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世纪90年代周期阶段的非对称性和“长尾”现象。由于20世纪90年代下降阶段较长，第三个周期突出表现出一种长尾现象。
据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刘恒逐月测算，自从1990年以来，中国进入建国以来的第九次经济周期，或者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轮周期，无论是采取阶梯周期测算法还是运用离差周期分析法，说明：（1）第三轮周期都具有宽带现象，即周期低谷阶段持续时间较长的徘徊状态；从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中经济增长率一直在7%~8%左右高位徘徊；（2）本轮周期仍然是一种前峰型，即周期峰头位于周期的前部，即从1991年复苏，很快到1992年就达到本轮周期的峰巅，经济增长率达到14 。2%；（3）第三轮周期是一种增长型弱周期，即经济增长率保持正值，并且处于高位，一直保持在7%以上；（4）本轮周期是一种短扩张、长收缩的周期；（5）这次周期第一次出现通胀之后的通缩。
关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周期变长，人们说法很多。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本轮周期维持较长的时间，我们不妨以美国经济学家对美国1990年以来最长的这次周期的讨论来分析。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的讨论，从1990年到2001年美国这一轮经济扩张周期之长是史无前例的，这一周期已经持续了120个月，正好达到十年。此次扩张周期比二战以后平均扩张周期的两倍还长。
据资料分析，1945年以来，美国经济扩张的周期从12个月到20世纪90年代的120个月不等；衰退期长则16 个月，短则6 个月。最严重的一次衰退发生在1973—1975年，经济产出从高峰到低谷整整下滑了3 。4%。程度最轻的一次是1969—1970年，当时产出仅仅出现轻微的滑坡。半个世纪以来，尽管没有两个周期是完全相同的，但其运行模式却如出一辙，通常是：经济经过几年的扩张之后，总需求超过总供给，从而导致通货膨胀加速上升，于是，美联储提高利率抑制需求。随着存货的增加，企业会减少生产、缩小生产规模，最终刺激经济步入衰退。此时，美联储又挥动降息的“大棒”，刺激需求上升，产量增加，经济又开始进入新一轮的扩张之中。美国经济学家把这种周期称为“通胀升、提利息”的周期类型。
对于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长周期，美国经济学家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美国的本轮周期虽然持续较长，但是仍然是一种传统周期模式，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目前的经济低迷在本质上与1945年以来美国经济经历的其他9次经济周期并无区别；另外一种看法认为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周期相似，属于“投资盛极而衰”型经济周期，例如最近刚从美国财政部长上卸任的拉利·萨默斯先生指出，美国目前的经济周期与“二战”以来的所有周期有本质上的差别，而与二战前的周期却有更多的相似之处，甚至类似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的周期。他们认为，经济扩张周期延长也有不利的一面，它会使经济中其他一些不平衡堆积起来，如个人债务、公司债务过度，投资过度膨胀等。由于预期繁荣会不断持续下去，人们在安全意识上可能麻痹大意，放贷者会放松贷款标准，消费者与投资者都存在借贷的“冲动”。由于信贷扩张的“推波助澜”以及对未来利润的乐观预期，导致投资增加与资产价格上涨过度。最后，投资过度导致资本回报率下降，于是，企业只得削减资本支出，消费者也感觉债务负担过重，从而增加储蓄。这样一来，乐观情绪被悲观情绪所取代，需求急剧下降。事实上，这正是19世纪以及20世纪早期经济周期典型的运行模式。
至于本轮周期延长的原因，一种看法是，首先，产出的构成已经从以制造业为主变为服务业占主导，后者受经济周期的影响较前者小。其次，税收以及公共支出的规模已经增大了许多，其中包括诸如失业救济之类的“自动稳定器”，在经济衰退时会自动增加，从而可以支撑疲软的需求。最后，存款保险制度以及对银行更严格的监管有助于防止促使经济衰退恶化的金融恐慌的发生。还有一种看法是，新技术革命导致新的经济增长潜力加大。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技术革命提高了资本收益率，并增加了具有盈利前景的投资机会。投资获利机会的增多，意味着对资本的需求增加，从而导致均衡实际利率水平———长期资本供应（即储蓄）等于长期资本需求（即投资）利率水平———的提高，以使经济均衡水平有所上升。
理论界对于我国20世纪90年代这次周期持续如此之长的看法众多。尤其是我国经济从1993年到1999年连续6年处于下滑之中，经济增长率每年平均下滑1 。07个百分点，究其原因，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种说法：
