是黄土地。远处墙上的“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红标语，已经败了。学校规定不许在校园里玩三角和弹球。那帮男生在操场上玩撞拐—扳起一条腿，用另一条腿蹦来蹦去，互相冲撞。他们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如果是骑马打仗就好一些，一个瘦小的骑在一个粗壮高大的脖子上，分别对打。
风子在远远地寻找“谁谁的哥”安子。他如果看见她，准会张着嘴哈哈大笑，朝我们很重地砍过来一个土坷垃。风子有一天悄悄地拉着我，穿过这些淡紫的花朵，坐在篮球架下的石阶上。表情凝重，脸都涨红了，口气很热地呵在我耳朵上。“你知道吗你知道吗，风子放低声音说，“江青是个坏人。”
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江青是坏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反问那你说冯老师是好人还是坏人？风子怔怔地看着我，不再说话。我们俩看小人书，常常说南霸天是坏人，吴清华是好人。电影里好人坏人也分得很清楚。一本小人书里，有一个后来终于觉悟了的女特务，但是她烫着头发，我们俩也分不清她是好人坏人。
可是中午回家看见大人也神秘和机警地嘀嘀咕咕，神情诡异，饭都吃不踏实。过了两天，风子的情报出现了后续反应。学校放假了。街上的广播、喇叭里，传出一个女声高亢的声音：“华主席带领全国人民一举粉碎‘四人帮’！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我问我爸爸，什么叫“四人帮”。他一板面孔严肃地制止了我。
晚上他们神秘地外出，我和风子牛皮糖一样贴上去。王府井街上发了大水，人潮涌动。激昂翻滚的潮水卷起路边的条幅标语，涌向天安门广场。从北京饭店往西一路密密麻麻全是人。几乎所有的松柏上，都别着诗、漫画、各种条幅和手工制品。其中还有纸折的一串王八，上面写着“王张江姚”。我们平常也用作业纸折这种王八，我忍不住笑起来。街面上贴有许多标语，我顺便认了好多生字。
“王张江什么什么，狗头军什么张”，“江青要当女什么”。“打什么一切反什么什么”。还有“什么什么什么”。我张着眼睛说。
夜灯灿烂，人头攒动。我是潮水里最小的一滴水，我从来没有这么兴奋过，于是手被更紧地攥住。我仰头问什么都得不到满意回答。大人们四处张望，神色紧张又新奇。四处是和他们一样的亢奋的大人，我没有见过如此的集体惶恐的眼神。我心想。风子已经告诉我了，你们休想瞒我。我得意地大声对他们说：“江青是个坏蛋吧？”我的手指已经被捏疼了。我被严重警告：“小孩子不要乱说！”
那一路的汹涌的人潮，裹挟着我们向前走。字我看不太懂，我更喜欢看彩色的漫画。我的眼睛探照灯般扫来扫去，正巧看见一幅巨大的画，将江青画成了一个女皇，头顶上皇冠的一排珠子垂落下来，倒很像东风市场一楼的一毛八一串的珠子。我兴奋得很。江青的嘴唇被画得非常的大而厚，眼镜框占据半个脸，穿着伊地的长裙。我注意到了这个细节。长裙和水袖，可是我最迷恋的时装梦。
回到学校里的第一堂课，我们们要画一些漫画，批判“王张江姚”。班主任冯老师说画什么内容都可以。我立刻想到那幅江青当女皇的画。当时在街上，报纸上，到处可以看见这张漫画。我回到家，找来一个画本。用一支HB铅笔描绘轮廓，再用水彩上色。我把她的嘴画得非常大，比原来还大。眼珠夸张地凸现出来。致于伊地长裙，我一直梦想一个长裙的款形，就按照设想，在领口和裙摆处，加了一些皱褶，再画上泡泡袖。上色也不同于原版，将裙子上了猩红色，和嘴唇一样扎眼，皮鞋是肮脏的蓝。这是我最早的服装设计图纸了。
到了班上我们互相传看。大部分人折了王八，那就是智力的懒惰。也有人画个戴眼镜的瘦子，拿着一支笔，身上写着大大的“张”字。画江青的同学不太多。风子她们挤过来看我的画。我们班女生都说：“你画得真好，裙子还有褶儿呢。”
评比的时候，我的画被放在学校的橱窗里展览。风子的画没有选上。她平常画得比我漂亮很多，我一直心存郁闷。那一阵广播里常常说到“扬眉吐气”这个词，我深觉其妙。回家对我妈妈说：“今天风子的画没有选上，我扬眉吐气了。”说得她笑得喘不过气，我哥哥立时笑翻在地。
