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软实力”问题，必须检讨我们常常涉及的三种关系，它们从根本上也影响着我们的国家软实力究竟是只有“软”还是真有“实力”。
首先是“软实力”的内向性与外向性关系。由于“软实力”问题是在“大国崛起”的今天提出来的，因此在很多时候自觉不自觉地主要思考我们的国际影响和对外实力问题。但是，一个文化的价值如果不首先在内部族群中体现出来，或者说一个民族自己都缺乏凝聚力，缺乏认同性，没有幸福感，其实也就没有任何“力量”。因此，在研讨国家对外形象、国家对外的文化征服力的同时，我们也需要特别研讨提高国民自我认同度、提高幸福感等基本的内部问题，并且不是一般意义的涉及，应该被置于相当相当重要的位置（甚至是“前提”）。
其次是我们研究当中“填加式”与“辩难式”的关系。今天，我们的研究很容易被理解为一种“填加式”，或者说是“正面建设”式，即假定目前的文化观念、制度建设中缺少这方面的东西，等待我们的思考和努力予以补充，但现实很可能还有它复杂的一面，即我们所设想的不少理论范畴已经存在于目前的国家体制当中，正在被目前的体制作消极性地运用。那么，我们的研讨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单方向的“建议献策”，而应该深入地（当然是策略性很强地）与之辨析和讨论。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论证：除了“填加式”的文化建设之外，现代中国的软实力发展也应该得力于另外一种批判性的文化行为。软实力的增长，不仅欢迎直接的文化增长策略，也应该宽容和吸纳各种尖锐的“非策略性”的批判和挑战。功用性的策略是我们国家需要的，非功用性的理念也是我们需要的；正面推动的理念对我们是有益的，反面辩难的理念同样对我们是有益的。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从鲁迅开始，恰恰发展起来了一种反向辩难式的文化，这同样推动了中国内在文化的改变和中国形象的改良，但是，他们的意义常常被排斥在“正面建设”之外，甚至被认为是只有破坏没有建设的“另类”。今天我们通过研究，全面提出国家软实力建设的系统工程问题，就应该将现代文化这一重要的脉络包容进来，使之成为促进文化发展、制度更新的重要一环，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推动我们在自我反省中前进。
最后我们还有必要处理决策者与知识者在共同的文化活动中的关系问题。今天，国家软实力课题的提出无疑与决策者的政治设计有密切关系，而参与这一理论活动的主体却是知识者，两者之间显然有需要我们加以协调的关系。对于国家决策者，知识者必须认真面对一个问题：如何让知识者的设计和政治家的意图及承受底线能够最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说，知识者如何在决策者目前可以容忍的理论限度中传达自己的思想，如何借助决策者的理论概念说话又不完全被其中的一些消极成分所干扰？我们需要正视一个现实，即不同的力量在同时作用于“软实力”建设，知识者在获得助力的同时其实也不无理论的尴尬，甚至在同样一个“问题点”上，建设性的力量与消耗性的力量同时存在，我们如何才能从“纠缠”中脱身，并施展自己正面的有益的影响？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在严肃的思考中予以解决。
（与杨华丽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