第一，受国际因素即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动荡的影响。1996年，我国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经济增长率下滑趋势本应停止，但1997年、1998年经济增长率继续下滑。其中，最明显、最突出的因素就是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动荡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全球化加速趋势中，1997年7月，爆发了震撼世界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应对这场来势凶猛的金融危机，各国均缺乏经验，这场金融危机将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提到了首位。在这种从未遇到过的国际经济大背景下，我国首先面临的任务是防范金融风险，稳定国内经济。因此，下大力量启动经济问题不可能提到议程上。1998年，这场金融危机对整个世界经济和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显现，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超过了人们最初的预计，而且国际金融动荡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99年。国际经济大环境的这一变化，是我国经济增长率近期继续下滑的原因之一，也提醒我们今后在进一步扩展对外开放的同时，要把经济增长的立足点更多地置根于国内。
第二，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深化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每次经济增长率向上扩张，主要是靠财政推动。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增长率向上扩张，主要是靠金融推动。结果，在原有体制的“软预算约束”下，金融系统背上了大量呆账坏账的包袱。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了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银行贷款的市场化与商业化。这对于抑制旧体制下的“投资饥渴”和盲目扩张冲动、抑制经济的超高速增长、保持经济健康与稳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也对整个经济增长率新的回升产生出一定的抑制作用。
第三，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指导思想的变化与结构调整的影响。过去，在我国的历次经济波动中，总形成“大起大落”恶性循环，其直接导源于片面追求高速度、数量扩张的经济指导思想和经济增长方式。而在近年来的宏观调控中，中央政府充分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在实践中开始实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由片面追求高速度、数量扩张，转变为重在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结构调整。就结构调整来说，首先，从产业面看，需要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际竞争的加剧，对产业间与产业内的结构进行调整和技术升级，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并压缩第二产业中由于过去重复建设所形成的过剩生产能力；其次，从企业面看，不仅国有企业在调整，而且前些年曾经高速发展的乡镇企业等也面临着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再者，从地域上看，前些年高速发展的东部沿海地区亦面临着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结构调整的深化，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必然影响到近期经济增长的速度。
第四，社会总产品最终使用结构失衡的影响。社会总产品的最终使用结构主要是指国内生产总值的最终使用中最终消费与资本形成的比例关系。这在过去原有的核算体系下，称之为国民收入最终使用中消费与积累的比例关系。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这一比例关系是社会再生产能否顺畅运行的最基本、最综合的比例关系，是比其他的结构问题更高层次或更具有基础意义的结构问题。过去，在我国历次的经济波动中，在经济增长率的波峰年份和紧随其后的年份，大多呈现出高投资、高积累、高速度和低消费的“三高一低”局面，从而使社会总产品的最终使用结构发生严重的失衡。我国这一轮经济波动，同样出现了“三高一低”的局面。1992—199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高达30%以上，最高的1993年高达61 。8%，与此相对应，GDP增长率高达12%以上。结果，使资本形成率，即资本形成额占 GDP生产额的比例，高达42%以上，最高的 1995 年高达 45%，仅次于建国以来历史最高1959年的45 。7%。与此相对应，最终消费率即最终消费额占GDP生产额的比例却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1994—1996 年连续处于52%以下，最低的 1995 年为 51 。2%，低于建国以来历史最低的1959年的54 。2%。如此低的最终消费率，反映出近几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增幅下降，以及居民在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养老、下岗等方面预期支出的增加而导致储蓄的上升。如此低的最终消费率，使得近几年来消费需求和消费市场疲弱。在这种疲弱的市场导向下，社会投资和结构调整失去了空间、失去了方向，进而导致了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并使中央政府投资启动的乘数效应减弱。
第五，国有企业改革效应的影响。国有企业的生产和投资决策已由过去政府直接的大包大揽，转变为企业独立决策和由市场导向、受市场制约。这对抑制经济超常增长、保持经济健康与稳定地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也对整个经济增长率新的回升产生出一定的抑制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