十二
“四人帮”粉碎以后我们最大的变化就是，音乐课上学了一首新歌。
我最喜欢上音乐课。年轻的沈老师眼睛很大，穿细白格子的衬衫。拉一个手风琴。后来我回想她的模样，已经记不清了。也许根本不美，只是拉着手风琴在树下唱歌的样子，风味独特。当时我们全班同学在一起如果有共同话题，就是议论她的美丽。
我不喜欢《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这首歌，它听起来苦巴巴的。我还是喜欢《红蜻蜓》，或者《一起度过欢乐的节日》之类的。当然还有《我们的田野》：“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弯弯的河水，围绕青青的稻田……”
上音乐课是在操场上。因为和其他几个上体育课的班一同上课，现场非常混乱。高年级的学生踢球，他们的球总会滚过来，不是踢到谁屁股上就是滚在老师脚边，唱歌就不得不停下来。这种混乱使学生可以有机会逃课的。一般逃课是男生，女生们都很规矩地坐在前排。有时候，我也和风子假装上厕所，悄悄地溜掉。我虽然爱音乐老师，但更喜欢在操场的角角落落，远远地听那些歌声迂回曲折地传来。如果那些简单的旋律听一听也就会了。
今天我们学一首新歌，沈老师说，叫《交城山》。“交城的山啊，交城的水，交城的山水实呀实在美……”她照例先唱了一不遍，那首歌的旋律并不好听。“唱《红蜻蜓》吧，唱《小松树》吧。”乱七八糟的倡议淹没在手风琴伴奏里。沈老师没有说行也没有说不行，但她的音乐没有停止，我们也就随着她的旋律听下去。
唱《交城山》的这几堂课，我和风子溜到教堂后面去。那里一拐弯，有一排平房。杂草丛生，满地土砾。平房的玻璃破了几块，全是灰尘。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以后，虽然北京的建筑没有被很大程度地破坏，城市里仍有很多废墟。风子是一个冒险家，我跟在风子后面，头发被风吹得四散。遥远的旋律迂回曲折地传来，还可以远远地看见男生们在踢球。风子有时候就默默呆立一会，看“谁谁的哥”。她相信他们眼神喧嚣，电流缜密。但其实这么远的距离，谁也看不清谁。
我们就在废墟和杂草之间徜徉，终于发现一间破屋。风子找来几块砖头垫着，扶着我。我踮起脚向里张望，根本看不清。我们俩双手照在玻璃上俯头一看，里面全是硬纸壳子和废报纸，角落里堆放着几根木头。“交城的山水，实呀实在美”的歌声传来。墙上贴着一幅毛主席像。
这不过是操场后面的几间废弃的平房。不远处放着教工们的自行车。车棚全都漏雨了。车子杂乱地、歪歪扭扭，拥挤而倾轧。很多人从来没有去过那儿。他们根本不知道这里是我们的乐园。但是每次都还没玩够，课铃就响了。我们只得匆匆地跑回去。
十三
大约是黄昏的时候开始起风的。地上的尘土、雪糕的包装纸、塑料袋和废报纸在角落里打着旋儿，空气中飞沙走石。他们的话也被土粒撞飞了，没有再连成整句子。报纸上管那样的天气叫做“沙尘暴”。后来风子回想起来，她和少年时代的恋人安子的重逢，本应该风和日丽，花好月园，然而却乌云翻滚、飞沙走石的—像50年代老电影里的艺术手法，预示着某种严重的危机。但那个时候的他们年轻得连自己都来不及管，还不太来得及想想未来的征兆。
风子对于自己的丰富经历，很可以这样渲染，或者那样演绎，但她只古怪地说，她是这个时代许多个风子的名副其实的代表，其余的人都是她的翻版。有一次我在她的房间里翻翻施咸荣译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忽然有一张照片掉出来。居然是一张她高中时代的黑白照片。很瘦，梳着短头发，穿的是那种碎花布的衬衫—这个样子倒是我熟悉的，笑意和神态果然都是她。风子一把夺过来看了看，一边往嘴里塞着草莓，怪里怪气地说，嗨，变的也就是这几年。风子眼神果然全变了。说到这儿我们俩都有些黯然神伤。风子的话正像点燃一挂鞭炮的火星，我们的眼神和我们的心相互碰撞，爆出“噼里啪啦”一阵滥响，然后都被炸得一时没了声息，时间就在一阵连响中，蜿蜒迤逦地蛇状消失。
