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清政府正式定都北京后，就调集重兵，向大顺发动大规模进攻。英亲王阿济格率吴三桂、尚可喜等由京畿地区出发，经晋北、边外入塞进攻陕北。豫亲王多铎率孔有德、耿仲民等南下，经豫北进攻潼关。两路满、汉、蒙清军以西安为目标，形成南北钳攻之势。
清方大军压境，李自成面临需要两头应敌的严峻形势。战前，他命李过、高一功等将于陕北防御清军南下；命刘宗敏、刘芳亮、马世耀等将防御清军进入潼关。
在降清将领唐通的引导下，北路清军先头部队由山西保德渡过黄河，进抵河西陕北府谷之北的黄甫川。那种认为北路清军全部由此进入陕北于史不合。阿济格亲率部队是“自边外人陕西”的，还在此后。
唐通等清军进入陕北的时间，如他向清廷报称：“前汾州、应州、朔州三处兵马，俱从保德渡河，……于十二月二十二日俱已过尽。”在北路清军已人陕北时，多铎所率南路清军还没有抵达潼关，因此陕北告警先于潼关。这时阿济格因绕道土默特、鄂尔多斯征集战马，拖延了时日，大队人马即将南下，还未入塞。《豫变纪略》卷七对此情况记述：“是时，贼在西安，所谨备者北边耳，潼关谓有刘宗敏可无虑。及闻英王将南下，惧勿支，则调关中兵往应之，而其实英王远未来也。”
李自成闻李过、高一功报警，急从关中调兵应援陕北。
顺治《白水县志》卷上说：“清顺治元年冬十二月，贼闯自同州逾白（水），北趋延安逆战。未几，复自延安逾白趋同（州）。”
康熙《洛川县志》卷上载：“清兵南下，自成部毫侯李过守延数月，自成遣其部伪侯刘、贺、辜、高等来援。已而，自成亲至，率伪汝侯刘宗敏踞洛（川）浃旬。”
两县县志可证，李自成确有驰援陕北之举。同州（治所在今大荔）距潼关很近，距西安较远。从西安走洛川，应经耀州、宜君一路，他不走此路，而经同州、白水溯洛水北上，可知他北上前不在西安，而在潼关附近布置防务。李自成没到达延安“逆战”，只到洛川停留十天，这应是他又接到潼关军情报告之故。显然是他一时不能确定陕北、潼关哪边军情更急，需要等待新的情报决定驰援哪方。等待的结果是南急于北，于是返身又趋潼关。
十二月二十二日，多铎所率清军进抵潼关，等待红衣炮军。二十九日，刘宗敏率部与清军激战。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初九日，清军红衣大炮运至，依仗炮火攻势进逼关口，大顺军凿重壕，立坚壁，不能阻止清军攻势，李自成遂留部将马世耀所部七千余众阻敌，自率余兵返回西安作下一步打算。多铎奏报称：“十六日，大军自潼关起行，十八日至西安。自成料不能当，已于十三日焚其宫室，挈其子女，出蓝田口窜奔商州。”
史籍记载：“潼关破，……自成欲返据延安，闻唐（通）帅从黄甫川西渡，……知西安不能守。”“后英王出边，抵延安。自成惧，奔西安。”李自成放弃西安的原因，首先是潼关失守，潼关距西安比陕北近得多，多铎清军可以很快抵达。其次是陕北先有唐通的由晋西渡，继有英王阿济格的出边入塞。陷于腹背受敌之中的李自成自料难当，为保存实力，未等李过、高一功来会，就放弃西安南撤了。
顺治元年夏到山西清军首先进入陕北时，高一功、李过都在陕北，这年六月，高、李杀了大顺榆林守将王良智，由高一功接守榆林，备战清军。李过先在黄河渡口防御清军西渡，后从榆林一带退守绥德、延安。戴名世《榆林城守纪略》说：“顺治元年六月，高一功、李过杀王良智于演武场。一功代之，李过引东兵守河津。冬十月，大兵临河，李过溃走。一功尽毁厅舍，造悬楼，置大炮，日坐谯楼批简牒，杀人无算。十二月，英王自保德州过河，孤山、黄甫川诸堡皆降。”
清军从黄甫川进入陕北后，就向榆林、米脂、绥德南进。顺治元年十二月十四日进入米脂，屠杀了李自成的族人，大顺军在米脂与清军相持二十余日。
清军从黄甫川西进时，高一功率部战于双山堡等处，后退守榆林。唐通向清廷奏报：“本年（顺治二年）正月初五日，臣自绥德赴双山，与贼写战书一纸，将一切利害与贼高一功说明，……拾肆日未时，贼走榆林。”
