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反周期目标，主要包括经济持续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方面。萨缪尔森（Paul A 。 Samuelson）在他 1998 年版的枟经济学枠教科书中依然宣称：总的来看，经济学家判断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变量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失业率和通货膨胀，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高水平和快速的经济增长、高就业率水平和低非自愿失业、价格水平稳定，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主要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萨缪尔森的这个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提纲挈领，简单明了，分析中国经济周期完全可以以此为参照。
自从1985年中国经济周期研究之始，学者们就始终没有忘记探讨反周期的目标。如果说，初期研究还比较肤浅或者粗放的话，那么，20多年后，我们的反周期目标研究已经趋向于成熟。早年研究反周期目标，更多是引进介绍西方经济学界的需求管理的政策主张，现在已经逐步转向与中国客观实际相结合，尤其是根据不同时期的宏观状况确定宏观调控的重点和反周期的主要方向。
经济转轨之后，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究竟如何确定。就这一问题，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李京文1997年4月2日应邀在俄罗斯“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讨论会上做发言。他指出，转入市场经济后，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努力减少经济周期波动的冲击；宏观调控的内容与重点，应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有所调整；在宏观调控的手段上，将以经济手段为主，并加强法律手段的运用，结合采用适当的行政手段。
刘树成指出，20 世纪 90 年代的第 9 轮周期是一个“高位波谷”，但是这种缓升缓降不等于今后进入一种“无波动状态”，我们还是要通过适度宏观调控实现小幅波动的稳步增长。他还指出，就宏观调控来说，缓升缓降这一新态势的政策含义是：要改变过去在每个周期的扩张阶段惯于采用的那种全面放松、迅猛推进的传统政策，转而采取稳定性政策。即：（1）有效地控制峰位，将年度间的微调政策与整个周期内的“适度从紧”政策相结合。“九五”计划规定，整个“九五”期间都要执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在各年度之间，应根据经济波动的客观形势，相应进行一些微调，把握好“顺周期”政策与“逆周期”政策的转换，以及“松”、“紧”政策的搭配。在扩张初期启动经济回升的时候，要采取“紧中有松”的政策，防止“一哄而上”；（2）注重中长期的稳定发展，将控制需求面政策与改善供给面政策、总量控制政策与结构调整政策、短期调控政策与中长期发展政策相结合；（3）由单一目标的平稳化走向多目标的平稳化。即不仅要实现经济增长率波动这单一目标的平稳化，而且要实现价格波动、就业波动、国际收支波动等多目标的平稳化。这些是更高水准的稳定性政策。
刘树成认为，我国1998~2002年的经济增长轨迹是一种极为平滑的轨迹，相当于日本 1963~1970 年 8 年的经济平稳向上走势，中国台湾地区1963~1973年的11年、1991~1997年的7年平稳走势；美国 1985~1989 年、1996~2000 年的经济走势，未来几年，中国可能还会保持这种平稳向上的走势。其原因在于这5年我们实行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对于1993年下半年出台的“软着陆”宏观调控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袁钢明认为，“软着陆”调控的主导思想是，在控制经济趋热的同时兼顾生产供给的持续增长。但是由于我国东西部地区“热”“冷”差异很大，对宏观调控的承受能力及反应能力差异也很大。因此，在“软着陆”中，应当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酌情调整贷款松紧力度，对于个别地区实行“点贷”，以增强调控效果。
面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通胀局面，刘树成提出要实现软着陆：一要及时削峰；二要适度从紧，包括从总量上从紧控制货币与信贷总规模、财政支出总规模、固定资产总规模，在结构上有紧有松；三是适时微调，对农业贷款和对销路好的企业流动资金贷款适度放松；四是抓住主线，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两个目标中先期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