分手又聚首，然后再分手，恋爱的节目反复上演。每一个人都是主演也都在客串。转场的频率越来越快。皱纹背后隐藏着伤心故事。男人为生计变老，女人为男人变老，青春为恋爱变老。青春是树上的苹果，时间是风，老去是飘向地心的重力，不可遏止—所以生命可以用横向与纵向两维来定义。定律作用于风子，风子只剩下一点灰影子在安子眼睛里。那双眼睛是忽明忽暗的两摊水，涟漪波澜之间这一点秘密水落石出。在安子断断续续的话语中，可以看见风子一岁一岁地长，他的心一点一点灰下去。仿佛她的每一次成长，都会不经意地把他的心烧糊一小片。
“这年头动哪儿都可以，哪能动心哪！”风子说。
年少果然就是一个瞬间的事。在城市巨大而密集的坐标系中，风子们的窗口正对着另一些楼房的另一些密集的窗口，另一些密集的窗口也对着风子们的—她们是谁？她们在哪？哪一个房间放出沉郁的音乐？旋律X光一样穿透心肺，顺着血管畅流。木质地板上的光碟铺张一地。运动鞋很脏，歪斜着脱离了它原先的位置。一群人和三五个喝空了的两公升装的巨大矿泉水瓶子，散落，歪倒在地。有烟，有酒，有音乐，没意思。所有的平面都被杂乱占据。我们的记忆也烦乱一片，布满灰尘，和房间一样需要收拾。加了音乐，我、风子、风子们和安子们，就成了黑白片里的画面了。
时间的颜色像水，不知道从什么年代流过来，又缓缓地向什么年代流过去。
十四
……梦境与呓语过后，院落依然完整，树比我们长得快。仿佛一觉醒来，黑白的画面变幻了色彩，周围的声音已经远去，枣树的颜色也暗淡下去，人瞬间变作黑白照片，他们—我、风子们和安子们—那些知名和不知名的人们和他们的过去，海市蜃楼般原地消失。变异、发展、成长，使我和我所熟悉的城市之间加了哈哈镜，彼此都变得陌生和恍惚。少年时代我所熟悉的面孔，已经成为物业公司的老总、房地产老板、油光水滑的海归。他们的面孔逐渐老去，步入中年的他们，生活正在变得越来越有规律。他们说话的腔调和口吻，也越来越滴水不漏。
新一代的年轻的鲜艳的女孩子们，身体挺拔地嗒嗒嗒地一步步走过，给我看妖娆的、高傲的和孤独的背影，走过的瞬间，青春已经在我身后了。当下的生活被很多好听的名词充满，比如流行、财经、网络、传媒、商业、包装，还有一种叫做文化的东西瘟疫一样四处蔓延，把人都传染得感了冒，连打喷嚏。文化人由此张扬起来，拿腔作调。街边，总有打手机的IT人嚷，对对，这是我们做的。广告公司的小老板说，对对，上次演唱会是我们做的。媒体人嚷，对对，我认为这个个案，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做。如果你路过大商场门口，外省推销化妆品的女孩子会热情地包围你，恭维“小姐好有气质哦”，不由分说拉着你的手涂抹着一些水脂和油膏。但她们一旦被得罪了，立刻会瞥着你说：“嘁，有没有文化呀。”
十五
我哥哥他们上初中以后就去学工学农了，后来又拉练。冬天说来就来。下雪的时候，储存的大白菜得用棉被盖上。这些事情就得我们孩子都得帮着干。那时候北京特别冷，二骚子的手都冻裂了，鼻涕常常凝结在脸上，头发上抹多少油条的油也没用。我穿了我哥哥的旧棉猴儿，两个棉手套用一根绳子串起来挂在脖子上。棉袄裤收缩成枣核形状，远处看起来像一头熊，就地一倒就能顺坡滚动。风子依然美丽，她妈妈常常唠叨她“若要俏，冻得小狗汪汪叫”。她妈妈和我妈妈倒是有无尽话题。我妈妈很会织脖套。当时戴脖套是奢侈的，只有讲究的人才用脖套和套袖。套袖也有很多种，最普遍的是一种蓝的，像公社会计，而我的套袖是花的，冬天写字时袖子不会太显脏。她们见了面永远谈脖套和袖套。而且总感慨“衣服又小了，又小了”。我那时一直以为衣服放一段时间就会自动变小。
雪倒不是鹅毛大雪，而是细碎的，盐末一样，纷纷扬扬，沾到脸上就化掉。我们家的蜂窝煤老早就预备好了，生火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劈柴是绝少不了的，废报纸一燃就着了，晚上还得学着封上火。
我把几块白薯放在炉子上，它慢慢地熟了，皮焦了，翻一个个儿，再烤。香味弥漫。我从屋里看外头，对面风子家的房顶，随着瓦片的凸凹起伏，一棱棱净是灰色的雪，像是一排黑灰白的平行线。虎子是一个典型的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