李过、高一功是李自成的亲信将领，与清军战，不遗余力。《绥寇纪略》卷九载：“李锦（过）在榆林，唐通从黄甫川过河，……以抄其后。锦颇善战，贼中号小李，与通斗，殊有胜负，其时睢榆林一队能相持。”史料又说：“惟榆林守将高一功乃闯贼旧党，坚拒相抗。”
清军在陕北发动军事攻势的同时，积极招降大顺军将领和官员。尤其是那些已降大顺的原明将领，如黄甫营守将高鸾等，当清军压境，便见风使舵，背叛大顺降清。降清原明将领王大业是陕北人，熟悉当地人情，随山西清军进入陕北后，受命进行招降活动。他向清廷奏言：顺治元年“十二月二十日，职抵米脂，次日，蒙英王令旨，委职延绥总兵，料理政务。职于本日即抵响水，差人招抚，……二十八日止，自响水起，宁寨止，共壹拾营堡，俱倾心迎降，即定边等处，亦次第投顺矣。”
顺治二年正月后，绕道塞外蒙地的阿济格所率清军陆续入塞南下。阿济格率兵八万，沿途在晋北等地征集了大量部队，加上大顺军原明将领的投降，实力更加强大，这使高一功、李过的抵抗更为艰苦。
道光二十一年《榆林府志》卷九《纪事志·历代纪事》载：“（顺治）二年正月十五日，英王至榆林，伪权将军高一功、伪节度使周士奇遁走。”
从《清史稿》卷二百三十三《车布尔传》中，我们也可以知道阿济格军至榆林的时间，和大顺军抵御清军等情况。车布尔“复从英亲王阿济格西讨自成，师出塞，道土默特、鄂尔多斯。入塞渡黄河，凿冰以济。顺治二年春，师至榆林，贼夜袭蒙古军，车布尔与牛录额真（佐领）苏拜往援，破敌，还军遇伏，复纵击却之。同与固山额真（都统）伊拜拊徇旁近诸州县。”攻榆林的情况，只是清方的说法，实际上由于高一功等的坚守相抗，清军并不能轻易攻下。
《二臣传》卷二《尚可喜传》记：“（顺治）二年二月，英亲王驻师米脂时，自成兄子锦（李过）踞延安。可喜议，令诸军分攻，克延安城，锦窜遁。”
因清军不能很快攻克榆林由北向南尽收大顺领地后再南进，于是才有尚可喜的“分攻”建议。又因有降军的助力，阿济格便得以只留下大同总兵姜壤、榆林总兵王大业、宁武总兵高勋、宣化副将康镇邦等降将进攻榆林，自率八旗主力继续南下分攻绥德、延安。
绥德是大顺军阻击清军的重点地区。《满州名臣传·湖里布传》说：“（顺治）二年春，师至绥德州，贼乘我未列阵，掠取马数十。瑚里布追击之山颠，击溃贼众，尽获其所掠马。”这里提到了两军的一些战况。据《满州名臣传》等清方史书记载，清军有瑚里布、翁爱、哈宁阿、路什等将在绥德与大顺军交战，可知绥德之战虽不及延安大，持续时间长，但也不算小。
清军与大顺军在绥德、延安之间也有战事。嘉庆《延安府志》载云：“流贼李自成遣兵四万，窃据延安。英王将兵八万，从府谷济河，复绥德来攻延安，路经瓦窑堡，兵战，散屯鲁家屯、潘陵等处月余，自成兵溃乃去。”只是这些地方不是军事要地，没有发生大的争夺战，但说明李过所属大顺军，是由北向南有效地节节阻击了清军南下的。
延安是大顺军在陕北最后阻击清军，顽强守城的地方。从清军参战将领的传记中，我们可以了解两军的部分交战情况。
《清史稿》卷二百五十四《希尔根传》：“顺治二年，从英亲王阿济格讨李自成，围延安，大败其众。其将一只虎（李过）者，称骁勇，数犯我师。希尔根三战皆克，遂至西安。”
清国史馆《哈宁阿传》：顺治二年，“击贼绥德州，贼闻风遁走，追败之延安府，城内兵出犯左翼军，又击却之。”
《满州名臣传》卷十《阿积赖传》：“随英亲王阿济格攻延安城，贼劫我辎重，阿积赖击之走。”
《满州名臣传》卷九《路什列传》：“（顺治）二年，随英亲王阿济格赴陕西，征剿李自成，断其归路，与副都统阿喇善败贼绥德州，遂围延安府，自成兄子锦（李过），据城抗拒，路什随大军七战皆捷，锦遁去。自成为豫亲王多锋所败，弃西安，南走商州，遁人湖广。”
清国史馆在阿济格随征将领的传记中还说，伊拜、佟岱等也是“败贼延安”的将领。清方不记清军的败将败绩，实际上大顺军绝非那么不堪一击。清朝上列记载也承认一只虎李过的骁勇，从中也不难看到大顺军多次主动出战。
