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评的中国化实践
批评丛书“刀锋文丛”，是一套主要针对当下中国文化现象（包括文学、大众文化、影视、音像、传播媒介等）进行批评的丛书，作者为各领域的学者和新锐批评家，他们都受过良好的人文教育，学有所专，在批评技术上训练有素，以敏锐的艺术感觉和独特的语言风格取胜，并力图借此实现批评的独立价值。他们对其批评对象，不做一般意义上的“解剖学分析”，而是更加关注作为批评对象的符号系统如何潜入当代文化，以及潜入过程中产生的怪异踪迹。
对于文化批评而言，其批评对象是一个巨大的疑问。文献意义上的传统符号体系与文化商品意义上的新符号体系，早已在全新的传播媒介中胜利会师，并拉帮结伙地向人示威。它们在街道上招摇过市，在电视节目中口水四溅，在策展会上沐猴而冠，在各种叙事建构中钻头觅缝。通过对其他文化DNA的吸纳和重组，它们已经具备了高度的变异能力，是一种可怕的文化“异形”。它们以新的宿主为掩体，摧毁传统意义上的解剖学和阐释学。要将它们从新媒介这个宿主之中剥离出来，使之原形毕露，是文化批评的重要任务。
因此，作为“微观意识形态”的一根敏感的神经，文化批评不再是书斋里的解剖学，批评者也不再是历史的建筑师和形而上学的幻想家，更不是神话和象征的合谋者。他们应该是文化相面师，是经验分析的数学家，是新的寓言写作者，是砌筑文化符号沼气池的工匠。语言创造是他们的工具。想象力是他们的显微镜。新的分类学就是他们的方法论。这是一种带有强烈的写作性的批评实践，也是一种文化批评“中国化”实践的开创性工作。
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批评方法和思潮，文化批评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欧美。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冷战思维”在文化中的反映。宏大意识形态的微观化，促进了批评方法的更新。传统文学批评中的文本细读方法与符号学、政治经济学、传播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的结盟，构成了文化批评的方法论谱系。与此同时，文化批评也不是传统的“文学社会学”研究。后者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讨论文学问题。而文化批评，如果它要讨论文学（或者其他文化现象）的话，就是要将研究对象转化为公共领域的话题，成为公共领域话语批判的对象。
有学者将文化批评的特点总结为：一、注重当代文化而不是历史经典；二、注重大众文化而不是精英文化；三、注重边缘文化和亚文化群体（比如女性文化、少数族裔文化、青少年文化、打工族文化等）而不是主流文化；四、注重文化与社会密切的互动关系，而不是封闭的、象牙塔式的、静态的分析研究；五、提倡跨学科超学科的、综合思维的研究方法。我认为这个总结比较全面。它还可以进一步归纳为：当代的、大众的、边缘的、动态的、综合的。换一个说法，作为传统文学的“文学性”，已经像碎片一样消散在另一个新主流文化（市场和消费）之中，文化批评就是要在这种新的文化语境之中重新发现“文学性”，在“现代性”中寻找那些“可以挽回的部分”，在市场的垃圾堆里寻找“文学性”的碎片。
我们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也有过所谓的“文化热”，但与这里所说的“文化批评”关系并不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翻译了大量的“文化批评”理论著作。但真正属于中国自己的文化批评，还正在探索的途中。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没有自己的文化理论，所有文化批评的方法，都是“拿来”的外国货。一些概念是否适用于我们的文化批评，需要甄别；文化批评中对中国经验的把握，需要探索和实验。这些都需要通过长期的批评实践来解决。中国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它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传统符号作为历史经典的出场，往往成为常态。我们的文化批评，还面临着对历史符号进行解码的艰巨任务。无论理论还是方法，都应该从写作实践中来。我们不要被那些貌似严密的仿西化理论吓住。我们应该对批评写作的中国化实践表示敬意，哪怕它的创造是点滴的！
我大致从2000年前后开始文化批评的探索性写作，2003年完成第一本显得幼稚的文集《文化的病症》。在2004年开始筹备文化批评丛书“刀锋文丛”的出版事宜。第一辑于2005年出版，收入了朱大可等人的文集。第二辑于2006年出版，收入了陈晓明等人的文集。由于出版社改制，丛书原责任编辑调离，“刀锋文丛”出了两辑就停下来了，我感到非常遗憾。这一次有缘与重庆大学出版社合作使“刀锋文丛”重获新生，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第三辑“刀锋文丛”不是没有遗憾，但总的来说基本符合我的设想。
期待更多朋友的加入！
张柠
2011年12月6日写于北京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