《怀陵流寇始终录》甲申剩事中说：“英王攻延安，……贼守二十日，食尽，闻闯贼去，兵溃。”清军攻城二十日不下，仅此足见大顺军的坚守相抗一斑了。记载言明了李过退走的两个原因，一是部队缺乏食物，二是得到了李自成放弃西安南去的消息。李过能知此讯，当然也知道潼关失守的消息。李自成未“返据延安”，潼关一失，延安及整个陕北必然难守。李自成对此是清楚的，因此他不会让李过、高一功死守延安、榆林，徒损兵力，只会让他们竭力阻缓清军的南下速度，待李自成远去后撤出陕北。
《流寇长编》卷十九载：“贼……守（延安）二十日，食尽，李过挟精骑数百奔榆林。”李过撤离延安时部众还很多，少数精骑奔榆林，可能是向高一功通报情况。由于西安已被多铎军所占，李过不能南去，他应先西走安塞，经靖边、定边折而南下。
守榆林的高一功也应得到了李自成南去的消息，当清降将姜壤、王大业等大举进攻榆林时，他便放弃榆林退走。道光《榆林府志》卷九《纪事志·历代纪事》载：“（顺治）二年正月十五日，英王至榆林，伪权将军高一功、伪节度使周士奇遁走。”民国《米脂县志》卷八《纪事志》说：“清军（顺治）二年正月进攻榆林，伪顺留守高一功及节度使周士奇等皆遁，取道响水堡，驻延安，后奔西安。”高一功经过了榆林之南的响水堡，但说“后奔西安”显然有误，高一功撤退时也未必到过延安。
《榆林城守纪略》说：“（英）王以大兵自镇川沟南取西安，……又追破一功于波罗，一功遁走。”乾隆《怀远县志》卷三《纪事》载：“（顺治元年）冬十二月。我大清兵渡河，从镇川沟南取西安，分别部唐通、姜壤诸师收榆中。二年正月十四日，贼将高一功拒战于常乐，败奔响水。十六日，我兵入城安抚，姜壤追至波罗，又大破之，高贼遁去。”1993年《横山县志·大事记》说，这月“十六日，清军追至波罗西门滩打散义军”。
响水之西20公里是波罗，在今横山县境内，这里西通靖边、定边。波罗之战应是高一功撤离陕北时发生的。《榆林地区志》卷一《大事记》说：“李自成放弃西安退往湖广，李过、高一功等率残部由定（边）、靖（边）退出陕北，清军占领榆林、绥德等地。”此说李、高经过定边、靖边退出陕北是可信的。
李过等率部约于顺治二年正月撤离陕北，经陇东、关中西部，于三月至汉中，四月进入川东北的太平（今万源）、东乡、达州、夔州、新宁（今开江）等地到达鄂西。大顺军撤离陕北途中，是李过前行，高一功在后，相隔距离较远。高一功经过宁夏盐池境内的惠安堡，可能等待甘肃、西宁等地的大顺军一同南下，李过先抵川楚边境时间较长，高一功方至。合营后除李过、高一功两位主将外，还有李友、贺蓝、刘汝魁、马重僖、张能、田虎、杨颜昌。他们大多也是在陕北抵御清军的大顺军将领。
李过、高一功守陕北时的总兵力各书不提，但史料记载了他们到达湖北合营后的兵员数量。《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载有清驾臣李可学奏报：顺治二年四月，“由襄阳以下，闻荆门、当阳等处，潜有一只虎（李过）等十余股近十数万，……查此叛逆，乃自陕西延安逃下”。《明季南略·堵胤锡始末》说：这年八月，李过“与高一功合十营约三十万众，自川、陕由当阳转战而来，剽掠荆南间”。《永历实录》卷七说，其时“高（一功），李（过）部号三十万”。他们南下途中和到鄂西战斗后，兵员应有增减，但不会太大。记载对了解他们在陕北时的兵员数量可资参考，“十数万”、“三十万”、“号三十万”大体表明，大顺军陕北战役受损不大，战后还有相当实力。
李过、高一功先后退出陕北，阿济格军没有尾追这一路大顺军，而是南下西安后追击李自成。《清史稿·阿济格列传》记：顺治元年，“命为靖远大将军，自边外人陕西，断李自成归路，八战皆胜，克城四，降城三十八，时自成为多铎所败，弃西安，走商州。诏多铎趋淮、扬，而命阿济格讨自成”。
这里提到的交战次数和克、降城数，是阿济格二月十七日上报的。这时，李过、高一功应已经从陕北退走，阿济格也当已出了陕北，还未出陕西与李自成所率部队接战。所言“八战”和“克城”数，没有史料都能证实，不过多少也能反映清军与陕北大顺军的交战情况。克、降城共42座，陕北有城约为此数的一半，也就是说降城数中有不少是陕北以外的城。大顺军撤走之后，秦属各城只能降，这是不言而喻的。
“历史是胜利者的宣传”。由胜利者写的顺、清交战史，对清方的战果有所夸大，败绩有所掩饰，是显而易见的。
